張宏傑 林喦：關心歷史其實就是關心自己

作者：張宏傑 林喦

來源：作者博客

張宏傑簡介：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清華大學博士後

林喦：文學博士。藝術學博士後，渤海大學，教授

林喦：

我是從一部名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歷史文化散文專著開始認識張宏傑的，因為他與我同齡，都是上個世紀70年代生人，看到他的這部《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作品，使我對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橫生敬佩之心，於是，我成為了他的義務廣告推銷員，當有人讓我推薦一些可以閱讀的書籍時，我會在歷史方面的作品中推薦兩部作品，一部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一部就是張宏傑的《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後來，我陸續讀到了張宏傑的幾部作品，包括《讀史與論人——千年悖論》《中國人的性格歷程》《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乾隆皇帝的十張面孔》《做天下很累》等等。他的諸多作品主要關注的是中國歷史、文化與國民性的問題，他會用張宏傑式的思維方式和語言風格去書寫歷史上的諸多所謂大人物、大事件，更顯得鮮活、生動，更賦予一種新鮮的歷史感和時代感，與我們接觸到的歷史書上常規性記載的所謂真實的歷史相比更具有了真實感與真誠感。我不能說張宏傑還原了歷史，但至少在讀其作品的時候，讓讀者更加感覺到了我們正在接近一種歷史，「歷史」在他的筆下更具有了一種復活性的合理性，更富於啟迪性。我們不能一味地讚揚什麼，也不能一味地貶低和否定什麼，每一階段的歷史和每一個在歷史上存在的人物都有其特定時期特定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

作家莫言在張宏傑的《讀史與論人——千年悖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4月版)一書的序言《當歷史撲面而來》中曾這樣評價過：「張宏傑是個觀察和記錄的高手。他冷靜細緻的筆法，把人性的複雜性、深奧、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表達得淋漓盡致，原本熟悉的歷史事實在他的筆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鮮而又迷人，讓我們這些;歷史書頁背後的觀賞者觸目驚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當歷史撲面而來，我們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確認自己的淺薄」。這樣評價中肯而深刻。

有幸認識張宏傑是因為他曾經在渤海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短暫工作過，後來他去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又去清華大學做了博士後，我們同事過，有過幾次面對面的交流，在與他的交流之中，我感覺到這位聰明絕頂的傢伙內心乾淨而純潔，不圓滑、不世故、甚至有些不諳世事;但他做事堅定而執著，甚至有一股子軸勁兒，在他的臉上，常常鐫刻著一種叫做滄桑和深刻的東西，因為有這樣的一尊面容也就有了上面我所說的諸多作品。在這裡推薦他的一篇抒寫青澀與艱辛、執著與激情的文學青年心路歷程的文章，題目為《我的文學青年生涯》，值得一讀。

林喦：宏傑，你的《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中的七張面孔，也就是七個人物：一個皇帝朱元璋；一個篡位者朱棣；一個清官海瑞；一個太監魏忠賢；一個造反者張獻忠；一個叛徒吳三桂；一個忠臣鄭成功。大明王朝這出歷史大戲裡的七個角色，每一個都演得活靈活現而又身心交瘁。你是怎樣在你當初作為一個銀行職員的工作環境中想寫這部作品的？為什麼選擇了明代和明代這幾位人物？

張宏傑：因為明代是個很有意思的朝代，出了很多特別複雜，特別好玩的人物。我發現，大漢奸大叛徒吳三桂其實是個一個美男子，血性男兒，一個英武絕人的性情中人。吳三桂不僅外貌俊美，還是無與倫比的戰士，一個曾視榮譽如生命的忠臣孝子;魏忠賢是個憨厚粗朴待人真誠的「傻子」，這個「傻子」原本胸無大志，到52歲了還滿足於做一個「伙食管理員」;所以我起初的動機是寫人性。不管好人壞人，他首先是人。中國的傳統是把一個人神化和鬼化，就是不能做為一個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去看。有人說，中國歷史與其說是一個記錄的過程，不如說主要是一個抽毀、遺漏、修改、塗飾和虛構的過程。但是，再高明的修改和塗飾都會留下痕迹，沿著這些痕迹探索，把那些被神化或者鬼化的人物復原為人的面孔，這實在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

同時這個朝代也是中國歷史性格的典型代表，所以也有一些內容是對整個中國歷史的思考，比如對朱元璋、張獻忠的評價就不只停留在個人性格的分析。「寫朱元璋，分析了中國專制主義社會的性格，寫張獻忠，有不少篇幅在重新評價中國農民起義的作用。」

林喦：歷史是一面鏡子，你寫了諸多的歷史人物，肯定不是為了整理國故，你想表達什麼呢?或者說你的創作觀念是什麼呢？

張宏傑：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文學已經失去了思想性和批判性。可以說，對社會的反思批判工作，思想界特別是歷史學界已經幾乎取代了文學的作用。

「歷史吸引我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歷史是人性展示的廣闊舞台。在歷史裡，人性有機會表現它平庸生活中難得展示的一面。在漫長的歷史中，各種各樣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經發生過了，任何一個小說家極盡想像力，也寫不出這樣精彩的劇本。歷史比小說更好看。

另一點原因，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是由歷史塑造的。今天社會的所有問題，幾乎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答案。所謂太陽底下無新事。如果不讀懂中國歷史，你永遠不會懂得中國現實。

目前的大眾歷史熱潮中，存在以下幾類作品：一是我和吳思先生這一類。在目前的大眾歷史熱中，我想我和吳思先生的共同之處可能會多一些，那就是我們都更多的關注歷史的「啟蒙作用」。大眾歷史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把埋藏在圖書館和學者書齋中的歷史知識轉化為可供大眾享用的公共文化產品。它應該帶給公眾一種新的觀察歷史的角度，激發起公眾對歷史的關注，並在一個廣大的、比較的歷史背景下來思考中國的現實。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成果通過歷史類作品傳達給大眾。二是當年明月、易中天先生這一樣。他們在輕鬆愉悅中普及歷史，功不可沒。這一類讀者極其龐大。三是借歷史熱傳達負面文化價值的作品。這很令人警惕。比如一系列帝王戲，歷史劇，都是將當前現實中百姓關心的各種社會熱點問題改頭換面移植到劇情中，然後借用明君賢臣的力量將這些問題一一解決。這些作品明顯表現出對人治的好感，對權力的崇拜，對帝王權力的信任。希望康熙"再活五百年"說漢武帝"燃燒自己溫暖大地"。這是毫不掩飾的「文化獻媚」，我為這些人感到羞恥。

有些讀者稱我的作品為「翻案文章」，稱我的寫作是「顛覆歷史」。我想，他們不過是借用了這個熟悉的名詞而已。事實是，愚蠢的、不近人情的敘述方式過於泛濫，因此，一個稍稍正常的聲音聽起來也許就更引人注意一些。如果說「顛覆」，我想，我顛覆的是接近歷史的心態。我接近歷史中那些「鬼」或者「神」時，並沒有心懷恐懼，我堅信他們不過是「人」。

林喦：現在，你的諸多這品很有影響力，也有自己的讀者群，在學界很多人認為你的這品無法用現代的小說、散文等規範的文體進行總結和概括，因此，就有的說是「跨文體寫作」或者稱為「歷史散文」「歷史文化散文」，我個人覺得用「歷史文化隨筆」更好，是不是這樣的方式更靈活，更易於你自己對歷史的認知、個人思想和情感的表達，更利於你的語言風格的表現？

張宏傑：我的寫作風格是沒有任何預設，完全是隨心所欲，自然形成的。我想，我的文學青年階段形成的比一般歷史寫作者更多的文學氣質，但與此同時，又有叫真態度，對真相對細節準確的叫真，結合起來，就成了這樣的一個風格。

有人說這種寫作是所謂「合金體」，指的是我的寫作跨文體寫作，摻雜了大量小說式、歷史報告文學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寫法。有的評論說，「在敘述中，他表現了一個高超的小說家的技巧，有意識地強調了情節的設置。張宏傑史論文字敘述的流暢、情節的開合、語言的力度，所帶給人的，是小說式的閱讀快感。」「他的作品在紀實與虛構、文學與歷史之間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支點，語言豐盈而鮮活，深刻而精當，張宏傑的跨文體風格，在藝術上有所創新。」

讀者們對我的詫異集中在兩點：一是年齡，二是職業。許多人都說，一直以為你至少是中年人。更多的人不明白，為什麼學財經的我把筆伸向了歷史。

他們的表情說明，歷史是一個年深日久堆得下不去腳的舊倉庫，缺乏耐心的年輕人和沒有專用工具的非歷史專業者應該被擋在門外。

確乎如此。上中學的時候，歷史是我最討厭的課程之一。這門本來可以寫得和教得非常有意思的學科被編成了一種單純用來折磨學生的東西，從頭到尾羅列著重大事件的概述、意義、年份、地名。這些乾巴巴的內容被用來做填鴨的飼料。這種教育方式，就象把一盤熱氣騰騰香味撲鼻的好菜冷卻、風乾，分解成各種原料：維生素、糖、鹽、味精，讓你一樣一樣地吃下去。我想像不出有什麼事能比這更愚蠢。

而大部分學術著作也好不到哪去。我認為，學問的最高境界，應該是「好玩」。常常使我奇怪的一件事是，為什麼學問到了某些中國學者手裡，就單調呆板，變成了概念、意義、材料的集合。而洋鬼子們的那些學術名著，卻大都有聲有色有滋有味兒，甚至眉飛色舞神采飛揚。中國式的學術研究包含了比西方多得多的目的：政治、意識形態、職稱，可是往往唯獨缺少了一項：興趣。

因為如此，絕大部分讀者眼中的歷史面目可憎，或者是《二十四史》式的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並且佶屈聱牙。一提起歷史，許多人都敬而遠之。不過，我碰巧遇到了幾本好書，改變了我對歷史的印象。

在我高考的時候，財經是熱門，所以報了自己並不特別感興趣的東北財經大學投資經濟管理專業。大學四年我基本上是在學校圖書館和大連市圖書館渡過的。白雲山路幽靜山谷里那座巨大而優雅的米黃色建築在我的記憶中依然清晰。大約一九九一年前後，我在那裡讀到了這樣幾本書：格魯塞的《草原帝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費正清編的《劍橋中國史》。這幾本書引起了我對歷史的興趣。偉大的學者們講述歷史的聲音聽起來也是那樣迷人，看看《草原帝國》的作者是怎樣開始他的序言吧：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他們的名字廣為人知。西方編年史家和中國的或者波斯的編年史家對他們的敘述使他們名揚四海。這些偉大的野蠻人闖入了發達的歷史文明地區，幾年之內，他們使羅馬、伊朗或者中國瞬間化為廢墟……

還有《萬曆十五年》那洋洋洒洒的開頭。這種散文式的敘述改變了我對歷史的印象。這四年對我的寫作關係重大。如果你機緣巧合，踏進了歷史這座舊倉庫，你常會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有人說，中國歷史與其說是一個記錄的過程，不如說主要是一個抽毀、遺漏、修改、塗飾和虛構的過程。但是，再高明的修改和塗飾都會留下痕迹，沿著這些痕迹探索，把那些被神化或者鬼化的人物復原為人的面孔，這實在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

事實上，在我眼裡，歷史是個好玩的、多姿多彩的、甚至迷人的東西。

甚至，我要說，我所看到的歷史是一個活著的海洋，而不是一片乾枯的標本;是一位性感的姑娘，而不是乾癟的老太婆。歷史是戲劇，是詩，是音樂。

做為一個曾經被歷史教課書折磨的學生，我經常站在「普通讀者」的立場去考慮我的寫作能否在傳達見解的同時，給讀者帶去閱讀快感。因此，我的寫作過程既是堅持用自己的聲音說話的過程，又是千方百計、殫精竭慮地討好我的讀者的過程。我堅信，面對「普通讀者」，並不妨礙我寫出有份量的好東西，或者說，更有助於我寫出好東西。

我一直十分尊重讀者們把歷史講得輕鬆、好玩、有趣的要求。打個比方，歷史事件在史書中已經被風乾，成了脫水食品。我的努力就是給這些食品澆了一壺清水，讓它們又一次翠綠可人。

林喦：隨著紙質閱讀的人數下滑，人們越來越多地對傳統意義上紙質表述的文體(如詩歌，小說、散文、戲劇)所投入的熱情越來越少，而你的作品卻在這種情況下有如一股子清泉，滲開人們的閱讀心扉。富於個性的文筆與極為流暢語言，尤其是在行文中透射了你個人的智慧和對歷史的具有非一般意義上的個性化思考，給人以啟迪和「換了腦筋」的感覺？是這樣吧？

張宏傑：在很多國家，歷史熱是一直存在的，歷史類圖書經常會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在美國，可以讓公眾完整地了解過去，但又沒有因迎合大眾而喪失史學寫作的品質和品味的優秀作品層出不窮。美國有兩個獎項在歷史學家圈中影響很大，一個是著名的普利策歷史類獎，另一個就是歷史悠久的Bancroft獎。美國有一種「公共歷史學者」，英文稱謂是「public historians」。公共歷史學者本身也是學院派出身，受過嚴格和良好的專業學術訓練。只不過他們面對的對象是大眾和其它專業人士，他們講的不是所謂的Popular History (大眾史學)，還是正經的、嚴肅的歷史知識。我想，中國以後也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目前，中國社會的這種需要，多是被「百家講壇」和科班的或者自學成才的大眾歷史作者代替了。

我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讀者不僅需要「史實」，更需要「史識」，或者說「思想含量」。這種「史識」不是指史書中那些可以供我們「經世濟用」的「權謀」、「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層的東西。永遠不要低估大眾的需求品位，特別是不要低估這種需求的意義。歷史是記憶，更是反思，一個不會反思、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任何希望的。只有與當下結合起來，歷史才真正有意義，因為通過閱讀歷史，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自己。通過回望來時路，我們可以更準確地定位我們這個民族的坐標，更清楚地判明民族的前途。這不僅僅是「食肉者謀」的事，因為只管低頭拉車，不用抬頭看路的幸福時代已經過去，每個人都有責任為我們生活的共同體出謀劃策了。自從《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以來，我平均每天都要收到兩到三封普通讀者的來信。這些來信中，不乏認真、成熟的思考，有的思考成果讓我深受啟發。由此我認識到，因為歷史學術的表述形式越來越專業化和技術化，史學家們的思想成果很難為大眾所分享，由我們這些「業餘寫史者」用通俗的方式來傳達「史識」就更加重要。我十分願意做這樣的事，也期待著讀者與我進行認真的交流。

林喦：很多人喜歡挖掘歷史，中國綿長的歷史也給後人提供了無限挖掘的可能，無論對歷史上的人物還是歷史上的事件。影視喜歡戲說歷史，小說家喜歡翻新歷史，散文家也不例外，比如余秋雨，比如王充閭。而你也同樣在挖歷史的古，但你的挖古確實與眾不同，你是如何閱讀和搜集歷史資料的，並這樣在歷史的資料庫里梳理和選擇、提取想寫的人物和事件呢?

張宏傑：雖然從事的是通俗歷史作品的寫作，但是你的寫作一定要，或者說要竭盡全力做到提供史料的真實可靠。我的作品，結論也許讓人感覺新鮮、另類、富於顛覆性，但我所依靠的是其可信度被經過嚴格考驗的歷史材料。

作為「非專業」的歷史類讀物寫作者，許多探索當然是站在他人的研究成果上進行的，幸運的是，這幾年來，我能越來越多地看到有性情、有風骨、有真知灼見的學術作品。許多優秀的作品對我都有幫助。同時，別人消化過的史料畢竟不能完全適合我的需要，我還不得不大量搜尋使用第一手的原始資料。中國歷史史料的豐富是世界罕有其匹的。特別是大量野史的存在，給作者們使用史料帶來了一定難度。所以，我在使用史料時分外小心。我每寫一個人，會盡量收集到所有與他有關的史料，並把多種資料進行對比，從來不會使用那些涉嫌誇張、穿鑿的小說化的野史，雖然也許他們對我塑造人物很有用處。

林喦：你說過，「歷史比小說更有趣」，其實，我認為，小說是文學的小說，而歷史是人類的小說，你把歷史講的很有趣，也很好玩，你與自己的寫作標準。

張宏傑：毫無疑問，「普通讀者」的閱讀需求里包括「歷史」。因為歷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追根溯源是每個人的本能，講古敘舊是一種滋味濃厚的娛樂。當下的「歷史熱」的興起，其主要原因是「寫史者」的非歷史專業背景，通過他們的寫作「大眾」首次得到「歷史寫作者」的尊重。而歷史學術的表述形式越來越專業化和技術化，史學家們的工作成果很難為大眾所分享，這為「非歷史專業寫作者」提供了機會。這些寫史者的興趣結構和普通讀者相近，與歷史學家們的見怪不怪比起來，他們有更大的熱情、興趣和濃厚的好奇心，見了什麼都要大呼小叫，嘖嘖稱奇。所以他們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艱深論文與普通讀者之間的障礙，把歷史講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

史學家們的工作成果很難為大眾所分享，這為我這樣的「非歷史專業寫作者」提供了機會。我儘力去表達人性的複雜、深奧、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我試圖通過一些重要的面孔去「勘測歷史的乖張與詭異」，用現代意識來還原歷史深處的人性奧秘，凸現生命個體在歷史文化困境中的無奈、尷尬和妥協。我試圖展示了歷史——這個才華橫溢的藝術家、惡作劇的超級愛好者、視萬物為芻狗的麻木不仁之輩——為人性設置的千奇百怪的困境，以及人性在這些境遇下表現出的複雜。

林喦：《中國人的性格歷程》(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2月版)是你的幾部「歷史」專著以外比較特殊的一部，應該說，這本書從世界、中國的大世界觀和歷史觀角度，對中國人與韓國人、日本人、美國人以及猶太人民族性格，歷史與現代的發展脈絡，梳理了中國人國民性的問題，文中充滿了對中國文化的質疑、探尋和反思。

張宏傑：如果仔細翻閱中國歷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程如同直跌下來的三疊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如果你不信，我在這裡可以隨手舉幾個例子。

先說尚武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那些爭雄競長的大國，個個都強悍好戰。《詩經·秦風·無衣》的「注」中就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班固在《漢書》中也說：「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

連今天說著吳儂軟語的吳越地區，在先秦時代也是一片氣質剛勁的土地。《淮南子·主術訓》篇說：「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班固這樣描寫這片土地的尚武遺風：「(吳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

我們再來看看後來的中國人。

在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意外地發現，中國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驚訝地發現，這個帝國里最聰明的人看起來都象女人：「無論是他們的外貌氣質，還是他們內心的情感流露，他們看起來全像是溫柔的女子。要是你對他們尊敬禮讓，他們便會比你更加謙和。」居留中國的幾十年里，利瑪竇也看過上流社會的人打架，不過其情景卻讓他啞然失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他們很少殘殺，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這種爭鬥的方式。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沒有什麼真正的男子陽剛之氣，主要是，他們大多數人連小刀之類的兵器都沒有」，「這些男人們不惜每天花費兩個小時來梳理他們的長長的頭髮，考究地整理他們的服飾，他們就這樣悠閑自得地打發著美好的時光。」

我們再來看看俠義精神。

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的光芒最燦爛的時代。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他們如同珍視眼珠一樣珍視自己的個人尊嚴，對「平等」兩個字甚至達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即使在座位安排這樣的小事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春秋時代的俠客們天馬行空，無視法律規範，只聽命於自己的良心。而《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卻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第四十五回鑽天鼠盧方初次見到包拯，對身邊的展昭說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么?」於是自上刑具，而「眾人無不點頭稱羨」。

春秋時的俠客傲視王侯，對任何人都不假辭色。而《三俠五義》第四十八回寫五鼠面見宋仁宗，這些英雄好漢見到皇帝，都「心中亂跳」、「匍匐在地」、「觳觫戰慄」，所謂的「江湖自由身」與權力一遭遇，立刻顯出十足的奴性。「鑽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盤桅鼠」、「混江鼠」這類寵物式的命名，他們也都欣然接受。

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極終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如《三俠五義》所寫，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家裡廣有田產，實乃地產豪紳，五鼠則是陷空島漁霸。

我們來看一看文學作品中反映出的精神面貌。

《詩經》裡面有許多篇章，大膽地描寫愛情，甚至性愛。先民們的天真爛漫和心無雜念，如同狂風暴雨洗後的天空，高遠而純凈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詩經裡面充滿了生命的歡欣，充滿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對《詩經》的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唐宋時代，中國人在思想上的原創力不再，但是文學藝術方面的創造力卻突然勃發。唐詩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藝術生命力，精神蓬勃，氣象光輝。其風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渾壯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詞則為中國人表達情感開闢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約和生活化更勝唐詩一籌。李澤厚說：「只要中國人還說漢語，只要中國人還用方塊字在進行寫作，那麼唐詩宋詞的魅力是永恆的。」

然而宋代以後，詩人們的才性、閱歷、學識均大幅崩塌。他們畫地為牢，處處模仿著過去，重複著過去，以詩寫得象唐或者象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們都已經形成固定的解釋方式、感受方式和表達方式。他們以拾前人余慧為榮，不敢越藩籬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詩壇，沒有一點激情和衝動，沒有一點真性情，甚至沒有一個真表情，除了納蘭容若外，居然沒再產生一個有影響的詩人。

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個民族只剩了一個外殼，沒有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腐爛的氣味，從上層到下層，人們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用湯因比的話來說，這種生活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著只是因為它已經僵化了。」(湯因比《歷史研究》)如果說這幾百年中國人有什麼進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學和民間騙人造假術上的進步。

因此，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後的中國人，其實是兩個物種。其差別就好比一個好罐頭和一個變質罐頭的差別，或者說是石墨與鑽石的差別：雖然同是由炭原子構成，性狀卻已經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見底，漢唐是中游，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游，經常斷流，奄奄一息了。

這個變化的過程，為什麼如此?因為專制制度的演進。

黑格爾說中國是個「停滯的帝國」，湯因比說中國幾千年里處於「僵化狀態」。如果因此而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沒有發展，那無疑是錯誤的。幾千年的中國史其實就是一部專制技術發展史。

專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種制度。為了讓這一家一姓能夠千秋萬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盡最大可能地壓縮社會其他人群的權利和利益，盡最大可能地消滅一切對專有權力的覬覦和挑戰，盡最大可能地維持穩定，保持現狀，防止社會發展變化。套用魯迅在《春末閑談》中的比喻，專制技術就是掠奪者刺在中國社會神經上的一根毒針，它使得中國社會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於它肆無忌憚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華民族最大的發明創造不是「四大發明」，而是專制技術。這一技術，有高深的理論，有精密的設計，有龐大的體系。

從韓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後有許多理論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國範圍內確立郡縣制度，是這一技術大規模應用的開始。漢武帝「獨尊儒術」給秦始皇創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適用的意識形態體系。

唐太宗完善了科舉制度，把社會的智力資源統一到「皓首窮經」這一條路上來，有力地從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識分子的頭腦。清代諸君，則大興文字獄，在人們頭腦里直接建立監獄，終於把專制制度推上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峰。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停滯」「僵化」，正是專制制度所要達到的目標，正反映了專制技術不斷發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鳩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專制的原則是恐怖，專制的目的是平靜。」(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因此專制技術發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說這種技術成果的體現，就是一部漫長曲折的國民性演變史。

從梁啟超到魯迅再到柏楊、龍應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認定中國人身體里有一種難以治癒的「過濾性病毒」。報刊雜誌上，關於「國民性」的案例和報導每每引起全體中國人的熱烈討論。當然，也有人說，所謂中國人的「國民性」，是西方的傳教士和鴉片販子對中國人「精神殖民」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為了打擊中國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們的殖民統治。不論如何，「國民性」已經成為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最熱衷討論的一個辭彙，殆無疑義。

在人類歷史上，似乎還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對自己的國民性深惡痛絕。也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掀起過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從晚清開始，中國人就堅信，只有徹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國人才能浴火重生。魯迅、柏楊、龍應台，一代代精英杜鵑啼血，反思、批判、痛罵甚至詛咒國人的劣根性;從梁啟超、陳獨秀到胡適，各派知識分子們苦心積慮，提出種種國民性改造方案;從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一代代掌權者更發起多次運動，或者「訓練民眾」，或者強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私心一閃念」，試圖塑造一代全新的中國人。可惜，迄今為止，梁啟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國民性缺點，大部分還鮮活地紮根在社會深處，而且在某些方面還有愈演愈烈之勢。

事實上，這反映出的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不成功，或者說現代化的久而無功。

從梁啟超到魯迅，國民性問題仍然被簡化為一個社會成員人人洗心革面的問題。似乎只要人人痛下決心、悔悟自新、告別舊我，即可成為一代新人。個人與社會本來是一種雙向影響的關係：個人的行為固然會影響社會，社會環境更有力地影響著每個人的選擇。然而，從嚴復、梁啟超直到魯迅、陳獨秀，始終只強調前者對後者的決定影響，而且把它絕對化。這種「單向決定論」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實是中國傳統「心學」的另一個變種。當1916年到來之際，陳獨秀仍然滿腔熱忱地向國人呼籲，人人「從頭懺悔，改過自新」。「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後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進而「以新國家，以新社會」，而使「民族更新」。幾個月後，李大釗也向中國青年發出了自覺再造自我的呼籲：

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門懺悔之功，遵耶教復活之義，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棄罪惡之我，迎光明之我;棄陳腐之我，迎活潑之我。……

毛澤東是清末以來「新民」說、「激進主義」「徹底解決論」的集大成者。他將思想改造手段運用到了極致。誰都不會懷疑毛澤東用心之良苦。然而結果似乎並不盡如人意，經過如此艱苦卓絕的努力，到今天為止，國民性問題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明顯的解決，某些方面似乎還有所退步。梁啟超說過：「內亂者，最不詳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優美純潔之民。內亂時，民生六種惡性：僥倖性、殘忍性、傾軋性、狡偽性、涼薄性、苟且性;內亂後，亦生兩種惡性：恐怖性、浮動性。」

人性是不變的，或者說人性中有無限的可能，在不同的環境下，會趨向不同的發展。惡的制度縱容人性中的惡。用胡適研究者邵建的話來說：「很顯然，一個說謊成性的體制肯定養成國民說謊至少是不說真話的習慣，這不是『國民性』而是『國體性』。因為在既定的遊戲規則面前，人本能地會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如果一個『薩達姆』+『薩哈夫』式的體制，反說自己是世界上言論、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國家;那麼，你怎麼可以想像這個國家中的一般人會說真話呢?他不用計算，也知道自己將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這時,『卑怯』之類的國民性批判再尖銳再深刻也沒用，要緊的就是要改變這個『卑劣』的遊戲規則。」

把所有的事情都混到「人性」里談，沒有意義。從制度和文化角度思考才有意義。胡適說，好的制度最大功用，就是能約束人性中的惡：「我們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卻能使人不敢輕易為惡」。「第一要給他一個實習做公民的機會，就是實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減少它為惡的機會，使他不敢輕易犯法。」「民治主義是一種信仰」，「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範圍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訓練,更可以維持法治」。胡適這一思想的源頭顯然來自西方。胡克爾說過：「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獸好不了多少，並針對這種情況作出規定，以規範人的外部行動，使它們不致妨礙所以要組成社會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這種地步，它們便不是完美的。」

林喦：對於當下的作家而言，寫作實在是一件清苦的事情，出書也是一件極為不容易的事情，很多作家都拘囿於自我欣賞和自我陶醉之中，但一位作家的作品一旦被影視劇所用，就感覺有了出頭之日，所以很多作家也就觸電做了編劇。這也沒有什麼不好。你在2012年5月份上了央視的百家講壇，也讓你觸電火了一把，談談你上百家講壇的感受?

張宏傑：首先我不願意用「上」這個詞，就是一檔傳播節目。而且做《百家講壇》和「火」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這幾年這個節目已經不那麼「火」了，印象中這幾年沒再出過什麼影響特別大的人吧。

不過應該說我錄製這個節目是很認真的。我很重視大眾傳播，我沒有書齋情緒，似乎一面對大眾就降低自己似的。我願意麵對大眾，儘可能地傳播自己的思考，用大家喜歡的方式給他們講我自己對歷史的看法。我感覺這從哪個方面看都是好事。

《百家講壇》編導打來電話，我講的《成敗論乾隆》(上部)的收視率超過錢文忠先生的《百家姓》和閻崇年先生的《大故宮》，居今年上半年收視率第一。說實話，沒想到會獲得這樣高的收視。

錄製百家講壇，心情談不上什麼激動，因為八年前，央視著名主持人柴靜就建議我錄百家講壇，但是因為與那時的編導思路不合，我拒絕了那次機會。錄百家講壇和出書一樣，都是為了把自己的觀點傳達給讀者。在《百家講壇》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傳播我認為正確的價值觀。這是做一切事情的前提，我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我的想法來講，都要有一個取捨。但是我是有一些堅持的，要不然就沒有意義了。

林喦：寫作現在成了你的職業，我感覺你會一如既往地做下去，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

張宏傑：我的生活一直很簡單，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跑一圈步後回到家裡，洗個澡，聽一樓人都走空了，泡一壺茶，撳開電腦，看著茶霧升起，聽著電腦「沙沙」的啟動聲，整個房間就像坐在古墓中那樣安靜。每當這時，我就深深地感謝世界，感謝世界對我這樣寬容。

我一直想寫一個關於近代史的東西，比如重點反思義和團的思維方式，但是什麼時候能寫出來，能不能出版，還不知道。

※關心別人勝於關心自己的星座
※你關心宇宙和人類，我只關心你
※都說趙薇關心周冬雨 其實趙薇關心照顧起張亮來更暖心
※你們只關心賈躍亭的錢，我卻在關心賈躍亭的胸
※那些過分的關心，其實不是關心
※其實沒人關心你的技術
※潘粵明，此刻我們不再關心董潔，只關心你這枚「戲精」
※劉丹心疼楊冪熬夜工作，勸其檢查身體，網友：劉愷威都沒這麼關心
※親愛的，你真的關心自己嗎？
※關心語文就是關心下一代
※沃頓：不關心老鮑爾言論，關心誰能幫湖人贏球
※心語：關心身體和心情，成為最好的自己
※阿來：我不關心概念，我只關心人
※來自孕媽的苦惱：你們只關心寶寶的性別 ，有真正關心我么！
※嘴上犀利，其實特別關心你的生肖
※有打球的兄弟像麥迪關心姚明一樣關心你么？
※賈學習，請真學習！我們不關心文身染髮，只關心國足能否文冠染金
※你們都關心鄭爽的替身而我已開始關注鄭爽倪妮彭于晏的《悟空傳》
※陶晶瑩強行獻歌安慰李維嘉好尷尬，真關心就不要揭傷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