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廣州的生長史：歷史與地理織就的城市肌理
在廣州老城區街邊巷筒里的西關大屋，是古老廣州民居建築的代表作
文 |周斌
《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7月下（微信號：gjrwls ），原標題《歷史與地理織就的城市肌理 老廣州的生長史》，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歡迎分享至朋友圈。
加拿大地理學家鮑恩（L.S.Bourne）和西蒙斯（J.W.Sim-mons）在《城市體系》一書中曾說過：「任何一個城市的景觀，都是這城市從有人定居時起到目前為止，所採取的無數決策和措施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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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脈皆通海，青山半入城」
廣州城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的南武城。秦末漢初，秦軍統帥趙佗在南武城一帶創建了南越國，國都稱番禺。南越國善於經營海上貿易，很快就聚斂了巨額的財富，並掀起了廣州城建史的第一次建設高潮。
之後，廣州城經歷了三國、唐、五代十國、宋的建設，已經初具大都市的規模。
唐時有七條對外交通路線，其中就有以廣州為起點通往印度洋和東非沿岸的西行貿易航線，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順著這條航線，中國船隻從廣州起錨，穿過馬六甲海峽，渡過印度洋，最終抵達波斯灣沿岸和東非海岸一帶，途經許多國家。廣州也因此繁榮起來，奠定了基本的城市形態。
宋代廣州建立了很多濠渠，最出名的要數「六脈」，一方面可以成為便捷的城市運輸途徑，另一方面濠渠還可加強城市的軍事防禦能力，且具有排泄污水、防範山洪衝擊和提供水源以備火患等作用。
明代城建很重視濠渠與城牆，東濠涌不但是市內交通要道，還是廣州居民的飲用水源。因此被形容為「六脈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現在東濠涌北起麓湖，南銜珠江，是廣州現存唯一一條貫穿市中心的河涌，全長4.51公里，一度受到污染，成了藏污納垢的臭水溝，臭得兩岸居民連窗戶都不敢開，花費超過十億元人民幣後才得使東濠涌「舊貌換新顏」。
明代還擴建城牆將越秀山包入城中，並在山上建起了鎮海樓，鎮壓古越王氣。廣州城在明朝的經營下已經有了大致的格局，城西的西關地區以商業區為主，城南沿江灘涂地主要以官有碼頭和民間集市為主，城東的東關地區以官府和官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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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關：十三行豪商雲集
十六世紀，歐洲國家的商船來到南中國的沿海地帶，爭相對華貿易。廣州是歐洲國家進入南中國海的首選口岸。
廣州西關地區的形成肇始於貿易的發展，由於古代有「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的說法，所以往來貿易的外商都被安置在西關一帶，明代還為他們建設了專門的「懷遠驛」。廣州的外貿活動自然而然地就轉移到西關。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政府設廣東海關為全國唯一經營進出口貿易的通商口岸，並指定了半官半商的壟斷性貿易機構「十三行」來充當外貿中介人。由於清朝擁有的優質茶葉、絲綢等在海外都是「剛需」，外貿十分繁榮，清代有首竹枝詞云：「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十三行商總潘振承，擅長外語且經商有信譽，極受外國商人的相賴，生意做得很大，曾經壟斷了對英生絲貿易。潘家到底多有錢？據一位法國商人記錄，潘家每年的日用開支高達300萬法郎，堪比西歐國王，潘振承也被《法國雜誌》評為十八世紀的「世界首富」。
1869年，廣州，城牆（約翰·湯姆遜 John Thomason 攝）
絲綢外貿還帶動了大量的絲織工場就近在西關成立，工、商的發達使西關成為人口流入地，房地產租買需求旺盛。在西關的涌郊區，房地產事業繁榮起來，十三行及附近區域慢慢形成了洋行和外國人聚居區。上下西關涌的平原地帶全部被開發為住宅區，西關很快就成為高尚地產的首選，潘、盧、伍、葉四大家族「甲第雲連，魚鱗櫛比」。由於在此居住的富商特別多，大戶人家集中，風氣開化，所以早就有「西關小姐」之說。西關小姐在打扮上已經西化，但內心卻依然是中國傳統女性的心理。晚清的西關小姐不少接受過西洋教育，是當時廣州最時髦的女性。西關小姐喜歡逛街，身後會跟著貼身丫環和求愛的西關大少、東山少爺，花團錦簇，帶動了西關第十甫路成了一條飲食街，老字號蓮香樓、陶陶居等茶樓酒肆生意興隆。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頗有置業眼光的潘振承在與十三行隔江相望的珠江南岸（即今濱江西路漱珠涌）購置了一大片河灘地。這片地地勢平坦，交通方便，到對岸的商行上班楫舟即過，且鬧中取靜，適合修身養性。隨後他在河南漱珠涌以西至珠江邊大量購置土地，修建宅地、花園、祠堂。潘振承成為在河南地區開村建宅的最早開基人，有了潘家的開拓，河南一帶也很快成為一些巨富們的新樂土。1803年十三行的新一代巨商伍秉鏞也把家選在此地，建起了伍家花園，與潘家隔溪相望。如果從依靠商業興起的角度來看，河南的開拓可算是西關的延伸。今天，在海珠區南華中路231號還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潘氏大院」洋樓，附近背路小巷的門牌很多都還是「龍溪鄉」（潘家的福建祖籍）、「伍家祠路」等名字，昭示著以往主人的顯赫身份。
富商們的主要住宅樣式是一種土洋結合的「西關大屋」，對此，美國傳教士裨治文的體會是低調的奢華。宅院從外部看就是青磚高牆，平淡無奇，內部「除了佔地不及皇宮大之外，各方面都絲毫不比皇宮遜色，分成若干套住宅，裝修精美而高雅」。據說在潘家花園裡極盡奢華，用廣州本地話說是「鑊底都鑲金」，珍稀的古樹、花卉到處都是，還養有鹿、孔雀、鸛鳥以及鴛鴦等。
西關大屋門臉小，進深卻極深，深到一間大屋裡面還可以有條小巷子，屋內的房間形成一條中軸線。西關大屋有三個最明顯的標誌：一是正面外牆鋪貼的白色花崗岩石板牆裙和砌築的「綠豆青」水磨大青磚，並稱「青磚石腳」，用糯米飯拌灰漿，青磚牆沒有一絲縫隙，堅固防潮；二是蝕刻彩色玻璃花窗「滿洲窗」，陽光下五彩斑斕；三是趟櫳門。趟櫳門其實是三組門，最外的是像極了美國西部片中牛仔酒吧用的矮腳吊扇門，大概只有半人高，能夠遮擋陽光和防止飄雨對大門門腳的侵蝕；中間是獨具嶺南特色的趟櫳，這是一種柵欄式的拉門，趟櫳的後部還裝有豎插銷和小銅鈴，以鈴聲迎客，以鈴聲防賊，平時腳門和趟櫳關上，既通風又防盜；最後才是真正的大門，三道門比現代鋼鐵製造的防盜門還要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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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英法經營的西洋租界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憤怒的廣州人為阻止洋人入城，火燒洋商聚居的十三行。十三行除一幢房子倖存外，全部化為灰燼。據說有些洋行里的珠寶被引燃，火光奇特，引得市民爭相圍觀，有人還感嘆一輩子沒見過燒珠寶。有的洋行里的金銀被燒化流入污水渠，被撈出來時都是水渠形狀。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廣州沙面島的航拍照片
這次戰爭清軍戰敗，英法聯軍佔領廣州，開始尋找一塊新的根據地，最後相中了沙面。沙面位於廣州珠江岔口的白鵝潭旁，只有0.3平方公里，原本是一片沙洲。因為是「國中之國」的租界，英國人哈里·帕克斯主導的沙面建設一開始就體現出了租界心態。首先沙面是三江彙集地，只有部分與陸地相連，利於軍事防禦；其次是視野好，軍艦來去無阻，以後到了非常時刻跑路也方便；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外國商人千里來華追求的是金錢，沙面靠近經常與洋人打交道的西關商人群體，方便貿易。
為了實現這個思路，帕克斯指揮清政府以沙土充填原有的泥濘地面，用花崗石在沙面周圍築起高出水面5至6英尺的堤圍（沙基），又開挖了一條小河把沙面與陸地隔開，使沙面成為一個橢圓形小島。整個租界的建設英法兩國各領受五分之四和五分之一的義務與權益，工程款從清政府的戰爭賠款中支付，共325000美元。
英法打通規劃，按照西方式的網格式街區設計，將沙面規劃成大小不等的12個區，用英文字母編寫了門牌，所有的建築圍繞街區而建，主幹道修有街心花園，南邊還有臨江公園，綠化面積很大，「形成沙面與外界的天然屏障，為沙面營造一個幽靜的生活空間」。另外消防、電報、發電、供水等公共設施一應俱全，可以不依賴於廣州內陸而獨立運行。
1861年9月3日，清政府與英、法簽訂《沙面租借條約》，第二天，英國就迫不及待地由英駐廣州領事主持公開拍賣英租界內除領事館、教堂等公共設施外的75個地段，「凡投得土地者，由英女皇名義發給契證，契約規定使用期限為99年」，每段成交價在5000至8000美元，很快就拍出了248000美元。
沙面置身租界，房屋承建人又多是歐美人士，建築設計基本與同期的歐美風格同步。從功能上大致有三大類：領事館建築（英國領使館）、宗教建築（天主教露德聖母堂）、民居等，從風格上包括了四大類：1、新古典主義（今沙面大街54號勝利賓館），建築下裙用塊石裝飾，中段採用古希臘、羅馬的柱式；2、後巴洛克式（今沙面大街68號廣東省外辦），追求曲線和動感，在陽台、窗楣等細節處都有彎曲流暢的巴洛克線條；3.券廊式（今沙面大街48號廣東省石油化工設計院），建築外圍有一圈或一段外廊，能起到類似騎樓的作用，防晒防雨，外廊富有韻律感；4、現代主義（今沙面南街12號沙面勞動服務公司），形體簡潔少裝飾，注重功能要求。
沙面的建設十分認真，工藝精湛，無論是石刻、義大利批盪、木作、經腳、山花、柱工、小品等都一絲不苟。
沙面建成後成為廣州外國人的聚居區，有印度巡捕把守沙面東、西兩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就肇始於沙面橋上懸掛的牌匾，沙面也成為廣州人心目中帝國主義的象徵，二十世紀廣州反帝運動的標靶。一旦中外矛盾爆發，沙面第一時間會成為民眾攻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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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教會華僑開發洋樓新區
1903年，另一批外來開拓者——教會來到了廣州東山。
廣州東山洋樓代表性建築——逵園
在歷史建築的版圖上，東山是與西關、沙面同樣著名的地區，東山洋樓與西關大屋、東山少爺與西關小姐一樣大名鼎鼎。不過與沙面不同，東山洋樓的主人大多是中國人。
東山在廣州的東關以東，在地形上是一片山地，一直以來都是廣州的亂墳崗。美國浸信會在東山購地，出資建造培道女學堂（今廣州市第七中學前身）和兩廣浸信會神道學堂，聘請的設計方是沙面有名的治平洋行（Purnell&Paget）。這是一間由澳洲人帕內（Purnell）和美國人伯捷（Paget）合夥創辦的設計所，他們在建築風格上大多採用殖民地外廊式樣式，並融入了嶺南元素，留下了很多建築傑作，如瑞記洋行、禮和洋行、的近洋行、花旗銀行，以及東亞洋行、時昌洋行、沙面廣州俱樂部、海關職員俱樂部及關舍（波樓）等；沿著珠江兩岸，還有士敏土廠（即孫中山大元帥府）、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部分、廣九車站、五仙門發電廠等，其中很多一直保留到現在。
「波樓」據說是珠江南岸最壯觀的建築物，波是英文BALL的音譯，是舞會的意思，《海珠文史》中有記載，波樓里有客廳、壁爐、餐廳、舞廳、圖書室、戲台、彈子房等設施，建造此樓，即使一釘一木，均由英國運來，折以高價，由中國承擔。記者實地也感受到該樓的殖民風格，外設樓梯的鐵扶手雖然歷經風雨，但仍可看出當年的豪華。「波樓」西南角有一座百年氣象信號台，因為台上有氣象球，故稱「波台」，建造此台耗銀8000兩，據說當年從這裡用高倍望遠鏡最遠可以眺望到珠江口的虎門！波樓所在的小街也得名「海天四望」。
教會又相繼在東山建起了恤孤院、培正男學堂（即今培正中學前身）、浸信會禮堂等，東山雲集了基督教的浸信會、安息日會、聖公會以及天主教的教派，教眾、神職人員、教會學校人員等成為東山最早的定居者。與此同時，東山也建起一些公共建築，廣九鐵路工程師樓、高爾夫球場、廣九鐵路大沙頭站、廣東公醫學校、東山水廠等相繼建成。
東山的開發吸引了廣州的華僑群體。辛亥革命成功後，海外華僑在故鄉情懷和愛國熱情的推動下追隨孫中山回國，一戰後西方的經濟低迷也促使上萬的華僑歸國。東山的宗教氛圍和西式生活使得華僑紛紛選擇此處為落腳點。
據華南師範大學彭長歆教授研究，1915年，美洲歸僑黃葵石較早開始在東山開發房地產，他承領了一片官屬荒地，平整後，清出四條道路，即今天的龜崗馬路及各橫路，然後分割出售。除了僑商個人外，還有更有實力的開發商介入，如浸信會背景的嘉南堂實業團和私募性質的南華公司，它們廣泛吸收存款，將1920年代東山的房地產業推上高潮。
據統計，廣東華僑以來自北美、澳洲為主，無論是生活上還是審美上都習慣了歐美獨立式住宅，他們在建樓及開發房地產時，不自覺地就以歐美洋樓為主要建築式樣，但同時又受各自的僑居國的具體式樣影響，造就了現在東山洋樓風格多樣的現狀。
現在廣州恤孤路有名的「彩園」、「簡園」、「逵園」等都是這段時間興建的，幾乎每一座洋樓背後都有一個名門望族或政要顯貴的故事。「逵園」是美國華僑馬灼文於1922年建造，獨立院落里花草掩映，紅磚牆面、赭色門窗、鋼筋窗花，最醒目的是潔白的西洋式立柱，柱頂還刻有精緻的花朵裝飾，側門與院牆相連，取騎樓的形狀，頂部連著二樓的陽台，構思巧妙，是東山新河浦五大名園之一。
隨著歷史變遷，民國政府的孫科、譚延闓、林逸民、陳慶雲、毛澤東、陳獨秀、李大釗等政要都曾在東山洋樓居住過。東山與西關，構成了老廣州東貴西富的城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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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政府的住宅改良運動
1911 年辛亥革命後，廣東都督胡漢民以「廣東省會警察廳」名義制訂了中國最早的建築技術規則《取締建築章程及施行規則》，模仿香港，規定堤岸和馬路兩側之建築物，面前須留設寬8 尺之騎樓，廣州騎樓從此開始大量興建。
沙面、東山的現代城市規劃和洋樓建設對廣州的城市生態起到了實實在在的影響。
孫中山先生曾在《建國方略》中提到過要把廣州建成「花園都市」的想法，1921年，孫中山之子孫科擔任國民政府首任廣州市市長，對廣州原有民居的簡陋、不衛生深為不滿，立志要實現「花園都市」的理想，當時的廣州是軍政時期南方革命政府實際首都，承載著中國近代資產階段革命的社會理想，做一個樣板給全中國看，很重要。孫科於是向省長陳炯明提出在東山一帶「建築適宜的房宅，以為住居之模範」。
孫科早年曾在美國加州大學留學，對歐美的城市，特別是對巴黎、維也納推崇有加，他認為巴黎是「19世紀都市改建事業成功之最著者」，而維也納最有借鑒意義。孫科很鐘意維也納寬闊的林陰主幹道以及公園，認為對於改善城市形象非常有益，維也納拆遷時先賣地，然後拿預售款拆遷的作法也給孫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孫科聘請美國建築師墨菲（HenryK. Murphy）制訂廣州規劃方案，學習了巴黎的做法，以市中心為原點設計了4 條放射性道路。在街道規划上又主要學習了美國華盛頓的路網模式。
搞建設需要用錢，廣州市府的運作頗具現代做派，市工務局先是不顧市民抗議，說服或強行遷走東山的亂墳三萬餘穴，平整土地，加強市政建設，提升了土地價值，然後賣地掙錢資助建設和革命。曾有政府紀錄說：「該地崗一經開闢，則地價陡漲，以之變賣，可獲利三十餘萬元，於市庫收入不無裨益。」
民國政府領導人蔣介石也曾說過：「建設之事萬端，唯市政最為先務，誠以都市者，人民所集中，文化於以胎息，政治效用，切近易觀，民生福利，非此無以築其基，民權運用，非此無以開其始也。」國民政府相當重視城市建設，而且把城建當作一種宣示政治合法性的方式。大規模的以西方為師的廣州城建暗示著國民政府是一個比清政府更具科學魅力、更進步的政權，大片的西式洋樓是帶領黎民走向西方式富強的最好象徵。在建造廣州的市府合署時，既沒有採用嶺南建築樣式，也沒有選擇洋樓，而是採用了清代的官府建築樣式，切合政權過渡時代的特點，突出了國民政府的正統性。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政府在廣州當時最重要的景觀軸線觀音山公園（今越秀公園）的制高點上立碑，並刻上了總理遺囑，昭示天下孫中山的遺囑在國民政府中的至高地位。
歷任國民政府外交署長、教育署長、上海市長的黃郛說過：「新的革命市政府的榜樣是廣東，那是第一個由國民黨控制，並借鑒了西方經驗建立了城市政府的中國城市。」
2008年2月6日，廣州中山六路的騎樓老街
西關—沙面—東山，從古至今，從近代到現代，歷史與地理共同織就了廣州城的面貌，每一幢建築身上都飽含著建設時的初意和後世改造的痕迹，印記著一個時代，訴說著一段歷史往事。隨著時間的流逝，有的建築隨風而去，但也有的建築頑強地保留到今天。如果說一張照片穿越時光後就具有時間的重量，那麼一幢老建築，特別是一幢質量上乘的歷史建築，走過長長的歲月後，其歷史文獻價值就不言而喻了，它們是歷史留給廣州的財富和遺產，彌足珍貴。
（參考資料：鄒東，《民國時期廣州城市規劃建設研究》；孫翔，《民國時期廣州居住規劃建設研究》；彭長歆，《廣州東山洋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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