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鐘看懂戰爭：打斷中華擴張路線的雍熙北伐
遼太宗率領契丹騎兵直下後晉都城開封時，宋太祖年方二十，對這一浩劫應該是刻骨銘心的。北宋建立以後，圖謀燕雲，拱衛中原，可以說是他一貫的夙願。他建立了封樁庫，積存每年的財政盈餘，打算蓄滿三五百萬以後，與契丹交涉索還燕雲的土地與民眾。倘若契丹同意，這些款項就作為贖款，否則就散盡庫錢，招募勇士，武力攻取。他做了一個估算，倘若以二十匹絹的價錢換算一個遼兵的首級，遼朝十萬精兵用二百萬匹絹也就搞定了。太祖的這一規劃，表明他是對遼和戰當作嚴重問題來鄭重對待的。因而終太祖之世，宋遼之間基本維持互不侵犯的狀態。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太宗出兵攻北漢，已做好了與契丹開戰的思想準備，而北漢終被攻滅，也令太宗自我感覺良好。於是他決定挾戰勝之餘威，取燕雲之故地。實際上，攻打北漢從正月到五月，已經是師勞餉乏，完全不宜再開打新的戰役。何況這時的遼朝在景宗統治下，經過十餘年休養生息，經濟大有好轉，政治也算清明，關鍵是湧現了耶律休哥、耶律斜軫這樣智勇兼備的名將。宋朝又沒有經過充分的前期準備和嚴密的軍事部署，倉促上陣，顯然是難操勝算的。這時，殿前都虞候崔翰迎合太宗的旨意，上奏鼓吹道：「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於是太宗決意攻遼。
五月下旬，宋軍自太原諸路並進，越過太行山向河北平原集結。六月十三日，太宗從鎮州（今河北正定）親自督軍北上，正式發動北征。十天後宋軍進抵南京（今北京）城下。遼將耶律斜軫見宋軍兵鋒略盛，便引軍退駐得勝口（今河北昌平西北），耶律沙則撤到清河北（今北京清河鎮附近），互為犄角，聲援南京。
宋太宗誤以為耶律斜軫只能據守險要以自保，便派一部進行監視，自率主力日夜攻城，命宋軍圍城三匝，穴地而進。遼朝守臣韓德讓日夜登城指揮，力保城池不失。宋軍圍攻半月，疲憊勞頓，糧草因運輸線過長也開始緊缺。
七月初，遼朝所派耶律休哥率領的馳援大軍已抵達前線。他先以弱兵五千誘敵，再以精騎三萬從他道繞到宋軍南側，發動猛攻，席捲而北。六日，耶律沙進軍城下，與宋軍激戰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門外），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軫也各率所部分左右兩翼向宋軍發起猛烈的攻擊。
宋軍急調圍城部隊迎敵，城內遼軍見援軍趕到，便開門列陣，鳴鼓助攻。宋軍在遼軍數路猛攻下，全線崩潰。次日黎明，太宗在混戰中腿上中了兩箭，倉皇奔逃至涿州，因箭傷無法騎馬而換成驢車繼續南逃。遼軍追殺三十餘里，耶律休哥身上也多處受傷，不能馭馬，便改乘輕車追逐，至涿州未獲宋太宗而還師。
在高梁河之戰中，就兵力對比而言，宋軍明顯佔上風，但卻以殘敗而告終，使宋初以來培植的宋軍精銳元氣大傷。究其戰敗的內部原因，一是戰略上的輕敵，以為挾戰勝北漢的餘威，必能奏功。二是戰術上的失策，屯兵堅城之下，不做打援的部署，乃至處於內外數路夾攻的被動境地。三是士氣的不振，將士連續作戰，身心均已疲憊，將領中甚至有擄掠北漢婦女充當軍妓，其軍心渙散、士氣低落可以想見。
為了南京圍城之役，當年九月與次年十月，遼軍兩次攻宋，雙方互有勝敗，誰都不敢說勝券穩操。現在自宋太祖就志在解決的燕雲十六州問題，對太宗說來成為一個棘手的難題。首先，戰端一開，已經切斷和平解決的所有可能。大言既出，不打則貽笑天下，威望掃地；若打則覆轍在前，勝負難料。太宗有點進退兩難。
太平興國七年，趁遼聖宗新即位之際，宋太宗甚至謀求與契丹恢復以前的和平狀態，但因沒有正式的國書而遭到拒絕。而要下國書求和，太宗還拉不下這面子。在接到遼朝拒絕的信息以後，太宗重新開始積極備戰。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經過長期準備，宋太宗決定再次發動大規模的伐遼戰爭，史稱雍熙北伐。之所以這時發起北征，太宗是出於對內外形勢的判斷才做出的。
先說對內，高梁河戰敗時，軍中見太宗不知去向，竟有人打算擁立太祖之子趙德昭，這令太宗深感皇位未穩，於是轉而注意內政。到雍熙初年，不僅太祖之子都已死去，連居於准皇儲地位的皇弟廷美也已貶死，太宗最後一塊心病已經除掉，因而可以放心攘外了。而自南京圍城之役以來，七年來戰略物資的準備積聚，也足以對付一場大戰。
再說對外，太宗誤信邊將的報告，以為「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從表面現象來看，遼聖宗這年才十六歲，說得上是「主少」；政事聽命於其母承天太后，說「母后專政」也名副其實；而承天太后也確實重用她所鍾愛的韓德讓，在大計方針上多有聽從，以「寵幸用事」評斷也相去不遠。
但承天太后與韓德讓共掌朝政稱得上是黃金拍檔，這一時期也是遼朝歷史上最輝煌的年代。就以邊境防務而言，承天太后在聖宗即位當年，就任命耶律休哥為燕京留守，允許他便宜行事，總令南面的軍務。史稱耶律休哥在這一期間「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他不僅是一代名將，也是有眼光的政治家，對宋朝的進犯早有防備。因而宋太宗在對外征戰時機的選擇上，是絕對錯誤的。
雍熙北伐是宋太宗親自指揮的，這次他沒有親征，而是用陣圖遙控指揮。陣圖是宋代猜防武將，實行「將從中御」政策的產物。宋太祖是宋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軍事家，他用將「專而不疑」，只在命將出師前作簡要的指示和告誡。太宗的韜略遠不能與乃兄相比，卻自以為是軍事天才，對武將的猜忌防範之心十分強烈，為了「將從中御」，就預先設計好陣圖交給出征的將帥，讓他們不折不扣執行。太宗、真宗兩朝陣圖最為盛行，但也是對遼戰爭一敗再敗的年代。戰爭形勢瞬息萬變，在當時通訊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時反饋進行調整，陣圖的荒謬可想而知。
且看太宗這次的戰略部署：東路以曹彬為主帥，米信為副，率領宋軍主力兩軍同行，出雄州（今河北雄縣），以緩慢行軍的戰術，張大聲勢，向遼南京進發，以牽制遼軍主力；中路以田重進為統帥，出飛狐口（今河北淶源）；西路以潘美為主帥，楊業為副，出雁門關（今山西代縣北），攻取關外諸州，再與中路軍會合，然後揮師東進，從北面與東路軍夾攻南京。這一戰略的不足在於：一是三路大軍過於分散，不能及時有效的進行配合；二是東路主力等待時機的時間過長，容易出現不測之變。結局果然如此。
三路大軍一開始進展都很順利。中路軍攻佔了靈丘（今屬山西）、蔚州（今山西蔚縣）。西路軍更是連克寰（今山西朔縣東北）、朔（今山西朔縣）、雲（今山西大同）、應（今山西應縣）等州。東路軍攻佔了岐溝關（今河北淶水東）、涿州等地，耶律休哥仍堅守南京，避免與宋軍正面交鋒，同時派輕騎深入敵後，截斷其糧道。
遼聖宗與承天太后接到耶律休哥的求援消息，立即徵調諸部兵增援南京，統一歸休哥指揮，以抗擊宋軍東路主力。母子倆親率大軍南下，駐兵涿州東北，等待各路援軍到達，以便決戰。
曹彬在三月進佔涿州以後，與耶律休哥的軍隊相持在涿水之北，十餘天后，終因糧草不濟，退守雄州以便就糧。太宗聽到這一消息，大驚失色，即派使者指使他向米信軍集結，養精蓄銳等待中西路軍的會師。而這時中西路軍屢戰獲勝的捷報不斷傳來，東路將士紛紛要求出戰，以便為北征主力爭回點面子。
曹彬只得率軍與米信軍會合，再度進攻涿州。因休哥以輕騎不斷夜襲單兵落伍者，曹彬命部隊排成方陣行進，一邊行軍，一邊在兩邊挖掘壕塹，以防敵騎侵襲，將士疲憊不堪，從雄州到涿州僅百餘里路，竟走了二十來天。等到達涿州，曹彬發現承天太后率大軍已駐紮在涿州東北，連忙決定退兵。這時耶律休哥已補充了精銳的援軍，全力追擊宋軍。
五月，兩軍激戰於岐溝關，宋軍以糧車環繞自衛，被遼軍包圍，成關門打狗之勢。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圍，渡拒馬河時，遭遼軍追擊，溺死者不可勝計。曹彬潰退至易州（今河北易縣），駐營沙河，聽說追兵又至，宋軍如驚弓之鳥，爭過沙河，死者過半，河水為之不流。殘餘宋軍向高陽（今屬河北）潰逃，被耶律休哥追上，死者數萬，丟棄的兵甲高如山丘。宋軍主力全線崩潰，傷亡慘重。
宋太宗接到東路軍殘敗的戰報，立即命令中路軍退駐定州，西路軍退回代州。而遼承天太后則調集優勢兵力向西，以便全力對付中西兩路的宋軍。見到宋中、西路軍後撤，耶律斜軫等不及援軍到達，就主動出擊了。這時，中路軍已安全撤回，西路軍又接到太宗的指令，要求他們掩護寰、朔、雲、應四州居民遷至內地，這隻孤懸敵後的西路軍就成為遼軍唯一追擊的目標。
七月，西路軍副帥楊業建議避開敵軍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代縣西北），配合雲、朔守將撤離兩州軍民，但監軍王銑卻逼他與遼軍正面交鋒，主帥潘美不置可否，楊業無奈，只得出戰，行前要求他們在陳家谷口接應。但當他與耶律斜軫的大軍浴血苦戰退至約定地點時，潘美、王銑已率軍退走，楊業拚死血戰，中箭被俘。遼軍在岐溝關和陳家谷兩次戰役中大獲全勝，徹底擊敗了宋太宗親自指揮的雍熙北伐。
稍作休整後，十一月，遼軍分東西兩路南下攻宋，作為對雍熙北征的報復。西路軍由耶律休哥率領，東路軍由承天太后親自統領，在滹沱河北與西路軍會合，渡河以後直撲瀛州（今河北河間）。宋朝守將劉廷讓約滄州守將李繼隆以精兵來援，豈料李繼隆畏縮不至。當時天氣奇寒，宋軍拉不開弓弩，被遼軍圍困聚殲，死者數萬，大將賀令圖等被俘，劉廷讓隻身逃回瀛州。遼軍乘勝南攻，大名（今屬河北）以北，悉遭蹂躪。耶律休哥建議乾脆把遼朝的邊境推到黃河北岸，承天太后沒有同意，次年正月，下令還師。
雍熙北征是宋遼之間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也是宋太宗企圖收復燕雲的最後努力。這次軍事行動再次以慘敗而告終，對遼宋雙方以後歷史的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宋朝來說，雍熙北征的失敗在君臣將士中間普遍滋生出一種恐遼心理。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宋朝徹底放棄了以武力收復燕雲的夢想，把戰略進攻變為戰略防禦，對遼一味採取守勢。
為了阻止遼朝騎兵的南攻，宋朝採納知雄州何承矩的建議，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東至泥姑寨（今天津塘沽）的九百裡間，利用原來的河淀塘泊，疏通蓄水，構築塘堤，形成南北寬十里至百餘里不等、深數尺至丈余不等的防禦地帶，其間設立寨鋪，派兵駐守。這一工事的實際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最有力的證明就是澶淵之盟時遼朝騎兵照樣直逼黃河北岸。
在對外失利的情勢下，宋太宗轉而把統治重點放在對內的防範和控制上。端拱二年（989年），他聲稱「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外自安」，確立了宋朝以一貫之的守內虛外政策。由於收復燕雲的無望，宋朝北大門的鎖鑰始終掌握在遼朝的手中，不久就有澶淵之盟的訂立，令宋朝背上了歲幣的包袱。這種陰影也直接影響到宋朝對夏、金關係的格局。
對遼朝來說，高梁河之戰和反擊雍熙北征的勝利不僅解了南京之圍，而且包圍了作為遼朝立國生命線的燕雲十六州，難怪《遼史》有一段話稱讚這兩仗說：「是兩役也，遼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奮擊於高梁，敵兵奔潰；斜軫擒繼業於朔州，旋復故地。宋自是不復深入，社稷固而邊疆寧」。「宋自是不復深入」，意義不可低估。遼朝不僅在這場較量中完全佔據了上風，而且也表面自後晉石敬塘獻燕雲十六州半個世紀以來，中原國家與遼朝對這塊農耕地區和軍事重地的長期爭奪畫上了句號。從此以後，這一地區在遼朝的統治下，社會經濟有了長足而穩定的發展。
實際上，不論宋遼哪一方試圖控制佔有燕雲十六州，都是無可非議的。高梁河戰敗的次年，太宗還沒有死了收復燕雲的心，張齊賢有針對的上了一奏說：「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事而已乎！」南宋有個叫呂中的學者評論張齊賢的奏議，說他只知道遼朝不可伐，卻不知道燕雲所在當取，當取的理由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顯移於夷狄。」前一條理由事關民族與文化問題，在當時當然是原則性的大問題。但從歷史長時段來看，在民族融合和文化趨同的過程中，左衽之民陷於中原，中原之民陷於左衽，都是不可避免的雙向代價。後一條理由確是宋朝必取燕雲的關鍵所在，即呂中所謂「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更何況燕雲十六州原來就是從中原國家劃給契丹的，宋朝志在必得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從契丹來說，燕雲十六州一旦納入自己的版圖，就具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在軍事地理學上，這一地區也成為遼朝防止中原國家長驅深入的軍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這一地區的農耕經濟與其原先的游牧經濟形成良性的互補，隨著年代推移已經成為遼朝賴以立國的最重要的經濟板塊，因而遼朝殊死的保衛這一生命線也是情理中事。
也可以說，中原國家失去燕雲，不會影響其原來的社會文明程度；而遼朝一旦失去這一地區，它的經濟文化形態就會發生質的變化，成為類似前代突厥、柔然那樣勃然而興倏然而滅的游牧政權。既然雙方都有取得燕雲十六州的歷史合理性，而雙方又互不相讓，便只有戰爭解決問題。歷史就是這麼乾脆而無情，但戰爭結局卻是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膠合的產物。李塨以為：自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一死，「而天下不能混一矣」。宋太宗沒有這一方面的雄才大略，應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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