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亞思想與「文明史觀」：日本右翼擴張思想的源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右傾保守勢力之所以一直尾大不掉，與戰後日本情勢有關。戰後美國佔領軍制訂的憲法，但出於冷戰需要，放棄起訴諸多戰犯，儘管日本擁有憲政民主，卻呈現右傾保守勢力長年佔有政治高地的格局。

二十世紀末期，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冷戰結束，為自由民主的慶賀還未盡興，極端化的地域族群民族主義（geoethnic nationalism）迅即抬頭。在思想上，地域族群民族主義或夾雜著宗教原旨主義，或夾雜著種族主義；而在行動上，則體現為暴力恐怖主義和種族清洗的野蠻罪行。在同時期的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政府對外不再堅持輸出源自西方的烏托邦激進革命主張，對內從過激意識形態轉向實用主義的改革開放，不唯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儘管政治經濟的改革磕磕碰碰，但得益於經濟全球化的國際情勢，中國經濟回歸正軌，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國家整體實力顯著增強。在經濟貿易發展全球化的今日，中國無可避免地對地區與世界事務產生了重大影響，也不得不逐漸扮演與其地緣政經大國相稱的角色。這一點在東亞地區自然也不例外，從近年來在朝、韓、日、中以及影響此地區的美、俄相互關係的動蕩和調整可見一斑。

經過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達最大規模的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韓戰、越戰與冷戰的慘痛教訓之後，以和平與共同發展為目標，本來當為國家間關係調整的不二選擇。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從中日關係上明顯可見。一方面，持狹隘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思想傾向的日本右傾保守勢力近些年來日漸抬頭，以多種借口試圖為侵略戰爭正名，煽動戰後在缺乏對軍國主義教育批判下成長的國民民意，以擴軍而成為所謂"正常國家"為口實，挑動著百年來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殘害的中、韓人民的記憶，激起民族主義情緒，頻頻製造刺激地區局勢事端。所有這些，都令人遺憾地對和平與共同發展的目標構成了破壞。另一方面，中國近年來雖在經濟改革方面高速發展，但在政治改革領域卻步履維艱，由此，對新中國建國後違背人類普世價值的浪潮、對包括文革在內的整肅"吃人"運動的肇因與危害缺少深刻的反思，且受體制積弊所累，理性討論空間不足，加之教育信息的阻塞及人民生活條件的惡化，從而產生不少"憤青"；而外部情勢的刺激，也為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提供了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右傾保守勢力之所以一直尾大不掉，與戰後日本情勢有關。戰後美國佔領軍制訂的憲法，逼迫日本從黷武和侵略性的法西斯戰爭屠殺機器轉向發展為一個和平與民主的國家，這是日本在戰後數十年得以經濟騰飛、社會安定的基礎。但因戰後東西方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的對抗，昭和天皇在戰爭中的罪責（即便是道義上的）未被追究。為對抗蘇聯在亞洲擴展共產主義勢力，美國佔領當局出於冷戰需要，放棄起訴諸多戰犯，釋放關押在東京巢鴨監獄的重罪甲級戰犯，其中包括以活體五千多人作細菌及化學武器試驗並致死亡的731細菌部隊頭領石井四郎。這些人中的相當一部分成為戰後日本政治中堅，包括本應被定罪的甲級戰爭嫌疑犯岸信介（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日後當選為首相（1957-1960），以及甲級戰犯重光葵出任外務大臣（1954-1956）。由此，儘管日本擁有憲政民主，卻呈現右傾保守勢力長年佔有政治高地的格局。

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及反人類罪行未被徹底清算的情勢，構成日本極右翼言行泛濫的大背景。日本政府高官及從政者中屢屢出現肯定甚至美化日本侵略戰爭或戰爭機器（例如"神風特工隊"）的言論，否定包括南京屠城在內的大屠殺，將因其侵略造成數十萬人民死亡的戰爭頌揚為從白人手中解放其他人種的正義之舉，誣衊慰安婦並在她們悲慘經歷的傷口上撒鹽等。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頻頻公然以種族主義口吻大放厥詞（此舉遭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調查員批評），文部省通過意圖將法西斯二戰正當化的教科書，以及內閣總理大臣（首相）及數百名議員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這些與真正民主社會理念完全背道而馳的言行，其根源無疑在於侵略與反人類罪行未遭清算的戰後情勢。

應當指出，以任何所謂特殊文化、宗教以及意識形態為理由，都無法為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的反人類罪行開脫。如墨索里尼的天主教觀、希特勒的雅安人種觀，以及明治國家神道公然以國家名義祭祀侵略他國並屠殺他國人民的戰死者（"立地成神"由"立地成佛"概念轉之），均為如此。這是因為人類文明存在著普世道德倫理價值和常識。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以及極端民族主義在其原生地的當代西方已遭徹底唾棄，當今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歐洲國家立法規定，對企圖為納粹正名、否認二戰時德軍針對平民與猶太人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者，無論是公職人員、從政者、宗教人士還是平民，都屬刑事犯罪，必被追究刑責。譬如2006年英籍歷史學者歐文（David Irving）因在採訪中否認納粹屠殺猶太人，在維也納被判三年收監刑期，並公開認罪道歉。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二戰軸心國之一的日本，戰後卻有不少政治家、公職人員及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並主張侵略戰爭的正當性。他們雖受到國外輿論的指責與批判，在日本卻不但安然無事，竟還能受到部分民眾喝采。

表現在戰後為侵略戰爭正名、據日本人種優秀而排他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近年能在日本逐漸拓展，其有戰後因國際形勢變化而未能及時清算罪責的原因，更有德川幕府時代滋生的近代日本國學帶來的深層影響。"國學"一詞源於十七世紀為反對出現教條化、被幕府奉為官學的朱子學，上升到對抗當時被視為東亞普世文明的儒學，提倡完全驅除外來文化影響的純粹本土學之日本思想者。以所謂"國學"為源流的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流毒深植近代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卻一直被當作純潔無瑕、極具優良特色的本土思想，不斷受到社會追捧。

日本國學的源起與宗旨

十七世紀末期走向激進沙文主義的國學，是在當時德川幕府意識形態控制相對寬鬆的形勢下出現的，其產生多受刺激於儒學的分支--古學，也與水戶學有關。德川初期的1660年代，日本古學創始者因痛感宋儒末流視理氣為二元遠離實踐之弊，放棄通過宋儒詮釋經典領悟聖人之道，以直接讀先秦原著來理解、追求當時的"普世文明"--聖人之道。古學創始人伊藤仁齋、山鹿素行能在當時日本對宋明儒學了解並不充分的情況下，獨闢蹊徑，從研學理學一躍而至古學，並非偶然，實際上與此前主要在中國江浙地區出現的古學有關，朱舜水則應是直接的傳播媒介。

朱舜水與黃宗羲都在明末參加過武裝抗清，前者是後者的年長同鄉。據黃宗羲記載，朱舜水曾在家鄉與黃的好友以及其他志同道合者辦過"昌古社"，後來抗清不果而避難於日本。當時江浙地區出現了通過重溫先秦經典（古學）對政治體制本身以及明儒脫離實踐而進行道德修身的反思，與航海地理大發現和世界經濟貿易一體化之後東亞受到衝擊的新形勢有關。彼時日本基層出身的武者藉助洋槍鐵炮，徹底摧毀了宮廷貴族勢力以及寺院武裝，從而告別戰國時代完成全國統一。與日本一海之隔的明朝，雖然實施極為內斂的外交政策，但東南沿海地區對外貿易發展蓬勃，商品經濟發達，下南洋以及在該地區經商者數以萬計，更有鋌而走險、在海上活動的倭寇（其中許多是華人，包括鄭成功之父鄭芝龍）。此外，梵蒂岡屬下的耶穌會和聖公會神職人員前仆後繼地來到東亞傳教。1607年徐光啟與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合作翻譯的《幾何原本》（還傳到日本、越南），以及利瑪竇數次刻印的中文版世界地圖問世，也都是此新形勢帶來的產物。

《萬葉集》

而此時期由貧農出身坐擁江山的明太祖，卻建立了一個極為專制的皇權政體，此體製造就了為政者"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坐沐猴於堂上，聽賦租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嚴重與時代發展相抵牾。因而從體制根本上否定皇權專制的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顧炎武《日知錄》，以及影響了水戶學的朱舜水"尊王敬幕"、稱讚日本虛君"百王一姓"、學以經世新思想的出現，並不奇怪。然而，儘管江浙思想先行者通過學習經典之古學，閃出了極具現代性的思想火花，但無法獲得地緣經濟發展不同的內陸思想界主流的響應，在當時的中國如流星一般，轉瞬而逝。

在日本，古學之後興起的國學，在方法論上沿襲前者通過學習先秦經典探索"聖人之道"，但在思想上接過對古學淺嘗輒止、走向古學宗旨反面的山鹿素行衣缽，為的是建立"皇國之學"的國學，回歸不被外來文明污染的日本本土"真道"。1666年，武士浪人山鹿素行刊出宣揚古學、否定宋儒的《聖教要錄》，但他隨即被幕府究責，流放僻地。本來對古學理解不深的山鹿，迅即放棄古學主張，轉而將朱舜水所肯定的日本"百王一姓"體制，簡單地歸納為日本是神國；同時，山鹿激進地宣稱崇尚武力的神國日本優於中國，因此應該取代被"蠻夷"征服的清朝，以建立一個全新的"中朝"。這些理念，顯然違背了先秦儒學主流（如孔子）以及朱舜水在日本努力宣揚的以文明而非以族裔和人種辨華夷的精神。

本來，日本國學興起的萌芽，源自水戶藩主德川光圀在1680年代初期委託佛僧契沖對日本古代詩歌集《萬葉集》作新的詮釋。德川因發起編纂《大日本史》而在全國各處搜集了許多重要文獻，對古代日本詩歌的整理與詮釋自是計劃中的工作，只是水戶藩因編史人員緊張，而請契沖代作。契沖通佛儒經義、熟日本古詩，釋古歌詞以明古代社會及當時人的想法，於1688年編成《萬葉代匠記》。國學對古日語詩歌歌詞加以詮釋，使大眾加深對古代社會的了解，無疑是重要的、也是有意義的文化工作。在契沖那裡，國學並無後來發展出來的那種沙文主義式的、極端的人種優劣意識。但後來出身於神社世職家庭的荷田春滿與賀茂真淵，卻將國學導向排斥外來文明的狹隘歧路，提出通過古籍中的古日語揭示純潔無瑕、未被外來文明（指中華文明）污染的遠古日本本土文明，以使國人從外國文化的污染中清醒過來。賀茂和古學創始人一樣，不滿當時日本盛行以朱子學所倡、據道德禮教為衡量立身處世標準的風習，而是要另開路徑，尋找一條不同於存天理、滅人慾的個性解放之路，不過他將釋明古日語詩歌歌詞的目的，擴展到知悉日本神代社會。賀茂並借用道家思想，通過盛讚無為而治的古代日本，強調神代日本有其天生自然之道，以老莊的自然無為思想來重塑日本古代的神道觀，認為儒學的所謂"聖人之教"，不過是人以"私智"所創而已。

不過日本國學者這些充滿矛盾的主張，由於無法根據令人信服的事實進行辯證，最終只能側重於在意識形態上的開展，因為即便連國學者創建理論所依靠的日本最原始古籍，也全都是以漢字寫成；其或是以漢語表意（如八世紀初的《日本書紀》），或是借用漢字表音、攙雜著漢語構文（如七世紀末的《古事記》、八世紀的《萬葉集》）。

賀茂真淵之後，其弟子本居宣長遵師所囑，窮二十餘年光陰闡發《古事記》之"古意"，以揭示未受外來文明污染的古代神國日本原本純真無瑕、國土神造、天皇神孫、皇胤萬世一系之神之道的事實。本居對《古事記》的詮釋，基於文字考證，貌似科學，但其首先將《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有關神皇神國產生的神話，當作鐵一般的事實，絕對不容任何質疑，然後再以文字考證來揭示《古事記》中神國天孫降臨、天皇為神這一"古意之事實"，闡明古代日本之"真道"（旋成"復古神道"）。本居這種建立在偽命題上的、似是而非的考證，其牽強附會之處之多固不待說，實際上即便《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也都是槍杆子里奪政權、謀殺前君主篡奪皇位的天武天皇為其本人、其氏族與其政權正名而編纂的。

山鹿素行

中國儒家學者一向心儀周朝封建制下的虛君政治，但自秦朝以來卻不斷出現以武力流血終結的改朝換代。因此，本居宣長嘲笑儒家的所謂"聖人之道"，根據《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的"事實"，肯定日本皇胤自上古（神代）以來是萬世一系。在他眼裡，中國王朝循環，動亂不已，究其原因，是中土人心卑鄙，每個人都覬覦王位並欲篡奪之﹔而日本人則天生純真無瑕，無為而治，從無篡奪王位的非份之想。也因此，本居強調必須清除瀰漫於日本社會的"漢意"。在當時的東亞，儒學被認作普世文明。滿族取代明朝，使得中土周遭產生了一種對儒家文明的繼承和認同的憂患意識。朝鮮的儒家學者發出朝鮮是"小中華"的聲音，日本的山鹿素行和初期水戶學也出現了日本是"中朝"的認識。朝鮮與初期水戶學士都秉承著繼承儒家文明的意識。但在兵學出身的山鹿那裡，思想原點已經變成了神國日本優越，武威之國勝於文治之國；到了本居的國學，則更是在肯定萬世一系的神國神皇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宣揚日本優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

本居宣長之後的另一重要國學者就是自稱本居弟子的平田篤胤。他通過神學性的敘事手法，將日本的神祇塑造成為全世界所有神明的締造者和統治者，由此世上所有文明都是皇大御國--日本的附庸，日本因此是"萬國之國"。萬國之國中的道之父、上皇太一神則是日本的天之御中主神，為萬國萬神首領；中國三皇五帝中的天皇也是日本的神，而三皇五帝是為了教化中國人，才從日本渡海到中國去。平田在上述推論的基礎上，進而提出日本人優異於其他國人，理由是日本人是神國之民，具大和魂：

天地初發，開闢以來，御皇統聯綿，榮幸之至。其並非與萬國並立，而是事事物物都優於世上所有國家。又，御國之人，因在神國，故自然地具有正確真心，那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大和心，也稱大和魂。……有幸生於感恩不盡的此神國，作為神的後人，不可不知其本之所以。實際上僅僅只有吾國人，無可置疑地遠遠優於中國、印度、俄國、荷蘭、暹羅、柬埔寨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之民。這不是吾等自吹自擂，而是萬國開天闢地，皆由神世的可敬諸神為之﹔而此諸神，悉出於吾國。故，吾國為神的御本國，稱作神國，此實為全宇宙舉世之公論。

《古事記》

日本的國學，到了平田篤胤那一代，創造了從意識形態上將整個日本國民同國家捆綁在一起的新學說，而這個國家建立在神國日本、皇統聯綿之上，因而使日本民族超越世上所有國家民族，具有無比的優越性。這種論調，距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國民同神國的神主--天皇及天皇名下的政權捆綁在一起的論調，僅距半步之遙。站在本居宣長日本優於萬國的理論基礎上，平田進一步跨上了鼓吹日本民族優於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民族主義舞台，將天皇尊為天照大神的直系後裔，將全體日本人作為子民（所謂"皇國之神民"），凝聚在這個宗教神主下--成為一種別類的上帝選民。雖然從當時的局勢看，平田的國學理論以及受國學影響的後期水戶學之新動向，顯示了十九世紀初的島國日本已受到國際新形勢的衝擊，但是其國學新說也可看作是民間學人在自我意識日益膨脹的相對封閉社會環境中應對此形勢的一種反應。

尊普世價值，崇世界大同

作為儒學基本思想之一的學而優則仕未被德川幕府封建體制採納，成為伊藤博文、福澤諭吉那樣有為的下層武士造反的原因，但作為東亞普世文明儒學所具有的辨理、經世之功能，仍獲得包括中上層武士在內的知識界青睞。大體來說，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思想界，多在儒學知識的基礎上接受、消化西方新事物。但另一方面，膨脹的國學意識形態痕迹以及武士社會"武威"風氣的殘留，也深深地烙進了日本社會，在蘭學以及幕府末期改革理論先鋒的後期水戶學那裡均有所體現，爾後又與近代西方舶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激進民族主義一拍而合。

根深蒂固的國學思想，以及在此意識下以"武威"行事的思維流毒，造就了近代日本政界和學界一代又一代、一浪又一浪的激進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識、言論和行動。例如，吉田松陰的"侵朝佔滿論"；明治天皇的"親自經營四方，安撫億兆，拓開萬里波濤，向四方宣布國威"宣言；福澤諭吉要與東亞"惡鄰"斷交的主張；明治以來學校教科書對全體國民從小灌輸的"日本種族優秀論"以及"對外侵略正確論"；日本知識界宣揚的所謂日本"國體論"和"國粹論"；深受日本人種優秀、其他民族低劣概念灌輸的征韓侵華士兵對他國平民的姦淫屠殺行為；日本種族主義理論者大川周明狂熱鼓吹大和民族乃世界上最優秀民族因而日本要主宰亞洲的論調；十九世紀晚期以來經久不衰地瀰漫於日本社會的宣揚日本人種特殊的"日本人論"；前首相森喜朗的"日本神國論"；以及政府高官、國會議員不斷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等等。在1980至1990年代，日本學術考古權威組織日本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以藤村新一為代表），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造假手法，"出土"了所謂自史前4萬年到70萬年的石器（志在超過周口店北京猿人），並據此宣稱日本為世界古文明之最，這一偽考古發現旋即通過文部省審查並寫入了教科書中。

吉田松陰

明治維新後宣稱"脫亞入歐"的日本，實行的卻是對亞洲的侵略政策，其必然不可避免地走上法西斯軍國主義末路，並非如某些政府及軍隊上層戰爭參與者或推行者在二戰之後，後悔諸如"搶佔中國東北後即可收手"、"不應偷襲珍珠港"等違背法西斯戰爭機器的想法可以阻止。明治以來日本以一島之力對外無限侵略擴張，給亞洲與世界帶來數千萬犧牲者，也使日本遭到核爆炸，在歷史上首次成為被聯合國佔領軍接管的戰敗國。此歷史教訓，不但日本思想界，也是世界各國思想界必須認真反思牢記的。

在1980至1990年代，日本社會中有不少人因為對侵略戰爭的親身負面經歷，在地區和平方面，為中日韓友好作了積極貢獻，也為幫助中國社會轉型作了許多工作。但由於當今世界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式的權謀國交以及政治不必堅守人類道德文明的權威思想仍有相當市場，加之法國大革命以來激起的近代國家民族主義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滲入世界各地，日本在戰後又未能割去明治以來逐步成為法西斯軍國主義機器的思想毒瘤、清算戰爭罪行，影響到學校現代史教育的缺失，因此，當近年來日本經濟不振而鄰國發展迅速，社會焦躁情緒上升之時，強調強勢政府與領導人、企圖在為侵略史正名的基礎上修憲擴軍以做"正常國家"、並且與鄰為壑的右傾保守思想蠱惑日漸高揚，贏得不少選民響應，成為撕裂地區民間友好意願，阻擋共同發展、和平共處的阻礙。

在地理位置上，日本無法脫離亞洲；在地緣政治經濟上，日本也勢必面對近鄰，尤其是正值社會轉型、國勢早晚重起的中國。在右傾保守主義喧囂的鼓噪之中，固然有像家永三郎那樣起訴文部省以行政手段要他隱去其編寫的高中教材中的二戰期間日軍暴行、侵略事實，經三十多年訴訟拉鋸仍未獲圓滿結果的例子，但日本社會中仍有許多認同人類普世價值、深知和平共處、共同發展重要性的良知者。譬如為慰安婦伸張正義的法律界與民間人士，揭露、呼籲正視與反省南京大屠殺的政界人士，還有近年來日本學界檢討以往編寫本國史時無視外界關聯的歷史觀點的呼聲也有所提高，數年前還開展了集百餘學人、以寧波為基點探討近代東亞海域交通、人文交流的研究計劃。此外，在戰後天皇不涉政的虛君政治制度下，平成天皇藉2001年生日公開表示其先祖與古代朝鮮有血緣關係。不能不說，這一發言對堅持日本神國觀的日本政治家而言，是一個應該引以高度重視和反思的信號。

當民族主義在日本興起的同時，曾被日本侵略、殖民統治半個世紀的台灣以及數十年的朝鮮半島，乃至中國（包括香港）的民眾，也因戰後日本與德國對侵略戰爭史完全不同的認識，加之目前日本右傾保守主義抬頭，國家領導人屢屢祭拜戰犯，誣衊慰安婦為自願等為侵略戰爭正名的言行，被強烈地刺激著，民族主義情緒日漸高漲。現今中日、韓日和解的聲音和意願之所以如此微弱，乃是因為這類聲音和意願根本無法在歷史加害者欲為其罪行正名、煽起被害方的憤怒感情記憶之情勢下得到認同和實施。

近代以來，許多殖民地國家沿襲西方之道，以民族主義動員國民擺脫國危，奮起獨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大批中、韓思想者從日本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了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同時也受到了日本進攻性領土擴張主張的影響﹔中國的孫中山、梁啟超、章太炎、李大釗，韓國的黃玹、張志淵、申采浩、朴殷植（申、朴都深受梁啟超影響）等都可為例。此外，受中華歷史傳統及多民族文化共處之經驗影響，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也顯示出歷史上追求普世文明的片面痕迹，包括曾經走過的非理智彎路--那農民主導的、曾經要向世界推廣打倒全世界"地富反壞右"，不問人種但卻唯階級成份、背離人類道德文明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日本德川幕府中後期興起的國學思潮，也竟然難以理喻地在中國被部分時人不明就裡地接過衣缽，要將歷史上志在普世文明的儒學為主的中華文明自我囿限，用以標榜所謂的文化"獨特"優秀性﹔而政黨近年為聲張合法性也有趨向利用民族主義之嫌。

在近代極端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發源地的歐洲，二戰中曾出現過兩個邪惡法西斯軸心國，致使歐洲自身意外地也成為極端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受害地。一些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不平等條約在二戰後期開始被取消，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獨立運動在二戰後蓬勃發展。戰後包括德國、義大利在內的歐洲人民能在徹底去納粹化（denazification）、清演算法西斯罪行、痛思反人類罪惡的基礎上，在追求人類普世文明價值的目標下互相信任，建立起歐洲共同體和歐盟，乃是人類歷史文明的一大進步。比照之下，東亞文化世界曾有孔子提倡並終身實踐著有教無類，以文明而非種族辨華夷並視華夷身份可變，有孟子倡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孟子．公孫丑下》）的傳統，更應克服近代極端民族主義之流毒，敬畏自然，尊重生靈，遵循人類普世文明，正確認識並反思十九世紀末以來何以發生如此野蠻的侵略戰爭、屠殺平民之罪行，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互信，發展完善民主體制，締造和平，共同發展，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明與人類和平建設做出表率與貢獻。畢竟，各國平民都期望生活水平提高，和平安定，相互間也都有非常多可互學、互補、共同增進之處。任何一個國家，被具有極端意識形態思想的政治人牽引，將國家導向與鄰為敵之路，都是歷史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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