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和搜索引擎給你了信息，卻控制了你的思維

導言：在許多案例中，作者發現，憑藉來自精神病學以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洞見，美國公司高管和政治家們正開始使用微妙且完全讓人察覺不到的辦法，改變民眾思想，情感和行為。作者通過實驗證實，搜索引擎會影響用戶觀點，並將一行為效應稱之為搜索引擎操縱影響（Search Engine Manipulation Effect，縮寫 SEME，發音同 seem）。

這項發現意義重大。人們毫無保留地信任谷歌，理所應當地認為其背後神秘的演算法是完全客觀且毫無偏頗的。極度的信任加之缺少競爭的環境，將谷歌推向了一個可以對選舉造成影響的獨特位置。谷歌的獨特影響力並不僅限於美國本土，在絕大多數的國家裡，90% 以上的在線搜索是通過谷歌執行的。這讓谷歌公司獲得了甚至比在美國本土更強的能力去控制各種選舉，這股力量也隨著互聯網深入世界的每個角落而不斷增強。一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美麗新世界」呼之欲出。

文章作者 Robert Epstein 是加利福尼亞的美國行為研究與技術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心理學家。他著有 15 本著作，也曾擔任《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雜誌的主編。本文就是他即將出版的新書《新型心靈控制》（The New Mind Control）的介紹。這篇文章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所涉問題也值得每一位互聯網公民深思。

以下是正文部分：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不少作家表現出對人類未來的關注。在《The Iron Heel》一書（1908年）中，美國作家傑克·倫敦描繪了這樣一個世界：少數富人團體——「獨裁者」——用殘酷的獎懲制度牽制著民眾。許多人生活在隱形奴隸制度中，只有少數幸運者被體面收入收買，過著舒服日子——但是，對自己的生活仍沒有真正的自主權。

類似的，睿智的俄國作家葉甫根尼·扎米亞京在《We》（1942年）中預見過新興前蘇聯毫無節制的獨裁統治，在他設想的世界中，人們時刻都處於監控之中。家中牆壁是透明玻璃，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一天中，能放下百葉窗同房的時間只有一小時，但是，情侶們以及約會時間，都必須事先到政府登記。

《美麗新世界》（1932年）中，英國作家奧爾德斯·赫胥黎描繪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社會，在基因工程和心理學共同努力下，苦難和傷害已從人類社會中消失。而在另一部更黑暗的小說《1984》（1949年）中，同為英國作家的喬治·奧威爾描繪了一個思想被控制的世界：兒童們學習一種簡化了的英語「Newspeak」，以保證他們無法表達任何對社會有害的想法。

這些都是虛構的故事，毋庸置疑，而且在每個故事中，當權者使用了顯而易見的控制形式，至少一小部分平民會積極反抗這些控制，偶爾還會取得勝利。但是，在非虛構暢銷書 《The Hidden Persuaders》一書（1957年）中——近期發行了50周年紀念版——美國記者萬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 ）描述了美國社會中快速出現的一種「奇怪而獨特」的影響力，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比虛構小說中那些虛構的控制手段更具威脅性。帕卡德認為，在許多案例中，憑藉來自精神病學以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洞見，美國公司高管和政治家們正開始使用微妙且完全讓人察覺不到的辦法，來改變民眾思想，情感和行為。

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至少聽過一種方法：閾下刺激（subliminal stimulation），或如帕卡德所稱的「閾下影響（subthreshold effects）」——描述了那些告訴我們做什麼、但稍縱即逝以至於我們很難意識到自己已經看過的簡簡訊息。1958年，新澤西州的一個劇院，由於被懷疑在一部電影中放入隱藏信息以提高冰淇淋銷售額，引起大眾關注。在這一事件的推動下，廣播電視協會——為美國電視制定標準的協會——修改了它的法令，禁止在廣播電視中使用潛意識信息。1974年，聯邦通信委員會認為，使用此種信息「有違公眾利益」。禁止潛意識信息的立法也曾被提交給國會，但從未實施。英國和澳大利亞都有嚴格法律禁止這種信息。

在美國，閾下影響很可能仍被廣泛使用著——畢竟，它很難察覺，而且沒有人在持續追蹤它——但是，也許這並不值得擔憂。研究表明，它只有著微弱的影響，而且主要對那些本已願意遵從它的人起作用；例如，有關喝水的潛意識指令，只對那些已經很乾渴的人起作用。

然而，帕卡德揭露了一個更大的問題——亦即，有實力的企業總在尋找，而且很多時候已經在使用許多控制無知民眾的技術。他描繪了這樣一種陰謀：商家與社會學家聯手研究如何讓人們購買他們並不需要的東西，如何讓年幼的孩子們成為消費大戶——靠著社會科學的指導，他們就像身處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一般，被明確的培育和訓練成這樣。商家正快速的學會如何利用人們的不安全感、弱點、無意識的恐懼、好鬥心以及性慾，來改變他們的思想、情感和行為，同時讓他們意識不到自己正被控制。

到了二十世紀早期，帕卡德說，政治家們已經開竅，開始用微妙的手段推銷自己，就像推銷肥皂。帕卡德以一句讓人不安的話（來自英國經濟學家 Kenneth Boulding）作為討論政治章節的引語：「一個用民主政府作為幌子，而實際實施專政的世界，是可能的。」這真的會發生嗎？如果會，它又如何運行？

近幾十年，帕卡德描述的力量變得越來越有說服力。我們在超級市場中聽到的輕音樂讓我們放慢腳步，購買那些可能並不需要的食物。青少年一天到晚體驗著的各種胡思亂想和緊張情緒，都是時尚娛樂產業老行家們精心安排的。政客們與各種顧問合作，這些智囊們檢測者政客行為的方方面面，以說服那些投票人：衣著、語調、面部表情、化妝、髮型、發言都要最佳，就像包裝一份穀物早餐。

幸運的是，所有的這些影響資源都是相互競爭的。一些說客們想讓我們買這個或著信這個，另一些想讓我們買那個或著信那個。人類社會的競爭機制總體讓讓我們相對自由。

但是，如果有新的控制方法開始興起，它鮮有甚至沒有競爭對手，會是怎樣？如果新的手段——遠比過去已經存在的控制手段更加強大、更具隱秘性——已經出現，會怎樣？如果新的控制手段允許一小撮人對美國公民甚至全世界人民施展自己的巨大影響力，又會怎麼樣？

聽到這個，你可能會吃驚，但是，這些事情已經發生了。

谷歌決定哪些網頁顯示在搜索結果中，以及它們的排名。這是世界上上最機密的事情之一，就像可口可樂配方。

為了理解這種意識控制如何運作，首先，我們需要看看搜索引擎：特別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谷歌。這款搜索引擎如此之好、受歡迎，以至 Google 成為世界上最常用的動詞。『谷歌』某個東西，就是在谷歌搜索引擎上搜索，事實上，這也是如今絕大多數電腦用戶獲取所有信息的方式。他們只需要谷歌一下。谷歌成為幾乎所有知識的主要入口，谷歌十分擅長提供我們尋找的信息，啟動搜索之後，它幾乎立刻並且總會出現在搜索結果列表的首位。

搜索結果列表的排序非常好，事實上，近五成的點擊都在前兩項，近九成的點擊在首頁結果的前十項；很少有人瀏覽其他結果頁，雖然數目經常數以千計，也就是說其中可能蘊含大量好的信息。谷歌決定著哪些頁面包含在搜索結果中，以及如何對他們排序。 谷歌的決策方式是一個暗黑秘密——像可口可樂配方一樣，也是世界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

因為人們更可能閱讀和點擊排名靠前的條目，所以，許多公司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去改變谷歌的搜索演算法——處理選擇和排序的演算法——以使他們的排名靠前一點。靠前一點可能決定一樁生意的成敗，排到前幾的位置是巨額利潤的關鍵。

2012 年末，我開始思考排名前幾的搜索結果會不會影響消費者選擇。我猜測，排名前幾的搜索結果可能會輕微影響人們對一些事物的看法。2013 年初,我和同事 Ronald E Robertson （就職於加利福尼亞，Vista 的美國行為研究科技學院）對這個想法進行了實驗。實驗將來自聖地亞哥的 102 名人員隨機分成了三組。第一組裡，人們看到支持一位政治候選人的搜索結果——也就是說，結果會鏈接到那些讓這位後選人看起來優於競爭對手的網頁。第二組裡，人們看到的搜索結果偏向另一位候選人；第三組是控制組——人們看到的是混合排序，看不出支持哪一方。每一組，使用的是相同的搜索結果和網頁；唯一不同就是組別不同，結果排序就不同。

為了讓實驗更真實，我們使用了真實的搜索結果，這些結果會鏈接到真實頁面。我們也使用了真實的選舉——2012 年澳大利亞總理大選。我們使用外國選舉以確保參與人員不會出現預先決定的情況，參與人不熟悉被選舉人能確保這點。我們廣告招募了各個年齡段、不同種族的註冊選民，以匹配美國選民的年齡特徵。

首先，所有參與者都拿到了候選人的簡要介紹，然後根據要求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評分，並且指出他們願意給誰投票。如你所料，無論用五種標準中的哪一種，一開始被試者們都沒有特別青睞某一位候選人，選票在三組人中均勻分布。然後，我們給了被試者 15 分鐘，讓他們用我們開發的一個模擬搜索引擎 Kadoodle ，進行網上搜索，被試者能夠看到五頁鏈接到網頁的搜索結果。人們能夠自由地在搜索結果和網頁之間來回切換，就像我們使用谷歌一樣。搜索完成後，我們再一次讓被試給候選人們評分，並再次問他們願意給誰投票。

我們的預測是，兩個實驗組中——也就是在搜索結果中能看到排名有利於某位候選人的兩個被試組——會有 2% 到 3% 的被試者發生觀點和投票的轉變，從原來的選擇轉向另一位。然而，我們實際看到的結果令人驚訝。偏好排名在搜索結果前列的候選人的被試數量增加了 48.4% ，而且全部的五種標準都顯示出了這種轉向趨勢。此外，實驗組中 75% 的被試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看到的搜索排名是有偏見的。而在對照組中，觀點的變化並沒有這麼明顯。

這看來是一項重大發現。我們在實驗中呈現出來的觀點轉變——我們稱之為搜索引擎操縱影響（Search Engine Manipulation Effect，縮寫 SEME ，發音同 seem），似乎是有史以來發現的意義最為重大的行為效應。但是，我們並沒有馬上將其公之於眾。一方面的原因在於，我們只測試了一小部分人，而且都是聖地亞哥地區的人。

大概是在第二年，我們另外做了三次同樣的實驗，得出了同樣結果，其中第三次的被試樣本是來自美國 50 個州的兩千多人。在那個實驗里，投票偏好的轉向比例是 37.1% ，在一些年齡段中，這個數字甚至更高——事實上高達 80% 。

我們也在一系列的實驗中認識到，通過只在第一頁減少搜索結果的偏見——具體地說，就是在第三位或第四位加入一條偏好另一名候選人的搜索結果——我們就能掩飾這種操縱，沒有幾個人、甚至不會有人會意識到自己看到的排名是有傾向性的。我們仍然能夠讓投票偏好發生顯著轉變，不過會做的神不知鬼不覺。

仍然還沒到慶祝的時候。我們的結果強大且一致，但是，我們的實驗涵蓋的是一個完整的外國大選，也就是澳大利亞的 2010 年大選。若是一場真實的選戰，選民會在中途改變偏好嗎？我們對此表示懷疑。在真實的選戰中，人們有來自不同信源的大量信息，也非常了解那些候選人。因此，搜索引擎上的某一次經歷似乎不太可能給他們的投票偏好帶來重大的影響。

為了得到結果，在 2014 年初，一場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民主選舉，也就是印度人民院（下議院）選舉首相時，我們去了印度。當時的三位主要候選人是 Rahul Gandhi，Arvind Kejriwal 和 Narendra Modi。通過試驗庫和線上線下的廣告宣傳，我們招募到 2150 人來參與實驗，他們來自印度的 35 個邦與地區中的 27 個。

與閾下影響不同的是，「搜索引擎操縱」影響巨大——就像鬼馬小精靈卡斯帕把你推下樓梯一樣。

被試被隨機分成三個搜索引擎組，分別偏好三位候選人 Gandhi、Kejriwal 和 Modi 。如你所料，被試們對候選人非常熟悉——10 分滿分的話，大概介於 7.7 到 8.5 分之間。我們預測，我們對搜索結果的操縱不會產生什麼影響，結果卻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平均來說，我們改變了超過兩成被試原來的候選人偏好，在一些年齡段中改變的比例甚至超過六成。更讓人不安的是，99.5% 的被試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看到的搜索排名是有偏見的——換句話說，他們是受到操縱的。

搜索引擎操控（SEME）所帶來這種不可見的影響，確實令人好奇。這意味著，當像你我一樣的普通人面對被操縱過的搜索結果時，完全察覺不出異樣。所以，如果你現在谷歌一下『美國總統候選人』，得到的搜索結果可能看起來像隨機的，即使感覺結果傾偏向其中一個候選人。就連我自己都不容易察覺到搜索引擎攜帶的偏見——那些我已經知道帶有偏見的搜索排名（因為是我同事預先就準備好的）。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實驗結果證明，排名高的結果一旦和候選人偏好聯繫到一起，就會對那些猶豫的選民產生戲劇化的影響，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就是人們往往只點擊熱搜結果。這著實令人害怕：與闕下影響一樣，SEME 是不可見的力量; 與閾下影響不同的是，SEME 影響巨大——就像幽靈卡斯帕把你推下樓梯一樣。

2015年8月，我們在著名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發表了一篇詳細的報告，記錄了我們對搜索引擎操控影響（SEME）進行的前五次實驗。我們的發現是重要的，尤其是有關谷歌在搜索方面的絕對統治。谷歌基本壟斷了美國網民的搜索引擎，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83% 的美國人使用谷歌進行上網搜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谷歌在大選中青睞某位候選人，其對於懸而未決的選民所施加的影響力可輕易地決定選舉的結果。

需要注意的是，對於參與我們實驗的人來說，只有一次選擇機會。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講，一次大選前的一段時間內——幾周或者幾個月，他們可能持續不斷地在對候選人進行搜索，帶有偏好的搜索結果對他們產生的影響力可比對我們實驗對象要大得多。

其他可能對選舉產生影響的宣傳方式，諸如——眾多的報刊雜誌，廣播節目和電視網路，這些信息來源都被勢均力敵地瓜分了。但是，谷歌不同，無論從哪一點來看，它都沒有競爭者，並且人們毫無保留地信任谷歌，理所應當地認為其背後神秘的演算法是完全客觀且毫無偏頗的。極度的信任加之缺少競爭的環境，將谷歌推向了一個可以對選舉造成影響的獨特位置。更讓人鬧心的是，搜索結果排名這生意是毫無監管的，因此，谷歌無論偏愛哪個候選人都沒有觸犯任何法律。有些法庭甚至賦予谷歌對其搜索結果進行排序的權利，認為這是對自由言論的一種保護。

這家公司到底有沒有偏向過某個候選人呢？2012 年美國大選，谷歌公司連同其高管團隊向奧巴馬總統贊助了 80 萬美元，而對其競爭對手羅姆尼僅僅捐贈了 3 萬 7 千美元。在 2015 年，由馬里蘭大學及其他成員組成的調查小組顯示，谷歌的搜索結果一貫地偏向於民主黨候選人。那麼，谷歌的搜索排名真的是有偏好的嗎？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一份 2012 年的內部報告中稱，谷歌搜索結果會將谷歌的經濟利益置於其競爭對手之上，而在歐盟和和印度也在針對谷歌的這種行為開展了一系列的反壟斷措施。

在絕大多數的國家裡，90% 以上的在線搜索是通過谷歌執行的。這讓谷歌公司獲得了甚至比在美國本土更強的能力去控制各種選舉，這股力量也隨著互聯網深入世界的每個角落而不斷增強。在 PNA 的文章中，我和 Robertson 通過計算髮現，現在的谷歌能在不被人察覺的情況下操縱全球 25% 的國家大選。實際上，據我們估計，不管谷歌公司的執行官們有沒有預謀過，谷歌的搜索排名已經影響了各種大選許多年了，而且這種影響力逐年劇增。因為搜索排名是轉瞬即逝的，不會在紙上留下痕迹，也給了谷歌公司事後拒不承認的能力。

它有如此高的能量卻又是隱形的，這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然而，我們對 SEME 的發現僅僅是冰山一角。

最近調查研究表明，民主黨的候選人希拉里柯林頓正在積極地利用各種社交媒體（例如 Twitter、Instagram、Pinterest、Snapchat 以及 Facebook )來獲取支持。此時此刻，希拉里在 Twitter 上有 540 萬關注者，她的工作人員每小時都會用她的賬戶發幾條新狀態。共和黨領頭羊 Donald Trump , 在 Twitter 上有 590 萬關注者，他也在以相同的頻率更新著狀態。

社交媒體對民主選舉的影響會像搜索排名一樣嚴重嗎？不會的。 當新技術在充滿競爭的環境中被使用時，它們並不存在威脅。雖然是通過全新的平台，但是，他們實際上在做的事情是和道路旁的廣告牌和電視里的廣告是一模一樣的：你在路的這一邊立一塊廣告牌，我在路的那一邊立一塊。我也許有更多的資金去樹立更多的廣告牌，但是，這依然是一個競爭的過程。

如果這些技術被他們的公司不合理的利用，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呢？ 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 Robert M Bond 等人在 2012 年《自然》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指出了一個存在道德倫理爭議的實驗：在 2010 年選舉日當天，Facebook 向它的超過六千萬用戶發出了去投票的提醒。這個提醒使得三十四萬本來沒打算去投票的人投了票。哈佛大學國際法學的 Jonathan Zittrain 教授在2014年的 《New Republic》雜誌中寫到，Facebook 完全可以從他們掌握的大量的用戶資料中得知，哪些人是對某黨或者某候選人是成支持態度的，只給那些人發送選舉提醒消息，從而使本來非常接近的選舉翻轉，而且這一過程可以完全不被人發現。這些（例如搜索排名的廣告）都是暫時性的，通過他們來操縱選舉也不會在書面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有法律禁止 Facebook 有選擇性地向某些用戶發送廣告嗎？當然沒有。實際上，定位廣告正是 Facebook 掙錢方式。Facebook 正是這樣來操作選舉嗎？沒有人知道，但是，在我看來，如果 Facebook 不這樣做，那就是愚蠢甚至是不合適的。有些候選人比其他候選人更適合一家公司的利益，而且 Facebook 的高管們肩負著公司股東的信託義務，他們有義務促進公司的利益。

Bond 教授的研究被大大地忽視了，但是，2014年 ，在 PNAS 上發表另一篇關於 Facebook 的實驗引發了世界範圍內的抗議。在這篇研究中，歷時一周，689,000名 Facebook 用戶收到新聞推送，這些新聞推送要麼包含著過量的積極用語、消極用語，或者兩者皆無。接下來，第一組的用戶就在他們的日常交流中使用了更加積極的辭彙，而第二組用戶使用了更加消極的用語。這也表明，一家大型社交媒體公司可以大規模操控人們的「情緒狀態」，這是一個讓很多人都不安的觀點。人們也會對此表示不安：在沒有任何參與方明示同意的情況下，大公司已經開始大規模的情感操控了。

毫無疑問，Facebook 所掌握的消費資料是龐大的，但是，與谷歌相比，還是蒼白多了，谷歌通過60多個觀察平台——搜索引擎、Google Adwords、Google Wallet、Google Maps、Google Analytics、Chrome、Google Docs、Android、Youtube 等等，時時刻刻收集著人們的信息。Gmail 用戶也大多不在意自己所寫的每封信、甚至未發出的草稿——還有他們從 Gamail 與非 Gmail 用戶那裡收到的信件會被谷歌儲存並分析。

如果谷歌意在控制一個選舉，那麼，它可以識別那些還未做出決定的投票者。然後，它就可以為這些人推送有利於某一個參選者的定製排名。

根據谷歌的隱私政策——每個使用谷歌產品的用戶，即使他不清楚自己正在使用谷歌產品，都要同意這個隱私政策——谷歌可以與幾乎任何一個人（包括了政府機構）共享從你身上收集來的信息，除了你自己。谷歌的隱私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但你的隱私呢，無所謂。

谷歌和「谷歌一起合作的成員（谷歌自己在隱私政策中所寫）」會利用從你身上搜集來的信息去幹壞事嗎？——例如去操控或要挾他人？用戶資料中的不準確信息（他們無法自己修改）會限制機遇或者毀掉他們的名聲嗎？

當然，如果谷歌決定了要去操控選舉，它也許會首先從它的龐大的資料庫中定位那些尚未作出決定的投票者。然後，它可以日復一日的向這些人發送有利於某一個參選者的定製排名。這樣做的好處之一就是，能夠讓調查員難以發現谷歌操控的存在。

無論是蘇聯的 KGB，東德 Stasi，亦或是《1984》中的老大哥，極端形式的監視是所有暴君的必要選擇，而技術正在讓監視與監視數據整合變得比以往更容易。

正如愛德華·斯諾登泄密讓人們看清的現實，我們正迅速邁向一個政府和大公司——有時他們會彼此合作——從人們日常生活搜集海量數據的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中，鮮有甚至沒有限制數據使用方式的法律。當你將數據搜集與控制或操控的慾望結合起來，就有無限可能，但是，或許最讓人恐懼的可能性就是 Boulding 曾斷言的那樣，一個「看不見的獨裁統治」也許「正披著民主政府的外衣。」

自從 2015 年初，Roberston 和我將 SEME 研究報告投給 PANS 以來，我們已經完成了一系列複雜的實驗，這些實驗極大的促進了我們對這一現象的理解，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我們也將展開其他實驗。如今，我們能更好理解 SEME 如此強大的原因，以及某種程度上，它又是如何被壓制的。

我們也已經知道一些令人不安的內容——搜索引擎所影響的內容遠遠超過了購物和投票。如今，我們已經有證據表明，最初，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沒有想法的，這些人做的每一個決定幾乎都受到搜索排名的影響。這些排名對全世界互聯網用戶的觀點，信仰，態度和行為都有影響——人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狀況正在發生。有或者沒有來自公司的蓄意干涉，這一事實正在發生；即使所謂的有機的（organic )搜索過程規律性地生成支持某個觀點的結果，接下來，它也有望顛覆那些沒有預決觀點的百萬用戶的看法。在近期四分之一實驗中，帶有偏見的搜索結果改變了 33.9% 的人對水利壓裂價值的看法。

或許，更讓人不安的是，一小撮人確實表現出這種認知，他們正在觀察帶有偏見的搜索排名在預計方向上有了進一步的變化；但是，簡單的知曉一個搜索列表是有偏見的，並不能讓你免受 SEME 力量的影響。

記住搜索演算法正在做什麼：回應你的查詢，它正從可用的數十億的網頁中挑出一些網頁，並且用加密演算法排列這些網頁。幾秒之後，你做出的決定或者你形成的觀點——使用最好的牙膏，裂壓是否安全，下次旅行你會去哪裡，誰會做最好的總統，或者是否全球變暖會成真——都取決於呈現在你面前的短短列表框，你甚至都不知道列表框是如何生成的。

科技已經讓對整個人口進行不易察覺、不可追蹤的操控成為可能，這些操控已經超越了現有法律規範的統治範圍。

與此同時，在幕後，搜索引擎的整合已經靜靜展開，以至於越來越多的人正在使用佔主導地位的搜索引擎，甚至當他們人們認為並非如此的時候。因為谷歌是最好的搜索引擎，也由於爬取高速擴張的互聯網變得相當昂貴，越來越多的搜索引擎從主要的領頭羊那裡復刻它們的信息而不是自己生成這些信息。 2015 年 10 月，最近的一次交易，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文件所披露的，發生在谷歌和雅虎之間。

展望 2016 年 11 月美國總統選舉，有跡象清楚表明，谷歌支持希拉里·柯林頓。2015 年 4 月，柯林頓僱傭了 Stephanie Hannon，她離開谷歌，成為柯林頓的首席技術官員，並且，不久之前，Eric Schmidt ，谷歌控股公司的董事長，建立了一個半機密公司—— The Groundwork——專為把柯林頓扶上台。這家公司的成立提醒維基解密的創建者，Julian Assange 將谷歌稱為柯林頓尋求總統寶座的秘密武器。

現在，我們估計 Hannon 的老朋友，有力量在選舉日發動 260 萬到 1040 萬的選民支持柯林頓，不過，沒人知道它的發生，也不會留下任何書面記錄。他們能幫她贏得任命，當然，初選也會影響那些沒主意的選民。搖擺不定的選民一直是贏得選舉的關鍵，而且，從來沒有一個更有力，更有效，或者更廉價的方式去動搖這些人，除了 SEME。

我們正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裡，一小撮高科技公司——有時會與政府合作——不僅監控著我們的日常生活，還正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多地控制我們的思想、感覺和言說。圍繞我們的技術不只是一個無害的玩具；它也讓對整個人口進行難以察覺、不可追蹤的操控成為可能——這是史無前例的，也超越了法律規範的統治範圍。新的藏匿在背後的說服者們，要比 Vance Packard 設想過的任何事情都更加強大和大膽。如果選擇忽視這一現實，後果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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