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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詩紀念日:呼喚「新新詩」

中國新詩紀念日:呼喚「新新詩」



洪燭系列評論《中國新詩紀念日:呼喚「新新詩」》連載

1. 呼喚新世紀的「新抒情詩」


2. 呼喚新世紀的「新新詩」


3. 呼喚新世紀的「新長詩」


            呼喚新世紀的「新新詩」

          洪燭


胡適屬於創世紀的「詩歌革命家」,1917年他拋出第一首白話詩,在那特定時代摧枯拉朽的大氣候下,中國新詩應運而生,並由此展開自己的歷史。胡適的《嘗試集》,替白話詩解開了舊體詩的裹腳布,這是一場詩歌界的「天足運動」。彈指一揮間,新詩快100歲了。


2007年端午節我在湖北秭歸陪同中國詩歌學會張同吾、祁人等先生擔任屈原杯全國詩歌大獎賽評委,觸景生情,不禁想到:該給可以當曾祖母的這位「女神」過生日了。屈原死了,胡適與郭沫若也死了——「女神」老得這麼快。我發覺新詩已經不新了,甚至有點舊了,某些地方比舊體詩還要舊,需要給它做做美容與護理了?就像新新人類接替著新人類,新新青年取代了新青年,下面是否該呼喚「新新詩」?至少從我個人角度,可以這麼想,也準備這麼做。


在所有文體里,詩是最容易折舊的,也是最講求創新的。每位真正的詩人,都應當寫出個性化的作品,並致力於構建自己的詩學體系,從整體上給中國新詩的審美空間增大容量,或美其名曰開疆拓土。曆數中國新詩史,算得上大詩人的無不是開拓者出身,為邊界模糊的新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新詩要想青春常在,就不用懼怕日新月異,就應當去做蒙娜麗莎那樣笑容神秘、表情豐富的千面女郎,給人帶來無限的想像。


事實上它也是如此。新詩之所以流派紛呈、風格多樣,彼此間甚至可能形同水火、爭論不休,恰恰因為我們大家都在「盲人摸象」。摸到耳朵以為詩就是耳朵,摸到尾巴以為就是尾巴,摸到上半身以為就是上半身,摸到下半身以為就是下半身……各以自己摸到的為正宗,再不願承認或包容其它。唉,摸到點皮毛就想閉關鎖國了。我想說的是:大象無形,詩是沒邊的,它身上不曾被摸過的部位多著呢。我們應該伸長胳膊,多去摸一摸沒被自己摸過的地方,最好是也沒被別人摸過的地方。新詩就應該永遠是新的!

別說中國新詩還不到100歲,即使從《詩經》的年代開始算起,中國詩歌的歷史也是有限的,它還沒有擺脫青春期。我之所以這麼說,因為詩的未來遠遠大於它的過去,還有更多的可能性尚未發掘出來。詩並不缺少「新」(新詩尤其如此),而是詩人缺少發現。這等於肯定了一種假設:詩是永生的,新詩就該是萬古常新的,喜新厭舊的。你、我、他,哪怕寫出再偉大的詩篇,也不過是其瞬間的戀人。它很快就會把目光投向一代新人,或更年輕的一代,一代又一代……或許這正是詩永褒青春的秘密。由此可見,詩恐怕是最容易淘汰作者的文學樣式,詩人比詩更容易舊、更容易老或更容易未老先衰,也就更容易落伍。回望新詩不長的歷史,藝術流派的短命王朝太多了(譬如新時期以來的朦朧詩、第三代、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第三條道路等等),剛保持三分鐘熱度即掉隊的知名詩人太多了……「各領風騷三百年」——太久!三五年撐死了,只爭朝夕。


我一直認為,詩雖屬於文學,卻更多地帶有藝術的特性。詩人不太像作家,更像藝術家(近年來連行為藝術都已進入詩壇)。尤其新詩,以「新」來冠名,也像先鋒藝術一樣追求探索性,對「新」貪得無厭,甚至刻意求新。新詩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大都是他那個時代的急先鋒,至少比別的詩人多邁出幾步,有時僅僅一步之遙,即打破了詩藝上的某項紀錄。你不承認還不行。哪怕他打破的記錄很快被刷新。新時期以來,新詩的先鋒性愈演愈烈,你方唱罷我登台,銳氣可嘉,但在經典化的道路上則相對冷清。也許作為潮流的先鋒(尤其當先鋒成為時尚或口號之後),很難成為經典。除非你是先鋒中的先鋒。經歷一番鬥爭,非主流戰勝了主流,甚至取而代之,先鋒老矣,尚能飯否?即使先鋒,也會使人產生審美疲勞。詩壇會自然而然地呼喚新的勢力,它要麼比先鋒還先鋒,要麼則是在先鋒全盤否定時粗暴拋棄的某些有價值的東西。只要是詩意的,被怎麼丟掉,還會被怎麼找回來。


如何處理好先鋒性與經典化之間的矛盾,如何使之相互促進,是目前新詩面臨的一大難題。我呼喚的「新新詩」,並不是一味地先鋒,一味地「解構」,一味地摧毀傳統,相反,它需要反對的是「偽先鋒」。我呼喚的是熔先鋒與傳統於一爐的集大成者。


先鋒應該是骨子裡而不是皮毛上的。可我伸手摸過諸多的先鋒:連骨頭都沒有!連血肉都沒有!不像一點點長出來的,分明是很機械地製造出來的。惟一能蒙人的,就是膏藥般貼在上面的寫著「先鋒」的標籤——甚至不是貼在傷口上面,因為它連傷口都沒有。


偽詩包括偽先鋒詩正如偽鈔,很不情願從流通領域退出。偽詩人包括偽先鋒詩人正如偽鈔製造者,還可細分為兩種:一類明知其偽而造假,為獲取最大利潤(他們覺得兌換來的名利是真的);另一類要可憐得多,靠模仿而起步的,卻不知詩不是模仿所能成就的,更不知自己模仿的對象本身就是一張偽鈔,一直以為自己是貨真價實的詩人。這就是我們的詩歌史:偽幣製造者在製造出偽幣之後,又製造出大批模仿者,乃至無以計數的「偽幣的偽幣」。除了偽先鋒,還有「民間」呀「官方」呀,「知識分子」呀「下半身」呀之類的種種偽命題,偽概念,在做著偽證,混淆視聽,拉幫結派,造成當代詩壇魚目混珠、泥沙俱下的局面,而嚴肅的探索,真正的先鋒常常被遮蔽。「新新詩」所需要做的就是沉澱,在沉澱中去偽存真。既保持先鋒的銳利,又要藉助傳統的肩膀來抵銷后座力,才可能準確地命中目標。它要調整或重新建立與傳統的關係。

詩以標新立異為天職。否則如何證明它屬於無中生有的創造?當然,它還應該有龐大的基座。即使先鋒,也是插在傳統的金字塔尖的一朵花。只不過我們的眼球為之吸引,乃至忽略了它所依託的根系。而沒有根的,必然是偽先鋒,正如無根之花必然是假花。認清傳統,重建與傳統的關係,是新詩進入新階段的當務之急,也是我所謂「新新詩」的使命。「新新詩」並不是放慢先鋒的步伐,也不是為靠攏現實而後退半步,只是為了打造好它的另一隻翅膀,使先鋒與傳統成為相輔相承的雙翼,才不至於失去平衡。


在一位偉大的詩人身後,肯定有著偉大的傳統,哪怕這位詩人以叛逆者自居。假如沒有傳統,他恐怕連叛逆者都算不上。沒有誰能寫得出與過去的詩歌史完全無關的詩歌。


中國新詩往何處去?許多人感到迷惘,不敢冒險回答這一問題。那是因為他們同樣未弄懂:中國新詩從何處來?他們的聰明勁兒全用在自圓其說地演繹詩是什麼或什麼是詩,然後彼此爭論。這就是現狀:沒人願意進一步或退一步去想一想:新詩曾經是什麼,將會是什麼?不了解歷史自然無從想像未來。我甚至覺得,光了解中國新詩的百年歷史遠遠不夠,還要了解它的史前史。那比它的歷史要深遠得多,漫長得多。


關於中國新詩的史前史,至少有兩種版本。一個是以荷馬史詩為開山之作的西方詩歌史,一個是以《詩經》為奠基石的中國古典詩歌史。這是它的兩個源頭。就看個體的詩人自己願意怎樣認領了。

我更願意相信第三種版本,即本土古典詩歌與西方詩歌共同成為新詩的雙親。新詩如此美麗,在於它是東西方文化的混血兒。這兩大傳統構成新詩的傳統。它正是在兩大傳統的影響下,逐步形成自身的傳統。至於以何者為父、何者為母,不同的詩人和流派則可能作出相反的選擇。但誰也不敢說自己是單性繁殖或來自單親家庭。


中國新詩至今還處在發育期,它從這兩大傳統里汲取的營養還遠遠不夠,揚棄得太多,繼承得太少,或者過於偏食,導致它體魄不夠強健。它還遠遠沒有把雙親的優點完善地結合起來。而這些,正是未來的「新新詩」需要高度重視並改進的。


每個人都生活在他個人的而非全人類的歷史中。他依據對自身的回憶而展開對全人類的回憶。詩人更是如此:他自始至終面對的都是一部建立在自己的閱讀經驗與創作實踐上的詩歌史——而它在每一位詩人腦海里都有著不同的版本。也許它對於全人類而言是殘缺的,但一旦落實在你或我的身上,則是完整的。中國新詩的歷史乃至史前史,還應該有更多的版本。它時刻都在呼喚著更多特立獨行的詩人。如果「新新詩」作為一種可能被實現,取決於詩人的新體驗、新觀念、新技法、新探索,在已有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獲得全新的效果。這樣的詩人不滿足於延續歷史,而志在創造歷史。至少,應對詩歌史有所貢獻。這豈止是對詩人的要求,詩評家也如此。詩評家有三種。第一種總結歷史,作為忠實的秘書。第二種分析現狀,必須有獨到的眼光。最難得也最偉大的是第三種:預言未來——他不僅僅是預言家,實際上已成為未來的潮流的製造者或引導者。


給我構想的「新新詩」打了一個比喻吧:它應該像高速旋轉的鑽頭,在地層下鑽探,它很輕易地就挖到了破碎的陶片,以及動物的骨頭。再深入一些,它挖到了煤。再深入一些,它挖到了石油……最後它實在無法再深入了,因為它挖到了另一些人用過的斷裂的鑽頭。這是它所遇到的最大的障礙,正如它本身也將構成別人的障礙。它多麼希望能再堅持一會呀,就能達到非人工所能達到的深度。可那迄今為止尚是所有鑽頭的夢想。而所有鑽頭都將成為這種夢想的犧牲品。「新新詩」應該體現為對這種夢想的堅持,哪怕只是多堅持了幾分鐘,哪怕只是多掘進了幾厘米。但毫無疑問,它是最新的。比以往的新詩更新。如果我們手頭正寫的詩未能增添一點點新意,那寫它幹嘛?不怕舊題材!只要能找到新感覺。越是有難度的寫作,越能挑逗詩人的好勝心。並不為了炫耀技巧,而是掌握了簡便易行的辦法:怎樣才能儘快找到一條新路呢,那就是插入眾多的舊路的縫隙——哪怕它像刀片一樣薄……


中國新詩史,像鐘擺一樣搖擺,常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譬如近年來的新詩潮,要麼風花雪月要麼雞毛蒜皮,要麼凌空蹈虛要麼高度近視,要麼看不懂要麼連傻瓜都看得懂,就是無法做到兼容並蓄。描寫日常生活的詩歌潮流固然可貴,也存在著弊端:風起雲湧的新生代大多屬於感性的詩人,擁有豐富的生活素材且充滿表現欲,卻缺乏理性的提煉與升華,缺乏更高境界或宏觀意義上的思想。也就是說,他們可以攪拌出貨真價實的水泥,卻沒有製造出足以將這些原始建築材料支撐起來的鋼筋;導致他們的作品縱然血肉豐滿,但因缺乏支柱性的骨架而形同毛坯,未能展現出完美的輪廓。也難怪,他們畢竟太年輕了,忙於生活體驗,還沒有嘗到思想的甜頭。他們避開抒情的雲梯,卻矯偏過枉地陷入敘述的沼澤。有待完成的是對視為財富的生活原材料的超越,而這絕對需要寧靜的思考與沉澱。


抒情,何時成為詩的原罪?於是很多詩人轉向敘述,甚至以敘事來填補空白,以為這樣自己就變得無辜。詩人倒是避免了自戀狂,卻染上戀物癖。天性倒是被扼制,卻也找不到自己了,必須藉助他人的眼睛才能看見這世界。可這世界已不再是伊甸園。你滿足於新得到的,卻忽略了失去的。詩的故鄉愈去愈遠。在像大多數詩人那樣成功地變換腔調之後,我忽然厭倦了這種荒誕的「集體轉型」,真想找機會犯一回「原罪」啊。哪怕當場被上帝抓住!其實抒情本身並沒錯,應該反對的是偽抒情。同樣應該反對的是無原則地反抒情,譬如給抒情詩人強加一種負罪感。


雖然當代詩人已歧視或拒絕「抒情」,而傾向於敘述,我又開始回歸抒情。參加中國詩歌學會中國詩歌萬里行等活動走進新疆、寧夏、甘肅、青海之後,創作出由400首短詩組成的八千行長詩(或大型組詩)《西域》。在《人民文學》《詩刊》《星星》《詩潮》《詩選刊》《詩歌月刊》《詩林》《揚子江詩刊》《綠風》《綠洲》《紅岩》《飛天》《青年文學》《延安文學》《山東文學》《西湖》《西北軍事文學》《長江文藝》《北方文學》《海燕》《六盤山》《散文詩》《散文》《散文百家》《敦煌詩刊》等全國數十家報刊及諸多選本同時選載,被詩家園網站評為「2006年中國詩壇十大新聞」之一。李飛駿在《中間代的崛起與使命》一文中評價:「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作家洪燭,是名實相符的中間代。洪燭出手不凡,一發而不可收,拋出了長達八千行的長詩《西域》,這組洋溢著英雄主義和陽剛精神的『審美式』作品,讓詩壇為之一振,重新刷新了詩歌寫作的形象,再次確認了作家洪燭的『詩人身份』……」(引自《詩歌月刊?下半月》2007年第1期)。《西域》堅定了我這樣的信念:任何一首詩(不管風格如何)原則上都屬於抒情詩,區別僅僅在於抒發的方式,「反抒情」未必就真的是不抒情,正如若干年前的「反崇高」未必就不崇高——每一個詩人本質上都是抒情詩人。我呼喚那個詩人以抒情為榮的時代——而這種傳統在《詩經》里就奠基了,又通過楚辭、漢樂府、唐詩宋詞元曲發揚光大。


六十年代出生的詩人(即已被當代文學史教材接受的「中間代」)正在成為詩壇的中堅力量。我在中間代一次詩會上曾說:中間代跟胡適那一代新青年相比,應該屬於新新青年,中間代有責任為詩歌史做出自己的貢獻,應當有更大的創造性與建設性,應當寫出帶有一代人鮮明特色的「新新詩」……長詩《西域》,就是我個人按照「新新詩」的理想做出的努力,也是我對中國新詩90年歷史的敬禮:在此之前沒有類似的大型文本,它帶有我個人的語氣、體溫、特徵。《西域》的成功還在於我並未棄絕傳統,唐宋即有邊塞詩,上世紀八十年代又有新邊塞詩(或西部詩),《西域》是在這一廣博文化背景下誕生的,又注入更多的當下性與現代技法,算得上「新新邊塞詩」,在邊塞詩的大概念下做出了我個人的探索:將豪放與婉約相結合,「知識分子」與「民間」相結合,抒情與敘述相結合,口語與書面語相結合,宏大敘事與個人體驗相結合。


我作為個體詩人,企望以此展開自己創作歷程中的「新新詩」,它超越了我過去的任何作品——簡直像另一個人寫下的。它又與同時期別的的詩人寫出的新詩有所不同。


詩不是時尚,不是流行色。我想具有原創性的作品在它所誕生的那個環境里肯定是「不合時宜」的。具有獨立性的作者更是如此。他甚至會反其道而行之。因為流行的常常是速朽的。至少,是廉價的。我不是時裝設計師,寧願業餘的小裁縫:整天關在家裡為自己量身訂做一套不可能穿出門去、更無法大批量生產的奇裝異服。它可以是超前的,也可以是落伍的——總之就是不跟潮流同步。我所理解的「新新詩」就該如此。不管是快半拍還是慢半拍,都使它與新詩的主流區別開來。這是它的幸運還是不幸?唉,「新新詩」註定是非主流的。但我仍然呼喚更多的詩人寫出個性化的「新新詩」。


目前的中國新詩尚是有邊界的,在藝術上的拓展與成果尚是有限的,所以它更需要無限的「新新詩」,和更多的「新新詩人」。對詩來說,藝術上的探索是無窮盡的。因為詩本身就擁有無限的可能性。我們只實現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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