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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歷史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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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距今已有97年,但很多歷史細節並未得到完整披露,台灣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唐啟華先生近年出版的《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以及鄧野的《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兩書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為五四運動提供了諸多細節。尤其是唐啟華的著作,利用了近年公布的陸征祥外交檔案等最新史料,為北洋政府及巴黎和會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研究。


作者:張弘


五四運動的歷史細節


細節之一:梁啟超扭曲事實


1918年一戰結束,勝利的協約國集團為解決戰爭所造成的問題以及奠定戰後的和平,1919在巴黎召開會議,是為巴黎和會。中國政府派出了陣容強大的代表團,成員包括陸征祥、王正廷、顧維鈞、施肇基、魏宸組等人。


由於美國力挺中國,中國在和會收穫甚多,如參與國際聯盟盟約的草擬並加入國聯成為創始會員國。雖然拒簽對德和約,但後來與德國單獨議約,簽署第一個平等新約。在和會簽署了對奧、匈、保三個和約,收回部分條約特權,並簽署《國際航空專約》。此外,《希望條件說帖》是中國第一次向國際社會表達對不平等束縛的不滿,為日後中國要求修改條約爭取平等國際地位重要的宣示。唐啟華認為,整體而論,中國在和會外交不能算失敗,和會外交的成果更可以肯定。


即使在山東問題上,也不能說是外交失敗。

在山東問題上,日本堅持應先由它繼承原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再由中日談判如何交還中國。其依據是,日本對德宣戰,出兵攻佔了青島,中日之間已對日本繼承德國權益有成議,英法等國也與日本訂有密約。據此,日本在山東的地位,事實及法理都有堅實的依據。


4月30日的英、日、美三國領袖會議,決定德國以前在膠州及山東省所有各項權利一概放棄,交於日本。日本代表牧野做了半官方口頭聲明:「日本自願擔任將山東半島連同完全主權還中國,唯將前允德國之經濟特權暨在青島設立特別居留地權保存之。各鐵路業主,專為保護營業安寧起見,可用特別警隊,以華人充之,各路所選日本教練人員由中國政府委派。日本軍隊應於最早期間撤退。簡言之,日本保證歸還膠州主權給中國,將只繼承德國在青島的經濟特權及其他普通權利。威爾遜對此聲明表示滿意,三強決定將日本建議條款納入對德和約156-158條。」


由於日本的口頭聲明並未公開,中國代表團直到6月初才看到會議記錄。而國人只知道對德和約的條文內容,認為中國「外交失敗」。對此,唐啟華的看法是,「巴黎和會對山東的安排,不能只看對德和約156-158三條,還要加上日本的聲明內容;美國總統威爾遜致力約束日本所得,英國努力協調,日本已作出許多讓步,但因國家體面考慮,堅持不肯將歸還膠澳(青島舊稱)給中國形諸文字,只願在會中做聲明,保證歸還青島主權,限制山東經濟利益,而美國又一再強調不承認1915、1918年中日成約。這樣的安排,日本僅得到了面子,先取得對膠州灣租借地的自由處分權,再與中國談判歸還條件,而有關歸還條件的內容,及限制山東經濟利益,已經做了宣示保證,並有美、英、法三大國做保證,對中國而言,其實頗為實惠。然而中國朝野希望可以直接無條件收回青島租借地及德國在山東權益,對於得到間接有條件收回並不滿意,加以當時輿論喧嘩及政客扭曲,絕大多數國人以為和會對山東的安排,僅是對德和約之三條而已,遂堅持不保留則拒簽。事實上,後來在華盛頓會議山東問題基本上依照巴黎和會的方案解決,學者多認為是外交勝利。



細節之二:林長民對曹汝霖挾私以報


4月30日,國民外交委員會委員及理事長林長民接到梁啟超的電報,5月1日擬成一篇新聞稿,次日發表在與研究系喉舌《晨報》第二版。林長民稿極盡挑唆煽動之能事,稱「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5月2日,蔡元培告訴了許德珩「外交失敗」的消息。5月3日晚上,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後來的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並約北京13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參加。次日,五四運動爆發,其口號「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似受林長民此文影響。由於五四運動,在國內,經手對日借款、簽署山東問題換文的新交通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國賊」被罷黜,在外交方面,中國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唐啟華認為,梁啟超、林長民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系扭曲事實,煽動民意,主要與國內政壇的派系之爭有關。其時,總統徐世昌跟掌握實權的段祺瑞有派系鬥爭。當時,國會由親段的安福系把持,交通系及新交通系均為段派勢力。1918年歐戰停火後,徐世昌於12月中旬在總統府設「外交委員會」,以研究係為主力,並給梁啟超以「歐洲考察團」的名義,和會期間在巴黎發揮影響力;梁啟超一行身份地位曖昧,卻聲望崇隆,又與徐世昌關係非比一般,與北京主導「外交委員會」的林長民內外呼應,研究系與新舊交通係為「鐵路統一」及新銀行團等問題產生爭執。當時梁啟超在巴黎,當時最活躍的民間外交團體「國民外交協會」,也與研究系關係密切,北京《晨報》則為該系主要喉舌,研究系與中國和會外交關係密切。梁啟超、林長民等研究系人士,借巴黎和會之機,向親段的勢力發起了輿論攻擊。


在五四運動中,林長民大力支持學生,抬著棺材在北大附近演講,並抨擊曹汝霖等人賣國。而《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則認為,林長民器量太小,此前,曹汝霖和其他人曾向徐世昌推薦林長民為秘書,為徐世昌所拒。林長民反而懷疑,徐世昌要用自己,被曹汝霖等人破壞。有一年,林長民向曹汝霖借錢過年,到曹汝霖新年後送錢過去,觸犯了林長民的忌諱。因此,林長民挾私以報。兩人之間的恩怨,可謂五四運動中的一段插曲。


在政治紛爭中,知識分子在其中應當扮演怎樣的角色,並保持基本的操守?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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