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寶：「平等待我之民族」與「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理論和口號如何在中國傳播的呢？

遭遇巴黎和會「道義」與「秩序」相權衡[1]的挫折與打擊，國人正在質疑「世界上第一位好人」（陳獨秀語）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公理戰勝強權」、「民族自決」等「十四條」時，剛剛結束國內鎮壓和穩定政權的蘇俄政府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

1919年7月25日，蘇俄代理外長加拉罕署名發布《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北南政府宣言》，史稱「加拉罕宣言」。宣言聲稱：蘇維埃政府願意將「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所取於中國的，以及取於中國又轉讓與日本協約國的，一概送還中國」，無償交還中東鐵路、所有租讓的礦山、森林、金礦和他種產業；放棄庚子賠款；「廢止一切特權」；放棄領事裁判權等。

（加拉罕）

在民國北京政府漠然處之後，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一邊在遠東和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以東地區建立名義上的獨立國家――「遠東共和國」[2]，一邊冠冕堂皇地第二次發布加拉罕簽署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部致中國外交部照會》，重申「加拉罕宣言」的各項原則，並再次宣稱：

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本階級從中國殘暴地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

可以說，若從宣言和照會的內容來說，與「巴黎和會」上遭遇的委屈和不平真是形成天上人間的對照，對於一貫懷有民族屈辱感的國人，用《民國日報》（上海）1920年4月14日的文章中的話來說，就是不啻「世界有史以來為全人類圖幸福的空前創舉」。對此，《劍橋中華民國史》上這樣描述說：「加拉罕宣言在緊接著『五四運動』來臨，當時收回權利運動在中國正接近高潮，這項宣言在中國朝野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

的確，當時國人興奮異常，紛紛奔走相告，一時間社會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思潮，更加興盛起來：

據李潔在《1912-1928：文武北洋》中所述，當年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領袖姚作賓率先在北京成立「中國共產黨」，並曾派人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主動找蘇共聯絡，只是未果而已。

長沙新民學會在1921年新年辯論「改造中國與世界須採取何種方法」時，經表決，18人中「贊成波爾什維克主義者」12票。湖北利群書社社員1921 年夏在黃岡開會，經過三天討論，與會者一致通過「走俄國人的路」，「贊成組織新式的黨——波爾什維克黨」。

據朱務善1924年的《北大廿五周年紀念日「民意測驗」之分析》中所統計，1923年12月北京大學投票選舉「世界第一偉人」的民意測驗中，威爾遜在全部497票中得51票，居第二；列寧得227票，躍居第一。贊成「友俄」與「友美」的比例約為5:1。

蔣介石後來在《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黨共產革命的區別》中也說，1917年時自己的心得體會是：「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必與之力爭；如有人攻擊共產黨，必竭力為之辯護。」在給孫文的上書中，蔣介石還勸其放棄歐美、日本的外交努力，而取法蘇俄，他寫道：「吾黨標榜顯著，外人目中無不視吾黨為勞農制之化身，故無論為美、為法，與吾黨個人有極善之感情者，至一顧及其本國之政策，鮮有不為其所反對與阻梗者。故本黨惟有團結內部，放棄外交，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以譚義金（現在習慣翻譯為鄧尼金——本文注）等反動軍憑藉外交之失敗為殷鑒，則內部鞏固，實力充足，自有發展之餘地也。」作為一時代新青年，蔣介石自然一番熱血衝動，只可惜激情有餘理性不足。

職業革命家孫文直至彌留之際，仍然迷途不知回返地留遺書給蘇俄政府，內稱：「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關於孫文幼稚的革命創舉，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中多有惋惜，並將其評判為「對民主共和失去信心」。其實孫文又哪裡有什麼信心呢，因為在他那裡，「所謂『民主共和』原是個徹頭徹尾的洋東西。對西學沒有較深的了解，欲偏好強不知以為知，……往往對若干基本觀念也搞不清楚。若據此一知半解的標語政治學，一朝得志，便號令天下，怎能不誤盡蒼生？」

當然，對於孫文這個搞破壞甚於搞建設的職業革命者來說，太過苛求是有些不夠寬容，因為那個留學美國多年的自由主義者胡適，直到1925年還拒絕加入朋友們的「反赤化」討論。1926年他還在名篇《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中讚揚說：「俄國的勞農階級竟然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1926年，胡適訪蘇後，在給朋友張慰慈的信中說：「我的感想與志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麼配批評蘇俄！」

連胡適這個深受歐美文明浸漬多年的知識人，這時都這樣頭腦發熱，不配稱「自由主義者」了（邵建：《這個樣子的胡適不配稱自由主義》），也就難怪其他仁人志士們暈頭轉向、不知東西了。

然而，歷史同時呈現出另一面。那就是「加拉罕宣言」只是看上去很美，並非真正是孫文所言的「平等待我之民族」[3]的十足善舉，因為按照1921年2月11日《外交部發莫斯科總領事陳廣平電》所記述的，宣言不但要求中華民國承擔「立即同未經蘇俄政府委任而自命為俄國外交和領事代表的人斷絕來往，一併把他們逐出中國國境。將中國境內屬於俄國大使館和領事館的房產以及大使館和領事館的其他財產和檔案，歸還以蘇俄政府為代表的俄國」。

（鮑羅廷與蔣介石等）

1921年4月21日，負有革命輸入任務的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絕密的「關於廣州政府的報告」中寫道：「主要是廣州政府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這場革命最終會把中國拋向協約國敵人的陣營。」

1922年8月30日，正與民國政府外交部長顧維鈞談判的越飛，在給加拉罕並轉送斯大林的電報中說：「這個地方對我們非常有利，同世界資本主義的鬥爭具有很大的意義和巨大的成功機會。在這裡可以感覺到世界政治思潮很強大，例如要比列寧賦予同樣意義的中亞強大得多。中國，毫無疑問是國際衝突的焦點和國際帝國主義最薄弱的地方。」

而且，據《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8月31日會議決定，向正同北京政府進行談判的蘇俄駐華代表越飛發出秘密指示：「中央認為，在同中國談判時，從1919到1920年的總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許的。」

歷史更明白地昭示，若不是張作霖1927年4月搜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收繳了七卡車顛覆中國政府的文件、宣傳品和槍械，並整理成《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冊子，分發給中外各國的報館和公使團，大概自以為是的中國人還會為此一直深信不疑。

當然，隨著近年來前蘇聯歷史檔案相繼解密，大量歷史事實已經公然於天下，更進一步證實了那個傳說中的理想天國——號稱全世界最民主的大國政府，居然這樣居心叵測地踐踏國際法和國家承諾，公然干起「武力演變」、顛覆一個與之建交的合法政府的勾當。所謂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現代版本是也。

事實已經很清楚，原來所謂的「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宣言，不過是一個美麗的肥皂泡，在光彩照人中，充滿了功利、迷惑和欺騙。

在這樣的彌天大謊的掩護下，蘇俄的革命輸出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在向中華民國接連拋出橄欖枝的同時，負責中國等受援國黨建工作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於1919年成立。同年7月，隸屬於俄共（布）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局（也可直譯成俄國共產華員局——楊奎松）成立。1925年，蘇共中央成立直屬政治局的「中國委員會」。維經斯基、馬林、越飛、加拉罕、鮑羅廷、季山嘉、加侖等從此為中國人所熟悉。當然，也有像遠東區書記處的尼克爾斯基、弗蘭姆堡等不為中國人所熟知的真正幕後指揮者，其中前者掌管著共產國際駐華人員和遠東蘇共黨員活動經費，那個四處招搖的貌似全權代表的馬林（本名斯內夫列特）不過是其助手而已。

在向中國輸出革命的過程中，遠東書記處先是找到民國的北京政府，在被拒絕後，又經第三國際黨員李大釗找到擁兵自重的吳佩孚[4]、馮玉祥，前者仍然是拒絕，後者則投懷送抱、主動投身。這中間，篤信聯省自治的陳炯明也被納入合作考察對象，結果自然是道不同不相與謀。

之後，他們通過李大釗首先找到了陳獨秀，然後又找到正四處籌錢革命而不得的孫文，用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的話就是「孫中山在絕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於是有了1921建黨的歷史瞬間，也有了1924年國、共合作的革命契機，並最終有了武力統一中國的所謂北伐。

在蘇維埃革命輸出的進程中，1920 年6 月，列寧針對「第三國際」草擬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5]，作為階級革命輸出的具體指導意見，其中提出：遠東和中國當前的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革命任務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此文獻在1920 、1921年共產國際「二大」、「三大」通過和確立，後經1922年所謂「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6]傳達給與會的國、共兩黨代表張秋白、張國燾，而後國共兩黨也就秉旨宣傳、貫徹於實踐革命中。

對此，親身參與過「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在這次會議上，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沙發洛夫的報告為中國革命確定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這次大會對中國革命的重大影響就是「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被視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而此前「一般愛國主義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識上往往只是反對某一侵略事實或某一侵略國家。在反對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氣來力爭外交上的勝利，並沒有發展到發動全國人民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並進而反對帝國主義的本身」。「中國革命思想導源於自強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標始終是對內而不是直接對外的，而且極力避免對外。革命人物多以為如果內部革命成功，列強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也以對內為主。這次大會把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反動勢力聯結在一起。我們討論的結果，確認中國的反動勢力只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革命運動要能有成就，必須從反對帝國主義入手。」

據《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運動（一）》載，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寫給莫斯科的信也可以進一步證實：「正是國民黨對我們的威望充滿尊敬和崇拜，正是這個黨，它如此馴服地接受我們的指示和共產國際的決議。」

可見，已經作為慣用語的「反帝」完全是一個舶來品。至於列寧等所提出的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是否真正符合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當時社會的具體問題，在當時急於獲取藥方的階級革命者那裡，是缺少理性分析和學術論證的。

歷史結果表明，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和受援對象，中共在1922 年「二大」上確立了「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近期奮鬥目標。1923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堅持「早先採取的立場，即『中國的中心任務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及國內封建走狗的國民革命』」。

1923年1月《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後，1924年的國民黨「一大」終於確定了中國民主主義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

於是，在國、共等革命黨、階級論者那裡，「帝國主義」作為一個既成的概念被廣為接受和傳播，「反帝」的口號在接下來的五卅運動、黨軍北伐以及後來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號召和喚醒狹隘民族情緒的巨大作用。梁啟超1927年5月5日在一封家信中就寫道：「即專以這回北伐而論，從廣東出發到上海佔領，那一役不是靠蘇俄人指揮而成功者！（說來真可恥，簡直是俄人來替我們革命。）黨中口號皆由第三國際指定，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來的。」

不妨來看一下瞿秋白寫於1923年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文章指出，鴉片戰爭時，帝國主義「侵略方式純是各行其軍事的佔據領土，及強力開闢商埠」，把中國變成「銷貨的市場」，後來「其侵略方式已是列強爭相以軍力、以外交手段佔據『勢力範圍』」，「中國對於列強已成原料出產地」。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進北京後，列強「侵略的方式乃是爭相放債以取得抵押品，取得債權，取得監督財政權為條件，……於是關稅、鹽稅等都入外國人之手」。他們還向中國「移植資本」，創辦工礦企業。再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又開始「文化侵略」，「遍處設立教會學校，辦他那假惺惺的慈善事業」，以「改造中國人的心肺，賄買整個兒的階級，預備做他將來的『代理統治者』」。文章還特彆強調，英國、日本、美國是中國人的主要敵人，他們侵略方式不同，但本質是一樣的。

拜讀這樣的文字，一方面可見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精神，終於在動蕩的中國找到現實的土壤和佐證，所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是否可以看做是馬列主義的第一次中國化呢；一方面，也可以讓後來者重溫了一直以來、似曾相識的愛國主義教育宣講詞——今天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和感受莫不來自於此。

[1]

巴黎和會上，在處理棘手的山東問題時，美、英、法、意等國曾試圖以「和會暫收」或「五國共管」的方式解決中日間存在的分歧，但迫於中日兩國政府1918年已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換文協定」，才不得不在「道義」與「秩序」的選擇中傾向了「秩序」。

[2]

遠東共和國雖實質上隸屬於蘇維埃，但名義上是獨立的國家，這也就意味著加拉罕宣言中所說的歸還沙俄獲取中國的全部利益不能成立，因為問題已經轉化為中華民國與「遠東共和國」之間的關係，而二者間並沒有任何承諾。顯然，這是列寧誆騙中國人的花招，國際社會和中華民國政府都看得明白。所以，對所謂「遠東共和國」不予承認。1922年11月，列寧撤消了「遠東共和國」，領土併入蘇維埃。

[3]

1928年7月，美國率先與南京國民政府簽訂了《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放棄協定關稅，公開與中國政府平等交流。蔣介石為此感慨說：「以言平等待我之民族，當以美國為嚆矢也。」

[4]

黨史研究專家胡繩說過：「當時蘇聯、第三國際在中國找的不是搞社會主義的人，而是找進步人物，主要是反帝的。先找吳佩孚，同時組織中國共產黨，但並不指望中共解決問題，最後找到了孫中山。」

[5]

在此前的1913年5月18日，列寧在《真理報》發表了《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文中提及殖民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合反殖民運動推進了亞洲殖民地的民主運動。1918年斯大林受此鼓舞寫下《不要忘記東方》，並於1920年莫斯科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上被具體採納。莫斯科將像支持土耳其馬爾帕夏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一樣，支持中國，列寧選中了孫中山。莫斯科在中國的革命輸入政策就這樣確定了。

[6]

後改名為「遠東勞苦人民大會」，與會的包括國民黨代表張秋白、無政府主義代表黃凌霜、共產黨代表張國燾、原山東省議會議長王樂平。張國燾當選主席（共16人）。唐山工人代表與張國燾、張秋白等受到列寧接見。後來國共兩黨合作源於這次接見時列寧的建議。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整理國故 的精彩文章:

※商昌寶：看清「帝國主義的大魔王」
※帝國主義的剋星之中蘇博弈
※「漢化」「殖民」與「帝國」的爭論
※互聯網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
※百代皆行秦政制：大秦帝國中的軍國主義幽靈
※蔣介石的帝國主義觀
※《民族與帝國》：瑪雅人與瑪雅帝國
※劉仲敬：當中華帝國遭遇民族國家
※《大秦帝國》中的姬狐公主是哪國人？
※「熊」踞北方的帝國迷途，「老大帝國」思維的俄羅斯！
※溫伯格：「詩人科學家」 與「物理帝國主義者」
※大唐帝國皇帝李世民
※商人王思聰和他正在搭建的泛娛樂帝國
※中國唯一的「民選」皇帝是如何將西漢帝國偷走的
※外國為何普通人認為最偉大的東亞大帝國是蒙古帝國和清帝國？
※古中華帝國漢人最後的榮耀之大明帝國皇帝表
※西漢帝國震古爍今的國際政治視野：仁慈的霸權簡直是美帝國的前身
※【軍迷】 帝國的榮譽：德國二級鐵十字勳章！
※薩義德：文化怎樣參與帝國主義世界觀的構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