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曾怎樣規划上海的未來？
編者按：
上海曾有五次城市總體規劃，現在正在做第六次，這一次是規劃2016至2040年的城市前景。當城市總體規劃從地理的功能性工作脫穎而出，成為對一座城市前途的眺望，它就開始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意義——它變成了一種與城市歷史相接的，可操作完成的，對城市面貌的塑造。本文通過對上海歷史上城市總體規劃的回顧，帶我們對上海這座城市的發展歷史作了一次生動的回顧。
文/陳丹燕
當城市總體規劃從地理的功能性工作脫穎而出，成為對一座城市前途的眺望，它就開始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意義——它變成了一種與城市歷史相接的，可操作完成的，對城市面貌的塑造。這樣一想，規劃變得意味深長起來。規劃師們總是說，規劃的初衷只是城市發展的功能性工作，也許他們是害怕這種意味深長展現出來的多解。但無論如何，城市總體規劃越來越是一項文化性的工作，而非一張實用的圖紙。
1930-1940年代上海黃浦江上的木船。
上海曾有五次城市總體規劃，現在正在做第六次，這一次是規劃2016至2040年的城市前景。它的第一次總體規劃是1946年，我還未出生，第六次規劃的2040年，那時我已經很老了。將一個人的生命放在這座城市的規劃時間裡，一個人漫長的成長與生活，霎那就變得短暫，即使上海這地方在中國古老的城市歷史中，只有倉促的不到兩百年。如此看來，那些四年或者八年就會卸任的市長，好像漫長接力賽跑道上的賽跑者，他們本身健壯與否，是否合適帶著城市賽跑，以及他們風格各異的粗重呼吸聲，都因此被永遠記得，並永遠比較。
吳國楨
1946年，吳國楨剛剛就任上海市長就啟動了上海第一次城市總體規劃。自1843年11月上海開埠，1941年整個上海被日本海軍佔領，租界消亡，但是直到日軍戰敗，太平洋戰爭結束，1945年，上海這才第一次整體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因此這是上海第一次將收回的英法租界和華界放在一起，作為一個統一的大城市來設計規劃，它被稱作「大上海都市計劃」，也許不光因為這個計劃對1944年倫敦市政廳做的大倫敦計劃多有借鑒，也有一股上海人終於要在上海當家作主的自豪。
世界大戰結束，世界各地都蕩漾著劫後餘生的釋然之中，巴黎做了大巴黎計劃，倫敦做了大倫敦計劃，還有狂歡後的紐約以及莫斯科。世界各國都在眺望這些大都市的未來，上海更是如此。對上海來說，即使內戰已經開始，那也是真正的百廢待興。
《都市計劃》有個文字優美、情懷青春的總論。要將這座由航海貿易而成長壯大的中國都市規劃成東亞的世界航運和金融中心，這是它的地位。在城市面貌上，借鑒紐約的環城綠帶和倫敦的衛星城鎮結構，使整個城市各個階層的居民「各自安居樂業」。這個總論既能接受階層與貧富帶來的差異，也不放棄謀求和平共處的城市理想，並為此做出人口、住房、交通、生活以及娛樂的各種規劃。即使隔了七十年的滄桑巨變，今天看來，這個理想仍是上海規劃中最重要的關懷。
《都市計劃》三稿初期草圖
1946年夏天，上海將來的面貌在總論上被刻畫之時，我父母都還在他們的青春年代，熱血而苗條。母親是個歌喉婉轉的初中生，父親作為伍修權將軍的隨員正在東北軍事調解處工作。他不會知道自己會在十多年後參加創立新中國的遠洋船隊，進而參加組建位於中國各大港口的遠洋運輸公司和外輪代理公司。
他也不知道因此自己的家將要安在上海，以至於他的後半生都要貢獻給中國的遠洋運輸業，甚至他的遺骨最後也會埋進上海終年潮濕的泥土裡，營養了家族墓地中的第一棵羅漢松。在父親的晚年，上海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港，但世界航運的時代已衰落，倫敦泰晤士河兩岸的那些碼頭和貨棧都已轉型成為金融中心和創意中心，漢堡的舊碼頭倉庫城轉型為大型文化空間，裡面開設了世界上最大的東方地毯博物館和各種與東方貨物有關的博物館，而在公海航行的美國商船隊差不多已消失匿跡。
父親去世後，我在德國漢堡附近的高速公路上突然看到隆隆駛過的載重卡車上印有COSCO標誌的集裝箱，它與我擦肩而過。這實實在在的中國遠洋標誌，它讓我忍不住流過淚。我想起了少年時代跟著父親去過的外灘的辦公室，以及吳淞濕漉漉的錨地碼頭，還有在一個小女孩眼裡非常性感的各種遠洋輪船，水手們左右搖晃的走路姿勢。
在讀都市計劃時，我想到這些原本看上去非常偶然的個人經歷，那一紙調令帶來的家庭遷徙，甚至與親人惜別的盈眶之淚，實際上與上海的歷史密密相關。而我這樣移民的孩子，在這種盤根錯節的關聯感受中，終究可以將上海稱為我城。
舊時上海南京路
那是個有著現代主義精神和世界主義理想的城市總體規劃。在規劃里，上海想要對照的是世界重要的航運目的地與自己的差異，諸如自己的城市增長方式與倫敦的差異，自己的人均綠地面積與柏林的差異，自己的黃浦江與巴黎的塞納河相比，建立大橋的必要性。面對戰後世界大城市的工業化趨勢，它預測到城市人口會有很快的增長，尤其是當時的中國是個年輕化的國家，有旺盛的生育力，所以它對人口與城市擴張的前景，是與紐約對照的。
我想，它做如此對比，並不是只是因為它在1946年時，人口是世界第四大城。還因為它是一個航海時代東亞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歐洲和美洲都是與它聯繫密切的生意夥伴。在地理位置上，它需要這樣的對照。當然，在精神上，它通過這樣的比較獲得了歸屬感。那時整座城市都不知道，當幾年後人們把地圖轉了九十度再打量這座城市時，將河岸線變成地圖上的一橫，延安路便成為地圖上的一豎。當地圖上出現這樣一個「丁」，這座城市會出現另一種可能性，會顯現出它的另一個傳統，獲得另一種歸屬感。
內戰愈演愈烈，這部城市規劃雖然在1949年6月得以全部完成，這個城市規劃的執行秘書，國民政府的工務局長趙祖康最終也將它平安移交到人民政府手中，並在1950年由市長陳毅簽發內部印行。但此時蘇聯專家巴萊尼柯夫也向上海市政府提交了《關於上海市改建及發展的前途問題》的報告，報告認為上海的服務人口遠遠大於直接從事生產的基本人口，是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沒有思想性的城市。因此，應該用社會主義理想來改造城市，將上海的城市職能由多功能外向型的經濟中心轉變為單一功能的內向型生產中心城市，變墮落的消費型城市為健康的生產型城市。按照新中國要將上海改造成生產為先城市的宗旨，大上海都市計劃被整體否定。
也許正是因為它的未能實施，所以過了這麼多年讀它，仍留著一股青春詩意之氣。這股詩意不是田園的，而是城市的。不是古典的，而是現代的。不是內陸的，而是海洋的。
它在戰火與兵亂中，竟奇蹟般地完成了。從1946年到1949年期間，主持規劃的市長吳國楨退出，隨國民政府前往台灣，從此再未回到上海。規劃中曾作用重要的中國建築師陸謙受退出，闔家避戰亂於香港，從此再未回到上海。而規劃中實際上的技術負責人，德國城市規劃設計教授鮑力克一直留到最後，直至寫完總體規劃的後記與致謝辭才離開上海，前往民主德國。
他在東德成為重要的城市規劃專家，在東柏林留下許多作品，但再未回到上海。一直具體負責《都市計劃》的工務局長趙祖康，即使在國共政權更替之際，舊同事各奔東西之時也不曾停止工作，他帶著這份總規留在新政權中。他與人民政府的陳毅市長在移交市政府時便談及《都市計劃》，作為舊政府移交的最重要財產之一。此後，他上任人民政府的城市規劃與建設局局長，參加了上海重要的建設。
他從未離開過上海。當年作為年輕工程師參與《都市計劃》具體工作的鐘耀華和李德華，日後成為建立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的元老教授，他們的工作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大學的城市規劃教育。直到2014年，這份《都市計劃》重新進入大眾視野，垂垂老矣的李德華在上海接受記者訪問，他闡述了這份計劃里的精神內涵。他也從未離開過上海。
此時，《都市計劃》還完好保留在上海規劃設計院的閱覽室里，被幾代城市規劃設計者借閱，被幾次上海城市總體規劃製作時借鑒和繼承，直至圖紙都被翻爛。所以參加制定過此後幾次城市規劃的規劃院長和規劃局長們都說，其實不能說《都市計劃》未被實施，此後幾次城市總規中一直有它的身影和它的精神。其實它一直是一個活著的規劃。
這是何等強健的生命力。
到2014年，它被公開出版，我這時才有機會讀到這個城市總體規劃。有一些句子震驚了我。一是對上海人口的預測。規劃中說到，按照大戰後世界工業化的趨勢，人口會向大城市聚集，再加上中國戰後人口的年輕化，生育力旺盛，規劃預計1946年以後的五十年，上海人口將達到1500萬。實際上，在1996年，上海人口達到了1470萬。對城市人口的預測一直在規劃中繼續，在1948年時，規劃中在提到內戰造成上海難民大量增加的同時，也預測到2000年後，上海人口也可能會達到2100萬之巨。
二是越界規划了當時屬於江蘇的松江縣，上海縣和嘉定縣。上海舊城區保留下來，上海城區多餘人口將疏散到衛星城鎮的松江，上海與嘉定。雖然《都市計劃》未曾實施，但1959年這三個縣就已劃歸上海市管轄，給上海的發展留出了足夠的面積。
三是對浦東與現在完全不同的定義。當時的規劃理想化地認為浦東是離上海市區最近便的鄉野，可以保留它的鄉村風格，一是成為人均綠地奇缺的上海市區最大的綠地，提高城市的居住品質，給市民方便親近土地留下空間。二是就近供應城市農副產品，節約運輸成本。但1992年的浦東開發與當時規劃不同，浦東成為城市新的金融中心，固然是有它互聯網時代的需要，也有在黃浦江對岸新金融區再次崛起的城市理想，一句「浦東是浦西的兒子」，點明了這個城市內在傳承的關係。
如今讀來，這是何等的前瞻能力。
它誕生在貨幣系統潰敗，戰火四起，政權更迭的亂世里，但一絲不苟地為後代計，從未放棄成為世界大都市的信念，如今想來，這是何等的樂觀。
第一個在上海得到執行的城市總體規劃，是1953年蘇聯專家穆欣主持的規劃。這個城市總體規劃按照莫斯科城市規劃的模樣，以外灘起始，虹橋機場為止的延安路為城市中軸線，以先生產，再生活為宗旨，建立一個生產型城市。在中軸線兩邊，建立了人民公園和人民廣場作為中心廣場，建造了不同於舊建築面貌的中蘇友好大廈作為中央會場，改造了猶太富商的豪宅成為少年宮，改造了舊娛樂場所作為工人文化宮，甚至在西郊修建了優美的園林作為領導人下榻的國賓館。這是一個將上海改造成大型內陸工業城市的計劃，頒發給上海一張嶄新的身份證。
看上去這個內陸化城市的目標似乎與上海本性背道而馳，但其實它並不是完全的異想天開，它倚重的是舊日上海現代工業的傳統。肯定了從清朝末年在上海誕生的江南製造局開始，到民族資本家們的強國夢想。其實上海始終還有一個以民族工業振興中華的夢想。這個夢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直在上海孕育與發展，從未消退過。這個振興民族的工業化的理想，不光是蘇聯專家帶來的蘇聯社會主義理想，也是上海自己的傳統。相比同時在東北各地建立的工業城市，上海的理想可謂中國近代史上源遠流長的一脈。
所以，上海在六七十年代迎來了它的另一種發展，它成為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優質工業品出產地。布是最漂亮結實的，鋼是最純粹並優質的，手錶是最精準美觀的，縫紉機是最好用的，塑料製品是最新穎耐用的，甚至奶糖和餅乾也是口味最好的，因為它們有著誘人的奶味。上海工業品風行全國，因此引領了全國的時尚。
建國初上海某工廠工人
工人階級在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上海，是城市中最自豪的人群，他們比城市知識分子更具有政治優越感，比農民則更具有經濟優越感。在上海興建的工人新村多由三四十年代留學歐美的同濟大學建築師們精心設計，他們曲徑通幽式的建築群悄悄抗拒著中軸線兩邊對稱的蘇式景觀，這使得工人新村洋溢著一種別樣的洋氣。
在西郊，一些被沒收的花園洋房成為工人療養院，作為獎勵，優秀的工人代表可以去那裡享受四十年代上海富裕階層的生活環境，在他們留下的柚木大菜台上，用工人療養院的洋鐵碗碟吃飯，並得到一次全面體檢。因此上海的工人階級在生活細節上，比其他城市的工人階級更具有生活質量上的優越感。
是的，他們也建立了符號強烈的工人文化。在中國電影的發源地，紡織工人出演了電影里的主角。工人作家們在電台里朗讀自己寫的小說和詩歌。在1950年10月國慶節改造一新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建立了實力強大的工人劇團。碼頭工人的勞動號子被音樂家改變成真正的樂曲，由音樂學院的師生在上海音樂節上演出，並最終成為聯合國的人類非物質遺產。後來，大學關門，城市青年的職業選擇變狹窄，工人成為最優秀的青年嚮往的職業。來到七十年代，「師傅」代替了「先生」，也代替了「同志」，成為社會交往中的尊稱。
當上海規劃的地圖上形成一個丁字型，工人階級在這座城市裡，繼二十年代的民族資產階級黃金歲月後，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歲月。
直到1986年第四次總體規劃，上海從重重封閉中掙脫出來，再次逐步轉回到面向海洋與世界。這樣的轉變似乎證明上海走了彎路，現在得以糾正。但從城市文化的角度，這樣的意識形態彎路卻有力地增加了城市面貌的豐富性，作為手工業城市的趣味及夢想，撿拾了在通常口岸城市漸漸培養起來的民族復興夢想，工人階級承接著的夢想和自豪，其實不光是工人階級自己的，追溯到十九世紀末，那也是中國傳教士們的，早期買辦家族的，後來的實業家們的，以及聖約翰大學那些上街遊行的學生們和教授們的。
一座敞開上衣露出肌肉的上海工人形象的雕塑取代了從前埃及方尖碑式樣的華爾紀念碑，豎立在外灘最重要的位置。也許這些城市符號是意識形態化的，但在上海，它們並非只是抽象，也是血肉鮮活的傳承，也符合城市自己的記憶。這種既衝突又有交織的傳統使上海的歷史不再只是通商口岸城市的飛流直下，而擁有了一些柳暗花明的深幽。這恰恰是成為大都市必須的文化豐富性。
城市生成的歷史總有它奇妙的契合點，雖然第一艘英國商船隻是偶爾來到十六鋪王家碼頭，德國人城市規劃教授鮑力克只是因為德國護照的關係滯留在上海，蘇聯工程師穆欣也只是因為政治緣故才得以主導上海城市總體規劃的制定與實施。
九十年代，上海1946年時的記憶隨著全世界工業化的完成再次蘇醒，它拚命想趕上四十年代那些曾經是它夢想的城市，它本來就粗魯而強悍的物質追求由於再次蘇醒而更加急切，它生怕落下了。它一路朝著世界大都市的目標飛奔，摩天樓高了還要更高，商業中心大了還要更大，中心城區那些老公寓和老洋房的價錢超過聖彼得堡，還要超過巴黎和紐約，更要逼平倫敦。舉辦世界博覽會，上海以超大客流刷新了一百年來世界博覽會的記錄。它的新城市規劃與之比較的仍舊是巴黎，紐約，倫敦，到2015年的第六次城市總體規劃草稿里，它誓言要在2040年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不光是人口數量意義上的大都市，更是創新能力與金融重要性上的，甚至是國際旅客輸出和輸入數量上的。千迴百轉，它的理想總在前方。
有趣的事發生了，我是在非常上海化的野心勃勃的城市氣氛中開始理解七八十年代曾瀰漫在上海舊租界街區的惆悵。原來它始終都是一種與興緻勃勃，光鮮閃亮，奮勇爭先的風尚相伴相行的城市氣質。當一種城市傳統開始活躍，另一種城市傳統漸漸沉入歷史，惆悵就在原先熱鬧光鮮的地方瀰漫開來，襯托著另一種野心勃勃。但這是種仍舊帶有活力與嚮往的感情，好像一種失戀後的憂傷，而不是對死亡的追悼。我原來只以為它是一種在工業化城市的改造中對海港與遼闊的國際視野的追憶，但其實，它是一種對城市傳統的懷想。它是一種對豐富性的多情。
如今它飄蕩在舊廠區，陳舊的工人文化宮，以及在高端物業和翻修一新的洋房花園前黯然失色的公共院落中，猶如它曾經蕩漾在法國城的那些歷史街區和舊洋房的花園陰影之中一樣。當上鋼十廠被改造成紅坊，高大的廠房內充滿咖啡香氣和年輕設計師裝束時髦的身影，當餐館開始以社會主義時代的大工廠食堂作為號召，餐具也用當年的洋鐵白瓷碗，菜單也用粉筆寫在黑板上，這時我才理解上海並不只為商業城市傳統的凋落而惆悵，它也會為自己中軸線的被拋棄而惆悵。這原來是個懷舊的城市，它因為此起彼伏地沉入歷史，又浮出歷史的表面，成為這座城市動力的文化而惆悵。
上海因此有了一些詩意。
陰沉潮濕的冬天下午，街道上一片晦暗，街燈在鐵灰色的街景中散發著金黃色的光芒。我去一家位於商廈地下層的咖啡館，旁聽一個小型讀書會。
地下層的咖啡館靜止的空氣中飄散著一股油炸食物的氣味，在那裡我見到一個穿白毛衣的青年，他說自己是個托洛斯基主義信奉者。還見到一個頭髮亂蓬蓬的高大青年，他與大家一起分享自己梳理出來的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歷史脈絡。人們散坐在這個樸實無華的咖啡館裡，在其他客人的尋常談話聲中，專心致志地判斷著這個大學生對凱恩斯主義與勞工階級式微影響的分析。
有一種惆悵之中，此身甘於眾人違的倔強在牆角的幾張小圓桌之間蕩漾。這種氣氛我曾經非常熟悉。它讓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最後幾年，陰沉的冬天下午，衡山路福廬黝黯角落裡的木頭高腳椅，和褐色的吧台。想起八十年代末期上海有名的爵士歌手田果安，想起他吐字非常美國南方化的歌聲。那正是上海最迷茫破碎的時候，歷史被背棄，城市陳舊不堪，工業步入蕭條，不安的年輕人在夜校努力學習兩種語言：廣東話與英語，餐館裡到處寫著生猛海鮮的招牌，領事館簽證處門口有人以代為通宵排隊為新職業。
年輕的托派起身走了出去，他是個瘦弱的書生，缺乏體育鍛煉，久坐，所以他單薄的背脊有些僵直，一路向外走，他一邊不由自主地活動著他的腰。他穿著散漫，將毛衣掖在長褲的皮帶里的樣子，很像從小身體懦弱，總穿許多過冬衣服的少先隊大隊長。但他有種將自己投入到一種社會理想中強大的專註，和一種身處邊緣忍不住的迷茫。
他的背影令我想起七十年代末的夏天，騎在破舊得直掉鏈子的藍鈴腳踏車上，緩慢經過復興中路濃密樹蔭年輕消瘦的背影。這是兩個承接了上海不同歷史部分，世界觀殊為不同，卻固執地以一個自己無法生活的時代為理想國的上海青年的背影。他們或許並不了解自己夢幻般愛著的那個時代，他們只是握有一些碎片而已。但他們都深深植根於這座城市，這點無疑。
晨曦中的上海。寇聰 澎湃資料
那麼，上海是個文化多元並善於包容並蓄的豐饒都會嗎？上海在精神上擁有屬於自己的強烈個性與內在衝突嗎？這是在我看來是否它能最終成為國際大都市的精神指標。它從未月白風清過，總是泥沙俱下卻奔騰萬里。但無論是怎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始終縈繞在城市上空的惆悵都有力地鎮定了它的躁動，遼闊了它的心胸。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網
作者：陳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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