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中你會自救嗎？

1994年9月27日晚上7點，載著989名乘客的愛沙尼亞郵輪離開塔林，穿過波羅的海駛向斯德哥爾摩，然而他們再也沒有上岸。6小時的旅程過後，艏門無法抵禦9級大風，郵輪開始進水。不到一個小時之後，游輪帶著852名乘客和工作人員沉沒了。

即使得知了慘劇發生的有多快，海面風暴有多強烈，和救援人員趕到的速度（郵輪沉沒後半小時才進入全面緊急狀態），生存專家依然對如此高的死亡率感到吃驚不已，似乎很多人被淹死前沒做任何抵抗。官方的事故報告推斷說：很大一部分人似乎嚇得神志不清、不知所措，還有些人甚至嚇得連腿都邁不動。一些人驚嚇過度，當其他乘客試圖引導他們甚至對他們大喊、使用武力時，他們都無動於衷。

為什麼會這樣？朴次茅斯大學研究極端環境下行為的軍事生存教練John Leach回答了這個問題。他研究了過去幾十年世界上許多災難中倖存者和遇難者的行為（其中，1987年11月18日造成31人死亡的國王十字車站大火發生時，他恰好在場），發現，在危及生命的狀況中，約75%的人感到不知所措、無法思考，無法想出逃脫的辦法，他們處於精神麻痹狀態；只有15%的人能保持足夠的鎮定和理智，抓住逃出去的機會。（剩下的10%很危險：他們焦慮不安，甚至妨礙其他人逃生）

人們往往最關注那在災難中保持冷靜的15%，想知道是什麼讓他們活了下來。但Leach認為人們的關注點錯了，我們應該好好想一想，為什麼那麼多人本來有自救的客觀條件，有機會活下去，最後卻沒能幸免於難？為什麼那麼多人放棄了，或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危機？他認為，在多數災難中，你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生存技能，你只需要明白你應該做什麼。「作為一個作戰生存教練，我要教人們如何活下去；作為一個心理學家，我要教人們如何不要放棄生命」，他說。

有時，我們並不清楚人們在緊急狀況時究竟做了什麼。工程師設計疏散程序時，通常假定當人們聽到警鈴、聞到煙味、感覺樓在搖晃或船正在側傾時，會立即做出反應。

然而，近幾十年的情況表明，讓人們在災難發生時立即行動並不容易。1985年8月22日，一架從英國曼徹斯特機場飛往科孚島的波音737客機在起飛時遭遇引擎故障未能順利起飛，飛機隨後在跑道上停了下來，卻仍然造成了55人死亡。政府的航空事故調查部門稱：「或許這起事故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於，飛機根本從未升空，而且停在跑道內，消防員很快就撲滅了外部明火，事故卻仍然造成了多達55人死亡。最大的疑問在於，為什麼飛機停下後人們沒有立即下飛機。」

比起人們的緊張或逃跑時的擁擠踩踏等，人們對突髮狀況的冷淡反應是更為致命的。

近些年最能體現人們在突發事件中惰性的例子之一，發生在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9月11日，被劫持的飛機撞向世貿大廈，你可能會覺得那些在第一次撞擊中倖存的人會用最快的速度逃出大廈，但大多數人表現的恰恰相反：他們拖延。根據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的一項研究，最終倖存者平均拖延6分鐘才開始逃離大廈，有些人甚至閑逛了半小時。他們對災難沒有準備，繼續工作，或者走來走去看看會發生什麼，等別人先行動。一項研究發現，那些拖延的人在離開大樓之前，有的在打電話，有的先收拾好辦工桌、鎖上辦公室，有的去洗手間，還有的發郵件、關電腦、換鞋。有一名騎自行車上班的女士甚至在離開之前回到她的辦公室換上了運動服。

這些在危急時刻不慌不忙、精神麻痹的行為，有一個心理上的原因：他們無法適應環境的突變。求生是一種目標明確的行為：你覺得餓了，你會去找吃的；你覺得孤獨，你會去找朋友。通常，這種目標很容易實現（我們知道如何找到食物和同伴）。但在不熟悉的尤其是有壓力的環境中，比如下沉中的船或者著火的飛機，達成這種目標——緊急出口在哪、如何到那裡，需要更多努力。

「在緊急情況中，危險發生的很快，我們來不及做出決定」，Leach解釋到，情況往往超出我們能解決的範圍。印第安納大學社會心理學家Jerome Chertkoff，從另一角度解釋了這一現象：「在生命受到威脅時，你的情緒會緊張，而緊張限制了人的思維，你可能想不出本來能想到的逃脫的辦法。」

這解釋了為什麼平時看似平淡無奇的事兒，在緊急情況下卻做不出來。所以，大多數生存專家認為，避免這種情況的唯一方式是提前做出準備。「練習能讓行為變成條件反射，不需要複雜的思考」Chertkoff說。這就是說，去電影院時要把緊急出口的位置記住（想像你真的遇到了事故要怎麼做），去酒店時要仔細閱讀門後面的疏散指示圖，坐飛機時要專心聽飛行安全須知，即使你經常乘坐飛機也要這麼做。「每次我上船，第一件事兒就是弄清楚救生艇在哪，因此如果發生事故，我只需要跑去救生艇站，不用思考要怎麼辦」，Leach說。通常，倖存者活下來並不是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勇敢，而只是因為他們準備的更好。

那如何對待周圍的人呢？無論你準備的多充分，有一點是我們無法控制的：我們周圍的人做什麼。在這個問題上，科學的解釋與我們普遍的想法或媒體的說辭的向左。

評論員們的評論總是突出災難中愚蠢的行為——慌亂的旅行者，擁擠的球迷，或是夜總會裡盲目的沖向安全出口等。實際上，這種情況是很少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傾向於互助而不是相互妨礙。「在緊急情況下，人們傾向於合作」，布萊頓大學研究人群行為的專家Chris Cocking說，「在集體中，自私是少見的，集體相對於個人傾向於減少自私而不是擴大」。

就拿2005年7月7日倫敦交通系統的自殺性爆炸來說，數百旅客被困在充滿煙的隧道里幾個小時，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得救或者會不會有更多的爆炸。根據接受cocking採訪的倖存者們說：在混亂中，多數人積極的合作和相互幫助。心理學上把這種現象稱為「集體韌性」：在危險中人們傾向於團結互助。

Drury，Cocking和Reicher用很多事例證明了集體韌性的存在。2008年，他們採訪了11大慘劇或過去40年里事故的倖存者，包括造成126人死亡的2001年迦納足球場踩踏，還有1991年南非海神號郵輪沉沒事件（引人注目的是全部500多乘客生還了）。在這些事件中，人們普遍團結一致而不是自私自利。Cocking認為在災難中人們的合作讓每個人倖存的幾率都變高了。「遵從集體利益通常是權宜之計，在極個別的人們只顧自己的情況中，求生的進程確實收到了影響」，他說。

遺憾的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危機中與人合作。一個例子生動的表現了人們在危險中的表現有多不同：2012年1月，6名船員試圖用30天划船橫渡大西洋，然而第28天過後，當他們僅有500英里（800海里）就要到達目的地巴貝多時，他們的船被巨浪掀翻。根據船員中一位名為Mark Beaumont的探險家回憶，他們都快堅持不住了，有幾個人不斷地潛入水中放救生筏，取回應急信標、gps追蹤器、衛星電話、淡水和食物。但不是所有船員都這麼理性。「他們中有兩個人被嚇壞了」，他回憶到，「其中一個很強壯的劃手也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他就那麼閉著眼睛一動不動」。後來，這位同伴對Beaumont解釋說，他被當時的情況嚇壞了。「我感覺完全置身事外了」他說，「我當時覺得最好的做法就是靜靜的呆在救生艇里，盡量少佔地方，閉眼等一切都過去，無論會死還是得救」。

絕大多數人永遠也不會遇到災難，但提前設想你某天會遇到災難是有必要的：意識到周圍有很多危險，時刻做好準備，當危險來臨時就不會手忙腳亂了。Leach 認為，「你要做的僅僅是問你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有災難發生，首先你應該做什麼？如果你能回答這個問題，一旦災難發生，一切都會有條不紊，就是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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