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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明末輿論導向下的「同逃五監軍」——《明季北略》讀書筆記 十九

典型明末輿論導向下的「同逃五監軍」——《明季北略》讀書筆記 十九


天啟元年六月,兵部右侍郎熊廷弼提出了自己的遼東戰略。他的構想是:一方面在廣寧前線用步兵與敵人對峙於遼河牽制敵軍主力,不規律性地派出騎兵巡邏騷擾;另一方面派兵從水路乘虛攻擊敵後淪陷區,聯絡朝鮮大造聲勢。後方騷然,敵人即便不馬上回師也難免軍心不穩。如此一來,或許就有機會光復遼陽。為實現這一戰略構想,熊廷弼建議在天津和山東半島的登州、蓬萊設巡撫經營水師籌辦軍需,在山東半島對面的山海關設經略,統一事權節制各方,即所謂「三方建置」。


這個建議甫一提出,就遭到了吏科都給事中薛鳳翔的反對。薛鳳翔認為:「駐節山海關的經略既無法遙控指揮廣寧前線的作戰布置,又會極大地影響現任遼東巡撫王化貞的工作積極性。所以根本不必再設經略,直接賜王化貞尚方劍並允許他臨機決斷便宜行事就足以穩定局勢光復失地了。」順便說一句,這位薛鳳翔是真正的學通古今。他的著作直至今日仍然是人們專業研究的重要依據,足見其學術影響之深遠。不巧的是,他的研究對象既不是科學也不是軍事,人家研究的是牡丹花。這是一位牡丹園藝大師。熊廷弼的脾氣絲毫沒變,面對薛園丁的反駁,他當即表示:「誠如科長所說,現在擔當遼東屏藩的王化貞已經勝券在握,只要再加重他的權柄就可以殄滅醜虜。我現在倡議再設經略,萬一王巡撫因此而不能全力施為告成大功,那所有人都會說這是另設經略掣肘輕權造成的。那樣我的罪過就大了。請皇上將薛鳳翔的奏疏下發部院,盡照遵行。不必另設經略,所有事工仍然讓王巡撫一手指揮吧。至於登州、蓬萊的巡撫是否應設,還望部院大臣一起商議,不要單聽我的一面之詞。」這個話,包括聽從薛園丁的建議和讓皇帝將此議下發部院討論,還是在賭氣。賭當初遭到彈劾時皇帝將彈章下發部院討論的氣。熹宗皇帝在劉一燝的授意下,根本沒理熊廷弼堵氣這個茬兒,直接命熊廷弼駐節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

這次遼瀋失陷,舉朝大員和底層百姓們都指望著熊廷弼能夠像神宗末年那樣再次力挽狂瀾安定封疆。而為了給熊廷弼搭檯子,加銜直接加到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朝廷的出手不可謂不高。在對熊廷弼的正式任命下達後,廣西道御史李應薦上疏說:「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一個在山海關,一個在廣寧,事多任繁,難免不起紛爭。還請皇上告誡二臣,務必同心同德協力共濟,決不可相互阻遏。」李御史這話確實讓人噁心,人家那邊兒還沒到任呢,你這邊兒就先放出了所謂「調和經撫」的話,就好像熊經略到了就得和王巡撫掐架一樣。


熊廷弼認為這是拆台。其反應一如既往的激烈而迅猛,他上疏表示:「我和遼東巡撫王化貞原先有過默契的合作,現在相互間也絕無猜疑之心。原本沒有任何問題的局面卻被他人強行從中挑事而妄圖起其媒孽,那大臣不和之禍到底是誰引發的?回想一年前,也是言官首倡攻擊我的話,幾經煽惑傳播直至將我逐出遼東,斷送遼東大半土地百姓於奴賊之手而不顧。現在又無端倡言所謂調和經略巡撫的說法,萬一將來我和王化貞商量公事時有不同意見,旁觀者只看到我和王巡撫的意見相左而不會看到我們的目的相同,那時必然有人以『經撫不和』造作事端。其實,上報君恩、收復失地的難處根本不在前線,而在於朝堂之上。」皇帝告訴熊廷弼,大臣之間同心體國不是微末小臣所能理解的,你別跟他們一般見識。看到熊廷弼這麼激動,李應薦主動遞上了辭職報告。有御史言官的身份所涉又不是什麼大是大非問題,皇帝當然不能真讓他走。


這個廣西道的李御史值得說說。李應薦,山東濟南人,進士出身。據說此人在天啟朝中後期黨附魏忠賢,崇禎初年據說因列名逆案而被罷官回家。歸鄉後的李應薦一直默默無聞,直到崇禎十一年。此時他宦途失意閑居鄉里已經整整十年了。年底,清兵入寇直犯山東,齊魯大地滿目狼煙。第二次濟南保衛戰中,李應薦散家財募戰士,並且親率眾義士登城作戰協助明軍守城。城破後,他親自抄刀參與了絕望的巷戰,重傷被俘,面對敵酋大罵不絕,殉國。李應薦的事迹後來被收入了《明史 忠義傳》。後來,弘曆朝在編纂《「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時也有人提到了李應薦「臨危不屈」的事實,只因所謂的列名逆案而沒有為他專門撰文。這裡不能排除他被黑的可能性。黑他的人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個可能是酷愛篡改史籍的清吏;另一個可能是崇禎初年「大報復時代」見人咬人、見狗咬狗的東林們。反正小秋不相信一個真正的「閹黨餘孽」會有如此血性。單從最後關頭的表現,斷定此人大節無虧是不過分的。這樣的一個人,在熊廷弼復任時就說出防範經撫不和的話,如果不是存心挑撥,或許見微知著也未可知。


這邊兒罵過了李應薦,那邊兒熊經略接著選人幹活兒。第一批被他點名要的就是高出、牛維曜、胡嘉棟等人,還記得遼陽陷落時的「同逃五監軍」嗎?

當時逃了五個,現在熊廷弼一開口就要啟用其中的三個。因為這幾個人都是他第一次經略遼東時頗為得用也都有些才幹的。熊廷弼的理由是:「遼瀋城破後的遼東官員應該分為四類:死的、跑的、降敵的、回來的。這四類人里,境界最高的當然是殉國死節的,最為可恥的是投降敵酋的。所謂跑的,就是那些逃出性命直接隱姓埋名的人,這些人『外避賊鋒,內避國法,隱姓變服,終不報名』。他們和那些逃回來報名待罪聽憑司法機關議定其罪名的人又不同,不懲辦這些隱姓埋名逃歸鄉里的人,反而對回來待罪的人大加懲處,再有事端就會堅定官員們降敵和逃亡的想法。這樣很不好。」


具體到高出、牛維曜、胡嘉棟等人,熊廷弼接著說:「高出在遼東幹了三年,此間『朝凶暮危,千勞萬苦』。我經略遼東時,整頓軍隊、修築城池、打造兵器、管理糧餉,都是高出和邢慎言兩人協助辦理。我的功勞也都是高出、邢慎言兩人竭力協同的功勞,而且高出在奉集堡力抗強敵頗有戰功。現在我受陛下恩用出任經略,而高出仍然囚禁在刑部天牢,我心裡很不安。請陛下恩准釋放高出做我的幫手,也使他能夠繼續殺賊以完成奉集堡的前勞。此外,遼陽激戰時,牛維曜正因腿病卧床休養,城破後在僕人的幫助下拄著拐杖逃出圍城,輾轉到達廣寧時已經奄奄一息。對待這樣的人難道不應該從寬定奪嗎?從遼陽逃歸的戶部管餉郎中傅國,過手金銀何止百萬,人家就能做到『出納極清,纖毫不染』。況且從他的級別和職務上講,也沒有與城池共存亡的責任啊。康應乾原任海蓋道台,以副使職銜專司轉運糧草,每年從往遼東運送一百多萬石軍糧,『與車牛同勞苦』。遼陽陷落時他不在城內,所以幸免於難而逃歸。當是時,各路兵馬盡數調援遼陽,其餘城池士民想跑的能跑的差不多都跑光了,讓他和誰死守?至於胡嘉棟,那就更冤了。遼陽戰鬥打響時,他正以監軍職銜在僻處萬山之中的寬奠屯守。得到遼陽告急的消息後,胡嘉棟帶著手下全部的三千新兵疾馳赴援。他們趕到時遼陽已經失陷,胡建軍又率兵返回寬奠,發現士民百姓已經逃竄一空。想退守半島南部的金、復、蓋、海四衛,四衛已經降敵。輾轉無奈之下,這才帶著部隊出海南歸。途經金州(註:從胡嘉棟的南歸路線和航海擊敵的情況看,這個「金州」疑為今天大連市的金州區。)時,胡嘉棟所部斬將掣旗打得降敵賊人望風奔竄。這也不是狼狽逃歸的人可比的。臣請陛下酌情寬貸他們的罪責,以免文臣視遼官如畏途。」這就是遼陽陷落後計六奇先生所謂「同逃五監軍」的真相。看了熊廷弼的這份奏疏,或許能夠對《明季北略》的部分偏頗管窺一二。還是那句話,廟堂之上千里之外的事情,計先生不一定能夠非常清晰準確地知道。而先生所錄的寶貴之處,在於時人口口相傳的民間記述。有基於此,小秋也相信當時民間或許真有「同逃五監軍」的說法,只是其說與事實大相徑庭而已。


遼東潰亡,舉朝上下都憋著一股邪火兒。這裡邊兒有真的心憂國事的,有害怕被點差派去遼東的,也有心裡無所謂臉上裝苦瓜臉。還有滿心憤懣遷怒於人的,具體表現就是見到個從遼東回來的活人就拚命地罵的,例如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宗周、禮科給事中周士朴和兵科都給事中蔡思充。先是周士朴上疏,說:「高出有奉集堡戰功,戴罪立功也無不可。康應乾、牛維曜、胡嘉棟、傅國等人平時沒聽說有什麼守土戰功,城破又狼狽逃歸,如果不對他們嚴加懲處,何以激發天下忠臣義士同仇敵愾之心呢?」繼而劉宗周也要求「速問高出、胡嘉棟、康應乾、劉國縉、傅國、牛維曜罪狀,以正亡虜之法。」高出被抓後一個月,蔡思充上疏皇帝,要求嚴辦胡嘉棟、傅國等人:「祖宗創業遼東二百多年,有像牛維曜、傅國、康應乾、胡嘉棟他們這樣『踰河蹈海、魄散膽落』而朝廷不加懲處的嗎?」小秋覺得,別人不說,傅國的職務是戶部「管餉」郎中,因為專管遼餉人家才到遼東前線的。即便他當時身在遼陽又掌管著軍餉,勉強能算半個軍隊系統的人,可誰見過要求總會計師與城池共存亡的?沒道理啊。


前面遼陽失守,袁應泰城破身死,小秋當時稱其為「殉職」,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他自盡完全是職務行為。國家以遼東託付於他,受事三月而兩座重鎮相繼失陷,不死也說不過去。之後殉國的崔儆初、何汝謙、張宇衡諸位先生們,都是志存高遠以身許國,頗有古大臣之風。可同時也必須清楚地看到,這完全屬於個人行為,完全是出於報答國家知遇之恩、養士之德的自願舉措。這種氣節精神當然值得崇敬仰慕,更應該褒揚提倡,但不能明文要求。假如說朝廷明令規定,遼東現任各官無論品級高低職司輕重,一旦臨敵城陷必須死節殉國,信不信一夜之間遼東的官兒們能跑掉一半?當然,儘管未免苛責過甚,但劉宗周、蔡思充、周士朴三位先生也是完全有資格說別人的。浙江紹興人劉宗周,這位崇禎末年的左都御史,一生潛心儒學又生性剛直。弘光元年杭州淪陷,眼見光復無望,先生絕食殉國。福建雲霄人蔡思充後來與閹黨不睦而辭官歸鄉,居家期間修堡建渠造福鄉里,逝於崇禎末年。河南商丘人周士朴同樣因不附閹黨而辭官回家。崇禎十五年八月,闖賊陷商丘,先生與妻曹氏、妾張氏、子舉人周業熙、兒媳沈氏全部自縊。真正的滿門忠烈。


說遠了,視線拉回來接著看天啟初年的熊經略撈人。熊廷弼為高出等人求情的奏疏上去後,兵部的幾個人也跟風上奏,一起為高出等人求情。刑部不幹了。刑部尚書黃克纘力言不可,反駁道:「陛下因為憤恨高出棄城逃命才逮捕他的,現在熊廷弼一句話說他有功就要放他,那會使陛下威令不行臣等溺職不法,不行。」熹宗也很直率:「高出他們押在刑部衙門不是一天了,你早幹嘛去了?當時為什麼不講?別廢話,放人。」挨碰的刑部黃尚書可不簡單,這位萬曆八年的老進士是兩朝顧命大臣。神祖升遐光宗即位前,他受顧命於顯皇帝。一個月後光宗龍馭上賓熹宗即位時,他受顧命於貞皇帝。此人操守極佳,既與東林不睦,又不肯依附閹黨。說起來,黃大爺和高出還有些淵源。遼瀋失陷前的奉集堡防禦戰是熊廷弼力陳高出戰功的重點所在,而奉集堡守軍賴以斃敵的那門重達三千斤的「滅虜炮」,就是黃大爺早先招人趕造的。當時一共造了二十八門呂宋銅炮,運到遼陽七門,最重的一門炮就被奉集堡守將李秉誠拉走了。假如黃尚書順著這個題目往前攀,或許還能從奉集禦敵中分到一份功勞也未可知。可人家已經官至刑部尚書,自然看不上高出的那點兒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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