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硬記憶、軟記憶的角度看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意義

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自己不光彩的過去，比如大家已經談論得很多的德國和日本。還有兩個應該比較的國家是俄國和德國。這兩個國家雖然一個極右一個極左，但是同屬於極權主義國家，而他們對待自己極權主義過去的方法很不相同。亞歷山大?埃特金德的《文化記憶中的硬記憶與軟記憶：俄國與德國的政治悼念》對此有非常獨特的觀察和分析。

文章從一個非常有趣但又相當尖銳的觀察開始：即使在崇尚言論自由的西方高校，也不會容忍那些否認納粹大屠殺的人，但卻能容忍那些否認古拉格的人。一個作家或者教授如果聲稱二戰期間反抗納粹沒有必要，那他肯定會遇到麻煩，但是如此看待冷戰期間的蘇聯政權卻沒什麼了不起的。在作者看來，這是因為相似的罪惡——極權主義罪惡——卻沒有形成同樣分量的記憶。儘管納粹德國和蘇共政權都使數百萬人深受其害，但是這兩個國家有關這些受害者的記憶卻很不一樣。二十世紀末，針對納粹大屠殺的文化記憶研究已經勃然興起，但是對蘇聯紅色恐怖時期的記憶自《古拉格群島》（GulagArchipelago）以後在全球範圍內都沒有什麼進展。這樣做的後果其實是非常嚴重的。因為正如美國記者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Applebaum）警告的：「如果我們繼續這樣遺忘歐洲的另外一半歷史（指前蘇聯），我們對於人性的理解也會慢慢扭曲。」

文章關於硬記憶與軟記憶的思考就是由此開始的。記憶的方式多種多樣。公開發布文件或是豎立紀念碑，寫回憶錄或是創造其它紀念物，進行公開討論或是建一座博物館，都可以獲知過去。就像計算機的組成分為「硬體」與「軟體」一樣，記憶也可以分為「硬記憶」和「軟記憶」。前者主要指紀念性的物質建築實體，如紀念碑、雕塑、博物館等，也包括各種官方化的紀念慶典、歷史教科書等。這種記憶一般由政府主導來建構和保持，它們是樹立在公共空間或者在公共空間舉行的；後者主要指具有文本和敘事性質的文化產品，包括回憶錄、小說、電影、詩歌等，廣義的文學，多由私人領域發起。

軟硬兩種記憶組成了在多個層面不停互動的、複雜的文化記憶體系。沒有刻上碑文（即軟記憶）的紀念碑（硬記憶）是沉默的，除非它們被討論、被質疑、被闡釋，或換句話說，除非它們與文化記憶的軟體、也就是當下的精英話語和政治話語之間產生互動，否則形同虛設；那些軟體——公共輿論、歷史討論、文學想像——如果不能依託各種紀念碑、紀念館和博物館，也會在代際傳遞中漸漸丟失或者被篡改。硬記憶的強度要高於軟記憶，但是軟記憶可以結晶和物化為硬記憶。我想到的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巴金老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這個博物館如果建成，就是大量以文學文本形式存在的文革記憶的硬體化。但軟記憶的「硬體化」是一個有著具體條件和各種限制的文化過程——同樣以中國為例，建立文革博物館就是由於種種限制而至今不能實現（我這樣比較並不是說文革就等於法西斯主義，儘管這樣的類比在學術界不是沒有，但是我覺得兩者仍然是存在差別的）。賦予文化記憶以生命的不是其中硬體和軟體的單獨存在，而是它們之間的互動、滲透和相互引導：如果文革博物館得以建立，那麼，必然需要在其中存放各種文革軟記憶——各種關於文革的文本，否則這個博物館就是空洞的、沉默的建築；同時還要各種關於形式的公共文化論爭來告訴人們建立這個博物館的意義。

作者指出，儘管納粹德國和斯大林蘇聯的暴行波及的範圍基本相當，但卻在兩個國家分別留下了不同強度的記憶。由於各自特殊的政治環境，德國文化與俄國文化分別產生了不同的對待過去的方式。德國的記憶更多地物質化為硬體型的紀念性建築（比如說博物館），並且隨後總是緊跟著一場文化論爭，來討論如何激活記憶，防止其僵化；而在俄國，卻很難發現紀念蘇聯紅色恐怖時期記憶的紀念碑、墓地或者博物館，也就是作為集體記憶「結晶」的硬記憶。俄國關於斯大林時期的記憶彌散於「軟體」型的文本中，包括詩歌、想像類文學、通俗歷史、傳記、回憶錄、史學著作等，如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格羅斯曼的經典《生活與命運》等，彌散於各種即時體驗中。由於沒有轉化為國家性質的公共紀念性建築，這些彌散流動的軟記憶就不能結晶化，好似一股一直轉圈兒的水無法找到進入歷史的出口。「結晶化」意味著記憶從文本和公眾討論（軟記憶）進入到紀念性建築（硬記憶）中。相較於德國而言，俄國記憶是一個自動的過程。

記憶的結晶化或硬體化、固化是一個有著特定功能的文化過程，它能確保歷史不會重蹈舊轍，過去的惡魔會被驅除。但這樣的文化過程也是需要條件的，這就是需要通過公共領域的討論就過去達成基本共識（而且是在討論達到一定程度以後）。換言之，能夠促使結晶化過程開始、記憶物質化為紀念碑、博物館的，是社會的基本共識，這種共識是由私人領域的倡議、社會行動派的努力以及政治意願共同促成的。如果沒有達成共識，那麼以文本為載體的軟體記憶就很容易受到周期性的質疑和否定，即使是最有影響力的文本也會受到新文本的挑戰（比如即使中國作家楊繼繩出版了《墓碑》，也仍然不斷有人質疑和否定大饑荒）。

因此，在蘇聯，修建紀念碑——軟記憶的硬體化——過程受阻的原因，是缺乏社會共識。難以形成共識的原因包括：信息和檔案不公開，政府不支持，等等。如果不與政府合作，獨立個體和志願組織就沒辦法豎起紀念碑。這不僅因為政府控制著檔案，而且也因為任何紀念性建築所需的財政資源和土地也由政府控制。如果說撰寫回憶錄主要是一項個人活動，那麼建紀念碑就是一項集體性的活動。此外，由於它巨大的規模和公共屬性，一般也需要有政府的參與。因此，硬記憶通常是政府負責，而軟記憶則屬於社會的責任範圍。

軟記憶以及針對過去的知識性討論可以是多種討論同時存在甚至相互矛盾對立，針對同一個歷史主題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卻又都合理的解釋，但是紀念碑只能是單個存在，兩種紀念碑在同一地點同時存在是絕不可能的。一次歷史論爭無法為一個記憶問題畫上句號，然而紀念碑可以做到。

作者最後寫道：沒有哪一種記憶是絕對的硬記憶：像資本可以被轉移一樣，紀念碑也可以被移除。1961年，蘇聯大眾從他們新生產的電視機上獲知了斯大林遺體已從列寧墓中遷出。建立在檔案公開和信息透明基礎上的自由公開的公共討論，最終也必將會形成社會共識，使得軟記憶轉化為硬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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