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廣云：革命悖論——重思文革

程廣雲，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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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尤其在喧囂一時的「重慶模式」（「重慶經驗」）和「烏有之鄉」之類左派（左翼）網站中，文革幽靈重現。這引起了人們對文革的重思。而今，文革爆發將近半個世紀，它的結束也近四十年了，人們對十年文革的反思從未停止。早在八十年代，中共就以黨的決議的形式給文革下了定論。《決議》指出：「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決議》對文革的定論，支配著官方對文革的認識和評價。全盤否定文革是改革的必要前提。因此，人們也是以改革的成敗來判斷文革的是非。三十年來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經濟建設方面）為舉世所公認，但改革所帶來的問題如腐敗、兩極分化等，也為世人所詬病。中國民間社會因此被撕裂為左右兩派。其中的一個界限是對文革的態度。右派主張徹底否定文革，左派反對全盤否定文革。但文革與改革勢同水火，肯定毛澤東晚年的文革路線，勢必否定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反之亦然。這是中共領導者們所深知的。因此，在中國大陸，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文革研究不是一個純粹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敏感政治問題。「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國外，在西方。」這一句話說明，文革研究只有在完成政治脫敏後，才能確保學術中立。

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從革命的邏輯來考察文革的歷史，其核心觀點是：文化革命是革命的完整版和最高版；文革是一個合乎革命邏輯的歷史進程；文革的荒誕現象映射革命的悖論本質，反映在語言、心理、社會三個基本層面上，文革歷程充滿了矛盾、兩難和悖論；只有消解通往文革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條件，才能最終走出文革。

一、革命的完整版和最高版

我們所謂革命，是指一種群眾性的、暴力式的歷史運動。革命是既古老又現代的歷史現象。在中國就有所謂「湯武革命」，商湯王放逐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之所以稱為革命，是因為這種改朝換代「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就是順乎天道又應乎人心，也就是說，革命無論訴諸於群眾，還是訴諸於暴力，或者改變政權，必須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否則不能稱為革命，它們或是動亂、暴亂、叛亂，或是政變，不能僭用革命名義。在西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很早就討論了革命現象，他們似乎將任何一種改變政權的運動稱為革命，無論這種運動合法與否、正當與否。

在類比意義上，與量變、漸變相區分，事物運動、變化、發展進程中的質變、突變就有革命意義，譬如農業革命、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生態革命等等。但是，在真正意義上，我們通常所謂革命僅僅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四種基本形態，不指其他形態。有人將四種基本形態比喻為革命1.0版、2.0版、3.0版、4.0版，說明它們之間在廣度、深度、烈度上是一個不斷升級換代的過程。相比而言，低版本的革命期望低，代價低，風險小，高版本的革命期望高，代價高，風險大。

在世界歷史上，1640年的英國革命是政治革命，革命所確立的共和制度為克倫威爾個人軍事獨裁所取代，而又經歷斯圖亞特王朝復辟，至1688年的「光榮革命」，最終建立議會君主立憲制度，實現現代國家轉型；1776年的美國革命既是民族革命，也是政治革命，美國革命幾乎是一次成功的，確立聯邦共和立憲制度，幾乎沒有反覆（除了美國內戰——南北戰爭之外）；1789年的法國革命既是政治革命，更是社會革命。革命所確立的君主立憲制度依次為吉倫特派的共和、雅各賓派的民主專政、熱月黨人統治和拿破崙個人軍事獨裁所取代，而又經歷波旁王朝復辟、七月王朝建立等等反覆，歷經五次共和、三次帝國，其間多次革命、政變、復辟，最終建立共和制度。

在這些革命中，只有法國革命才是大革命，其他革命都是小革命。張灝指出：「大約說來，近代世界的革命有兩種：一種可稱之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奪取現有政權，而達到轉變現存的政治秩序為目的的革命，最顯著的例子是1776年的美國革命和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另一種是所謂的『大革命』或『社會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變現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變現存的社會與文化秩序，最顯著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與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也屬此類。」在《論革命》一書中，阿倫特比較了兩種革命的差異：美國革命的成功在於它限於政治革命目標，以「構建自由」和進入「新秩序的時代」為兩大「立國」原則，而法國革命的失敗則在於它偏移政治革命目標，力圖解決「社會問題」和「追求幸福」。這就是說，小革命易於成功，大革命易於失敗。這當然是一家之言，但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問題。

正如法國大革命一樣，1917年的俄國革命、1949年的中國革命都是大革命亦即社會革命。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法國大革命和英國革命、美國革命一樣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則是無產階級革命。當然，無產階級革命是從資產階級革命中發展起來的。在俄國，1905年的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小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才是無產階級革命（大革命）；在中國，1911年的辛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小革命），1919-1949年的革命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大革命）。歷史證明，無產階級革命通常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替代形態。換句話說，只要革命任務沒有完成，革命就會不斷升級：從小革命到大革命，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

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分，在恩格斯看來是非常清楚明白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消滅階級特權，無產階級革命是消滅階級本身；資產階級革命是實現法律上的平等亦即形式上的平等，消滅等級制度，無產階級革命是實現經濟上的平等亦即事實上的平等，消滅階級制度。法國革命動員了廣大第三等級的全體成員（工人、城市平民和農民）起來反對第一等級、第二等級的特權階級（教士和貴族），而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則動員工人反對資產階級，動員農民反對地主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無論表現為西方的工人革命，還是表現為東方的農民革命——兼有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特徵，既是革命的完整形態，也是革命的最高形態：首先，資產階級革命只是偶然地具有民族革命形態，而無產階級革命則必然地具有民族革命形態。這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先進的壓迫民族中進行的，資產階級只要進行政治革命就足夠了，而無產階級革命通常在落後的被壓迫民族中進行，無產階級則要同時進行民族革命，相比壓迫民族資產階級的強大，被壓迫民族的特點是無產階級的強大。其次，無產階級革命不限於政治革命，它必須是一場社會革命，也就是說，它不限於通過革命方式改變政權，還必須通過革命方式改變整個社會結構。資產階級革命只有法國革命達到了社會革命的高度，其他革命停留於政治革命的水平。最後，無產階級革命不僅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它必須是一場文化革命。大革命與小革命的根本區別在於它必須進行最廣泛、深入和持久的社會動員，這就必須衝擊舊的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心理、文化觀念，灌輸新的革命意識形態。在這一問題上，無產階級革命比資產階級革命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俄國革命、中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都是大革命或社會革命，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是以新的私有制（資產階級所有制）來代替舊的私有制（封建所有制），而無產階級革命則是「消滅私有制」，「建立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亦即「社會所有制」。兩種社會革命要求兩種文化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已宣告：「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句在文革中被廣泛引用的語錄表明，共產主義革命是比資本主義革命更徹底的社會革命，因而也是更徹底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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