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個性化

文/李夢潮

金庸小說，意義在於，性慾和暴力終於在其中，勝利會師，得到了統一整合。

而在既往的中國小說，男性形象中一般都是半拉子男人——會做愛的男人必然不會做事，如許仙和寶玉；會做事的男人必然不喜做愛，如關公和李逵。偶爾有個把男人既會做愛又會做事，此人必是流氓不得好死，如西門慶。

故有文學評論家認為，金庸小說實際上是流氓的頌歌，宣揚流氓的道義，其實也是有幾分道理的。

正如1980年代，一眾中學老師，宣稱金庸小說是毒草，毒性甚至勝過瓊瑤，雖然這主要是說明了中國教育體系的失敗，教師們完全不知道如何幫助青少年整合性慾與暴力，從而面對性慾陷入了一種偏執狀態。

但是那偏執的嗅覺，的確也是準確嗅到了金庸小說中性慾的芬芳和暴力的馥郁，正如性壓抑者能夠從「蠶豆花兒香呀麥苗兒鮮，風車呀風車那個依呀呀地唱哪」，從「海風你輕輕吹海浪你輕輕搖，讓我們的水兵好好睡覺」中聽到暗流洶湧的性衝動一樣。

金庸小說有三大特點：

第一，所有主人公都是男的。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義的小說。女性基本上都是這些男性英雄的陪襯。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實際上這些男人之所以那麼需要出人頭地，萬眾矚目，是不是因為他們從未感覺到，自己的真實自我，被人看到過，欣賞過呢？

換句話說，他們正如《天龍八部》中的白夫人，不管有多少高富帥乞丐盯著她看，充滿艷羨，但是只要喬峰，這個乞丐中的CEO，忽略了她，就立即引發其自戀暴怒，為了保護那脆弱的自戀，她必須摧毀整個丐幫（在她幻想中是奪取其客體關注者，是其嫉妒和攻擊的對象），在此過程中狠狠折磨忽略者喬峰。

第二，絕大部分男主人公都沒有父親，大部分人都是孤兒。

這大概部分解釋了第一個特點，正是有棄兒情結者，才最需要無邊的功名利祿，來填補自己那永遠填補不了的自戀創傷空洞。

——不管多少錢、多少名氣，也無法讓這個痛苦釋懷，為什麼當年我的父母忽略我、不要我、離開我？

但是金庸小說中的主人公並不都是那麼創傷性的，這一點和陳青雲、古龍的小說顯然不同。後兩者的小說中，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受困於棄兒情結和空虛感。

而金庸筆下的主人公，之所以能夠感動一大批人，就在於其主人公的精神結構，具有較高的時代象徵性——他們象徵著寫作者生活的那個時代，父性權威的弱勢，而不是父親的死亡或徹底消失。

正對等於1990年前的時代文化無意識結構，父親的權力雖然被閹割、被貶低、被攻擊，但是仍然存在著一切看起來可笑、過時的理想主義精神。

而金庸小說洋溢著理想主義的精神，其中大部分主人公，都是有理想的，郭靖是典型象徵。

但是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金庸小說的主人公，按照時代順序，一個比一個理想喪失更嚴重。

陳家洛是典型的君子，郭靖是大俠，都認同了儒家的理想人格，到了楊過，令狐沖就成為隱者了，但是仍然具有一些個人主義的理想——如愛情，這一批人類似於1980年代以前的青少年。

然後以張無忌、石破天為代表的是，充滿身份認同危機感，這類似於當代的青少年。

最後登場的就是韋小寶，一個純粹不知理想為何物的人，他讓金庸筆下的男性，再次回到了西門慶的水平。

其實近幾十年來，中國男人的理想，一般來說，最高的也不過就是家國夢，民族振興而已，類似郭靖，退一步的就是找個紅顏知己過個好日子，就是楊過，令狐沖了。

大部分人的生活，只有目標沒有理想，目標也無非是買大車買大房，買個公眾承認的大名氣，和韋小寶無二無別。故有評論者驚呼。韋小寶可以和阿Q媲美，為中國國民性代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金庸筆下的英雄全部都是個性化英雄。

這意味著他們不再是一組英雄群體中的一個，像《三國演義》、《封神演義》、《水滸傳》中的英雄，都是在一個英雄群體中，稍稍有點自己的個性，大部分情況下他們都是忠誠俠義的代言人。

金庸小說的結構，其實更類似歐美小說，一部小說從頭到尾，圍繞著一個主人公來寫。

個人，個人的命運、個人的心態變化，成為了小說的主題。當然，《金瓶梅》也有這樣的影子。

但是金庸小說之主人公，個體性都比西門慶要強烈很多倍。

西門慶的悲劇中，最悲催的就是西門慶從來不反思，其生命何以如此空虛，如此毫無意義。

而金庸的主人公，即便是郭靖，也會反思自己行為的合理性，自己理想的正當性，更不用說在愛情選擇方面他們基本上是完全自由的。這一點不知要讓賈寶玉羨慕多少。

從個性發展的角度來一看，當年金庸小說的熱門預告了數十年後中國心理治療熱門。

榮格區分了兩類心理治療，針對集體人的心理治療和針對個體人的心理治療。

集體人就類似於金庸之前的俠義英雄，他們沒有隱私，心胸向集體敞開如雷鋒，晚上睡覺不需要關門，可以供集體參觀。他們出心理問題，往往是因為脫離了和集體的聯繫。

所以適合他們的治療模式，也就是集體化的，如培訓班、工作坊、個性成長小組、團體心理治療等等，即便他們做個別治療，也最好是提供一套集體承認的、標準化操作給他們，一二三四五六七，每一步都由治療師扮演一個好老師，教給對方。

集體人只要找到集體歸屬感，心理疾病就好了一大半，所以他們去信個宗教，去上個課程，學個樂器，開個微博，也可以打發走好多空虛和無意義感的，不一定要做心理治療。

個體人則不同，他們做治療，是因為他們有隱私、有自己與眾不同的想法和情感，如他想和他姑姑結婚，這些內容需要一個治療師承諾為之保密，而且這個治療師承諾，不管這些內容多麼驚世駭俗，不為世俗道德不接受，治療師都和來訪者一起儘力去理解它們。

集體人看到的都是集體標籤，如滅絕師太一般，看人先看他出身標籤，是名門正派，還是邪魔外道，而個體人注重的是，我和這個具體的人的關係。如張無忌對趙敏。

正是因為一個人成為了個體人，他才要整合自己的性慾和暴力，他要反思自己暴力的正當性，考慮自己性慾的實現途徑。而不是把這些事情，留給周圍的哥們，留給師傅師兄來安排。

但是，從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的象徵意義來看，中國男人個性化歷程大概是後果不妙的。

《鹿鼎記》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男人具有了強烈的個性意識後，最終他成為了一個縱慾者，如西門慶一般，因為他的文化中並沒有任何體系可以吸收這個個性化能量。

《紅樓夢》從某種意義上要比《鹿鼎記》樂觀很多，它描寫的賈寶玉個性化的結局是——入道修行。這是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佛道是允許個性化因素得與伸展的體系。

到了金庸寫作的年代，這種寄託自由和個性的體系，在知識分子心中已經降格為江湖格鬥了。

接下來更有象徵意義的是劉心武續寫的《紅樓夢》，賈寶玉的個性化歷程居然是通過自己自創一門殘缺不全的宗教來解決。

知識分子們在書裡面幻想的東西，也是他們在心理治療室裡面實踐的東西，不少人把治療師當做人生導師，也把治療關係當做靈性伴侶的關係。

這正說明了，治療空間，正如《紅樓夢》中的太虛幻境，如金庸小說中的「江湖」，如當代網路小說中的「修真」和「穿越」，如周杰倫式的rap和崔健式的搖滾樂，是一個寄託自由、孵化個性的空間，但是在一個缺乏支撐自由和個性的文化體系下，自由主義者、個人主義者的最可能結局，卻是成為一個流氓。

這是為什麼當代中國不少藝術家，最終成為了流氓的文化無意識原因。

當然，也是不少老牌心理治療師最終成了實習期流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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