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心理學：解讀失意的中國人
心理導讀：無論是失意者還是既得利益者，大家都覺得「現在」難以忍受，而未來是什麼，根本就沒有確定性。於是失意者渴望發泄，鬧點事，而既得利益者對於失意者的發泄，異常地神經過敏。 —— www.iFuun.com
作者按：這篇文章只想揭破這幾點：
1、無論現在網上吼得多麼凶，也無論群體性事件有多少，根本不具備「暴力革命」或「社會大亂」的心理基礎和現實基礎，大家也就鬧一下而已；
2、官方早就算準了無論公知和屁民們鬧得多麼凶，公知不過是利用社會情緒賺取商業利益，而屁民不過是得到發泄療傷，骨子裡，這兩幫人都不會砸爛「現在」；
3、就是說，中國現在的「反政府」情緒，只是形成了一門利用這種情緒的生意；
4、這也是很多自認多麼嚮往自由民主的人不去追捧關在監獄裡的人，而去追捧名利雙收的公知的原因。
最近，有黨刊的聲音，要一些「現實境遇不佳的網民」明白這樣一個道理：罵，罵不倒黨和政府，也罵不來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
嗯。有些網民是要教育教育一下。
這個聲音概括了大家都體驗得到的一種社會情緒，就是「不滿」——說這些網民「社會閱歷淺，生存壓力大，在現實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用一個有點政治心理學色彩的詞來表達，他們是一群「失意者」。
公正地說，不滿的並不止處於社會食物鏈底端的人，境況稍好些的中產階層，一些有錢人，甚至從體制中分享了一杯羹的人，也是牢騷滿腹。可以說，失意者已大量湧現，而且情緒在社會中相互傳染。
這暗合了當下中國的背景：逛一圈微博，好像就要發生「起義」一樣；各利益群體、官民矛盾不斷，「群體性事件」頻發；很多人都沒有安全感，神經過敏地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總擔心有人對自己勒緊脖子；各種「崩潰論」不斷，「暴力革命」的隱憂從未消除。
接下來，到底會發生什麼呢？換一個問題問就是：今天的社會心態到底是什麼？具備了「暴力革命」的心理基礎和現實基礎嗎？還是在一群失意者的撞擊中，「現在」仍可以不變地維持下去？
神經過敏
很多事情，不是我們想像怎麼樣，就會怎麼樣。
我的分析，可能會讓具有「失意者」心理特徵的人失望：現在只是具備了發生「群體性事件」的心理和現實基礎，並不具備「暴力革命」的心理和現實條件。而富有諷刺意味的是，骨子裡，最害怕「暴力革命」的，除了既得利益者，還有那些因為失意而渴望罵幾下，鬧幾下的人。
看起來很奇怪。但真相併不浮在社會情緒那兒，而是存在於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和心理結構中。
觀察一下今天瀰漫的社會情緒，可以發現，除了「不滿」之外，還有諸如不安、焦慮、狂躁、憤恨、恐懼等。對應的社會心態，大致可以用「失意感」、「挫敗感」、「喪失確定性感」、「被迫害感」來概括。
心理事件，只是政治、社會事件的心理層面。搞成這樣，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就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的關係而言，「社會」被「國家」掐得喘不過氣；就社會結構自身來說，洗牌已大致完成，階層固化光臨多時了；而在社會分配方面，「馬太效應」持續存在，不公正不是在緩解，而是在加劇；還有階層關係，心理對峙越來越嚴重，而且擴展到每個原子似的個人和抽象社會的心理對峙。
不用懷疑，這樣的社會背景，誰能活得自在，心理上不受刺激？
正如有毒的環境會摧殘人的身體健康一樣，不公正、不友好的環境也會破壞人的心理結構和人性。被剝奪的失意者自不必說，既得利益者雖然得到了在道德上不應得的利益，但也有心理後果，就是把自己的心理結構，可能還有自我、人性，弄得更畸形和病態。
解釋一下就是：剝奪別人，對別人不公平，在道德上當然是錯誤的，心理上產生的一個後果就是會有罪惡感。一個人如果讓自己意識到這一點，絕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他不可能在罪惡感中繼續剝奪別人，這會人格分裂的。在心理上必須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把剝奪合理化。這個辦法非常簡單：貶低、蔑視、仇恨被剝奪者，說他們懶、素質低、可惡之類，從而說服自己剝奪他們是正確的，或者根本就不是剝奪。（小壹吐槽：這種方法很常見且有效。最近的天一案，律師質疑被害人是陪酒女，就是希望在道德和心理層面合理化李某的行為。強姦良家婦女有罪，強姦陪酒女就能減輕罪行？這律師的邏輯估計是體育老師教的。）
但活還沒有幹完。剝奪別人，自然很逗人恨，別人隨時可能會忍受不了而報復，既得利益者當然能預知和體驗到這一點，這又激起他們的恐懼。而消除恐懼，除了仇恨，繼續強化剝奪，別無他法。
就是說，要維護有利於自己的利益格局，中國的既得利益者，必須付出讓自己在心理上「殘廢」，瀰漫著恐懼、不安、仇恨的代價。傷害別人的人，首先就需要在心理上、人性上殺傷自己。幹掉道德的人，道德也會幹掉他。
這引起了一個社會的大麻煩：無論是誰從「現在」中得益，受損，心理上，大家都覺得「現在」難以忍受，充滿風險，是不可持續的，而未來是什麼，根本就沒有確定性。這樣，就分別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失意者渴望發泄，鬧點事，而既得利益者對於失意者的發泄、鬧事，異常地神經過敏。
他們在心理上共同製造了「暴力革命」的假想敵，把頻發的群體性事件，看成是假想敵來臨前的徵兆，而不是這個假想敵還遠著的證據。
先驗渴望
群體性事件，是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有的現象。中國有，印度有，非洲有，土耳其有，美國有，歐洲也有。看上去，顯然不都是「體制問題」。
事實上，首先就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現代性」所主宰的人類社會，無論是否會發生「暴力革命」，一定會發生群體性事件。
在前現代性社會，人們以具體的共同體成員，諸如村社、族群成員的身份存在。在共同體中生活，他受到了共同體的庇護。換言之，共同體或者不會讓他的心理問題產生，或者就是對他心理問題的治療。他的認同，來自於共同體，而非「自我認同」。
同時，更重要的是，人與人的關係，不是靠契約和錢來維繫的，沒那麼俗。在具有神聖感的共同體里生活，生存之外，還存在一個鬼神世界。因此無論生活多苦，那只是體現在衣食住行層面，而非精神層面。在精神層面上，共同體的生活，具有很多超越衣食住行的日常儀式，可以讓一個人超越世俗生活的重壓。而且，這種儀式感，是日常生活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齣戲劇的上演。
在心理層面上，群體性事件、暴力革命和祭神、唱哥、跳舞、搞運動會的功能一樣，就是藉助它們的戲劇性元素，讓一個人忘記孤立的自我，融入一個抽象的群體、氛圍或世界中，超越或者逃避世俗生活。再說得露骨一點，無論是群體性事件，還是「暴力革命」，在心理功能上，不過是對前現代性社會人們具有戲劇性元素的生活的替代。
所以，除非被逼得活不下去，暴力革命是前現代性社會人們很難想像的。而「群體性事件」，也不是一堆社會原子聚集起來干，而是不同的共同體成員的矛盾衝突所致。
但現代性主宰下的社會，尤其是今天，情況完全不同了。
共同體的瓦解，使人們就是一堆相互離散的社會原子。個人，不得不以一個孤立的自我去面對陌生而危險的世界。這些社會原子，通過契約，重新去與別人結合，通過利益，去維繫社會關係，但這些都是原子與原子的關係。他沒有了共同體的庇護，作為一種心理保護，便放大他的「自我」，因為他只能抓住這一唯一能抓住的東西。
鬼神世界的消失，以及共同體生活的消失，使一個人的世俗生活，還原成衣食住行，生活中的戲劇性元素，還有儀式感蕩然無存，只能靠看小說看煽情電視劇追星旅遊在咖啡館裡裝13等等來補償。但所有這些，都無法挽救他沒有一個共同體在精神上置著，以及使日常生活具有戲劇元素、和一個不變的世界牢固結合在一起的命運。他終要面對渺小無力的自我。
正因為如此，人們具有了一種忘記孤立的自我，去參與某種具有戲劇性元素的活動的先驗渴望。
有幾種情況：如果生活不受影響，人們想到的只是去參與各種對秩序沒有衝擊的活動；當生活中有不滿，鬱悶，渴望就已經升級，他們希望社會能「亂」一下，但不能「亂」到打破生活秩序；而如果在心理上變成一個失意者，事情就起變化了，他們將容易變成群體性事件，甚至暴力革命的忠實粉絲。
這是現代性條件下的問題，相當於是心理上的背景。
群體性事件當然更有現實的體制和社會背景，是各種不公平，腐敗，權力的施虐，政策對某些人的掠奪，等等，刺激、強化了人們對具有戲劇性元素，且能獲得力量感，能發泄破壞性的活動的渴望。對此，中國人已經非常熟悉。
一點都不奇怪，一場群體性事件，最先引火的，不一定是當事人，而可能是旁觀者。而如果發生一次圍攻政府機構的事件，在一些人去圍攻時，一定有人趁機去打砸商店。
弱者心態
回到前面的問題，為什麼說現在只是具備了群體性事件的心理基礎和現實基礎呢？
看一下美國政治心理學家霍弗的揭示。按他的說法，一個「群眾運動」（可以變成「暴力革命」）要發生，有幾個條件，一是社會中普遍有煩悶感；二是失意者們感覺到他們的自我已經一敗塗地，無可挽救，只有砸爛「現在」才能救贖自己；三是有具有領袖氣質的狂熱者的出現。
霍弗看得很准，雖然他的思維習慣就是不去解釋。但可以確認：今天的中國，還不是「群眾運動」（暴力革命）的土壤。
很容易就能看清，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社會情緒和社會心態，都有過度反應的傾向。比如，像不信任政府機構，抗拒城管野蠻執法、抗拒強拆中的過激反應等，不必往「對抗」上聯想。人們之所以這樣，其實是一種「弱者心態」，是面對具有單邊優勢的一方時，在心理上、行動上主動防禦的表現。
尤為重要的是，一個弱者在這樣的社會場景中，展示其弱者心態，正是他只是打算這樣來「表達」的一種暴露。內心的聲音不過是「你有公信力點，讓我相信你，你文明點，講道理點，讓我配合你，讓我和你談」罷了。
不安、焦慮、狂躁、憤恨、恐懼等社會情緒，還有失意感、挫敗感、喪失確定性感、被迫害感的社會心態，同樣不是看上去那麼可怕，如果不再激化它們的話。
就心理上而言，情緒，心態，是受到刺激後，一個人在心理上保護自己的結果。它們表現出來了，也就表明，一個人是希望消除這些不良情緒、心態所產生的條件，而非就是不依不饒要去幹什麼。同時，這些情緒和心態也表明，他還處於受到刺激後，心理受傷的階段，而非絕望的階段。咬人的狗是不叫的。一個絕望而要去做什麼的人，不會再有這些情緒和心態。
因此，這些情緒和社會心態，只是支持「發泄」，而「發泄」是短時的，影響註定也有限，「發泄」過後，一個人就會收手，因為沒有心理能量支撐了，除非下一次蓄積心理能量再來。
現實也恰恰如此。改革開放30多年，無論「現在」怎麼貧富懸殊、不公平，人們起碼是享受到了它的好處的。多數人再失意，他的自我、生活確實並沒有壞到一塌糊塗，對於改變命運，改變處境，都仍懷有希望。也就是說，骨子裡，人們對於「現在」有著眷戀。
另外，「未來」是不確定的，誰知道會更好還是更壞呢？也許壞得一塌糊塗也說不定。
在這種情況下，對「現在」骨子裡有著眷戀的人們，雖然渴望發泄，渴望有一個具有戲劇性元素的事件讓自己參與，但在內心裡，他會無意識地阻止自己，以避免把事情鬧到不可收拾。砸爛了「現在」，在「暴力革命」下，他等於拋棄了熟悉和眷戀的世俗生活，等於全面拋棄他尚珍視的自我，面對的，將是無序化的恐懼，首先他自己都不會答應。
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群體性事件從發生到消除，除非不斷地刺激，否則人群鬧一下就散了。這不僅僅是維穩力量的強大，還在於，一個人參與群體性事件，更多地是一種心理療傷，他並不是抱著砸爛「現在」的目的而來。
還不僅僅如此。一系列的「報復社會」事件，也在從反面表明，即使一個人的自我已經無可挽回地敗壞，即成為徹頭徹尾的失意者，他也只是要拖著別人，尤其是容易下手的弱者和他一起玩完。無論是鄭民生屠童，還是陳水總縱火，皆是如此。
和那些容易參與群體行動，骨子裡卻並不想砸爛「現在」的人不同，鄭民生、陳水總等人從心理上最容易成為砸爛「現在」的堅定信徒，但他們對參與一個群體去行動並無意識和興趣。
既然現在只是具備了群體性事件的心理和現實基礎，那麼，假如要發生「暴力革命」，需要哪些條件呢？至少需要這樣一個條件：召魂機制。第一，它要把未來確定化，第二，像霍弗所講的，還要把「未來」拉近、美化，有一套教義信誓旦旦地告訴人們，你只要砸爛了「現在」，馬上就可以進入那個美好的天堂了。這樣「現在」不僅無法忍受，而且真沒什麼好眷戀的——問題在於，在中國的現實中，不可能有這樣的教義去發揮它的功能。
文/石勇 （微信：心靈治癒課，zhiyu365） 原題《失意者正在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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