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西方敘事：徘徊在「威脅」和「機遇」之間

潘成鑫系澳大利亞迪肯大學國際關係學高級講師，阿爾弗雷德·迪肯公民與全球化研究所研究員。他的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外交、中美關係、中澳關係、西方中國學研究及批判性國際關係理論。

【編者按】

在這個炎熱的6月，一本關於西方眼中「中國形象」的學術新著正式出版，這就是澳大利亞迪肯大學國際關係學高級講師潘成鑫先生的《國際政治中的知識、慾望與權力：中國崛起的西方敘事》。長期以來，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在中國，「西方對中國認知」都是一個人們關注的議題。潘成鑫先生此書主要從學術角度回答以下問題：為什麼中國向世界所做的「和平崛起」承諾至今不能讓西方消除對中國威脅的恐懼？為什麼講述「中國故事」首先需要了解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敘事？在此，本報特邀請潘先生對其新著進行介紹，供讀者簡要了解此書。

本報實習記者 王思佳 記者 劉華 發自北京

這本書所關注的是西方眼中的中國形象。對於這一話題，想必大部分中國讀者並不陌生。自近代中國開始睜眼看世界，到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國人非常希望了解世界是如何看中國的。常言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大概從國外尤其是西方人的眼中，也許可以幫助中國人更清醒地認識自己的國家。

但是，果真如此嗎？西方人睜眼看中國了嗎？不能否認，不少西方學者和觀察家在中國研究方面造詣精深，不乏真知灼見。然而，同樣不可否認，至少在國際關係學領域，西方很多學者和觀察家對中國特別是對「崛起」的中國的論斷卻每每徘徊在「威脅」和「機遇」之間。為什麼在他們看來，中國要麼是「威脅」，要麼是「機遇」（或者是「威脅」加「機遇」）？這些觀察中國的範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告訴我們真正的中國？這本書從這些問題出發，對當代西方（尤其是美國）有關中國崛起的敘事進行了解構和剖析。

本書認為，這些看似關於中國的西方敘事，其實根本上並不是在解說中國，而是西方構建自我的一種需要和體現。所謂「中國威脅」或「中國機遇」，其言外之意是對於西方的威脅或機遇。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中國都被視為一個「他者」，用於區別乃至反襯西方對自我的想像和塑造。中國作為「威脅」的敘事背後所體現的是，西方是現存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安全提供者。中國作為（經濟或政治）「機遇」的話語背後所透露的是西方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超前性」和「優越性」，因此它有機會和能力去影響中國的發展進程，最終會將中國融入世界，使其變得更像「我們」。這些有關中國的話語和敘事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研究中長盛不衰，不是因為它們準確描述了中國的現狀，而是它們更能告訴西方一個西方人所普遍願意認同的自我。對中國的「客觀」描述其實是西方的一種「自傳」。

這就是為什麼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中國在近代以來都被視為「威脅」或「機遇」，從「黃禍」、邪惡的「傅滿洲博士」到「紅色威脅」，從西方傳教士眼中的「希望之地」到西方商人趨之若鶩的「中國市場」，不一而足。這些「中國」話語使西方能夠把握中國的確定性，知道中國是什麼、不是什麼。但是可以看出，這些確定「知識」的獲得，與近代以來巨變中的中國並沒有太大關係，而是源於西方以現代理性主體自居時追求確定性的慾望。對於現代理性認知主體來說，世界是可知的、存在可循的客觀規律。然而，當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複雜、捉摸不定的「他者」時，西方這種追求確定性的慾望卻難以得到真正滿足。但是如果承認中國真的不可預測，那麼西方也就不成其為現代理性認知主體了。為了維護西方關於現代自我的認同和想像，其渴望確定性的滿足就不得不依賴美國哲學家杜威所說的「情感替代品」，比如信任、恐懼或幻想。通過這些慾望和情感（而非科學理性），我們周圍世界的確定性重新變得可知。可是在所謂的自我和他者——比如西方和中國——之間，往往缺乏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確定性，而是由恐懼和幻想填補未知的空白：通過恐懼，中國可以被確定為「威脅」，而通過幻想，中國則被定格為「機遇」。這些關於中國的所謂客觀知識，與其說是分別來自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理論，不如說是西方追求確定性的慾望在中國的折射。甚至可以說，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本身也是西方學者追求國際關係中的確定性的體現（比如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明代思想家王陽明曾說：「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在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是什麼並不取決於中國自身，而是隨著西方觀察者的心態好惡而變化。我們對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理解，往往建立在我們對身邊已知事物的理解之上，舉一反三，推己及人。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關鍵在於我們很少能夠清醒自覺地認識到這種理解的局限。在西方的中國觀察家中，這種自我反思精神尤其匱乏。這就是為什麼當大家都在忙於「觀察中國」的時候，我們應該同時觀察「中國觀察者」。因為正是他們的主流話語在左右很多人對中國的理解和建構，並進而影響西方對華政策的制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西方（包括美國）的關係並非僅僅是由雙方決策者、雙方的內部體制、文化以及外在的國際格局所決定的。西方關於中國崛起的敘事本身就是中西關係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前西方對中國的所謂「兩面下注」政策，正是這兩種中國研究範式在西方對華政策實踐上的反映。因此，當中國人在批判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時，同時應該認識到它和「中國機遇論」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如果中國希望西方能夠對自己加深理解、減少偏見，那麼僅僅靠增加交往和交流、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西方在對自身的塑造和認同方面保持不變、沒有反思的話，那麼其對中國的認識也將很難超越「威脅」和「機遇」的範式。

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崛起了，但是中國的崛起沒有突破西方主流話語對其的構建和再現。這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在中國發展與西方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時，其挑戰不僅僅是利益和政策層面上的，更重要的是話語層面上的。通過研究西方關於中國崛起的話語，而不是像很多學者那樣「直接」研究中國對外關係本身，本書希望能夠引起讀者對話語在國際關係中重要作用的重視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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