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寫詩是一門手藝
寫詩是一門手藝
巴勃魯·聶魯達
巴勃魯·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原名內夫塔利·里加爾多·雷耶斯·巴索阿爾托，智利著名詩人。生於智利中部的帕拉爾城中的一個鐵路職工家庭，此地盛產葡萄酒。少年時代就喜愛寫詩並起筆名為聶魯達，1927年進入外交界任駐外領事、大使等職。1945年被選為國會議員，並獲智利國家文學獎，同年加入智利共產黨。後因國內政局變化，流亡國外。1949年被選進世界和平理事會，1950年獲列寧國際和平獎金。1952年回國。主要作品有作《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1924）、《西班牙在我心中》（1937）和代表作《漫歌》（1950）等。1971年作品《情詩·哀詩·贊詩》獲諾貝爾文學獎。1973年逝世。加西亞·馬爾克斯稱之為「巴勃羅·聶魯達是二十世紀所有語言中最偉大的詩人。」
一、詩的威力
我們這個戰爭、革命和澎湃的社會運動層出不窮的時代得天獨厚，把詩歌的繁榮推進到難以想像的程度。普通人在孤寂中，或是在公眾集會的廣大山民中，面對詩歌時，必然不是處於傷害人的境地，便是處於被傷害的境地。
當我寫作最初幾本抒發孤獨感的詩集的時候，我從未想過，隨著歲月的流逝，我竟會在廣場、街道、工廠、教室、劇院和花園等處朗誦自己的詩。我幾乎跑遍了智利的各個角落，在祖國的人民中傳播我的詩。
我要說說我在「中央維加市場」——智利聖地亞哥最大的、也是人們最愛去的一個市場--遇到的事情。
黎明時，兩輪運貨馬車、小貨車、大車、卡車從饕餮的首都周圍的小農場，把蔬菜、水果、食品絡繹不絕地運到這個市場來。搬運工們（一個人數眾多的行業，從業人員收入低，往往打赤腳）擠滿了「中央維加市場」附近各街區的咖啡館、廉價旅店和低級小餐館。
一天，有人坐小汽車來找我，上了他的車，我還沒有確切知道要去什麼地方，去幹什麼。我的口袋裡揣了一本我的詩集《西班牙在我心中》。在車上，他們向我說明，我是被請到「中央維加市場」搬運工工會去做報告的。
我走進那個亂糟糟的大廳，感受到了何塞·亞松森·席爾瓦在《夜曲》中表達過的那種寒意，這不僅僅因為是在隆冬季節，還因為那裡的環境使我大吃一驚。約有50 個人坐在箱子或臨時搭的木板長凳上等我。有的人腰上系一條袋子當圍裙，另外的人身上穿的是有補丁的舊汗衫，還有的人不顧智利7月的嚴寒而光著身子。我坐在一張把我和那些不尋常的聽眾分開的小桌後邊。他們都用智利人特有的烏黑和凝然不動的眼睛看著我。
我記起了那位老拉斐特。對於臉上肌肉動也不動、目光呆澀、無動於衷的觀眾，拉斐特給他們起了個讓我發笑的名字。有一次，他在盛產硝石的大草原對我說：「瞧，在大廳那邊的盡頭，有兩個穆斯林靠在柱子上正看著我們。他們只要有一件帶風帽的披風，就像是沙漠中冷漠的信徒了。」
對這些聽眾我該怎麼辦？我能對他們說什麼？我的生活中有什麼事情能使他們感興趣？我拿不定主意，卻隱瞞下要跑出去的願望，拿出揣在身上的那本書，對他們說：「不久前我就在西班牙。那裡鬥爭激烈，槍炮聲不絕於耳。請聽聽我寫的有關西班牙的詩。」
我應該說明，我從沒有認為我的詩集《西班牙在我心中》是本好懂的書。我力求寫得曉暢，但是，那些紛至沓來、刻骨銘心的悲痛充滿字裡行間。
我確實只想略為朗誦幾段詩，再加上幾句話，就跟他們告別。然而，事情的發展卻不是這樣。詩一首接一首念下去，我感到自己的詩句像落入聽不見聲息的深水一樣，看到那些眼睛和黑眉毛如何緊隨著韻律在發生變化，這時我明白我的書正在實現它的目標。我繼續不停地念下去，我自己也被我朗誦的聲音所感染，也被我的詩和那些被拋棄的人之間相互吸引的關係所震撼。
朗誦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當我正要離去時，那些工人中的一個站了起來。他就是腰上系著袋子的人之一。
「我要代表大家感謝你。」他大聲說，「我還要說，從來沒有什麼東西叫我們這麼感動過。」
說完這些話，他突然抽泣起來；另外幾個人也哭了。我是同熱淚盈眶的人們緊緊握別後走到街上去的。
一個詩人經過這種嚴寒和烈火的洗禮之後，還能一成不變嗎？
每當我要回憶蒂娜·莫多蒂，總像想抓一把霧靄那樣費力。那是易碎的，幾乎是無形的。到底我是了解她，還是不了解她呢？
她依然俏麗動人——一張蒼白的鵝蛋臉，鑲嵌在兩片黑翅膀似的捲髮中間；一對天鵝絨般溫柔的大眼睛，透過流逝的歲月繼續凝視著。迭戈·里維拉曾在他的一幅壁畫上留下她的容顏，給她戴上植物和玉米穗的花冠。
這位義大利女革命者、傑出的攝影藝術家，為了給蘇聯的平民百姓及有紀念意義的建築物照相，很早就到了蘇聯。但是，她在蘇聯卷進了社會主義創造的不可抑制的律動中，把自己的照相機扔進莫斯科河，發誓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共產黨的最平凡的工作。我在墨西哥認識她的時候，她正在履行自己的誓言，我為那天夜裡她的去世而深為痛惜。
那已經是1941 年的事了。她丈夫是第五團著名的「卡洛斯少校」維托里奧·維達萊。蒂娜·莫多蒂在回家途中因心臟病發作而死在出租汽車上。她知道自己心臟有毛病，但她不說，免得人家減少她的革命工作。她隨時準備做沒人願意做的事，例如：打掃辦公室，步行到很遠的地方去；熬夜寫信或翻譯文章。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她當過護理共和派傷員的護士。
她一生中有過一次悲慘的經歷，那時她還是流亡墨西哥的古巴卓越的青年領袖胡利奧·安東尼奧·梅利亞的女友。古巴暴君赫拉爾多·馬查多從哈瓦那派了幾名殺手去殺害這位革命領袖。一天傍晚，蒂娜挽著梅利亞的胳膊走齣電影院時，後者在手提機槍掃射下倒下了。他們一起滾在地上，被打死的男友的鮮血濺了她一身，此時那幾個殺手卻在嚴密保護下逃之夭夭。更有甚者，保護罪犯的那些警方官員竟企圖把殺人犯的罪名安在蒂娜·莫多蒂頭上。
12年後，蒂娜·莫多蒂的精力無聲無息地耗盡了。墨西哥的反動派如同從前梅利亞被刺身亡時想給她橫加罪名那樣，又力圖給她自己的去世硬加上醜聞的惡名。這時，「卡洛斯少校」和我正在為她那小得可憐的遺體守靈。眼看一位如此強壯、勇敢的男人遭受痛苦的煎熬，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用醜聞的惡名玷污已故的蒂娜·莫多蒂的企圖，有如撒在傷口上的腐蝕性藥物，使那隻雄獅流血了。「卡洛斯少校」圓睜著發紅的眼睛怒吼。蒂娜躺在她那流亡者的小小靈柩里，像是蠟制的。而我面對聚集在她房間里的所有的人的哀痛，只能無能為力地保持沉默。
報紙整版整版地刊登聳人聽聞的污言穢語。他們把蒂娜叫做「莫斯科來的神秘女人」。有的報紙還說：「她之所以死，是因為她知道得太多了。」我為「卡洛斯少校」強烈的痛苦所感動，決心做點什麼。我寫了一首向所有誹謗我們亡友的人挑戰的詩，並把這首詩寄給所有的報紙，對於他們是否會發表，我根本不抱希望。然而，真是出人意外！第二天，所有的報紙上都沒有像頭天預告的那樣登出新的虛構的揭露材料，卻在第一版上刊載了我寫的那首令人心碎的悲憤的詩。
那首詩的標題是：《蒂娜·莫多蒂已經死去》。當天上午，我在墨西哥公墓朗誦了它，她的遺體就留在了那裡，安卧在一塊墨西哥的花崗石下面。那塊花崗石上鐫刻著我的幾段詩句。
墨西哥的報紙從此再也沒有寫過一行反對她的文字。
那是許多年前發生在洛塔的事。1萬名礦工去參加集會。洛塔這個煤礦區百年來貧困不堪，騷亂從無間斷。那天，礦區的廣場上擠滿了礦工。政治家們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說。中午悶熱的空氣里飄蕩著煤炭和海鹽的氣味。大海近在咫尺，黢黑的採煤坑道在海水底下延伸十幾公里，那些礦工就在這樣的坑道里挖煤。
現在，他們在當空的烈日下聽演說。講台很高，我從講台上能看清那片黑色帽子和礦工服的海洋。最後一個輪到我講話。當宣布我的名字和我的詩《唱給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時，出現了不同一般的反應——一種我永誌不忘的儀式。
一聽到我的名字和那首詩的標題，密密麻麻的人群靜悄悄地脫下帽子。他們脫帽，是因為繼那種斬釘截鐵的政治性講話之後，就要朗誦我的那首詩了。我從高高的講台上看到那規模浩大的摘帽子動作——上萬隻手整齊地放下來，形成一片難以形容的滾滾浪濤，形成靜悄悄的大海上的一道巨浪，形成一片表達無聲敬意的黑色浪花。
於是，我的詩激揚起來，發出從未有過的戰鬥和解放的強音。
另一件事發生在我的少年時代。那時我是那種身披黑斗篷的學生詩人，同當時所有的詩人一樣消瘦和缺乏營養。我剛剛出版了詩集《晚霞》，體重比一根黑羽毛還輕。
我同我的朋友們一起走進一家簡陋的下等酒館。那是探戈舞風靡和流氓橫行的時代。跳舞突然停止，探戈舞曲就像酒杯砸在牆上似的突然中斷。兩個臭名昭著的流氓在舞池當中齜牙咧嘴地互相辱罵。當一個上前打對方時，對方就退卻，桌子後邊的一群音樂迷也隨著向後躲閃。那場面就像兩個未開化的野人在原始森林的空地上跳舞。
我沒有多加考慮就走上前去，不顧自己又瘦又弱，責罵他們：「不要臉的壞蛋，狼心狗肺的傢伙，下賤的渣滓，別吵大家了，大家是來跳舞的，可不是來看你們演鬧劇的！」他們吃驚地對看一眼，好像不能相信他們聽到的話。身材較矮的那個以前曾是拳擊手，他朝我走來，想揍死我。若不是打得極準的一拳猛地把這個猩猩般的漢子打倒在地，他准能達到目的。是他的對手終於決定給他一拳。
當這個戰敗的鬥士被人像搬麻袋似地抬出去時，當坐在桌旁的人向我們遞來酒瓶時，當舞女們向我們投來熱情的笑聲時，那個打出致命一拳的大漢理所當然地想分享這次勝利的歡樂。但是，我嚴詞責罵道：
「滾出去！你跟他是一路貨！」
我的得意時刻不久就結束了。我們穿過狹窄的過道之後，看見一個虎背熊腰的傢伙堵住出口。這是另一個成了惡棍的拳擊手--那個被我申斥的勝利者，他堵住我們的去路，等著進行報復。
「老子正等著你吶。」他對我說。
他輕輕一推，把我推往一扇門，這時我的朋友們都慌裡慌張地跑了。我面對兇惡的劊子手，無依無靠。我急忙掃一眼，看看能抓到什麼東西進行自衛。沒有，什麼東西都沒有。沉重的大理石桌面，鐵椅，我都舉不起來。沒有花瓶，連一根別人忘記帶走的不值錢的手杖都沒有。
「咱們談談。」那人說。
我明白，任何反抗都是徒勞的；我還想到，他大概像面對一隻小鹿的美洲豹，在吞下我之前要打量我一番。我知道，我所能進行的全部自衛，只不過是不讓他知道我的恐懼感。我回手也推他一下，但是動不了他一絲一毫。他簡直是一堵石牆。
他忽然向後揚起頭，他那雙兇惡的眼睛換了一種神色。
「您是詩人巴勃羅·聶魯達嗎？」他問。
「是的。」
他低下頭，繼續說道：
「我太不幸了！我現在就在自己衷心欽佩的詩人面前，而當面罵我壞蛋的竟是他！」
他兩手抱著頭，繼續悲痛地說：
「我是個壞蛋，跟我打架的那個人是可卡因販子。我們是世上最卑賤的人。可是，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件純潔的東西。那就是我的未婚妻，我的未婚妻所給予的愛。堂巴勃羅，您看看她。您看看她的相片。我一定要告訴她，您親手拿過這張相片。這事兒準會使她高興。」
他把那張笑吟吟的少女的相片遞給我。
「她是由於您，堂巴勃羅，是由於我們背誦過您的詩才愛我的。」
他沒頭沒腦地朗誦起來：
「一個像我一樣悲傷的孩子，跪著從你眼睛深處看著我們……」
這時門給撞開了。那是我的朋友們帶著武裝的援軍回來了。我看見一張張驚訝的臉擠在門口。
我緩緩地走出門去。那人獨自留下，連姿態都沒變，繼續朗誦道：「為了將要在她血管里燃燒的生命，我這雙手不得不殺人。」他被詩打敗了。
鮑爾斯駕駛的那架被派往蘇聯領空執行間諜任務的飛機，從難以置信的高空掉下去了。是兩枚神奇的導彈擊中了它，將它從雲端擊落。記者們紛紛奔赴人跡罕至的山間導彈發射場。
射手是兩個單身小夥子。在那遍地是樅樹、冰雪和河流的廣闊天地里，他們吃蘋果，下象棋，拉手風琴，讀書，站崗。他們朝空中瞄準，保衛俄羅斯祖國的遼闊的天空。
人們用各種問題糾纏他們：
「你們吃什麼？你們的父母是誰？你們愛跳舞嗎？你們讀什麼書？」
在回答最後一個問題時，年輕射手之一回答說他們讀詩，還說俄國古典詩人普希金和智利詩人聶魯達是他們喜愛的兩位詩人。
聽到這句話，我感到非常高興。那枚導彈飛得那麼高，使敵人的威風掃地以盡，它還以某種方式攜帶著我那火熱的詩中的一粒原子。
二、詩
……藝術品可真多……世上已經容納不下……必須把它們掛在房間外邊……書籍可真多……小冊子也很多……誰能把書全讀完？……如果書是食物……恰好又在食慾大振之時，我們就拿它們拌色拉，把它們切碎，調上作料……我們吃不下了……我們吃膩了……世界淹沒在如潮的書里……雷弗迪對我說：「我已通知郵局，別把書送來。我沒法把寄來的書打開了，沒有空地方。它們挨著牆往上爬，我怕出事，會砸到我頭上的。」……大家都知道艾略特……他在成為畫家，領導劇院，寫出富有文採的評論以前，讀過我的詩……我很高興……沒有人比他更理解我的詩了……直到有一天，他對我念起了他自己的詩，我卻自私地跑開並反對道：「別給我念這些詩，快別念了。」……我把自己關在浴室里，可是，艾略特隔著門把他的詩念給我聽……我感到非常悲傷……蘇格蘭詩人弗雷澤當時在場……他責罵我說：「你幹嗎這麼對待艾略特？」……我答道：「我不願意失去我的讀者，他是我培養的。他連我詩里的皺紋都了如指掌……他多才多藝……他會畫畫……他會寫散文……可是我要保住這個讀者，維護他，像對奇花異草那樣灌溉他……弗雷澤，你是理解我的。」……因為，說真的，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詩人們將會只向別的詩人公開自己的詩……每個詩人將拿出自己的小書，把它塞進別的詩人的口袋……他將把自己的詩……放在別的詩人的盤子里……克維多有一天把詩放在國王的餐巾底下……這確是值得的……或者在陽光明媚的廣場上朗誦詩……或者讓書籍在人們的手指間磨損，撕成碎片……但是，一個詩人向另一個詩人公開自己的詩這種情況並不吸引我，並不使我入迷，並不使我受到激勵，只能使我遁入大自然，去面對一塊岩石和一朵浪花，遠離出版社，遠離書頁……詩已經遠離讀者，與之失去了聯繫……必須把讀者拉回來……必須在黑暗中摸索行進，去與人的心靈，與婦女的眼睛，與大街上素昧平生的人相會--他們在黃昏時分或在繁星滿天的深夜需要詩，哪怕只讀一行……我們走過的路，讀過的東西和學會的知識，統統源自這種對新奇事物的探尋……只有與我們素不相識的人們打成一片，他們才會有朝一日從大街上，從沙地上，從落在同一片森林裡已達千年之久的樹葉上，撿起我們的東西……並且輕柔地捧著我們的創造物……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才是真正的詩人……詩將生存在這樣的作品中。
三、與語言共存
我生於1904年。1921年，我的一首詩被收入一本小書。1923年，我的第一本詩集《晚霞》出版。現在這本回憶錄，我寫於1973年。一個詩人看到印製出來的書，猶如聽到新生兒發出的引人注意的頭幾聲叫喊，令人激動。從那樣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算起已經過了50年。
同一種語言打一輩子交道，把它顛來倒去，探究其奧秘，翻弄其皮毛和肚子，這種親密關係不可能不化作機體的一部分。我跟西班牙語的關係就是這樣的。口語有其他尺度；書面語卻有料想不到的伸縮性。語言的運用有如衣服，又如人體的皮膚，袖子、補丁、排汗、血跡和汗跡，能顯示一個作家的氣質。這就是風格。我發現法國文化的一次又一次革命，把我們的時代弄得顛三倒四。它們對我永遠有吸引力，但是總像有些衣服那樣，我穿了不合身。智利詩人維多夫羅醉心於法國的時新式樣，他巧妙地把這種時新式樣加以改造，使之適合他的生存和表達方式。有時我覺得，他已超越了自己的模本。魯文·達里奧闖進西班牙語詩壇時，大致也是如此，只是他更加徹底。魯文·達里奧是一頭聲音洪亮的大象，撞碎他那個時代西班牙語的全部玻璃窗，以便讓世界的風吹進它的領域。世界的風果真吹進去了。
語言數次把我們美洲人和西班牙人分開。但是，首先是有關語言的觀念分成了兩個體系。貢戈拉冷漠的美並不適合我們的緯度，然而西班牙的詩，尤其是最新的西班牙的詩，無不具有貢戈拉式的怪味和繁麗詞藻。我們美洲的地層是由蓋滿塵土的岩石、破碎的熔岩、混著鮮血的黏土構成的。我們不會雕琢水晶。我們大陸上刻意雕琢的詩人發出的聲音是空洞的；只要一滴《馬丁·菲耶羅》的葡萄酒或一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濃得化不開的蜜，就足以使他們如同插著別處弄來的鮮花的花瓶，呆若木雞地立在客廳里。
塞萬提斯之後，西班牙語變得華而不實，它獲得了宮廷的典雅，卻失去了產生貢薩洛·德·貝爾塞奧和那位伊塔大司祭的粗獷力量，失去了仍然在克維多作品中燃燒的情慾。
在英國、法國、義大利都發生過同樣的變遷。喬叟及拉伯雷的恣肆，遭到了閹割；具有彼特拉克風格的刻意雕琢的詩人，使翡翠和鑽石發出璀璨的光彩，但是宏偉的源泉卻開始乾涸。那昔日的源泉與當時人的整體素質，與他們的博大襟懷、豐富感情和豪放性格密切相關。
至少這是我曾遇到的難題，雖然我未曾以這樣的方式提到過。如果說我的詩有什麼意義，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個範圍之內、嚮往更大空間的無拘無束的傾向。我的局限必須由我自己來超越；我絕不曾把自己限定在一種遠方文化的框框里。我必須是我自己，要儘力像生我養我的土地那樣伸展開來。本大陸的另一位詩人在這條路上給我以幫助。我說的就是沃爾特·惠特曼這位我的曼哈頓朋友。
四、評論家必須忍受痛苦
《馬爾多羅之歌》實質上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連載小說。可別忘記，伊西多爾·杜卡斯的筆名洛特雷阿蒙，取自連載小說家歐仁·蘇的一部1873 年寫於沙特奈的長篇小說。但是，我們所知道的這個洛特雷阿蒙，比小說中的洛特雷阿蒙走得更遠千百倍。他入地，欲為地獄的惡鬼；他上天，欲為墮落的天使長。馬爾多羅在極度不幸中慶賀「天堂與地獄的婚禮」。憤怒、頌揚和極端痛苦匯成杜卡斯滾滾波濤般掃蕩一切的詩風。馬爾多羅的含義就是「巨大的痛苦」。
洛特雷阿蒙曾打算開始一個新的創作階段，他拋棄了自己的陰鬱面目，還寫序鼓吹一種新的樂觀主義詩歌，但最終也沒有寫出這樣的詩。在巴黎，死神帶走了這位烏拉圭青年。但是，他那沒有兌現的改變詩風的諾言和那沒有完成的向善與健康的轉移，卻招來了許多批評。他的痛苦得到讚賞，而他向歡樂的轉變卻遭到譴責。詩人必須自我折磨和忍受痛苦，必須在絕望中生活，必須繼續寫絕望的歌。這已經成為一個社會階層（即一個階級）的見解。許多人服從這一金科玉律，這些人一貫屈從那些不成文的但被奉為金科玉律的規範所強加的痛苦。這些無形的裁決判定詩人命該居陋室，穿破鞋，入醫院和陳屍房。這樣人人皆大歡喜，因為不用付出多少眼淚，歡樂就可以繼續下去。
然而事物因世界的變化而變化。我們這些詩人突然領頭為歡樂而造反。時運不濟的作家，受磨難的作家，成為資本主義沒落時期幸福儀式的組成部分。以往人們的趣味被巧妙地引向讚美不幸，把不幸看作巨大創造力的催化劑。不道德行為和苦難被認為是有益於詩歌創作的靈方。荷爾德林有精神病而且一生不幸；蘭波的生活漂泊不定而且滿腹苦澀；熱拉爾·德奈爾瓦自縊在窮巷的一根路燈桿上。在那個世紀的最後階段，他們不僅使美激發出來，還開闢了苦難的道路。他們的信條就是，這條荊棘之路應當成為精神生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迪倫·托馬斯曾是已開列的殉難者名單上的最後一名犧牲者。
奇怪的是，暴戾的老式資產階級的這些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的腦子裡起作用。這些人摸世界脈搏時不理睬它的鼻子，而世界的鼻子能聞到未來，所以必須在這裡把脈。
有些評論家像葫蘆科攀緣植物，伸出莖和卷鬚尋找最時髦的氣息，生怕失去它。但是，他們的根仍然浸泡在過去的時光里。
只要我們詩人緊緊地和我們的人民在一起，堅定地投身於爭取人民幸福的鬥爭，就有權成為幸福的人。
「巴勃羅是我所認識的少數幾位幸福的人之一。」伊利亞·愛倫堡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這個巴勃羅就是我，愛倫堡一點兒也沒說錯。
因此，一些在期刊上撰文的著名隨筆作家關心我的物質生活，並不使我吃驚，顯然我的私事本不應成為評論題目。我明白，我可能得到的幸福使許多人不舒服。可事實是，我打心眼裡感到幸福。我問心無愧，然而理智上卻感到不安。
那些看來對詩人的小康生活水平忿忿不平的評論家，我倒勸他們要為詩集的出版、銷售並完成給評論界提供關注的材料的使命而感到欣慰。他們應該高興的是，著作權使作家得到稿酬，另外至少某些作家可以靠自己的神聖工作度日。評論家對這種自豪感應該加以宣揚，而不要從中作梗。
因此，不久前當我看到一個青年評論家——才華橫溢的教士——為我寫的一篇短文時，我覺得他的才華並未使他稍許脫出謬誤的窠臼。
據他看來，幸福感削弱了我的詩。他給我開的藥方是痛苦。根據這種理論，患闌尾炎准能產生精彩的散文，得腹膜炎也許會產生絕妙好詩。
我要繼續用我所擁有的素材並以我自己為素材進行寫作。我是雜食動物，吞食感情、活人、書籍、事件和鬥爭。我真想把整個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全部喝乾。
五、詩的短句和長句
作為積極的詩人，我同自己的驕傲作過鬥爭。因此，現實與主觀之間的鬥爭，能在我自己內心深處解決。我並不企圖規勸別人，不過我的經驗可能對別人有所助益。讓我們來粗略地看看結果。
我的詩既受到公正的批評，也遭到誹謗中傷，這是很自然的。二者競相出現。在這場爭論中我沒有發言權，但我有投票權。對於有實質內容的批評，我的書、我的全部詩歌就是我投的票。對於充滿敵意的誹謗中傷，我也有投票權，這張票也是由我獨特的和源源不斷的創作構成的。
你若覺得我的話很自負，那你是對的。說到我的自負，那是懷著不朽的愛在漫長歲月里從事一門手藝的工匠所具有的那種自負。
但是，有件事我很滿意，那就是我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至少在我的祖國，使人們尊重詩人的手藝，敬重寫詩的技能。
我開始寫作的時代，有兩類詩人。一類詩人是大闊佬，他們受尊敬是因為有錢，錢財幫助他們取得正當的或不正當的聲望。另一類詩人是詩壇的散兵游勇、酒店裡的豪飲之徒、神魂顛倒的瘋子、苦惱的夢遊症患者。還有一種情況我們也不要忽略，那就是被綁住手腳的作家們的困境，他們像拴在鐵鏈上划船的苦役犯，被拴在政府機關的硬板凳上。他們的夢想幾乎永遠被堆積如山的蓋過戳的公文，被對上司和對尷尬處境的恐懼所窒息。
我初涉世事時，比亞當更加一無所有，但是決心保持我的詩歌的真誠。這種不妥協態度不僅對我自己有價值，也使那些傻瓜不再嘲笑。事後，這些傻瓜凡是有勇氣和有良知的，都跟善良的人們一樣，在我的詩所喚醒的根本事實面前折服了，而那些居心不良的傻瓜則對我心懷畏懼。
《花城》2016年第4期目錄
（總第221期）
中篇小說
《1980年代之少年游》（育邦）
《遊園》（許藝）
《青草》（易康）
《回呀》（荒湖）
短篇小說
《螢火蟲》（王嘯峰）
《臨界》（商河）
《孤獨的牧羊人》（午雲）
《馬不停蹄的哀傷》（謝松良）
詩歌
《時間抽屜》（閻逸）
《猶如深海》（杜綠綠）
《記憶追尋我》（亞楠）
家族記憶
《陪老頭去遠方》（朱零）
散文隨筆
《手卷和散帖（散文三章）》（馮傑）
《木箱記》（傅菲）
藍色東歐
《公開的自殺》（【捷克】博胡米爾?赫拉巴爾 著 李暉 譯）
思無止境
《論手和腳》（汪民安）
域外視角
《幸福國度的絕望青年——東亞現代文化的轉折與日本當代青年文化（四）》（【日本】千野拓政）
特約：新媒介文藝前沿探討
《「第九藝術」（電子遊戲）如何講故事？》[邵燕君等（北京大學網路文學研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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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為你讀詩——聶魯達二十首情詩（二）
※南美隻身穿越紀行：詩人聶魯達在此開啟了牆畫藝術
※聶魯達、米沃什、谷川俊太郎讀自己的詩
※聶魯達：今夜我可以寫下最哀傷的詩句
※聶魯達：斜倚在暮色中
※你知道聶魯達的《郵差》和諾貝爾文學獎，但他這麼萌你知道嗎？
※文學講座：著名諾貝爾獎得主智利詩人聶魯達
※電影上映前做功課！流亡詩人聶魯達是誰？
※聶魯達·在你之前
※聶魯達·我愛你並不是把你當做帶鹽味的玫瑰
※他是全世界最會表白的人，還是拿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外交官 回顧聶魯達的詩意人生
※聶魯達：愛人啊，你是來自大自然的神聖禮物
※聶魯達?戀愛、寫詩、外交，他的每天都是激情燃燒的歲月，凡他所觸及的，都會變成詩歌
※聶魯達·柔軟的棕色女郎
※聶魯達名言名句
※「我要在你身上去做，春天在櫻桃樹上做的事情」｜萌版聶魯達的二三事
※聶魯達的316個疑問，誰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