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署肅貪反腐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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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佟佳?額爾瑾

「一本正經說歷史」（ybzjlishi）授權本公眾號轉載

20世紀70年代前，在香港申請住房、開店、入學及各種公共服務，必要攜紅包過五關斬六將——店面必須向有關部門派錢疏通才能取得經營牌照。

小攤小販不按時付「保護費」就別想正常開門營業；病人不犒賞醫院護工，便得不到開水和便盆；發生火災時，業主如果沒給消防人員「開喉費」，消防員竟可以眼睜睜看著大火將一切燒為灰燼而無動於衷……

當時香港最腐敗的政府領域有兩個，即服務業以及執法團隊。服務業以醫院為例，市民看病，醫護人員向病人索取「茶錢」，否則連開水和便盆都得不到。「黑錢」、「派鬼」等各種代替賄賂的名堂層出不窮，成為香港社會見怪不怪的現象。

在政府部門中，又以警察機關最為突出，市民到警察機關辦事、報案都要送紅包，成為香港社會的一種公開的規則。

瘋狂腐敗的香港警察

當時的警察包娼包賭、販賣槍支、販毒賭博、做黑社會「保護傘」等，凡是有利可圖的，都會有警察參與，整個警察隊伍幾乎全軍覆沒，難以找到一個不受賄、不徇私枉法的警員。

同時警界曾與黑幫勾結極深，黑白兩道勾結經營非法業務，不僅造成上萬起冤假錯案，更使貪瀆成風。

據歷史資料記載，從1963年到1973年10年間，香港警員貪污受賄金額高達100億港元，價值相當於今天的5000億港元，整個警察隊伍95％以上的警員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此類案件。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當時的香港社會，警察職務犯罪已經陷入瘋狂，而警察腐敗到底嚴重到了何種程度，沒有人能夠準確地估計，市民苦不堪言。

受賄、分贓等枉法行為逐漸變得制度化，即使正直和誠實的人們一旦獲得了某種公共權力，也會很快墜人腐敗的行列。

1973年，因腐敗而入獄的一個名叫韓德的警司，從1954年入警到入獄前這19年問，共攫取非法財產500萬港元。他在入獄時十分坦然地說：「我只是運氣不好，碰到點子上了。貪污在香港警察隊伍中是一種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刷牙一樣，是非常自然的事。」

他還表示，在香港警察隊伍中，這種情形十分普遍，從上到下，幾乎人人如此，誰都不覺得這是在犯罪，總不可能將香港警察一窩端吧？

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提到當時的四大華人探長之一，也是電影《金錢帝國》里梁家輝飾演的「樂哥」原型——呂樂。

華人警探如何破案

在香港，探長這一職務中，呂樂確實是極其有名的一位，1958年，香港的華人地位尚低微，尤其是政府部門，很難見到華人身影，職位稍高一點的華人，更是極少。呂樂卻在這一年被提拔新界區總華探長之職。

作為高級警察官的警司，月薪都只有1000多元，一名探長，月收入不足1000元。但呂樂家產竟然有5億，被稱為「五億探長」，至於這些錢來的途徑很簡單，貪污受賄。

呂樂於1940年參加香港警隊，當時只是一名普通的著裝警員。這一類警員通常是出外勤干一些最基本的警務，是一種很辛苦的角色，如巡警之類，日晒雨淋，每天都在街上走動。

一開始，呂樂便表現出了與其他著裝警員不同的素質和能力，屢破大案，因而被提升為便裝警員。成為便裝警員之後，呂樂的職責不再是巡邏，更多的時候是參與破案，許多難案大案，只要到了他的手裡，便能迎刃而解。

如果不是因為他沒讀什麼書，無法通過香港皇家警察局由警員向督察升級時嚴格的考試，很可能早就升到了更高職位。

那麼，呂樂的升職，是不是真的因為他有著異於常人的破案能力？恰恰相反，他根本就沒有破什麼案，而是花很多時間與黑社會接觸，與轄區內各黑社會組織的大大小小頭目成了極其要好的朋友。

他所破的案子，有一部分，是黑社會組織故意做下來讓他破了去立功的，也有一部分，是黑社會組織幫他破的。黑社會組織對他格外照顧，他對黑社會，自然也就異常友好。

呂樂

整個香港的60年代，呂樂成為最有權勢的華人探長。此時的香港警界有4名華人探長，這四人經歷相近，名聲也不相伯仲，呂樂堪稱是他們的首腦

他們彼此成為整個香港警隊貪污鏈的核心人物，相互保持著緊密的關係。香港高層曾經隔段時間的大調動來遏制這種貪污之風。呂樂在香港島任了一段時間總探長之後，便和任職九龍的藍剛對調。

但因為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監督，警察的職權不受任何鉗制，即便將他們調來調去，也根本不能遏止貪污，反而給他們貪污提供了新的機會，使得貪污鏈迅速擴大。

因為沒有文化，無法考取更高的職位，1968年，年僅48歲的呂樂不得不退出了警察圈子。對於呂樂來說，退休卻不是真的退下來了。退休之後，他仍然在紅黑兩道走動，利用自己的影響，處理各種事務，自然也「幫助警方破案」，在警界仍然享有很高的地位。

「反貪污、捉葛柏」

真正導致港英政府下定決心解決貪腐的就是鬧得沸沸揚揚的葛柏事件。香港總警司葛柏（Godber）在1973年6月被發現擁有437萬港元財富，但是葛柏由1952年8月10日至1973年5月30日的總薪金為89.19萬港元。

警方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17條第一節要求他解釋收入來源，亦禁止他離港。可惜他於1973年6月8日以警方證件進人機場禁區，避開出境檢查搭飛機經新加坡回英國隱居。

葛柏潛逃令積聚已久的民怨最終爆發。學生們走上街頭示威，宣洩不滿，抗議政府未能恰當處理貪污問題，集會獲得眾多民眾的響應。他們手持寫著「反貪污、捉葛柏」的橫額遊行於街上，要求政府緝拿潛逃的葛柏歸案。

香港民眾發起了「反貪污、捉葛柏」的大遊行照片

1973 年，時任總督麥理浩決心採取反腐敗行動。他委任香港最高法院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一個委員會，徹查香港警察九龍總警司葛柏因貪腐接受調查期間出逃的事件。

百里渠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提交了一份長達88 頁的報告，人稱《百里渠報告》。在報告中，百里渠明確指出，葛柏的貪污受賄行為，其實早就是警察系統人人皆知的秘密，葛柏案立案已有兩年，但一直沒有大的進展，關鍵原因就是查辦葛柏的反貪部門隸屬於警察部門，無法獨立偵查。

此外，報告書明確批評政府部門貪污問題普遍，警務處反貪部門本身也有貪污嫌疑，導致市民對港府失去信心。他在報告中強調：「有識之士一般認為除非反貪部能脫離警方獨立，否則大眾永遠不會相信政府確實有心撲滅貪污。」

廉政公署與貪腐博弈

1973 年10 月17 日，麥里浩提請立法局同意建立一個專門而獨立的肅貪機構。1974 年2 月15 日，依據《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香港廉政公署正式成立。

廉政專員由總督委派，直屬於香港總督，並且對總督負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口號：「香港勝在有你和ICAC。」這個 ICAC，就是蜚聲中外的香港反貪機構———廉政公署。

其他任何機構任何人，都無權干涉廉政專員的工作。廉政公署擁有獨立的財政預算和人事權，獨立的調查和拘捕權，不隸屬於任何政府部門。

廉政公署人員主要是獨立的合約僱員，而非政府公務員。為了保持獨立性，廉政公署從社會上招募了大批新人，倫敦方面也派來警力支持。獨立性幫助廉政公署在較短時間內贏得了社會信任。

廉政公署隨後迅速開展了一系列反貪行動，嚴厲打擊政府部門的貪污和腐敗現象。為表示嚴查的決心，廉政公署首先經過多次交涉將葛柏於1975年1月7日從英國引渡回香港受審，經過六日半的審訊，在2月25日被判罪名成立，入獄4年，賄款悉數充公。

1976年11月4日，廉署發出了對於呂樂的通緝令，即時生效。在此之前，呂樂見形勢不對，就已經離開香港逃亡加拿大。加拿大屬於英聯邦國家，港英政府要在加拿大形成影響，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

呂樂看到這，又迅速離開加拿大，來到了台灣。從那時起，呂樂便一直生活在台灣，一直沒有回過香港。香港廉署大概也清楚呂樂住在台灣，但香港和台灣之間，並沒有引渡條例，因而對居住於台灣的呂樂，香港廉署無能為力。

如此大規模的肅貪，幾乎使香港警察人人自危。一時間，任何一個警察都有可能被廉政公署敲門抓走。面對這樣一種無形的壓力，一場衝突在悄悄醞釀。

1977 年10 月28 日，數以千計的警務人員及家屬在香港警察總部聚集，一路遊行至廉政公署所在地，將廉政公署包圍，有近百名情緒激動的警察還衝進了廉政公署，香港歷史上最為嚴重的警廉衝突發生了。衝突中，廉政公署辦公場地被砸，多人受傷。

1977年10月28日，香港首次爆發了警察部隊與廉政公署的「警廉衝突」事件

在這樣的局面下，時任港督麥理浩為了維持穩定和港府管治，最後決定讓步。1977 年11 月5 日，他頒布了局部特赦令，宣布除了已被審問、正被通緝、身在海外、犯了嚴重貪污罪行以及港督同意必須調查的人士之外，任何公職人員在1977 年1 月1 日前的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而今日的香港早已告別「黑暗年代」，成為世界上最廉潔的地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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