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研究何去何從：「以文亂史」應該清理一下
微觀研究的缺失和整合
王海光：最近有一個新的趨勢，就是藉助於網路新媒體的出現，平民史學的浪潮方興未艾，很多人開始做自己的口述。當年「文革」的那批大學生現在已經退休了，他們現在不少人在重新寫這段歷史。這是好事情。要大家把自己的心路歷程真實地寫出來，留下一段信史。
韓鋼：大量民間研究和社會史研究出現以後，面臨的問題非常大，要做的工作也非常多。這麼多的資源怎麼整合?剛剛奎松也說了，沒有一個人、一個機構，某個地方的某個部門、某個機關有這種能力整合這麼多的當代史研究資源。可是浩如煙海的史料資源不進行適當的整合，又怎麼提供給學界和公眾作為研究資源?能否儘可能通過適度整合史料資源，建立公共平台，而不是聽任民間史料流散、消失。
楊奎松：還有一個麻煩，我寫建國史第一卷，感到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知識不夠。原來做政治史、做外交史覺得問題不大，後來發現你要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光講政治、外交，光講幾個領袖人物是不行的，必須要從組織、制度、機構，一系列各種各樣政策、法律、規則的生成，包括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教育的、衛生的，甚至工業、農業等各個方面加以考察和梳理，必須要給後面發生的種種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的前因有一個基本的交待。後來發生的許多事情和建國有什麼聯繫?但要講清楚這許多方面，不僅需要這許多方面的學科知識，還需要這許多方面的歷史知識。比如，涉及教育，就要研究，至少要準確了解從傳統到晚清，再到民國，教育是什麼樣的，怎麼變的，然後才好比較和說明1949年以後中國的教育到底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為什麼會這麼變。這種變，哪些是歷史造成的，哪些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光一個教育史，就有初小、高小、中學、大學等等一大堆書和資料要讀，我一個人要通那麼多的東西，怎麼可能?何況，還有很多方面的問題，比如人事制度、檔案制度、單位體制的歷史由來，始終還沒有人系統地研究過，如果自己也不做具體的和微觀的研究，寫書時又怎麼能勾勒準確?但是，你真的要去一個一個做微觀研究的話，就完蛋了。
韓鋼：2005年以來，我越來越覺得寫一部斷代史太難。研究者個體所能做的工作大概就是對某一個問題、某一個事件，或某一個人物，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實還原就不錯了。
楊奎松：但是這個工作必須要做，不能完全沒有人做，肯定要有人做這件事。究竟是沒有基礎研究、沒有微觀研究的人去做好，還是有一定微觀研究的人去做好，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王海光：真正做了微觀研究以後，就不再敢做這種宏觀的。恰恰是沒有做微觀研究的，動不動就敢用「什麼史」出面了。過去寫歷史很講究的，什麼史稿、史綱、初探等等，用語非常謙虛，用到以「史」為名就是都有定論了。可以看得出過去寫史很慎重的，能夠用「史」為名很不容易。現在，誰都能寫史，都敢給自己的書冠名「某某史」，其實沒有就具體問題研究過。特別是一些從文學領域轉到史學領域的，最敢寫史。我的經驗是，沒有做過微觀研究的人寫的史是不能看的。
韓鋼：能不能說當下要做的工作，第一個還是要適當、適度地整合歷史資源，不做搶救、發掘、整理、編輯、出版這種工作，將來這種資源還會流失。第二個，做一些專題性、個案的、人物的、微觀層面的研究。至少這樣的工作，做一個相當的時間，然後再去看能不能做一種宏大的、整體的歷史描述。
王海光：我現在經常會有些感慨，面對這麼多史料，這麼多問題，越來越覺得自己生命的有限性，做不了幾個題目一輩子就交代過去了。
我想有三個方面的事情：第一，號召大家都搞口述史。首先是存史，先讓大家把這一段歷史記憶留存下來，儘可能完整地留給後人。讓後一代人在解讀這段歷史的時候，可以更冷靜、更客觀去看。所以在當代史研究中，我主張先做存史的工作，存史可能比寫史在某種意義上更有價值。
第二，對個案的研究。我們不可能自己在每個問題上都搞個案研究，但我們可以提供出幾個研究的案例樣板。做出幾個好一點的個案，開墾幾個試驗田，給我們的學生趟趟路子，提供點經驗體會，點點題目，能給他們的研究工作起到一種鋪墊和效仿的作用。
第三，更多地在解讀史料的方法問題上做做文章。現在底層檔案一打開，面臨的是浩如煙海的史料，讓人眼暈。我常給學生講，一個縣檔案館能做多少題目，一個縣幾十萬人，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婚喪嫁娶，內容豐富極了。人一輩子能做多少事，一個縣檔案就夠你做一輩子，一輩子也做不完。這種情況下，讓他們用什麼方法去解讀這些史料，如何分析藏在這些史料背後的東西，怎樣從裡面發掘出有用的歷史信息來，這就很重要了，恐怕是現在應該著重給學生講的事情。
從觀念到生活的基本制度的探究
韓鋼：也可以考慮，雖然不能做一個整體性的描述，但是從現在開始，對很長時期內影響中國國民、觀念和生活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政策，花一些精力做研究，比如戶籍制度。海光做過一些研究。
王海光：我做戶籍制度研究的時候，奎松給我的一個提示非常好，要把中國的戶籍制度和蘇聯的戶籍制度進行對照。我過去還沒考慮過這個問題。就是說，我們1949年以來的基本制度形成中，有根據地的因素，有中國傳統的因素，同時還有蘇聯移植的因素。所以，制度這種東西是錯綜複雜的，我們現在都把它簡單化了。
韓鋼：還有工資制度，改革開放前，城鎮就業人口的收入幾乎只有工資，直接關切城鎮居民的生活。但很長時間裡，工資調整有限。「文革」後調整得多一些，而且人們收入的來源變得多元。這裡面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還有一個單位人事制度，這也是長期影響國民生活的一項制度設計。還有計劃生育制度。這些長期影響國民的問題，其實可以先做一些重點的研究。
楊奎松：我研究建國史的時候最想研究的，一個是幹部組織制度，一個是人事檔案制度，一個就是你所說的單位制度。
你要研究中共立國的組織制度基礎，必須把蘇聯這方面的問題大概搞清楚，但是俄羅斯人對這些問題現在幾乎沒什麼研究，成果很少。我們又不能從俄國的基礎檔案查看起。
你只有去查這些東西，查原始檔案。我查來查去，查到現在為止，這幾種重要制度的形成及其運行方法和歷史變動的情況，我現在也還沒有寫出論文來。
韓鋼：起碼形成了一套幹部檔案。延安時期幹部都要寫自傳，都有交代的文字材料，有證明材料，就會形成一套文字檔案。這些材料一開始形成叫幹部檔案。但是最好有一個完整個案作分析，人們就知道檔案是怎麼回事。
楊奎松：一個個案本身還不能反映一個體制、一種制度。比如這套東西怎麼建立起來的，在什麼情況下怎麼保存和利用，由什麼部門授權進行管理，不同的級別，不同的單位管理的層面不一樣，管理的對象不一樣，根據及作用如何，是怎樣規定的。包括你不同單位、不同層級、不同職業的人，填的表都不一樣，內容也不一樣。這些到今天為止，還沒有看到一個文章能系統地考察出來它們什麼時候規範化起來的。由於檔案開放有限，真要弄清楚在今天還是很難的一個事。
王海光：我就吃過檔案制度的虧。我在部隊要發展入黨的時候，牽扯到家庭問題，需要外調材料。我父母單位掌權的是造反派，跟我們家不對付。先是有一堆材料寄過來了，是群眾組織整的，說我父親歷史上有什麼問題，支部一看不敢發展我入黨了。後來我覺得不對，怎麼老是給我說要經得住考驗啊，就問他們怎麼回事兒，最後給我講實話了，說我家庭問題很嚴重，夠退伍的了。我說，這很簡單啊，你們查查去，我父親要是有這麼多問題，我怎麼能到部隊來的。他們又去函到我父母單位去查，這時單位領導換人了，又重新寫了材料，這才算是把問題解決了。
韓鋼：還有長期實行的物資供給制度或基本生活品定量供應制度。最後取消糧油定量供應是1993年，改革以後還延續了十四五年，這個制度才取消了。這是長期影響中國國民生活的制度。像這樣一些最基本的長期影響國民生活的制度，這個可以通過個案的研究來呈現。
當事人口述的急迫性
韓鋼：剛才談到的當代史研究，當理念發生變化以後，不再把政治史和精英史作為當代史的單一甚至主體內容。只要是把社會史、草根史作為當代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們會發現當代史的資料極為豐富。這些史料或者存於檔案館，或者藏於民間。問題是，無論是藏於檔案館還是藏於民間，當代史的資料發掘和利用都不夠。那麼怎麼經過搜集、整理、編輯、加工來提供給社會，提供給研究者和公眾，提供到公共平台上去，除了學者要做努力外，還真是要呼籲政府的相關部門和社會也做一些努力。因為這不是哪一個個體能夠做到的，即便能做到，能做到的也非常有限。這種基礎性的工作最應該做，因為今天的當代史多少年以後就變成近代史，甚至古代史了。
王海光：做這種工作是做功德，造福整個學界的。
韓鋼：這種工作既無名，也無利。還有就是口述訪談，土改歷史的當事人現在都已八九十了，年紀稍輕的也七十多了，再不做口述，活的記憶也留不下來了。現在做土改歷史的口述訪談已經很難，從做合作化歷史的訪談開始還有可能，實際上合作化歷史的當事人也不是很多了。
楊奎松：包括統購統銷。
韓鋼：統購統銷時期活著的當事人也不多，這些人應該抓緊作為口述訪談的對象。
當代史成熟的認知觀念
韓鋼：對當代史重大政治事件的還原，特別是對我們這個年齡層的學者來講是責無旁貸的事情，精英的歷史和政治史也不能忽略。比如剛才講的這些問題，這些年來，一個好的現象就是不同的當事人開始回顧歷史，做口述，寫回憶，但是這些記憶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既為當代史的認知提供了過去未知的信息，也帶來不少困惑。這些信息有些是相對可信，可能是事實，有些則可能記憶有誤，是想像的延伸，有些甚至可能是編造。
楊奎松：我們做了這幾年工作後，已經有相當一部分讀者願意看這種比較平實、扎紮實實的學術性著作了。2002年以前，這種帶注釋的書基本出不了，要想出，弄注釋就得少一點，要不也要放到每章之後或全書之後，出版社怕影響讀者看書的連貫性，影響銷量。現在完全不同了，出版社有時還要求你必須要加註釋，這樣才顯得夠水準，夠權威。
韓鋼：一些雜誌過去不能有注釋的，現在加了注釋。表明人們對歷史認知的改變，開始出現相對成熟的認知觀念了。
王海光：過去那些紀實文學的東西，帶來了許多錯誤的歷史知識。現在人們更願意看真實的歷史著作、學術研究的著作。一些紀實文學作家也自稱是文史學者，這些人是用文學創作的方法去搞歷史，虛實參半，經常搞些「爆料」吸引大家的眼球，我稱之為「以文亂史」。當前這個問題很大，造出了很多「戲說」的東西，應該清理一下。
楊奎松：恰恰是當代史需要中國學者自己根據客觀的、紮實的研究來講話，這樣才能澄清各種各樣的謬傳、謬說。無論什麼樣的材料，首先第一個也還是需要你能正確地解讀;第二個還要能找到其他各種各樣的旁證材料證明這個材料是可靠的，你的解讀是有根據的。現在網路很發達，好事者為吸引眼球，甚至為聳人聽聞，常常在網上發布一些具有爆炸性的假史料，相信的人還很多。因此，現在專業性的研究和專業的方法，就越來越顯示出重要來了。[page]
學術會議的高質量
王海光：我到國外開學術年會，覺得海外學術界的開會方式很有意思，基本上就是學術大集一樣。
我去加拿大參加的一個會議有380場，不光有研究歷史的，還有研究宗教的。同時開28場，同一時間開。大約三天半時間基本開完了，他們有個說法實際上是一個大party。
楊奎松：趕集。
王海光：但是也有個好處，看一下就知道國際學界關心什麼，誰在研究什麼，發展趨勢是什麼。我還想到，國內的學術造假問題，這麼嚴重，國外學界為什麼少，這也是個機制問題。每年都開次學術大集，誰做什麼東西，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人從來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突然在這個問題上出了一本書，怎麼來的?大家不會認可的。這就會避免低水平重複。
還有一個是它的開放度，你進去聽兩分鐘也行，聽五分鐘也行，隨時來，隨時走。所以會場中間少則幾個人，十幾個人，多則很滿，坐不下還有站著的。他們研究的課題雖然小，但是幾個領域的邊界切割得很清楚，是哪類問題放哪類，感興趣的可以跨學科去聽，對開闊視野也是很有幫助的。
韓鋼：國內外的學術會議參差不齊。
王海光：這幾年也注意到專題，也往微觀上走。
韓鋼：有些會議想覆蓋到盡量多的學者，所以不太注意提高標準。
楊奎松：願意參加的學術會議，首先第一個是規模小，第二個是對參加人員有專業的要求，尤其對論文要有要求。你的論文達到一定程度，才會讓你來，或者你才好意思來。上次我們在上海開的會，請某個老外時知道他在這方面有研究成果，後來才發現他交的論文不理想，寫一個農村劇團的歷史，題目很好，材料卻非常薄弱。對於這種學者，我們下回請不請就會很慎重了，這樣才能保證質量。
韓鋼：題目是好題目，但作者所依據的僅僅是當時公開半公開的文藝刊物，比如《群眾文藝》、《群眾藝術》這類刊物，缺少檔案，也缺少口述訪談，史料品種過於單一。別的不說，史料收集方面就存在不少缺陷。
楊奎松：起碼我們現在參與的當代史研討會，基本上還是比較嚴格的，大家都會特別注意自己論文的水平是否達到一定的程度。雖然不見得都能發表，但與會者的論文大都能提供一個共同討論的基礎。而且我們每回的討論都很熱烈。不像過去許多會，許多與會者只是找機會出來玩的，有的轉一圈就走了，現在不可能了。
楊奎松：進入21世紀以來，歷史學研究受西方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等研究方法的影響越來越大，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強調基層的、人物的和微觀的研究，兩相結合就帶來了一個風氣的大轉變。
王海光：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把歷史研究的門檻降低了。只要去做個案，運用這套新的方法，所產生的問題意識，所得出的結論，就會與過去的歷史認識不一樣。
當代史研究的轉型時間
王海光：中國當代史開始往真正的歷史研究過渡，我認為是90年代中期以後的事情。你們是怎麼看這個學術轉型的?
楊奎松：最早用國史名義出版的就是河南出版社出的那套，但實際上還是沒脫離原有的那套思路，寫法基本還是比較傳統。
韓鋼：那套書的意義主要是在還原重大政治事件時，做了原來主流研究不能做的，或不敢做的一些事，澄清了不少重要史實，也披露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材料。
王海光：我的看法是90年代中期以後，史學的路子開始有點不太一樣了。一是關於當代歷史的研究開始具有民間立場了。所謂民間立場，也就是學者獨立的學術立場。
再一個就是史觀這時候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由革命史觀開始往現代化史觀的過渡。治史方面開始做一些基礎性的研究，著重在史實的梳理，做復原歷史的工作。
楊奎松：我們是1998年開始商量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那時候在國內第一個要找人，第二個是找相關的研究成果，看看有沒有人不是從純粹政治史的角度來研究共和國史。最終找半天實際上沒找到，包括研究成果極少。
王海光：從一種有意識的轉型到出成果總是要有一段時間。要說從2000年以後，這是因為這時候已經形成成果了。奎松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早。
楊奎松：2000年之前做過，但基本是政治和外交。
韓鋼：你有一篇東西是標誌性的，寫1950年代上海的鎮反運動，我曾在一篇文章提到過，好像是發在2004年的《學術月刊》?
楊奎松：不是，發在當年的《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上。
韓鋼：這是你的研究領域開始往當代史擴展的一篇標誌性的論文，文章根據地方檔案，把高層和地方的政策互動和相互之間的關係勾連起來，是討論當代史問題的第一篇論文。1990年代以來，有一些現象值得注意，一批非史學、非黨史的研究者，開始研究國史、當代史。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比方說李輝，他的著作其實也是當代史，他研究的是當代史個案，比如胡風事件。社會學學者對當代史的研究更早一些。孫立平、郭於華領銜的「20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史料收集與研究計劃」好像就是1990年代初立項的。
楊奎松：當代史研究的全面推進肯定是2000年以後的事，這主要是因為歷史學界開始比較多的有人投入到這方面來了。原來歷史學界不碰這塊，歷史系的人按照傳統的觀點，一百年之內的東西都是不做的，甭說當代史了。2000年以後，我覺得最大的變化，也是對當代史研究的推動作用最大的，就是地方檔案館陸續開放了1949年以後的檔案閱覽。像我就是2003年以後開始跑地方檔案館的。記得當時以上海檔案館為首，案卷已經開放到50年代中後期了，後來陸陸續續一直延伸。
2001年我到的北大，那個時候北大的碩士生、博士生不光不做，而且也沒老師能夠帶。另一方面近代史、民國史的題目又做濫了，學生們往往找不到合適的題目做，這時候地方檔案館1949年以後檔案陸續開放，這對學生們顯然是一個福音。所以這之後北大歷史系才開始逐漸有學生往這方面找題目，比較而言，外地學校歷史系同學可能走得還早些，2000年、2001年就有學生在選做這方面的題目了。當然，更多的碩士生、博士生都開始選當代史的題目做，是2004、2005年的事情了。[page]
研究的下沉和社會史的活躍
韓鋼：這次轉型跟老師的導向有關係。
楊奎松：當代史的檔案各地都能看到，因此一般老師都會比較願意鼓勵同學回家，利用自己的種種方便條件，在自己家鄉附近去查閱地方檔案，找自己比較容易把握的研究題目。就近研究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的歷史，又是相對基層和微觀的歷史，很多題目都可以做，可以研究。
韓鋼：當代史的研究，從這個角度看不是材料太少，而是材料太多。
楊奎松：歷史系的老師、同學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當代史研究中來，給整個當代史研究衝擊非常大。研究成果越來越多，大家就覺得原有研究的東西真的不夠了。特別是西方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引進來，學術的標準引進來了，過去按傳統黨史的那種寫法也有問題了。
過去寫政治史，哪怕寫外交史經常可以引而不注，就是注也可以注得很簡單，基本上沒有嚴格的規範。編輯提出要注釋，作者可以找很多理由不注。一句話就免了，因為資料保密，沒公布啊。但是這種作法在歷史學界不行，你要把東西發表出來，就非把你的資料出處註明白不可，而且具體要注出哪些資料信息，是有一套嚴格的規定的。就當代政治史研究而言，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你不能像以前那樣找理由了。但現實的情況是，凡寫上層政治活動，總是有一些關鍵資料沒有公開。有些研究者因為工作單位的關係，或個人的關係能夠看到那些沒有公開的資料，可以寫，可以研究，但到了學術研究的層面，要想發表水準較高的研究雜誌上去，史料、引文不注釋出處，或注釋不全，就不行。這種情況的影響很大，它導致當代史的整個研究不得不往下走。因為越是上層的資料越難利用，但越往下層，檔案資料的開放度越大。
進入21世紀以來，歷史學研究受西方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等研究方法的影響越來越大，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強調基層的、人物的和微觀的研究，兩相結合就帶來了一個風氣的大轉變。像今天的當代史研究，應該說做得最突出的，就是社會史這塊，研究成果最多，方方面面，從城市到鄉村，什麼問題的研究都有。同時就是文化、思想、人物這塊也比較火，特別是文化史研究。過去比較多的、單純依據文本的思想史研究，反而也比較少了。
韓鋼：這些年來，人物的研究，特別是知識分子人物研究比較出色。
楊奎松：李輝應該算是比較早的研究者。
韓鋼：對，比較早，他從潘家園這類舊貨市場找到了大量專案材料，還做了不少訪談。他編輯的《一葉知秋》，資料來源就是從舊貨市場購買的杜高專案材料。
楊奎松：原來潘家園的這類舊資料很便宜，後來被一些做買賣的人發現其中有些有文物價值，結果弄得越來越貴。還有不少人的目的是為了收藏私人書信、墨跡，90年代的時候真東西也多，有眼光的研究者，像李輝等，當年就弄了些好東西。包括一些外國研究學者，他們做得都比我們早。
韓鋼：對黨史、當代史研究衝擊最大的還是2000年以後。主要是高校歷史系的一些教師開始做當代史問題的研究，他們採用了比較嚴格的歷史學方法，其中一個比較關注的研究方向是當代社會史，利用大量地方檔案，同時利用民間的東西。
歷史系教師研究當代史與黨史研究有不同之處，一是目光下沉，主要是對社會層面的問題做研究、做梳理，而不僅僅是聚焦高層和精英;還有一點是研究方法很規範，不是從既定和先驗的結論和概念出發，而是先從史料入手，重建事實，然後得出一些自己的分析。這從方法論上衝擊了那種傳統黨史研究的套路。
楊奎松：十幾年以前，多數開始涉足當代史研究的人，思想還很難發生這種轉變。因為著眼於精英層面的政治史研究方法太流行了。我印象特別深的是1997年胡繩對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員講過一段話。他講：你們寫的其實多半都是會議史，黨史的寫法基本上是一個會議接著一個會議。他說，應該多寫人民群眾，你寫政治、寫政策，最後沒有寫到具體的人，沒有落到人民群眾的感受和社會具體的變化身上，政治不成了懸在空中的東西嗎?
西方社會史研究是有傳統的，民國期間對華人學者的影響就很大。像周錫瑞、畢克偉等美國的史學家，他們的研究方法就是這種特點，他們也研究中共黨史，也研究中國當代史，但他們的研究眼光總是比較偏向社會底層，偏向社會文化。這也影響到中國學界的很多人也越來越關注社會層面，現在的趨向是，越年輕的歷史學者，他們的研究離政治越遠。
韓鋼：畢克偉，還有弗里曼、塞爾登他們，從做農村開始。
楊奎松：美國歷史學者研究中國當代史二三十年前就開始走社會史、社會經濟史、文化史和人類學研究的路子了。他們中許多人年輕時就扎到中國的農村中去，直接到社會基層去體驗和了解一切，具體做到一個村子，並且多年跟蹤。這種方法一直影響到今天很多研究者。
王海光：這與中國走向世界的開放度有關係。中國學術界逐漸與西方學術界接軌，他們治學的研究方法包括課題也搬過來了。比如性別史，特別是女性史，受國外影響非常大。
楊奎松：這也是歷史學界引進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過去也有婦女史方面的研究，但工運史研究、青運史研究之類的研究一樣，基本上都是黨史的，或政治史的研究路數。2000年以後地方檔案陸續開放後，不少學生開始嘗試從這樣的視角研究問題，因此出來一批做婚姻法問題、做抗美援朝宣傳動員問題的學生論文。這樣的研究雖然直到今天都不是很成功，但過去一般是不會去做的。今天隨便翻一下歷史學碩、博論文網站，絕大部分都是這方面的題目。跟政治史沾邊的，特別是直接講精英政治歷史的論文，很少很少。
不管這樣一種研究趨向還存在怎樣的問題，但有一個極大的好處，就是使得我們的歷史研究逐漸開始轉到關心普通人，關注大眾和社會了;也使我們看待歷史的觀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種視角、那種關懷和過去完全不同。過去的研究總是著眼於政策制定，為什麼制定這個政策、怎麼制定的、理論是怎麼回事、動機和意義是什麼，大都討論的是這些東西。現在很少歷史研究論文會討論這方面的問題，大家討論更多的是一個政策下來以後，一層一層下來有了怎樣的變化，底下的人對這個政策怎麼去執行，或有什麼抵觸，怎麼變通，在具體的人身上或人群當中發生什麼影響，是有益還是有害，今天研究者關注的更多是這些具體的問題了。這是比較大的一個進步。
王海光：這個趨勢的變化帶來的是學術視野的轉換，目光由仰視轉為下沉，看到更為廣闊的社會和底層民眾。目光一轉換，一下沉，這就和過去的知識體系不一樣，要填充很多新知識。傳統黨史研究的知識方法一下子就捉襟見肘了，應付不了了。哪怕你掌握了一些高層的材料，對這些高層材料怎麼解讀，也不一樣了。要走出過去那種文山會海的歷史敘述，就得做底層研究，那麼解讀史料的方式、研究方法就會發生變化。
還有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把歷史研究的門檻降低了。底層的材料、社會史的材料比較容易收集，誰都可以做，你甚至可以就做一個村莊史。只要去做個案，運用這套新的方法，所產生的問題意識，所得出的結論，就會與過去的歷史認識不一樣。從個案研究中，可以看到歷史的多重複雜性。
個案的碎片化和價值
韓鋼：即便重新建構一個關於當代史的宏大敘述體系，你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觀研究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如果現在你要做整體化的研究，必須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礎。
韓鋼：近年來對歷史研究，特別是當代史研究有一種批評，擔心微觀研究、個案研究將歷史切割成毫不相干的「碎片」，「化解」人們對歷史的整體認知。拋開這類批評聲音里的「政治含義」不論，單從方法論的角度說，我個人感覺這種擔心有些多餘。研究者做微觀還是宏觀研究，本屬個人志趣，而無論微觀還是宏觀研究，最原始的意義都是還原事實，只是還原的對象各有側重，微觀關注局部，宏觀關注全局。從思維方式上說，宏觀研究還需要以微觀研究為前提。即便重新建構一個關於當代史的宏大敘述體系，也得首先建立在大量的微觀研究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如果要做整體化的研究，必須先有「碎片化」的研究做基礎。
楊奎松：主要問題在於怎麼通過微觀的研究和具體事例的研究，呈現出歷史的複雜性。
有個學生做中共建國前後一個縣土地關係、租佃關係、僱傭關係變動的研究，他本來的計劃是想做一個南方的，一個北方的，兩個點的考察和比較。後來我告訴他你精力不夠，還是先集中做一個較好。
他接受了，後來發現光這一個縣這方面的情況就複雜不得了。光這一個縣至少就有幾種差別很大的區域，有山區、有平原、有臨近城市周邊，長期的商業化，主要種植各種各樣經濟作物的，平原也有旱地、水地的區域。光這一個縣，因為自然條件、經濟條件、歷史習慣等等的差異，土地關係、租佃關係、僱傭關係的情況就很不一樣。
所有這些問題，每一個地方不是一樣的，包括簡單地按照土改時的政策規定講剝削量和剝削關係，你會發現幾乎沒有辦法具體落實。
韓鋼：無法涵蓋非常複雜的當代史現象。剛才說的南方地租，地租最大的問題就是地權狀況。地權狀況非常複雜，北方和南方、東部和西部千差萬別。奎松有個學生做過上海郊區的征糧問題研究，僅僅是江南一帶的地權狀況，就已經非常複雜了。
王海光：目光下沉到社會史上，就是要有大量的個案研究。這些具體的個案研究提供的新的歷史事實，所揭示出來的新問題，能推動當代史的研究更加深化。這是研究趨勢上的一個很大變化。
楊奎松：當代史研究現在看來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基層檔案，存在的數量特別大。再一個就是民間史料，民間史料看起來數量也不得了。雖然散失了很多很多，但是因為中國長期以來實行單位體系，幾乎每個人都建有檔案，包括農村都建立了檔案保存制度，因而還是留下了大量各種各樣的檔案文獻。這在世界各國都是非常罕見的現象。
這個也就使得今天當代史面臨一個資料浩如煙海的情況，靠一個人、一個學校，甚至靠中國今天已經不算少的歷史教師、歷史研究生，都不可能真正和充分地閱讀和利用這樣大量的檔案史料。這就出來一個很大的挑戰，微觀的、相互差別的史實是如此之多，不要說咱們這一代人，恐怕下一代或下兩三代人，都不能給後人提供出一個比較完整、系統，哪怕只是在局部比較完整、系統的歷史判斷來。
中國當代史研究的情況很讓人興奮，也很讓人擔心。興奮的是新研究比比皆是，擔心的是大家越來越多地轉向了微觀史，宏觀的判斷歷史學家都不去管了，任由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或其他對歷史研究毫無概念的人在那裡說三道四。我們想的是如何一點一點地從微觀做起，儘可能多地由點到面，把歷史的複雜性呈現出來，然後再把碎片的、複雜的情況做一個整合，得出比較宏觀的歷史判斷來。但今天看起來，這個難度實在是太大了。現實的問題是，大家都研究微觀史，非歷史的宏觀的結論性東西仍舊層出不窮，而且衝擊影響還很大。你要不要回答，你要不要應對?
陳春聲在「歷史·田野」叢書序中引述過半個多世紀前研究福建佃農經濟史的傅衣凌的一個觀點。傅當年就提出，民間史料和民間史的研究能反映小區域中的情況很重要，但不應放棄對中國社會總的輪廓的說明的努力。不過這麼多年來，哪怕是民國期間的農村史或經濟史，建立在紮實的微觀研究基礎上的宏觀研究成果，仍舊不易發現。這也說明了要在微觀史研究的基礎上整合出宏觀史研究的成果，是多麼的不容易。
韓鋼：海外關於中國當代史比較宏觀的一些研究還是很有影響力的，比如麥克法誇爾的中國革命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在國際學術界影響很大。台灣陳永發的中共歷史研究，也是很宏觀的，影響也很大。
王海光：山東大學校慶那年，請哈佛大學的麥克法誇爾教授來，開一個學術研討會，我也去了。當時去的歷史學者不太多，搞政治學、法律的比較多。在研討會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他們問老麥，哈佛學派到底有什麼方法?麥克法誇爾回答得非常好。他說：我就是從傳統史學來考察問題的。我們哈佛學派也沒有什麼方法，所有的方法都是在研究中間所形成的。你們看，當我們國內學者還想尋求某種新工具，尋求某種新理論，或者尋求某種研究方法的時候，西方學者實際上還是按照傳統的東西在搞，還是按照傳統的治學方式去研究這段歷史。這對我們很有啟示，大道至簡，並不是一定非要什麼新方法。我們學界的問題就是方法太多，成果太少。
韓鋼：費正清、麥克法誇爾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麥克法誇爾關於「文革」起源和「文革」史的著作，還是很有一些見解的，而且他們很重視分析框架，用以分析中國政治、分析「文化大革命」。他們的著作最大的問題跟過去中國大陸的黨史、當代史研究有點類似，對於社會層面的東西不太關注，或者說關注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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