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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揚:一定要收復燕雲十六州

一定要收復燕雲十六州


文|張明揚


(媒體人)

整個北宋時代,「燕雲十六州」都是朝野最為重要的政治議題。大宋朝的精英們並非是不切實際的擴張主義者,東北、西域這些漢唐故地,在政治言說中早就被選擇性地遺忘了。然而,棄於石敬瑭時代的燕雲十六州,卻始終被視作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從契丹(遼)手中收復它,是縈繞於宋人心中的一大心病。

張明揚:一定要收復燕雲十六州



「燕雲十六州」地圖

宋人不是沒想過武力收復。自北宋建立伊始,宋太祖太宗兩代帝王就曾以此為國策籌劃經年,宋太宗更是前後兩次主動發起對遼的戰略進攻,但都以受挫告終。到了宋真宗時代,宋朝更是已完全處於戰略防守的被動一方。之後在寇準的推動下,宋真宗硬著頭皮親征,才簽下了「澶淵之盟」,結束了宋遼二十多年的戰爭狀態。


澶淵之盟自然是一個偉大的和平條約,但同時也徹底宣告了宋廷武力一統燕雲國策的全面破產。那麼,問題來了。簽訂了和平條約之後,燕雲十六州還要收復么?對此,大宋朝廷進行了持續上百年的爭論。


爭論的雙方陣營很有趣。首先,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主戰派」,遼的軍事優勢顯而易見,無論多麼激進雞血的宋朝士大夫都不會無視這一點,立即開戰從來就不是一個選項。與其說有什麼「主戰派」,還不如說的確有那麼一個「緩統派」的陣營,將武力收復燕雲的希望寄託於未來,當下的任務是富國強兵,時刻準備著。


其次,出於一種壓倒性的政治正確,這場爭論中也沒有哪一方敢聲稱完全放棄燕雲十六州,所謂的「主和派」定性也就不那麼準確,更準確的應該是「(維持)現狀派」。無論多麼珍視「澶淵之盟」帶來的和平,口頭上還是要以收復失地為最終極理想。只是「現狀派」拒絕一切玩火的行動,拒絕武力統一,希望以德服人,幻想某一天通過諸如遼國內亂這樣水到渠成的方式坐等收復失地。


先看「緩統派」,他們已然是燕雲問題上大宋朝最鷹派的陣營。澶淵之盟之前的數次軍事災難,讓鷹派的合法性大減,即使談起武力收復也都是將來時。在北宋「守內虛外」的政治環境下,鷹派實際上處於某種被打壓的態勢,直到宋神宗上台,才迎來了政治春天。宋神宗有著收復失地的偉大抱負,所以他要用王安石。王安石在有意無意中被推上了鷹派領袖的地位。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什麼,就是富國強兵,而這無非就是針對收復燕雲的將來時。

鷹派最大的政治理由,就是收復燕雲是自太祖以來歷任皇帝寤寐思服的政治理想,是無人可正面否認的神主牌;其次,鷹派始終認為遼國素有狼子野心,隨時可能發動戰爭,只有奪回軍事地理上有重大意義的燕雲失地,才能處於更安全的戰略態勢。

張明揚:一定要收復燕雲十六州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再看「現狀派」。這一鴿派陣營在有宋一代基本上是統治性的,主流一點的儒家士大夫如司馬光、富弼等人,都屬這一陣營。他們的政治理由也非常有力:第一,武力收復不具備現實可能性,太祖太宗兩位偉大的先帝尚且功敗垂成,後世帝王就更無可能了;第二,如要收復燕雲,必然要強化邊疆軍事力量,而這恰恰有悖於北宋「守內虛外」的國策。出於「安內」高於「攘外」的政治計算,收復燕雲也必然被擱置;第三,正如司馬光那句名詩「始知恃險不如德」所暗示的那樣,士大夫中的鴿派堅信不能用武力來對付夷狄,而應用儒家傳統的道德文化來感召他們,不戰而屈人之兵;第四,可能也是更為本質的,在儒家的執政理念中,仁政高於一切,而仁政要求低稅收,在此種財政體系下,本身就無力承擔任何長期戰爭,甚至可以武斷地說,儒家政權在財政上就是反戰的。

正因如此,像司馬光這樣的鴿派士大夫,無法理解王安石們富國強兵的變法訴求。 司馬光們或許一句話就可以批倒王安石們:為什麼要富國強兵?收復燕雲要靠德。


當然,即使是鴿派,也時有對遼人侵佔領土及「刺刀下的和平」的憤慨與屈辱,但往往這一情緒在詩詞中就得到了宣洩。一旦落實到現實政治中,他們還是認為澶淵之盟帶來的百年和平才是最好的安排。甚至「被迫」戴上鷹派領袖帽子的王安石,也以稱讚寇準(萊公)的方式間接表達了對和平的珍視,「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

張明揚:一定要收復燕雲十六州


寇萊公即北宋政治家萊國公寇準。景德元年契丹軍進攻時任宰相,反對南遷的主張,力主抗戰,促使真宗往澶州督戰,與遼訂立澶淵之盟。


有趣的是,為了徹底批倒鷹派武力收復燕雲的理論基礎,鴿派們甚至將靶子直接朝向了漢唐。比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漢武帝的擴張政策頗有微詞,刻意強化他晚年的放棄拓邊政治轉向;范祖禹在《唐鑒》中更是直指唐太宗的赫赫武功是好大喜功,「不可慕也」。


從燕雲問題上看,自古以來,中國人民的確是愛好和平的。


刊於《財新周刊》2016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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