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視野」與村上春樹小說在中國的接受

近幾年，在現代華語圈裡，村上春樹可以說是最具影響力的外國作家。（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村上春樹的名字首次為中國大陸讀者所知，（2）在中國第一次掀起了一股「村上熱」。此後，隨著村上春樹的其他作品源源不斷被譯為中文出版，催生了一大批村上春樹的忠實讀者、研究者，甚至還出現了以模仿村上作品為業的「村上之子」。（3）閱讀村上春樹的作品從一種單純的文學接受行為演變為一種被年輕人所認同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村上春樹的作品，則同時從單純的文本演變為一種文化載體。其中大量的後現代性、消費性符號和都市年輕人迷茫、失重、纏綿的憂鬱等內容被讀者反覆吟味，欲罷不能，形成一種連鎖效應，促進了「村上熱」的不斷升溫。

「村上熱」作為一種文學、文化現象，其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關注。至今，中國和日本學者對村上春樹研究的視角主要集中於後現代主義、文學文體學、女權主義、比較文學、精神分析學、接受反應理論、文學文化學以及敘事學等。（4）筆者認為，在中國出現的「村上熱」現象本身是一種與接受相關的現象，其中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即讀者熱、研究者熱和「村上之子」的出現。讀者熱指的是作為文本接受者和解讀者的讀者，對該文本持續不斷的閱讀渴望心理和實際閱讀，最終演變而成的一種群體效應；研究者熱是除了對「村上熱」本身的關注外，還包括從小說藝術、作家論、比較文學、文學文本、文學文體、翻譯及本土化等方面的、立體的、多方位的研究；而「村上之子」則本身是讀者（文本的接受者）在對文本進行接受和解讀行為，並形成一定群體效應之後，通過模仿將再生產出的文本付諸於新的有形的文學作品中的一批作家。這三種「熱」均屬於文本接受的範疇。目前為止，對「村上熱」的分析大多屬於讀者熱和「村上之子」的出現，而其中，對於一般讀者群中的「村上熱」，多認為與作品中包含的後現代元素、消費文化符號、都市人情結以及無處不在的孤獨感、憂鬱感與中國都市青年之間產生的共鳴有關。誠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度發展、生活節奏急速加快、物質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而與此同時，中國年輕一代的精神世界也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內容來填補。許多人認為，正是因為村上春樹的作品滿足了年輕人的這一精神需求，才使他們有了深刻的代入感，進而促使了群體性閱讀行為的出現。不僅僅是作品中的故事情節，包括小說中出現的他個人所鍾愛的歐美作家及其作品，一些有名的爵士樂和搖滾樂、咖啡廳、酒吧等，都成為一種文化符號被受眾二次解讀。正如田建新在《中國的村上春樹——「新鮮血液」》（中國の村上春樹——「新鮮血液」）（5）中所說，「在大量的譯作、評論文章中，每年都會有許多有關村上春樹的作品和評論被介紹給中國讀者，由此，『戀愛小說』、『青春小說』、『都市小說』等概念橫掃中國文壇。這一現象，給已經對『傷痕』文學、『現實批判』等類型的文學作品感到厭煩的讀者們，以及正在摸索中國當代文學新的走向的文學家們帶來了『新鮮血液』，同時，中國讀者也在『村上熱』的大潮中對日本文學的興趣日漸增長」。據此觀點，處在某種特定社會環境中的中國讀者是被動的追隨者，他們將自己的精神世界訴諸於村上的作品中，相當於「不期而遇」的村上春樹作品成為他們靈魂的救世主，大批讀者在那些孤獨、迷茫而又充滿小布爾喬亞氣質的主人公身上彷彿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然而筆者認為，任何一種具有群體效應的文本接受現象，其背後的動因都是兩方面的，即作品本身的因素和讀者的因素。迄今為止的「村上熱」研究多關注作品本身的因素，即後現代性、消費性等，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富。而對讀者的關注則局限於中國社會環境的變化對年輕人精神狀況的影響，以及與作品所描述的場景之間的契合等。對於讀者在由文本傳達而來的符號和自身所具有的特質之間如何周旋，如何達到一個平衡狀態，進而形成一種廣泛的群體效應，對這個過程中的機制並未見有詳盡的剖析。德國著名文學家姚斯曾在英美新批判、結構主義理論盛行的時期提出了接受美學的理論，秉承了海德格爾解釋學的基本思路，強調接受者與歷史發生上的直接關係、他們在文化上的獨特積累，以及傳統思維中的先在理解對理解新的事物所產生的重要作用。其中，姚斯提出了「期待視野」的理論。簡單說來，「期待視野」不是讀者在接受某種新的文本時產生的「共鳴」，而是自身的先在期待與實際作品中的「距離」感之間產生的張力，這種張力會將讀者的期待拉伸到一個新的水平線。即「其美學含義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讀者初次接受一部作品時會對照已讀作品來檢驗它的美學價值。其明顯的歷史含義在於，第一個讀者的理解將在一代一代的接受鏈條中被維持和豐富」。（6）在本文中，筆者將以「村上熱」三個方面中的「讀者熱」為中心，試圖借鑒「期待視野」理論分析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以及村上春樹作品在中國的接受機制。

一、接受美學與期待視野

姚斯吸收了海德格爾的「前理解」與伽達默爾「合法的偏見」的歷史性與生產性，提出了「期待視野」的理論。海德格爾認為，人的理解活動，是受制於它的「前理解」的。所謂「前理解」，是指理解前已有但參與制約著理解的一組結構因素，包括指示、預見、互通等，這些因素合成為一個「als（作為）……」的結構，作為理解發生的前提與預定指向。（7）以理解主體心理上的既成圖式為前提，以規定「作為……」結構中指示、預見、互通三因素的具體方向與內容。這個既成的心理圖式就是理解的「前結構」。「前結構」由「前有」、「前識」、和「前設」三個方面構成。「前有」指預先有的文化習慣，「前識」是預先有的概念系統，「前設」即預先作出的假設，這三者結合成為理解活動這一發生的「前結構」。（8）

由此，姚斯把海德格爾的「前結構」概念發展成為「審美經驗的期待視野」。「期待視野」由三個部分組成，即對於文本的先在理解、已被人熟知的作品的形式與主題，以及詩化語言與實用語言的對立。「一部文學作品在其出現的歷史時刻，對它的第一讀者的期待視野是滿足、超越、失望或反駁，這種方法明顯地提供了一個決定其審美價值的尺度。每一部作品都會喚起讀者一定的期待視野，但這個視野與作品包含的視野存在著或大或小的距離，這就是讀者與作品的審美距離，它在一定限度內，以近似正比的方式決定著作品審美價值的大小。」（9）「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熟識的先在審美經驗與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視野的變化』之間的距離，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藝術特性。」（10）從期待視野的角度審視作品與讀者之間的關係，能夠反映出一部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也能勾勒讀者的歷史審美、閱讀經驗，最終還能向我們展示文學的歷史延續性。

根據接受美學中的「期待視野」理論，讀者在閱讀一部作品時，他所具有的「前結構」，即先在的審美經驗和歷史積累是完全開放的，它們組成了「一張經緯交織的審美期待的綿密網路」，（11）不斷捕捉、篩選作品中的每一個符號。讀者的審美經驗是一種心理預期，它具有一種朦朧的預設並渴望在作品中印證答案；在閱讀行為發生時，這些審美經驗被悉數調動起來，並在讀者內心將作品世界向自我世界同化；最終，形成一種選擇、定向關係，當選擇成為一種群體行為，則會出現「熱」現象。

此外，「期待視野」理論還包含一個觀點，即讀者與文本之間是開放的問答交流關係。讀者自身的經驗預先設定了視野，而文本則提供了新的視野，並解答了一部分讀者先在視野中設定的問題，同時啟發讀者思考一些新的問題，進而產生新的視野，並在下一個文本中尋求答案，以此循環。在這個過程中，讀者的視野不斷被刷新，而文本的意義也獲得了無限開放的可能。關於這一觀點與「村上熱」的關係，作者將在後文中詳細敘述。

二、中國村上春樹讀者的期待視野

錢理群指出，中國的八十年代相對於「文革」來說是一種解放，但實際上一直有不斷的「敲打」，比如清污、反自由化等，對思想的控制始終是有的。所以八十年代一直有一個「掙脫歷史與現實束縛」的衝動，這是我們在考察八十年代時不可忽視的思想和心理背景。（12）此外，洪子誠指出，在八十年代，從「文革」中走出的人，普遍認同「文革」是「封建主義」的「全面復辟」，實行的是蒙昧主義的「封建法西斯專制」，是對人性、個體尊嚴、價值的剝奪和蹂躪。因此，「新時期」存在著如五四那樣的將人從蒙昧、從「現代迷信」中解放的「啟蒙」的歷史任務，在思想文化上，「新時期」也因此被看成是另一個五四。（13）由此可以看出，在這個時代，中國文學依然未從反思「文革」的審美束縛中解脫出來，而讀者所具有的先在經驗與歷史積累，也依然建立在「前村上熱」的語境之中。

在中國大陸，最早受到讀者關注的村上作品是《挪威的森林》。藤井省三指出，這也是中國第一次出現村上熱潮。（14）該作品於一九八九年由灕江出版社出版，並在之後的近十年間，累計出版達到十二萬冊以上。此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度過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其社會、經濟狀況已經與《挪威的森林》中所描述的故事背景非常接近。藤井省三認為，包括台灣地區、香港地區在內的對村上春樹的接受，正可視為由於經濟發展帶來的現代都市趨於成熟的標識。（15）而生活在大都市中的年輕人，正處在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精神上的滿足感卻相對滯後的階段。可以說，在這個時期，中國讀者的文學審美經驗與精神現實處於脫節的狀態，它們之間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張力。然而，進入一九八五年以後，社會開始轉型，「公眾的注意力從政治有所轉移」，同時，「作家分化、大眾文化興起」，「『嚴肅文學』（或『純文學』）邊緣化」。（16）也就是說，從這個時候開始，出現了一股將中國文學徹底從「文革」反思與批判中牽引出來的力量，而這一力量，正為此後中國讀者接受村上春樹的小說做好了視野上的準備。

朱立元認為，綜合海德格爾的「前結構」理論和姚斯的「期待視野」理論，文學的審美經驗期待視野，作為閱讀的「前結構」，應該包含世界觀和人生觀、一般文化視野、藝術文化素養、文學能力四個方面。（17）概觀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首先，從世界觀和人生觀來看，讀者應該達到的狀況是對「文革」的批判和反思。其次，從一般文化視野來看，受到「傷痕文學」和「現實批判」的影響，在讀者心中構成了具有一定矛盾性的精神視野，並從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回到文學自身」和「文學自覺」。第三，從藝術文化素養來看，讀者的審美依然受到「文革」反思的影響，卻也開始具備關注日常「世俗」的能力。最後從文學能力來看，首先是閱讀文字的能力，到一九九年為止，中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已經有了提高，六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6.26%，粗文盲率為15.88%，15-45歲青壯年人口文盲率為10.38%，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讀者已經具備了相當的文學閱讀能力與批判能力。（18）其次是識別文學類型、特徵和標準的能力，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由於「文革」的結束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中國的當代文學出現了一個明顯區別於「文革」時期文學特徵的分水嶺，這對於讀者對文學類型和特徵的辨別以及標準的制定，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使他們比任何時期都更具有文學批判性。由此，中國讀者接受村上春樹作品的「前結構」即「期待視野」已經形成。

三、「期待視野」與「村上熱」

「期待視野」的提升與閱讀選擇

如前所述，到了一九八年代後期，中國文學進入了一個近似於五四的啟蒙時代。人們帶著對「文革」反思與批判的餘熱，開始關注對人性的呼喚、對人的尊嚴以及人的價值的追求。根據「期待視野」理論，也就是說，讀者具備了一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形成某種一般文化素養及藝術文化素養，並對文學作品的某種類型和標準已經熟知和掌握。（19）基於以上因素構成的「前結構」，讀者對某種類型的小說特徵、標準、觀念、思潮等都有一種先在的認識，這種認識基於閱讀經驗，並且在一般讀者的思維中很難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學理論，但是，當讀者試圖解讀另一部文學作品時，會調動起由閱讀經驗而形成的某種評判標準，來迅速判斷該作品是否符合前述的類型、特徵和標準、觀念和思潮。這種內在尺度本身以及其發揮作用的過程就是「期待視野」所表明的接受機制。《挪威的森林》這部作品不僅僅是一部青春愛情小說，其中包含了對日漸改變的舊事記憶的留戀、社會環境急速變化下精神上的不適應，以及在面對虛無、迷茫的青春時對人生的深度思考。帶著從八十年代及以前的文學作品閱讀經驗而來的中國讀者在解讀《挪威的森林》時，利用先在經驗對該作品作出判斷，並形成一種讀者與作品之間的「隱秘關係」，這種關係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在行為。對該作品的心理預期、閱讀行為發生時對該作品的內在同化，以及對該作品的定向及選擇。

在《挪威的森林》中，戀人自殺、精神失常的年輕女孩，愛慕朋友女友、卻又與他人交往、並與年長女性發生關係的男主人公，披頭士的名曲《挪威的森林》，酒吧與爵士樂，《了不起的蓋茨比》與《麥田裡的守望者》……整部作品中瀰漫的後現代主義元素對於當時的中國讀者來說，是一種「期待視野」上的「背叛」。如果說《挪威的森林》是最早影響中國讀者的村上春樹的作品，那麼可以說，它給中國讀者帶來了第一次「期待視野」上的震動。這就可以解釋為何該作品一被介紹到中國，就掀起了一股不可抵擋的旋風，讀者的「期待視野」被悉數調動起來，與他們先在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文化素養，以及對文學作品的類型、特徵及標準之間產生了一種距離。而這種距離促使了讀者新的「期待視野」的形成，並進一步促使了讀者的選擇與定向行為，外在表現為對該類作品（村上春樹的其他作品）的持續閱讀行為。

《挪威的森林》使中國讀者形成了新的「期待視野」，對社會轉型期生活在都市的年輕人的生存和精神狀況的關懷，不僅部分解答了讀者內心先在形成但尚未從閱讀經驗中得到答案的一些對現實的迷惑與茫然，也使他們對村上春樹的作品形成持續關注的慾望。此時，「村上春樹」與《挪威的森林》已經超越了作為一位日本當代作家和一部文學作品的層面，而成為了讀者的先在經驗中對人生觀與價值觀、文化素養，以及文學作品的類型、特徵與標準的新的認識，這種認識在不斷的閱讀過程中逐漸被熟知、掌握，進而形成了新的「期待視野」。很多學者在討論「村上熱」時，傾向於將該作品的出現看作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原因也在於此。

由此，帶著由「村上春樹」和《挪威的森林》帶來的新的「期待視野」，中國讀者開始持續關注他的其他作品。然而，隨後介紹到中國的作品中，並未止步於關注都市人的精神空間，而是聚焦於一些現實的社會問題。短篇小說集《神的孩子全跳舞》（二）共收錄了六篇小說，均以發生於一九九五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為背景，描述了經歷自然災害的人們對自己以往人生的重新認識。在讀者心中，它與《挪威的森林》又有不同，其中雖然也瀰漫著「孤獨」、「虛無」的情愫，卻飽含著對嶄新人生的希望，對自由、光明、勇氣和愛的期許。這部小說集通過對人性入木三分的描述，展示給我們一個更為廣闊的全社會、全人類的課題。這是村上春樹作品帶給讀者的又一次「期待視野」的震動，即固有的對「村上春樹」與《挪威的森林》的先在經驗又一次接受挑戰。由於是同一作家的作品，在文本的一些細節方面並未有類型、特徵和標準的「距離」，但是從人生觀、世界觀的角度，作者從關注都市青年個人的精神狀況，到關注全人類的社會現實，這其中有一個很大的跨度。讀者的閱讀行為使他們的「期待視野」進一步得到提升，而對該作家作品的選擇慾望也再一次被加強和推動。

此外，任何一種文學閱讀和接受行為，都離不開一定的社會文化環境，從其主觀（讀者）和客觀（作品）兩個方面而言，都具有社會性和群體性。從個體讀者的「期待視野」到公眾的「期待視野」，是「期待視野」的融合與升華。而一種文學現象——譬如在一定時間內大量讀者對某個作家作品、某個電影導演、某個動畫片製作者、某個音樂人的喜好，則正是個人「期待視野」到公眾「期待視野」的提升。

讀者與作品的開放問答

姚斯把閱讀行為分為三個步驟，即「初級的、審美感覺閱讀的視野」、「二級的、反思性的闡釋閱讀的視野」，以及「三級的、歷史的閱讀」，並把詮釋過程看作由理解、闡釋和應用三個瞬間過程組成的統一體。（20）其中，初級閱讀是針對語言符號的意象思維階段，三級閱讀是「近乎於歷史—哲學解釋學」的、超越了一般個體的閱讀範圍。而其中的二級閱讀，是讀者超越對語言符號的意象思維，向理性思維提升，並對審美進行反思的過程。（21）「反思想闡釋的區分只有通過再閱讀經驗的視野結構所進行的自我證實才能實現。一首詩的意義只有在周而復始地不斷再閱讀中，才能展示自己……讀者在不斷發展著的審美感覺的視野中所接受的一切，能夠作為闡釋的反思視野而清晰地表達出來。這樣，初級閱讀經驗便成為二級閱讀的視野。」（22）

這一二級閱讀的特點，則是引入了「對話」與「問答」邏輯，即「在此範圍內，將一種特殊的意義具體化，以之作為對某些問題的一種回答」。（23）這一「問答」邏輯由伽達默爾提出。他認為，閱讀過程中的理解行為就像是解釋者（讀者）與被理解對象（文本）之間的對話，而理解的過程就是發現文本中提出的等待解答的問題，反過來講，文本通過向解釋者發問來使自身成為被理解的對象，同時理解者通過自己的「偏見」（期待視野）向文本發問。雙方互相開放，並在持續的相互問答中，文本的意義得到實現，而解釋者的「期待視野」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提升和拓展。

當時的中國讀者處於社會轉型期，對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都市人的生存狀況和精神世界產生了自身的認識，伴隨著一些疑惑與迷茫。在進行《挪威的森林》的閱讀行為時，他們與作品之間建立對話關係，作品本身提出了一些問題，而由於當時中國讀者所處的社會環境與作品中的描述已經極其接近，（24）作為解釋者的讀者對問題的解釋行為則相對積極。在這個過程中，作品的意義的可能性得到了體現（問題得到了解答），而讀者通過解釋行為，他們的「期待視野」也在這個過程中重新被建立和提升（解答問題併產生新的問題）。此後，這種對話關係在村上春樹其他作品的閱讀行為中循環往複地進行，文本不斷提出新的問題，同時讀者也不斷利用新建立起來的「期待視野」對這些問題進行解答。在這個過程中，讀者對村上春樹作品的認識不斷提升，而作品本身的審美價值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體現。這一過程外在也表現為讀者對村上作品的持續選擇和閱讀行為。

綜上所述，中國的社會變化給這個國家的人們帶來的精神衝擊是巨大的、整體性的。這就可以解釋當調查者問及「如何得知村上春樹的作品」時，選擇「因為流行」和「受到他人推薦」的讀者佔了絕大多數。（25）個體的「期待」，在整個社會的影響下，融合為公眾的共同期待，形成一種無形的、共通的、整體的「期待視野」，那麼在這種期待視野的指導下，人們的選擇呈現出整體趨勢，若這種整體性作用於讀者群體對於村上作品的解讀，那麼整體的「期待視野」與文本的審美之間的距離就會凸顯，讀者的期待也會達到一個新的層面。仍以《挪威的森林》和《神的孩子全跳舞》為例。《挪威的森林》提供的文本使讀者的期待視野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即關注新的時代背景下都市年輕人的孤獨感、虛無感、失落感，進而上升到後現代主義文學的整體特徵。而《神的孩子全跳舞》則提供了一個新的文本，使已經被《挪威的森林》提升的整體期待視野與新的文本拉開了距離，讀者的期待視野再次被提升——從關注個人的孤獨感、虛無感、失落感中找到對社會公眾事件的關注和思考、對人性的自省、對光明的追求。在這樣的一個動態的過程中，讀者的期待視野不斷提高，而文本的審美內含也不斷被挖掘、被提升。在這個過程中，外部社會環境所起到的作用，是將個體讀者的期待視野升華為公眾整體的期待視野，並形成整體性的歷史記憶與審美經驗，這構成了「村上熱」的表象；而讀者整體的期待視野在解讀村上作品過程中的不斷被提升、期待，再次提升、再次期待的過程，才是「村上熱」的真正本質。

四、讀者與文本共同形成的「文學史」

最後，我們回到接受美學在文學史的意義上來。艾略特（Eliot）曾經說過，「歷史感包含了一種領悟，不僅意識到過去的過去性，而且意識到過去的現在性。歷史感不但驅使人在他那一代人的背景下寫作，而且使他感到，荷馬以來的整個歐洲文學和他本國的整個文學，都有一個同時性的存在，構成一個同時的序列」，（26）這種文學史，便是「偉大文學所表現的超時代效果與現、當代史之間形成的矛盾（和統一）」（27）的文學史。如果說《挪威的森林》在中國讀者中表現出了超時代效果，那麼在村上的文學史中，作為轉折期作品的《神的孩子全跳舞》則是與前者之間形成的矛盾與統一。

文學史不僅僅是文學家和文本的文學史，更是讀者的文學史。讀者在文學史中所佔的重要地位，是接受美學所特意強調的一點。讀者既非被迫接受，也非刻意妥協。在一種文學現象中，讀者有自身的個性，也有整體的共性。文本拉開與讀者期待視野之間的距離，使之得到提升；在讀者的期待視野得到提升的同時，文本也必須再次提升，以此循環下去，構成讀者與文本共同形成的文學史。

五、小結

筆者通過對村上春樹現象研究中存在的誤區和困境的分析，提出了一種研究文學、文化現象的「新」理論——接受美學中的「期待視野」。而事實上，這一理論已經存在了半個多世紀，它多被用來解讀文學史中讀者和文本的關係，卻鮮見被用來分析當代的文學、文化現象。既然「任何一部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麼文學史也難出其外。當下的村上春樹現象，正在也將會成為文學史中的一環，當讀者與文本之間的鏈條趨向無窮，或許能夠更加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運行機制。

「期待視野」強調了讀者自身的歷史經驗、生活經歷、審美意識，並且認為這些因素在解讀文本的時候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促使文本的推進，同時促使讀者自身視野的提高。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講，更是促進了讀者與文本在文學史中的共同發展。

當然，從「期待視野」的角度研究一種文學現象必然出現一些困境。以本文為例，首先，從某個特定時代的文學思潮和變遷來推出讀者的先在審美經驗，這一研究方法缺乏詳實和準確的考察。這個視點，是以讀者並不接受來自國外或主流思潮以外的文學作品，不考慮讀者在此之前的先在經驗的作用，並能夠完美地實現該先在經驗與文本之間的同化、選擇和定向作用為前提的。也就是說，「期待視野」與文本之間的對話，並沒有起點和終點，而是一個無限向兩端延伸的鏈條，它們依次對「現在」的文本解讀產生影響，以此類推。因而要準確把握鏈條中的某個節點十分困難。其次，在當今的信息化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溝通逐漸機械化、平面化，缺乏心靈深層次的互通有無。因此「期待視野」很有可能忽視新的傳播手段所帶來的「沉默的螺旋」效應，即「人云亦云」的漩渦。如此一來，文學作品已經被符號化、商品化，閱讀行為的群體效應弱化為一種單純的、迅猛卻短暫的流行文化現象，而「期待視野」的內在動力實際上已經形同虛設。第三，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在以某部作品為例分析讀者「期待視野」的形成以及提升的過程時，並未涉及村上春樹的所有作品，也未利用實證調查的數據、以接受時間的順序來分析每部作品的接受狀況和受眾意識，而是從作品本身的內容出發，推斷出讀者「期待視野」的變化過程，考察過程欠缺一定的嚴謹性。最後，本文考察「村上熱」問題僅僅涉及了群體閱讀行為中的「讀者熱」，並未對「研究者熱」與「村上之子」的出現做出進一步的詳細考察。這些問題，筆者將留待今後探討。

注釋：

（1）〔日〕藤井省三：《村上春樹與華語圈——日本文學跨越國界之時》，賀昌盛譯，《當代文壇》2013年第1期，第19頁。

（2）1989年由林少華翻譯的《挪威的森林》由灕江出版社出版。

（3）該詞最早出現於2002年11月發行的美國《時代周刊》。此後被藤井省三運用於文學研究敘述。（參考徐子怡《試論村上春樹在中國的接受》，《揚子江評論》2013年第6期，第33頁）

（4）張敏生：《近三十餘年日本、中國內地村上春樹研究述評》，《長江師範學院學報》第27卷第4期，2011年7月，第82頁。

（5）刊載於〔日〕栗坪良樹·拓植光彥編：《村上春樹研究05》（「村上春樹スタディーズ05」），日本，若草書房，1999。

（6）〔俄〕尤·迪尼亞諾夫《論文學的演變》，《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第10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7）參見朱立元：《接受美學》，第132-13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8）轉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學》，第13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原文參閱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32節，圖賓根，1979。

（9）王麗麗：《文學史：一個尚未完成的課題——姚斯的文學史哲學重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

（10）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第31頁，周寧、金元浦譯，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11）朱立元：《接受美學》，第13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2）錢理群、楊慶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第112頁。

（13）（16）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20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作者參閱了李澤厚「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時代。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都圍繞者感性血肉的個體從作為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蹂躪下要求解放出來的主題旋轉」。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209頁，上海，東方出版社，1987。

（14）〔日〕藤井省三：《論村上春樹的漢語翻譯——日本文化本土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的變革》，賀昌盛編譯，《揚子江評論》2012年第4期，第46頁。

（15）〔日〕藤井省三：《村上春樹與華語圈——日本文學跨越國界之時》，賀昌盛譯，《當代文壇》2013年第1期，第21頁。

（17）朱立元：《接受美學》，第135-137頁。

（18）參見段成榮：《中國人口受教育狀況分析》，《人口研究》，第30卷第1期，2006年1月，第94頁。

（19）朱立元在姚斯「期待視野」的基礎上擴展延伸，認為先在的審美經驗不僅僅包括對小說類型、語言、標準的熟知和掌握，還包括上述其他方面。參見前述朱立元著作。

（20）（22）（23）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第175-176、179-180、179頁。

（21）朱立元：《接受美學》，第157頁。

（24）參照前述藤井省三的觀點。

（25）參見王祖藍：《村上春樹と中國》，有限會社アーツアンドクラフツ，2012。

（26）（27）轉引自王麗麗《文學史：一個尚未完成的課題——姚斯的文學史哲學重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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