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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傳統中國是「低信任社會」?

誰說傳統中國是「低信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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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曾經發布一份《社會心態藍皮書》,稱中國當前社會的總體信任度進一步下降,已低於60分的「及格線」,人際之間的不信任進一步擴大,只有二到三成的人表示信任陌生人。現實確是如此觸目驚心。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在他的《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中區分了兩種社會,一是低信任社會,即社會信任只能建立在血緣關係上,信任半徑到了血緣關係的邊界便戛然而止的社會;一是高信任社會,即信任建立的基礎超越了血緣,延伸到血緣之外的社會。在低信任社會中,除了血緣組織,個人缺乏有機的聯結,血緣之外便如一盤散沙;高信任社會則能夠通過無數社群、團體為中介,聯結成一個縱橫交錯的信任網路。福山還認為,傳統中國屬於低信任社會,家族組織發達,但其他社群組織匱乏。


最近正在讀宋代的一些筆記,這些筆記呈現出來的宋代社會,恰恰跟福山的論斷不一樣。換言之,福山言之鑿鑿的定論,其實並不適用於宋人記錄的社會生活。


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在北宋京城汴梁(今開封),商民最重「人情高誼」,若見外地人為京都人凌欺,「眾必救護之」。遇有官府接手處理民事糾紛,眾商民也「橫身勸救」,甚至有人願出酒食,請官方出面調解,也不怕麻煩。外地商人剛至京城租住,人生地不熟,這時鄰居都會過來幫襯,送上湯茶,指引怎麼做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在鄰里之間互相送茶,相問動靜。凡有紅白喜事之家,「人皆盈門」,都是前來幫忙的。批發美酒的大酒家,只要那些酒戶來打過三兩次酒,便敢將價值三五百貫的銀制酒器借與人家,甚至貧下人家來酒店叫酒待客,酒店亦用銀器供送,對連夜飲酒者,次日才將銀器取回,也不用擔心有人侵吞這些珍貴的酒器。

宋人王明清的《摭青雜說》記載,京師白礬樓旁邊有間茶肆,「甚瀟洒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生意很好。更難得的是,這間茶肆特別講誠信,專門設了一個小棚樓,收放客人在茶肆的遺失之物,「如傘屐衣服器皿之類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僧道婦人則曰僧道婦人某,雜色人則曰某人似商賈、似官員、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則曰不知其人」,客人丟失的金銀,幾年後仍能在這裡找回來。宋神宗朝時,曾有位姓李的士人在茶肆中飲茶,因為粗心大意,將數十兩金子遺留在茶肆桌上,忘記帶走。等想起來時,已是半夜,李氏認為這筆錢已不可追回,便不再到茶肆問詢。幾年後,李氏又經過這間茶肆,向茶肆主人說起幾年前丟人金子之事,主人仔細核對無誤,將金子如數奉還。李氏欲分一半給他,主人堅辭不受,說:「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於心故耳。」


北宋時代的汴梁,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商業十分發達,人口過百萬,用《東京夢華錄》的話來說:「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毫無疑問,這是城市「陌生人社會」,而不是鄉村「熟人社會」。許多人跟福山一樣,以為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建立起陌生人信任秩序,但北宋汴梁呈現出來的醇厚風氣應該可以修正這種偏見。


南宋的臨安(今杭州)也是一個生齒繁多、商業繁榮的大都會,也表現出很高的社會信任度。吳自牧《夢粱錄》記述了臨安的風俗:「杭城人皆篤高誼,若見外方人為人所欺,眾必為之救解。或有新搬移來居止之人,則鄰人爭借動事,遺獻湯茶,指引買賣之類,則見睦鄰之義。又率錢物,安排酒食,以為之賀,謂之『暖房』。朔望茶水往來,至於吉凶等事,不特慶弔之禮不廢,甚者出力與之扶持,亦睦鄰之道,不可不知。」又據周密《武林舊事》記載:「有貧而願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雖無分文之儲,亦可糊口。此亦風俗之美也。」說的是,那些來臨安做生意的窮人,可以到「作坊」預領貨物、盤架之類,也不必墊錢,等傍晚賣了貨物回來,再付還「作坊」本錢。這樣,那些窮生意人即使身無分文之資,也能夠做點小生意養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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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另一個城市金陵(今南京)也具有同樣的美俗。車若水的《腳氣集》記述說,有人在金陵「親見小民有『行院』之說」,比如有賣炊餅的小商販(《水滸傳》中武大郎所經營的就是炊餅)自別處來金陵做生意,一時找不到鋪面與資金,這時候,「一城賣餅諸家」便會幫他張羅攤位,送來炊具,借給他資金、麵粉,「百需皆裕」,謂之「護引行院」,而「無一毫忌心」。車若水在記錄了金陵商人的「護引行院」習慣之後,忍不住稱讚道:「此等風俗可愛!」


從宋人對身邊社會生活的記述,我們可以發現,在宋代的商業城市,信任、幫襯陌生人,已經形成了一種「可愛的風俗」,人們只需要不假思索地遵循習俗,便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合作、互信的秩序。


福山對宋代城市的這一習俗可能不了解,所以才斷言傳統中國是一個「低信任社會」。不過他將「信任」定義為「在正式的、誠實和合作行為的共同體內,基於共享規範的期望」,則大有道理。所謂「共享規範」,既包含了人為訂立的契約、法律,更重要的成分其實是社會自發形成的風俗習慣、價值體系。我們可能不知道風俗如何形成又為什麼形成,但習俗之下的人們都知道,只要遵循傳統的風俗,便可以達成穩定的預期。


福山又認為,社會信任度的高低跟一個民族的「自發社交性」密切相關。對於缺乏「自發社交性」的民族來說,人們之間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範圍非常有限,所以不容易建立家族與政府之外的社團。福山顯然覺得中國人的「自發社交性」十分匱乏,只能建設基於血緣的宗族組織。但福山在這一點上也看走眼了。如果他有機會在十二三世紀訪問中國,他一定會發現宋人的結社,豐富得足以讓人瞠目結舌。


宋代的民間結社,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營利性的商業部門,即工商團體,宋人一般稱為「行」、「團行」;一是非營利性的組織,宋人一般稱為「社」、「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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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團行,「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雖醫卜工役,亦有差使,則與當行同也。」(《夢粱錄》)這是置立團行的初衷:應付政府採購。但團行成立之後,則獲得了約束本行商人、維護市場秩序、同行互濟互助的行業自治功能。宋代城市的團行非常發達,據西湖老人《繁勝錄》,南宋時杭州「有四百十四行」。


宋朝的「社」也很發達,就宋代筆記《東京夢華錄》、《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都城紀勝》記錄的「社」,就有上百種,五花八門,什麼社都有,演雜劇的可結成「緋綠社」,蹴球的有「齊雲社」,唱曲的有「遏雲社」,喜歡相撲的「角抵社」,喜歡射弩的可結成「錦標社」,喜歡紋身花繡的有「錦體社」,使棒的有「英略社」,說書的有「雄辯社」,表演皮影戲的有「繪革社」,剃頭的師傅也可以組成「淨髮社」,變戲法的有「雲機社」,熱愛慈善的有「放生會」,寫詩的可以組織「詩社」,連妓女們也可以成立一個「翠錦社」……各種結社應有盡有,只要你能拉到幾位同好,就可以成立一個「社」。《武林舊事》等筆記沒有提及的結社,數目肯定更多,比如文的有「書社」(參加科考的士子結成讀書社)、書院,武的有弓箭社、山水寨,等等。

有一件事頗能說明宋人對於結社的偏好:北宋時,有一個叫王景亮的讀書人,閑得蛋痛,「與鄰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為一社」,專給士大夫起不雅外號,故社團被稱為「豬嘴關」,堪稱非常無聊的團體。可惜這個「豬嘴關」後來拿當朝權臣呂惠卿開玩笑,呂氏銜恨,便尋了一個借口,將王景亮等人抓了,「豬嘴關」也就解散了。


總的來說,宋人是享有高度的結社自由的。除了黑社會性質的團體,官方基本上並不禁止民間結社,偶有立法干預,也效果不大。小心眼的呂惠卿要報復王景亮諸人,也只能「發以他事」,而不能直接取締「豬嘴關」。


再如北宋中葉,有人舉報蔡州有數千妖人搞地下結社、非法集會。朝廷於是派宦官前往調查。到了蔡州,宦官提出要派兵逮人。知州吳育說:這是鄉民相聚集資辦佛事,需要派兵逮人嗎?叫一名小吏將為首之人喚來問話就行了。為首十人被叫來,問話後「皆無罪釋之」,而那名居心不良的舉報者則被吳育打了板子。


前文提到的金陵「行院」,是工商行業組織,「護引行院」,即本行業互相保護、幫助的意思。臨安的「作坊」,也是一個商業社團。北宋的汴梁,「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東京夢華錄》)如果背後沒有發達的行業組織在維護自治,很難形成如此井然的商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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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生活在宋代城市的人們並不缺乏「自發社交性」。恰恰相反,他們建立、參與了各種社群、團體。正是藉助發達的社團組織,宋人構建了一個交錯縱橫的信任網路,並且慢慢將人際互信沉澱為一個地方的社會風氣、人情習俗。這樣,人們在脫離鄉村熟人社會,來到陌生的城市謀生時,才不至於淪為彼此孤立、人人自危、處處設防的一盤散沙,而能夠迅速地融入到相互交織的信任網路中。這個過程,也是城市陌生人社會的「再熟人化」過程。一個複雜社會要建立信任網路,形成自治秩序,「再熟人化」是不可繞過的路徑。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當下社會信任為什麼嚴重流失的原因了,並不是因為中國傳統只適宜維持血緣關係上的熟人信任、無法構建出超越血緣的信任網路;而是因為,維繫社會信任的傳統風俗被時代洪流沖潰,人們的「自發社交性」受到扼制,原有的社會信任網路斷裂了。


最後,我還想說,一個健全、有力的社會,必定是由各種自生組織與自發秩序聯結而成的,我們不妨稱之為「有機社會」。而所謂的「一袋馬鈴薯」式的社會,則可以叫做「無機社會」,它因為缺乏有機聯結而支離破碎,必然非常脆弱。


文/吳鉤,摘自《重新發現宋朝》,圖片來源網路

誰說傳統中國是「低信任社會」?



《重新發現宋朝》,吳鉤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吳鉤,歷史研究者,主要關注領域為古代的政制與社會生活,習慣以社會學與政治學為分析工具,對正史野稗、前人筆記所記錄的古代社會、官場細節及其背後隱秘進行梳理分析。在《博覽群書》《書屋》《社會科學論壇》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等刊物發表有多篇歷史社會學隨筆。著有《隱權力:中國歷史弈局的幕後推力》《隱權力2:中國傳統社會的運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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