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的孤獨：50年後憶傅雷

文史 08-17

赤子的孤獨：50年後憶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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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下單新刊「傅雷的傲與烈」

上海江蘇路安定坊是一個西班牙式的花園洋房，這個裡弄並不大，30年代中期建造完畢的時候只有5幢洋房，但它漸漸和周圍的里弄勾連一片，縱橫成井，這片區域就擴散成一個與棚戶區兩不相犯的另個世界。解放後，文人、藝術家的小社會在這裡孕育萌芽，他們在勞動階層的波瀾起伏之下安於一隅，用書香和琴聲支出一張無形的膜。

赤子的孤獨：50年後憶傅雷

安定坊（攝影：張雷）

那時候傅雷一家住在這裡，與施蟄存的家拐個街角就到，跟傅雷做鄰居的還不乏有當時滬上美術界、音樂界的名流，成家和、顧聖嬰、林俊卿……但安定坊是因為傅雷而有名的，因為1966年傅家的悲劇，後來慕名來探訪的人絡繹不絕，導致那5號的房子被高牆鐵門圍了一圈，居民不願把「傅雷故居」的牌子貼在外面招人眼目。我小時候就住在江蘇路上，老一輩人都知道他，慨嘆這家夫婦怎麼就會那麼想不開，反而知道他翻譯成就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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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蘇路284弄安定坊5號，曾被傅雷命名為「疾風迅雨樓」（攝影：張雷）

我從現在還住在這弄堂里的林俊卿的兒子林青那兒得到朱家的聯繫方式，林青也在耄耋之年了，依稀記得小時候一直去給傅雷送葯，因為他爸爸是醫學博士，後來創造了種「咽音唱法」，風靡樂壇。見到朱梅馥的侄女朱佛容後，她告訴我，她姑父是個脾氣很壞的人，火氣一上來就掄起手上的東西朝兒子扔，傅聰小時候被看管得太緊，一有縫隙鑽就大鬧天宮，像個彈簧，看見傅雷那張撲克臉就立馬收官……「他那張臉我看到也怕的」，朱佛容回憶著，夾帶一絲親昵的嗔怪，覺得姑姑跟著他頗吃苦頭。「我有次跟傅聰說，聰哥哥，如果姑父沒那麼打你，你琴彈得沒那麼好，『錯了，他不打我，我彈得更好』」，那是前幾年的事，傅聰料理父親骨灰下葬時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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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1961年春）

這就是個相信棍棒之下出孝子的父親，哪怕在早年負笈法國也仍舊是個骨子裡的「儒生」，因自己師出鄉間私塾而相信兒子也能在家成材，彷彿跟家書里那股子深沉的舔犢之情差太多，但傳統中國的父父子子的家庭哪一個真的雞犬安寧……傅雷的脾氣不止一個文人朋友在回憶錄里寫過，施蟄存說他如乾柴烈火，可以一怒而死；楊絳寫他在54年全國翻譯者大會上，身未到場信到場，指摘一通同行的專業瑕疵，雖不點名也把有的譯作的主人氣哭了；他跟劉海粟翻臉也是，怨劉海粟沒有厚待一位美專的學生，盤剝人家的酬勞……

都是些稍諳圓熟委婉的人就避免的紛爭是非，傅雷卻過不了那道義之檻一一跟人較勁。所以朱佛容說，他是個很難在世俗環境下生存的人，不食人間煙火，他基本沒有什麼官銜正職，「孤傲如雲間鶴」地散游於譯海，卻在系統外成就聲名。世事洞明的楊絳也在文章里寫：「傅雷的認真，也和他的嚴肅一樣，常表現出一個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稱讚我的翻譯。我不過偶爾翻譯了一篇極短的散文，譯得也並不好，所以我只當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謙遜一句。傅雷佛然忍耐了一分鐘，然後沉著臉發作道『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讚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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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梅馥與傅聰在上海中山公園（1954年1月）

這話不禁讓人牙間一酸，無可作答，也是種「地道的傅雷」。朱梅馥在寫給兒子的信中說自己是了解他的「秉性乖戾，嫉惡如仇」的，但其實作為內人，她的肚量讓人驚嘆。坊間流傳著他和鄰居之妹、美專學生成家榴的感情插曲，聊可印證一個苦心孤詣的知識分子也會在苦悶的書齋里有精神旁斜的時刻，他有時翻譯一定要成家榴在邊上，不然就心燥不安、無法工作，朱梅馥還一次次致電鄰居小妹「你快來吧，你來了，他才能寫下去。」……我們始終不得不相信，無數光彩熠熠、芳名在外的家庭，都是由些難言的成全和包容促成的，傅雷和朱梅馥，一個是精神世界上的巨人，一個是世俗維度上的調和者，同時在精神的向上和世俗的穩紮中讓這個家庭那麼平凡而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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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與傅敏在寓所小花園（1961年冬）

50年後，我們為什麼還是想起這個風聲鶴唳的年代中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我們覺得，家書里一句話解釋地恰如其分：「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這也是他的墓志銘。在任何年代，傅雷這樣的「狂傲之士」是不多的，孔子說，「吾未見剛者」，傅雷用一生的不苟且、不合作詮釋了節烈和剛正，任何時代，「赤子的孤獨」都是可貴的。朱佛容說了件意味深長的事，她曾供職的大學有位化學系教授，也住在安定坊附近，教授圓融處事、善於檢討，「他也認識傅雷，家裡也被抄，但人家後來就沒事啊……碰到他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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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在法國（1930年）

現在，住在5號的人沒一個和他們沾親帶故，而《傅雷家書》也一次次平靜地再版著，直到成為知名的育兒樣本，卻鮮有人讀過那早就斷印的傅譯的法國文學。5號的底層，也就是他家本來的所在如今已經被房東出租了十幾年，現在是一個私人會所，據說也挺擾民的，二樓的王炳貞家就舉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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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樓的花園，傅家曾經在這裡種滿月季，如今是一個私人會所（攝影：張雷）

70年代初上海的三軍缺房子，當時他在上海警備區駐洋山的一個守備團做後勤部長，被分到了這裡，他來得時候整棟房子都空了，「那時候自殺的自殺、被抓的被抓，就騰出很多房子」。於是5號成了軍產，現在這房子產權複雜，底樓已經拿了房產證，但樓上仍是軍產，於是想拆而不得。其實居民挺寄望於一個對外開放的「傅雷故居」的，他們就能遷走，但他們也奇怪這房子住過那麼級別的名人，還是遮遮掩掩的沒有說法。

其實那時，這房子也不是他家的財產，而是香港翻譯家宋淇的宅子，出國前租給他們的。這一家四口上海人從來沒有恆產，靠男主人不規律的稿費為生。江蘇路畢竟是傅家的傷心地，朱佛容說，傅聰和傅敏都不愛去哪兒。她覺得，這一兄一弟某種意義上跟傅雷很像，做事都有點「獨頭獨腦」，是傅雷的風格。「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這是家書里他們父子都喜愛的杜甫的詩句，只是如今安詳的江蘇路，雖然夏日朗朗如乾坤，卻難再有一個典酒當衣、逆世俗潮流而上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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