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然：一個方向盤誘發的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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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梅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本季「學術劇」前篇談到了德國走向一戰的主要動機。那麼，作為一戰導火線的1914年的薩拉熱窩事件為何可以說是現代世界的起點？該事件是如何誘發一戰的？如果沒有該事件，一戰是否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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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熱窩，遠非只有瓦爾特
說到薩拉熱窩，我自己最容易聯想到的是三點。一是，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風靡中國的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它今天在「豆瓣」上還擁有8.6的高分。這個城市大概也由此而在中國如此有名，以至於知道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的人反可能更少。二是，1984年的薩拉熱窩冬季奧運會，以及其體育場在幾年後的南斯拉夫內戰中變成了填埋屍體的墳場。三是，1914年6月28日的薩拉熱窩事件，奧匈帝國的皇儲費迪南大公被刺殺，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此被觸發。
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劇照
最後一點最重要。也可以說，20世紀以來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不是紐約、倫敦或莫斯科，而是薩拉熱窩。沒有薩拉熱窩的槍聲，費迪南不會死，一戰可能就不會發生，接下來的歷史大戲大概都得被改寫。凡爾賽和約、十月革命和蘇聯的崛起、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希特勒上台、日本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凱恩斯主義、華爾街霸權等等，都可能被其他劇本取代。
今日靜謐的薩拉熱窩，最右側兩棟房子之間的小街就是費迪南遇刺處，現在還有一家博物館。
一戰的有或無塑造的不僅是軍事史、政治史和經濟史，在社會和文化領域大概也會造成天壤之別。近些年來，以一戰為關鍵節點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也大有發展。比如，加拿大歷史學家莫得里斯·埃克斯坦斯(ModerisEksteins)在2000年出版了著作《春之祭：大戰與現代時期的誕生》，它因史料的豐富和分析的細膩而頗受好評。它從在1913年上演的俄國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劇作品《春之祭》談起，認為一戰與戰前就已興起的「現代主義」有著共同基礎，認為一戰前的德國——無論就藝術、政治還是性觀念而言——才是最具個人主義和現代性的歐洲國家(與近40年來很多學者對德國的新評價相近)，認為德國雖然輸掉了一戰，但其代表的現代文化卻因一戰而大獲勝利並全球化(或者，一戰的結果是德國式現代文化對英國式傳統文化的勝利)，認為一戰後的很多人或事，比如美國飛行家林德伯格駕機飛越大西洋、童子軍運動、奧運會、美國的「現代舞之母」鄧肯、納粹的上台，都是德國現代文化的表達。總之，一戰或1914已變成一個關鍵的文化符號。
《春之祭》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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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轉還是直行？
1914年，在德國的主要盟國奧匈那邊，掌權的還是在1848年就即位的八十多歲的老皇帝弗朗茨·約瑟夫。40年後拍攝的著名電影《茜茜公主》令他名聲大漲，因為他就是茜茜的老公，但他其實既不如電影中那麼帥，與茜茜的關係也不像電影中說的那麼好。這兩口子也沒子女得以繼承皇位，所以太子之位就給了侄子費迪南。
《茜茜公主》劇照，右為真實版的年輕時的弗朗茨·約瑟夫。
費迪南估計老皇帝活不了幾年了(他在1916年去世)，打算在即位後對內改革，給予少數民族更多自治權，對外維持德奧同盟，但也要嘗試與俄國和塞爾維亞改善關係。俄國是奧匈在巴爾幹的主要競爭對手，塞爾維亞則與奧匈多有領土和民族糾紛，也是俄國的小夥伴。
奧匈帝國地圖，東北方的俄國和南邊的塞爾維亞對奧匈呈夾擊之勢。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就位於奧塞邊境上，要考驗奧匈是否經得住進攻的誘惑么？
1914年6月底，費迪南帶著太太索菲，去奧匈屬下的毗鄰塞爾維亞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地區視察。28日中午，在波黑首府薩拉熱窩的街頭，坐在敞篷車中的這對夫婦遭到塞族憤青小伙普林西波的槍擊，傷重而亡。他們的死是多個錯誤和陰差陽錯的結果。比如，塞爾維亞駐奧官員事先曾警告說，費迪南此行可能遇險，但這未被當回事。在當天上午，就有普林西波的同夥向費迪南的車隊扔過炸彈，還傷了十幾人。費迪南夫婦雖然無恙，但身上也濺到了血。此時，穩妥之舉應是取消餘下的外出活動。但費迪南想，怎能向恐怖分子示弱呢？他臨時改變行程，要去醫院探望傷員。可是，司機未被及時告知新的行車路線。結果，在阿佩爾沿河路與弗朗茨·約瑟夫街之間的路口，應直行的車右轉駛向弗朗茨·約瑟夫街。司機在被告知走錯後，停車準備調頭，但正好將車停在正愁沒機會下手的普林西波跟前，這才真叫往槍口上撞。普林西波在離費迪南夫婦只有一米多的地方連開兩槍，從而將自己、將薩拉熱窩、將1914年6月28日這個日期，都一股腦地載入史冊。這個路口成為了決定整個世界將何去何從的路口，那位司機手中的方向盤成為了駕馭整個世界的方向盤。
順便說一下，肯尼迪也是在敞篷車中被幹掉的，從此這玩意在美國被禁止作為總統專車。
左為費迪南，右為普林西波，後者臉上有被捕後挨揍受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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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打還是大打？
本季「學術劇」上篇強調，德國走向一戰首先是出於「預防性戰爭」考慮：面對法俄力量的增長，德國的首腦們愈發覺得，形勢嚴峻，時不我待，先下手為強地發動預防性戰爭，看似比坐等對手把刀磨快要好。但也要強調，直至薩拉熱窩事件發生時，德國的最高決策者，即皇帝威廉二世和首相貝特曼，尚未下定決心發動大戰。他們只是傾向性在增加，但多少還是前怕狼後怕虎，未下定決心，尤其是對於英國也會捲入的世界大戰，他們對英國能否中立不太有底。
不過，薩拉熱窩事件最終將德國推向了大戰。
德奧自1879年以來就是盟國。費迪南與威廉二世的私交也很不錯。德國人本希望，如果費迪南即位後治國有方，奧匈內外環境有起色，這有助於緩和德國所受的壓力。隨著費迪南遇刺，德國的首腦們心裡又涼了一截，現實更骨感，不打看似更不行了。但威廉二世和貝特曼首先想的是「小打」，而且還不是德國親自上陣。他們最想看到的是，奧匈倚仗「受害者」身份對塞爾維亞開戰，同時俄國不敢給自己的小兄弟出頭。若塞爾維亞這個「麻煩製造者」被消滅，從而讓奧匈能夠專註於助德制俄，德奧的處境也會好不少。對於「大打」，即因預防性戰爭需要而打歐陸大戰或世界大戰，他們仍未下定決心。
但是，奧塞戰爭是可能導致俄國捲入，進而升級為列強間大戰的。所以，小打和大打之間，其實也就是一層紙。威廉二世和貝特曼不是不懂這點。要強調的正是，由於他們對預防性戰爭的傾向性在增加，如果奧塞戰爭失控引發歐陸大戰甚至世界大戰，他們(尤其貝特曼)也未鐵了心要去抗拒。這就叫半推半就，定力的小船可能說翻就翻。還要記住，圍在他們身邊的將軍們更好戰，他們大多認同預防性戰爭思維，認為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德奧團結的宣傳畫，文字大意是：肩並肩，團結似鐵，風雨同舟！其實兩者間並不交心。
於是，德國人鼓動奧匈對塞爾維亞開戰，表態很講義氣：隨便你們怎干，反正我們都支持。奧匈倒還猶豫拖拉，怕俄國出手，德國人不免又氣又急，覺得對方是扶不起的阿斗。
因此，說德國是被奧匈拖入大戰，倒冤枉後者了。奧匈拖到7月28日才對塞爾維亞開戰。隨後，隨著俄國人表態說不能聽任小兄弟遭欺負，隨著德國人回應說你敢動粗我也不會躲，隨著德國人警告法國說你要敢摻和我就一起揍，隨著法國人對此就當沒聽見，隨著德國大軍開始西進，隨著英國人拒絕在德國進軍比利時和法國時看著不管，1914年的夏天一下子被戰火炙烤得沸騰起來。
這張漫畫形象地描繪了塞爾維亞、奧匈、俄國、德國、法國和英國是如何依次捲入戰爭的。
4
假如劇情反轉？
但話說回來，一戰的發生有明顯偶然性，如果沒有薩拉熱窩事件，一戰未必發生，或者說不發生的可能明顯高於發生的可能。只說如下幾點理由。
第一，如前所說，費迪南遇刺身亡多少是瞎貓撞上死耗子，有較大偶然性。沒錯，事皆有因，但這不等於說每件事都是基於強大意志力和控制力的歷史必然。
第二，如果沒有薩拉熱窩事件，說不清啥時才會冒出另一個可作為德國開戰良機的「突發事件」，換言之可遇不可求。按當時德國人的想法，這種事件至少應有如下特點：既能導致奧匈願意開戰或參戰，也能誘使俄國首先對德奧開戰(從而可將俄國說成侵略者)。後者被認為密切關係到德國老百姓是否支持戰爭，關係到英國能否中立。薩拉熱窩事件之所以推動德國走向大戰，也是由於被認為大體符合該標準。難道德國人自導自演地炮製一個能以假亂真的這類事件？絕非易事，也無證據表明他們有此念頭。
第三，還要說說費迪南本人。他不是好戰分子，他認為，奧匈實力不強，內部民族矛盾突出(有十餘個民族)，多民族組成的軍隊對國家的效忠感不高，外部敵人不止一個，打大仗很可能是作死(一戰表明了這點)，所以對內對外都應盡量謀緩和。假如費迪南還活著，尤其是能登基，奧匈是否那麼願意與德國並肩走向戰場？如果他即位後搞內外改革且有成效(但對此不宜樂觀)，比如俄奧關係緩和，奧匈地位加強，奧匈的戰爭意願就更弱，德國的戰爭意願也會走低。
費迪南之死的一個戲劇性效果就是：在奧匈，好戰派和穩健派的平衡頓時被打破，前者主導了決策，並打著為費迪南報仇的幌子向塞爾維亞開戰。甚至還有如下陰謀論：好戰派或反改革派暗中故意給費迪南的安保製造破綻(比如，28日那天薩拉熱窩街道上的警衛很稀鬆)，以借敵人之手幹掉這位未來君主。
《好兵帥克》，參加過一戰的捷克作家哈謝克的諷刺名篇，奧匈帝國及其軍隊的糟糕勁躍然紙上。
第四，英俄關係的走向值得注意。1907年的英俄協約緩和了雙方在中亞和西藏等地的衝突，結束了兩國間的長期對抗性關係，但俄方訂立此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在日俄戰爭後有喘息之機。而且，俄國內部多有抱怨，說該協議對英國讓步過多；有一派強大勢力認為，俄國應仍以亞洲而非歐洲為重點。在該背景下，一戰前夕英俄在中亞的摩擦又在加劇，主要是由於在波斯的爭權奪利。如果此狀持續，英俄不免更要防止對德關係惡化，甚至要拉攏德國，德國的處境就會改善。本季「學術劇」首篇提到，一戰前夕英德關係有明顯改善，這其中就有英俄矛盾抬頭對英國的影響。
第五，更要強調，即便一戰前英俄摩擦未增加，英國人對俄國在情感和利益上的反感和擔心也是長期性的(參見首篇)。因此，如果俄國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德奧聯手都難以抗衡，英國人也許會靠近後者以平衡俄國或法俄同盟的力量。如同他們在一戰後為了制衡蘇聯而願意看到德國的復興，在二戰後又為了抵禦蘇聯而與聯邦德國結為夥伴。
1877年的一張渲染俄國威脅的英國漫畫。「俄國威脅論」在英國其實一直存在，而且被美國人繼承了。
第六，如果時間往後拖，以至於法俄與德國的力量對比對後者更不利，而且大戰對德國已變得凶多吉少，德國人走向大戰也會更躊躇。比如，如果拖到了1917年左右呢？這是首篇文章中提到的俄國整軍「大計劃」的預計完成之時。而且，迄今的歷史研究並未表明，法俄在1914年時已有在將來主動進攻德國的規劃。所以，如果德國人在對手變得更強大時，發現對方並未急著發難(比如由於俄國重點關注亞洲)，或者德國與法俄的關係反而還有所緩和，他們也會變得更踏實些。
第七，鑒於沙皇專制制度下的低效、腐敗和政治鬥爭，俄國的經濟和軍事進步真會那麼持續和有力？其未來發出的光熱真會足以將德國人烤糊？一戰的進程表明，當時很多人認為正強勢復興或崛起的俄國仍是一頭「紙熊」，確實是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鏈條上最弱的一環。
有諷刺性的是，一戰的發生恰恰推動了俄國的「升級換代」：它催生的1917年革命造就了一個具有超強社會控制和動員能力的蘇維埃俄國，蘇聯藉此很快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
在2015年出版的新書，《赴火：帝國、戰爭和沙皇俄國的終結》，論述了沙皇俄國的脆弱及其在一戰中的崩潰。
第八，結合前篇，當時不少德國經濟界人士認為，如果和平得以保持，德國在經濟上會更加強大；同時，若和平繼續，也難說德國絕不可能克服妨礙擴軍的財政和政治障礙。這樣，德國人在經濟和軍事上可能變得更自信，從而更有安全感。
當代的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家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說的有理：「體系的轉變，以及很多其他種類的國際事件，是不可預測的，因為它們的基本原因只不過造就了變化的可能性。實際變化取決於偶然事件、催化劑和行為者。……假如(費迪南)大公未被刺殺，從而造就了這個非同尋常的機會，德國或會在仍與鄰國和平相處的情況下走到關鍵的1917年。」他還認為，只要挺過1914-1917年，大戰的風險會驟降。他在2014年還出版了一本書：《弗朗茨·費迪南活著！沒有世界大戰的世界》。其中還講到，如果沒有薩拉熱窩事件，很多名人的命運會怎樣(包括奧巴馬)，爵士樂、棒球和核研究等等的面貌會有何不同。
可以從上述視角去看待更多的歷史。歷史在很大程度上至少看似是彈性的，有多個變化方向的，如同你通常不會提前兩三天決定明天晚飯吃什麼。但是，一個「小事」或「小人物」都可能決定最終選取的是哪個方向；而一旦被選取，可能就無法回頭了，但前面還有路口。
（作者：梅然；編輯：鬍子華、張寧；文章標題為編輯所加，原標題為《薩拉熱窩，那隻方向盤為何駕馭了全世界？》；圖片來自網路。）
作者簡介
梅然，1969年生，先後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和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國際安全與戰略尤其戰略史領域的研究，曾撰寫或參編《德意志帝國的大戰略》、《國際關係史》等著作，並撰有《中心-側翼理論：解釋大國興衰的新地緣政治模式》、《俄羅斯、海上霸權與世界政治的邏輯》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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