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百年上海租界是如何管理的

1842年，鴉片戰爭之後，《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成為通商口岸，史稱「五口通商」。閉關鎖國的口子被打開後就再也沒有合上，1860年以後，中國又增設許多通商口岸，也增加了一批租界。最多的時候，全國一共有26個租界，其中，上海佔三個，分別是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

「但上海租界的面積，是全國其他23個租界面積總和的1.5倍。」上海史專家熊月之說，「上海租界設立最早，其他地方租界，都是把上海租界制度搬過去的。」

近日，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和大隱書局主辦的大夏讀書會上，熊月之以「租界的產生與演變」為題，分享了他對上海租界的產生與演變過程的研究。

1898年刊印的《新繪上海城廂租界全圖》

通商口岸訂立之初，上海人買票排隊參觀外國人

《中英南京條約》規定的首批五個開放口岸中，廣州和福州是省會城市，廈門、寧波是府城，上海是縣城。上海的等級最低，然而，最後卻發展最突出。1852年，上海取代了廣州的地位，變成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後來直線上升，其他城市有的有發展，但是不像上海通商發展得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

熊月之認為，首要原因是清政府及上海的官員、百姓對設立通商口岸沒有那麼大的抵觸。

在訂立通商口岸之初，通商五口名單都是英方提出來的。談判時，中國代表耆英等對福州是否開埠問題，與英國代表還討價還價了一番，對於上海則一口應允。在耆英等人看來，上海在此前已被英軍佔領過，雖已退出，但軍事要口仍泊有夷船，如不應允，英國勢必再來攻奪，「與其任彼佔據，孰若歸我土地與之通商者」。既然允其通商，則「舉凡設領事，立夷館，住家眷，勢不能遏其所請」。

當時來華的洋人還不多，上海人不但不懼怕高鼻深目、長相迥異於自己的外國人，還好奇不已，組團去參觀。手持通商條約興沖衝來上海辦領事館的英國領事巴富爾一行，就被沒見過洋人的上海老百姓當西洋鏡買票參觀了一番。

1843年11月8日，英國領事巴富爾來滬協商設置英租界。上海道台宮慕久借口城內擁擠不願給他們提供城內的房屋做領事館，巴富爾一怒之下表示要自尋房屋。宮慕久因此安排了一個廣東姚姓商人接近巴富爾，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給巴富爾，藉此把英領館放在監視之下。

姚姓商人極富商業頭腦，在監視的同時發展了副業——參觀洋人。他把這些外國人作為展品，售票參觀。最初幾天，有大批居民川流不息地走進這所房子來參觀。「而且都是非常之富於好奇心，對於洋人的吃、喝、剃鬚、洗手、閱書、睡覺都要仔仔細細地觀察。」

熊月之覺得這個情節太過離奇，如果是口耳相傳都不敢引用，但他確實看到了關於「賣票」的史料，甚至還找到了一個「佐證」，英國生物學家福鈞在日記里記載，自己1843年到上海考察，給他撐船的人每走到一個地方，就叫他下船走一圈「給周圍人看看」，以此賺一筆外快。

「在上海開埠的時候，上海人對外來人有兩個特點，第一個是好奇，第二個永遠不忘記賺錢的機會。」

熊月之通過查閱史料發現，在通商五口都存在對外國人的圍觀現象，但各地都不一樣。

廣州對外國人是持非常排斥的態度，1843年開埠以後，外國人在十三行租了一點地方賣貨，而廣州人「一次又一次地扔石頭打他們」，一直反對了十幾年。後來外國人在廣州的租界設在沙面，是一個珠江上的小島，只有一條路通到岸上，「我到廣州特地去看這個地方，歐洲建築風景非常明顯，也是很好的西方建築。但是在近代史上，廣州沙面租界沒有多大影響。」

而在福州，英國人遭遇的是軟抵抗。閩浙總督劉韻珂不但在租房位置等問題上給英國人製造各種不便，還想辦法堵死英國貿易。

劉韻珂給道光皇帝上奏摺，說這些外國人來主要是為了做生意，牟利，因此「我們只要把生意擋住了，他們自然而然回去」。英國人要求開福州為商埠，最重要的原因是武夷山紅茶。劉韻珂就設法把所有茶葉通到福州的路口全部堵死，不許茶商經過。英國人從福州想買茶葉做生意，但沒有人賣給他們。福州開埠以後，差不多有十年時間沒有多少生意。外國人不知道這些內幕情況，只是看到福州通商以後生意很不好。

另外兩個通商口岸，廈門租界設在鼓浪嶼，人氣不旺，寧波距上海近，很多商業貿易最終流向上海。

最終，五口當中只有上海是最成功的。

法國國慶日，洋涇浜上的彩旗。洋涇浜是英法兩租界的分界。

上海的租界曾是要付租金的

「從鴉片戰爭《南京條約》簽訂以後大的格局看，如果拿上海跟福州、廣東其他地方比，我覺得上海的辦法最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的。」熊月之認為，貿易是雙方有利的，中國吃不了那麼多茶葉，拿去交換其他東西，賺取外匯，對中國有好處。「不能把貿易看成片面侵略。如果單是在這個地方租出一塊地方，供外國人居住貿易，租界真的等於殖民地？」

「首先，所謂租界，把一塊地方租給外國人居住、經商。租界不是割讓，這地方的主權屬於中國。第二，這個地方管理權也是中國的，這是明確的。第三，就是外國人居住，中國人不居住，華洋分處。第四有租金，租是收錢的，不管什麼時候，都是收租金的。上海的租金，是每畝地每年一千五百文，交租時間是中國農曆年十二月十五日之前。」熊月之認為，從這四點看，一開始的所謂租界，就是租給外國人專門居住、通商的一塊地方，「用今天的話就是貿易特區。」

設立租界之後，1843到1845年，清政府與外國人陸續交涉，1845年定下《上海土地章程》，其中對外國租地的面積、使用都有限制，對於市政與治安管理，租界土地章程也有具體的辦法，可以說是上海城市近代規劃的開始。

英租界設置反映了中國和西方兩種地理的觀念。英國人認為外灘一帶靠近黃浦江便利船隻進取，便利運輸。上海道台認為，外灘在城外比較遠的地方，原來是荒灘、沼澤地，莊稼長不好，還有一些墳冢，沒有什麼價值。因此雙方對這個地方的選定都很滿意。英租界日後成為上海租界貿易發展的重要地區。

相較而言，法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很少，來的主要是傳教士，因而要了緊靠縣城的地方。美租界是1848年美國傳教士文惠廉提出開闢的，道台口頭同意了，但一直到1863年才劃邊界。

租界內的越南巡捕。

小刀會起義後，「國中國」開始形成

租界從從更接近於「特別行政區」的貿易區，演變為「國中之國」，小刀會起義的影響很大。

上海租界先前是華洋分處。1845年到1853年八年間，上海租界人不多，沒有很大的發展。

「如果照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租界影響不會很大。但是小刀會起義後，小刀會把上海縣城佔下來。」熊月之表示，戰爭之前，據統計，上海縣城內外有35萬人，戰爭一共打了17個月，到1855年2月份，清軍把小刀會鎮壓下去，上海縣城裡還剩不到4萬人。其中，很多人逃到外地鄉下去了，但還有相當一批人跑到了租界里，租界人口大漲。

短時間急遽的人口增加給租界帶來很大問題，而這時上海知縣袁祖德被殺，道台吳健彰1853年9月份被抓起來，後來放出來，他的主要精力在幫助清朝政府收稅，用錢提供給清朝政府，鎮壓太平軍，對於上海地方治安管理分身乏力。

1854年7月，英租界租地人會議召開。英國領事、英國政府反對破壞原來的章程，主張讓華人出去。但英租界租地人會議是按照繳納地租的金額確定選票，其實是富裕商人做主。難民到來後對經濟帶動很大，商人蓋了很多房子出售出租給難民，獲利頗豐，最早一批石庫門就是這段時間蓋成。因此所有商人投票贊成華人住在這裡。於是，租界華洋分處變成華洋混處。

租界驟然增加到幾萬人、十幾萬人，「管理人的政府就要有，警察就要有，武裝要有，法庭要有，一切跟政府有關係的東西都有了。於是，1854年7月份以後，《上海土地章程》變化了，上海租界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熊月之認為，租界性質的變化，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多種因素、錯綜複雜影響下的後果。1855年以後，租界變成了今天人們所說的「國中之國」。體現上海租界殖民地色彩的最突出一點，是中國巡捕不能進入租界抓人。

租界內的公用電話亭。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是真的嗎

關於租界侮辱中國人，流傳最廣的一個故事就是租界中外灘公園門口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從晚清到民國，圍繞「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問題，一直有爭論。最早提供證據的是周作人，他說看到外灘公園有「犬與華人不準入」的牌子，後來有很多人都說看到過，但具體說法有所不同。

「這個牌子是有的，但是寫這八個字的牌子沒有的。」熊月之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結論是：「第一，含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樣意思的牌子是有的；第二，確切寫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八個字的牌子，至今沒有發現過。第三，我們所見到的，含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樣意思的牌子，是含有多項條款的，共有七條，有時候是六條，包括『華人不得入內』，『狗不得入內』，『小孩沒有人陪同不得入內』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是分散在不同條款裡面的。」

雖然沒有這種明目張胆的歧視，但華人在租界內地位確實不高。上海租界里97%以上是華人，華人在這裡納稅，但是沒有投票權利，沒有政治權利。華人在爭取政治權利上做了漫長的鬥爭。

在法租界，領事最有發言權，法國領事覺得可以設華董，因而在電視劇《上海灘》中可以看到有華董的形象。但在英美租界合并而來的公共租界，設立華人董事需要表決通過，有投票權的大多數人不贊成，到很晚華人董事才開始設立。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後，日本人把上海的兩個租界佔領了，但是要做出跟中國友好的姿態，把租界交給汪偽政府。而美國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參戰，因為和中國處於同一陣營，英美也表示把租界交還中國。那時，租界並不在他們手裡，所謂交還，也只是爭取國際輿論。

因此，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租界在1943年在法律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租界真正回到中國人自己管理下，是1945年日本戰敗，「租界存在的時間，在法律上是98年，從1845年到1943年，但實際年齡正好一百年，即從1845年到1945年，整整一個世紀。」

「上海自宋元開始就有經商的傳統。」在熊月之看來，「租界是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設立的，大的方面是全球化，中西交通，小的方面是每個地方處理不一樣的東西。上海這個地方有跟外國人打交道的傳統，有通商的傳統，所以，外國商人來了以後，上海人覺得跟外國商人做生意和跟外地商人做生意是一回事。地位優勢、廣大的腹地、人文傳統這三個東西決定了，上海是溝通外部世界最好的地方。」(文/楊寶寶)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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