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激勵了科學中的欺詐？

　以前我們長期習慣於這樣的圖景：科學是美好的，科學家是正值無私的。隨著科學與經濟利益的勾連越來越明顯——以至於科學技術已經被有些人士視為「資本的幫凶」，我們也學會了無奈地說「科學家也是人嘛」。

但還有一些居心叵測而極度崇洋媚外的人，批判中國國內科學界的各種弊端時，經常喜歡拿西方的科學界來說事。在這些人口中，西方科學界似乎就是理想國，那裡制度嚴密，行為規範，評價公正……，總之就是世外桃源，人間凈土。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看看這本《大背叛》中所揭示的西方科學界的種種欺詐事例，那真是令人觸目驚心啊。

　在傳統的理論中，特別是在傳統的科學社會學理論中，人們是把科學看作一個有嚴密制度保障的研究工作，各種有形的及無形的制度，作為「規範」，能夠制約科學家們，讓他們實事求是，不去作偽，以揭示自然的奧秘為已任。如果出現了什麼問題，這些從近現代科學一開始就逐漸形成的一整套制度規範，也可以具有強大的糾錯功能，以保證科學的純潔。但在隨後的研究中，這種經典的科學社會學的觀點，一再地被許多研究者結合科學界實際情況以不同的方式質疑。

例如，發現科學家們的研究並非原來設想的那麼客觀，總是與不同的利益相關而非原來設想的如此「中性」；而出於不同目的經濟資助總會影響著實際的科學研究……，如此等等。這樣，就形成了與傳統中理想化的對科學研究工作之性質和特點非常不同的新的認識，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再來看看這些「不理想」在某種極端意義上的表現，即欺詐的實際案例，就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了。

　作者在本書《序言》一開頭就說，他寫作此書的最初動因來自著名的「巴爾的摩事件」。此事涉及諾貝爾獎獲得者戴維·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和他的論文的女合作者卡里（Thereza Imanishi-Kari），他們的論文發表在《細胞》（Cell）雜誌上，1986年奧圖爾（Margot O"Toole）提出報告質疑上述論文數據的真實性。事情後來越鬧越大，甚至在美國國會舉行了「NIH資助項目中的欺詐」的聽證會。不同方面的調查對事件的結論也反反覆復。在1989年5月4日舉行的另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美國特勤處刑偵服務部的三名專家認定，卡里送交的實驗記錄確屬偽造。

在本書作者看來，提出指控的奧圖爾「是一位維護科學誠信的女英雄」。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巴爾的摩事件」聚訟十年，最後的結果竟是巴爾的摩和他為之辯護的卡里都安然無恙，但學術界卻普遍認為巴爾的摩是不清白的。本書作者也將「巴爾的摩事件」視為「最聲名狼藉」的兩個案例之一。一個被普遍認為屬於欺詐的事件最終可以不了了之，這種局面表明，科學界的所謂「自律」已經失效。

　在某種程度上講，確實如此。

此書作者在書中談及了有關問題的諸多重要方面。例如，像科學欺詐的發生率之高，性質在實際操作中的難以確定（無論是在定性還是定量方面），同行評議存在的諸多問題等。由此我們也可以聯想到許多問題。科學界的「自律」是依賴於其特有的一些規則和潛規則的，但就像有那麼多法律並不一定能有效遏制犯罪一樣，工作的環境與人性的特點，執行規則的方式和可行性等許多方面的有關因素，依然在相當的程度上影響著科學界的純凈。而且，因科學工作的特殊專業性質，一旦出現問題，其裁決又不同於通常的法律裁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於科學界內部的同行評議，但作者在書中也對同行評議存在的諸多問題進行了討論，說明這種方式在實踐中也並不完美。

在現實中，尚未找到更可靠的評判基礎，並能在此基礎上進行有效裁決，以迫使科學家們不得不遵守規則。在不得不依賴科學家道德自律的情況下，人們又能怎麼辦呢？

　我看至少到目前為止，你說的問題並無解決良方，事實上大家都只好先因循苟且著再說。這種科學共同體難以有效自律的狀況，根源就在於：第一、科學技術如今和經濟利益勾連得太緊密，本來就會「激勵」許多成員鋌而走險，嘗試獲取非份的利益。第二、科學技術的日益發展，又產生了越來越高的所謂「專業門檻」，使得評判科學中的不誠信行為變得越來越困難。第三、隨著科學技術得到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學霸」、「學閥」的產生也越來越有基礎，他們常常能夠有效地保護那些不誠信的行為，就如我們在「巴爾的摩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樣。

在《大背叛》中我還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作者所列舉的大量科學中的學術欺詐事件，生物、基因、遺傳等等方面的佔了絕大多數。這些領域都是眼下最熱門的，也是與市場和經濟利益勾連得最緊密的。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些熱門領域正是眼下科學中最大的名利場，自然爭奪激烈，學術欺詐也就層出不窮了。

　當科學和技術要服務於經濟發展，自然那些最有利可圖的領域就會成為熱點，相應的欺詐增多也就不足為奇。

其實，學術欺詐又可以分成許多層次。例如，我們這裡每每要申請什麼基金項目，總要填寫「經濟效益」之類的欄目，為了獲得資助且服從於體制的規則，恐怕極少有填過申請書而在其中百分之百說真話的申請者。若是真的處處都說真話，包括對研究的不確定性的考慮，恐怕基金也就申請不成了。還有過份的定量考核之類的外部環境壓力、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結合等等，這些本在傳統的學術規範之外但又實在地起著關鍵作用的「有中國特色」的學術環境，實際上對學術欺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這裡也許沒有篇幅再展開討論與對揭露學術欺詐有關的「學術打假」等問題了。在現有的規範中，本書已經對同行評議中的問題和不完美進行了不少討論。這種方式也許我們仍不得不用，至少比某些由個人獨斷的亂打要好些，但我們也仍然需要意識到其局限性。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會；有規則的地方，就有對規則的違反。在現實的社會環境中，對於學術研究，究竟現有的規則是否完善？它們是否能有效地從根本上遏制學術欺詐？對此人們應該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實在是在現實中存在的對科學發展的嚴峻挑戰。

本文原載2011年9月2日《文匯讀書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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