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倒」是壓垮王安石變法的最後一根稻草

「官倒」是壓垮王安石變法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般而言，「官倒」是指國家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利用壟斷資源的權力,進行投機倒把的活動。另外，在國家原來存在的價格雙軌制下，官員們利用手中權力，使用平價和市場價兩個槓桿撈錢，這就是俗稱的「官倒」。一般人都以為「官倒」是近些年才出現的醜惡現象，其實不然，以官方名義正式出現的「官倒」是在北宋，是王安石的「熙寧變法」，讓「官倒」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台。
歷史上著名的「熙寧變法」最後以失敗告終，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責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王安石則太固執己見，一意孤行。正如清末民國初歷史學家蔡東藩所說：「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於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但就事論事而言，這些新法本身卻並無大錯。它們無一不是出自「富民強國」的良好願望，甚至是很替農民著想的。但願望和結果並不一致。
以「青苗法」而論，「青苗法」應該是新法中最能兼顧國家和民眾利益的了。一年當中，農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時，秋糧已經吃完，夏糧尚未收穫，正是「青黃不接」。於是，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家，就在這個時候借錢借糧給農民，約定夏糧秋糧成熟後，加息償還。利息當然很高，是一種高利貸。還錢還糧也一般不成問題，因為有地里的青苗作擔保，是一種「抵押貸款」。當然，如果遇到自然災害，顆粒無收，農民就只好賣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謂「青苗法」，說白了，就是由國家替代富戶來發放這種「抵押貸款」，即在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併歸還。所定的利息，自然較富戶為低。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摧兼并，濟貧乏」，既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也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這當然是兩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們看來，農民向官府借貸，總比向富戶借好；農民向官府還貸，也比還給富戶好。還給富戶，肥了私人；還給官府，富了國家。農民沒有增加負擔，國家卻增加了收入，這難道不是好辦法？
實行「青苗法」所需的經費，也不成問題。因為各地都有常平倉和廣惠倉。農業國家以農為本，以糧為綱。為了防止豐年穀賤傷農，災年穀貴傷民，這就要靠政府來平抑物價。也就是說，豐年穀賤，政府必須拿一筆錢出來，平價收購糧食，儲存於官方糧庫，等到災年穀貴時，再平價賣給百姓。這樣就能防止富戶奸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做到「物價常平，公私兩利」。這個辦法，就叫常平法；專門用來儲存平抑物價之糧食的倉庫，就叫常平倉。
至於廣惠倉，則是用於防災救濟的國家儲備糧庫，始建於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當時，由於地主死亡無人繼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無主的土地。這些土地，歷來由官府自行出售。樞密使韓琦卻建議將這些土地由官府僱人耕種，所得田租專款專用，專門用來救濟境內老弱病殘和救災。這就是廣惠倉。
王安石的辦法是，變「常平法」為「青苗法」，即將常平倉和廣惠倉賣出陳米的錢用來做青黃不接時的「抵押貸款」。這也是一箭多雕的。其一：青黃不接時，糧價飛漲，賣出倉內陳谷，可以平抑物價；其二：賣糧所得之資可以用於貸款；其三：平價糧食和抵押貸款都能救濟農民；其四：國家憑此貸款可以獲得利息。當然，農民負擔得以減輕，也是好處之一。總之，青苗貸款利息較低，農民負擔得起；所賣原本庫中陳糧，國家負擔不重。何況官府借出餘糧，可解農民燃眉之急；秋後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國庫之資。這難道不是公私兩利？難怪王安石會誇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賦稅也能增加國庫收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然而，理想之法卻沒帶來好結果。首先，官府利息並不低。王安石定的標準，是年息二分，即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二千。這其實已經很高了，可各地還要加碼。地方上的具體做法是，春季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結果，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應該充分考慮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而且，由於執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達到原先設定的三十五倍，遠遠超過了私人借貸。
利息高不說，手續還麻煩。過去，農民向富戶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現在向官府貸款，先要申請，後要審批，最後要還貸。道道手續，都要求人，托請，給胥吏衙役交「好處費」。每過一道程序就被貪官污吏敲詐勒索從中盤剝一回，這還是手續簡便的。如果繁瑣一點，則不知要交費幾何！農民身上有多少毛，經得起他們這樣拔？
更可怕的是，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標，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這樣一來，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攤派了。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照例層層加碼。於是不但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得「奉旨貸款」。不貸是不行的，因為貸款已然「立法」。你不貸款，就是犯法！
結果，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們的尋租又多了一個旗號，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了。改革幫了腐敗的忙，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為貪官污吏害怕變法。他們不害怕變法，也不害怕不變法，只害怕什麼事情都沒有，什麼事情都不做的「無為而治」。如果無為而治，他們就沒有理由，也沒有辦法撈錢了。
何況，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樣一種改革，說得不好聽就是斂財。在當時的條件下，國民生產總值基本上是一個常數。財富不是藏於國，就是藏於民。國庫里的錢多了，老百姓手裡的錢自然就少了。變法以後，宋神宗新建的三十二座內殿庫房堆滿絹緞，只好再造庫房。這些財富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從地里長出來的嗎？顯然不是。正如司馬光所言：「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也許，這便是所謂「舊黨」不贊成急切搞這種新法的原因之一。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在變法之初，司馬光就對宋神宗明確指出：「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只能從長計議。難怪司馬光要說：「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像王安石那樣蠻幹，焉能不失敗？
王安石許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兩利」的。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輸法也一樣。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一個名叫魏繼宗的平民上書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富戶奸商便趁機進行控制，牟取暴利，吃虧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議設置「常平市易司」來管理市場，物價低時增價收購，物價高時減價出售，則「商旅以通，國用以足」。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體辦法，是由朝廷設立「市易司」撥款一百萬貫為本，控制商業貿易。這個辦法，和常平法一樣，也是動用國家力量來平抑物價。當然「市易司」也不是專做虧本生意，也是要贏利的，只不過並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說富戶奸商一文錢買進二文錢賣出，「市易司」則一文錢買進一文半賣出。贏利雖不算多也能充盈國庫。再加上官府財大氣粗，控制了市場，物價的波動就不會太大。
均輸法的用意也是好的。在王朝時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運送財物，以供國家必要之需，這就是所謂「輸」。地方輸送的品種和數量，也都有一定之規。這就有弊病。比如同一個地方，有時年成好，有時不好；同一種東西，有的地方貴，有的地方不貴。這原本是很正常的。如果按照老辦法，不管豐年災年，價貴价賤，輸送的品種和數量都不能變，這便不合理。王安石的辦法是變「發運」為「均輸」，即撥款五百萬貫（另加三百萬石米）為本，由朝廷任命的「發運使」來統籌上供之事，以便「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也就是哪裡的東西便宜就在哪裡購買。國庫裡面剩餘的物資，則由「發運使」賣到物價高的地區去。這樣兩頭都有差價，多出來的錢，就成為國家財政的又一項收入。
這個辦法，也可以說就是變「地方貢奉」為「中央採購」。這樣一來，所謂「發運使衙門」就變成了一家最大的國營企業，而且是壟斷企業了。其實青苗、市易兩法的問題也正在於此。青苗法是衙門做銀行，市易法則是衙門做商店，兼做銀行。因為「市易司」不但做買賣還兼做貸款。商人以產業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錢或除物，年息二分。於是市易司和發運使衙門，還有發放青苗貸款的州府縣府，便都既是衙門又是企業（公司或銀行）。
現在的中國人都知道，政府部門辦企業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何況王安石的辦法還不是政府部門辦企業，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結果自然是為腐敗大開方便之門。當時，代理開封府推官的蘇軾就說均輸法弊端甚多，其一「簿書廩祿，為費已厚」；其二「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於是，「官買之價，必貴於民。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因此他斷言：朝廷只怕連本錢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獲」，也不會比向商人徵稅來得多。
誰都清楚「官倒」是怎麼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國企）採購是怎麼回事。那可真是不買對的，只買貴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沒有回扣不買（非賄不行）。所以官方採購貴於民間採購，也就不足為奇了。官方經商，百弊無一利。事實上，所謂「市易司」，後來就變成了最大的投機倒把商。他們的任務，原本是購買滯銷商品，但卻成了專門搶購緊俏物資。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完成朝廷下達的利潤指標，也才能從中漁利，中飽私囊。顯然，在這一點上，所謂「舊黨」的意見其實是對的：商業貿易只能是民間的事。「官倒」，必定禍國殃民。「官倒」，也是壓垮王安石變法的最後一根稻草。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