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姆斯特丹住了 7 年，故地重游，我不知道它的温暖还能持续多久

知識 09-10

运河依旧静静流淌，但是原来熟悉的社区渐渐变化，这座城市会变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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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们决定去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度假。对我的家人而言，阿姆斯特丹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旅行目的地那么简单。我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七年，还写了一本关于阿姆斯特丹的书。我的伴侣帕梅拉（Pamela）则在阿姆斯特丹居住了整整二十三年。我们两个相识于阿姆斯特丹，我的儿子也出生在那座城市。阿姆斯特丹有我的朋友、亲人、同事、回忆以及深深的牵挂和羁绊。在我们心里，它就是第二故乡。可是搬回美国三年后，我们震惊地发现它与我们的生活之间有了距离感。虽然这次我们是以度假的名义回去，但是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真正的想法是好好待上几周，重新与那座城市建立连接，找回熟悉的感觉。

通过多种渠道，我们阅读了很多文章，也了解了很多信息：自从我们搬家之后，阿姆斯特丹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的人口出现增长，政府则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新修五万座房屋。在新迁入人口（既有荷兰人，也有来自土耳其、摩洛哥等地的移民）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 20-34 岁的年轻人。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安顿下来，改变着这座城市的面貌。

与此同时，房地产的价格节节飙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伦敦、巴黎这样欧洲一线大都市的住房成本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相比之下，荷兰是欧洲为数不多不需要资产就能申请到房屋抵押贷款的国家。

几年之前，阿姆斯特丹开始大量兴建新的酒店。同一时期内，租房网站 Airbnb 也开始创造奇迹。面对这种难以形容的情况，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全球时尚潮人对阿姆斯特丹下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秩序井然且无精打采的北方城市，人口数量众多，人们以咖啡和啤酒为基础建立起社交文化…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可供他们发挥的「可造之城」。

可是抵达之后，我们觉得它似乎一点都没有改变。从机场坐上火车，我们一路来到中央火车站（Central Station）。踏出火车站后，你便能接触到熟悉的碎石地板、与记忆中一样的交通轰鸣声、丑陋的商店以及涌向市中心 Damrak 大街和 Rokin 大街等地的任性观光客。谢天谢地，作为城市灵魂和核心的运河区也没有什么变化。市中心的运河两侧，一排排采用三角墙结构的砖房整齐地排列着。这些运河是荷兰的黄金时代（Dutch Golden Age，约在公元 17 世纪，荷兰的贸易、科学与艺术等方面获得了全世界的赞扬，被视为其巅峰时期——译者注）的符号，一直以来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有多条运河。一栋栋房屋就整齐地排列在运河两岸，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图片版权：Ilvy Njiokiktjien/《纽约时报》

我们此次度假居住的是一个运河边上的房子，位于中世纪风格浓重的市中心位置。到达住所后，我们发现过往的回忆似乎依然历历在目，让人倍感欣慰。琪奇·阿姆斯贝格（Kiki Amsberg）是一位记者，而约斯特·斯密尔斯（Joost Smiers）则是一位政治学家。这对已经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三十多年夫妇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此前居住在两栋「背对背」的房子里，双方共享一个庭院，但是大门却对着不同的运河。后来他们决定搬到一起，于是这次便将两栋房子里面积较小的一栋借给了我们。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一栋自己的经典运河小屋。我们住的房子始建于 1600 年左右，每一个房间都能看到窗外那条中世纪风格且「沉默寡言」的 Oudezijds Achterburgwal 运河。出门走上几个街区就是著名的红灯区（Red Light District）。相比于喧闹嘈杂的红灯区而言，运河的这一端（我们房子所在地）就显得宁静祥和很多。

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去街角的面包店买牛角面包和咖啡，然后在家里的厨房享用早餐。厨房的天花板很矮，房梁却很粗大，炉灶边还整齐地贴满代尔夫特（Delft）瓷砖。看起来屋内的布置和陈设与房子刚建好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著名的画家伦勃朗（Rembrandt）曾经就住在这片区域。某天早上，吃着牛角面包的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很有可能认识我们所住房屋曾经的主人，并在我吃早饭的厨房内留下过自己的足迹。

阿姆斯特丹的内城区（Inner City）极具历史气息，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实际上，这片区域出现的变化可没体现出生机与活力。琪奇告诉我说，有钱的外国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买下了很多低矮倾斜的传统民居，拉高了城市的整体房价。传承多年的社区感已经开始慢慢消散，很多邻居也纷纷搬离。她不无遗憾地表示，很多房子现在都已经无人居住。这些房子已经不再是温暖的家，而是成了临时住所，只能静静地等着它们的外国新主人时不时「光临」一番。

想要游览阿姆斯特丹，自行车是你唯一正确合理的选择。骑上租借的自行车后，这座城市的其他变化便慢慢浮现眼前。作为旅游胜地，市中心区域为阿姆斯特丹赢得了大部分的名气和声誉。从某种程度而言，长期以来一直被中产阶级占领的城市南部具有浓厚的高雅气质，是吸引游客的王牌。如果你稍稍在城市东部或者西部来一次冒险之旅，或者穿越靠近海边的 IJ 湾进入阿姆斯特丹北区（Amsterdam North），你很有可能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单调乏味的工人阶级地区，或者身处一个被新来移民所占领的区域：放眼四周，你能看到很多戴着头巾的女人、聚集在一起的浅褐色社会福利住房以及破败简陋的运动场。

游览阿姆斯特丹最好的方式便是骑上一辆自行车。图片版权：Ilvy Njiokiktjien/《纽约时报》

如今，我们发现这些曾经落后的区域也出现了中产阶级化和旅游业的痕迹。De Jaren 位于市中心，是一个占地面积巨大的现代化咖啡厅。旅居阿姆斯特丹期间，它就是我的「非官方总部」。换句话说，我主要在这家咖啡厅开展各项活动。露丝·奥登泽尔（Ruth Oldenziel）是埃因霍芬理工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教授，她在 De Jaren 咖啡厅和我聊天时说：「现在我能在我住的地方看到很多拍照的观光客，好像我家那边就是市中心一样。」

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讶。露丝居住在 Weesperzijde 区，那里主干道两侧的房子都建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而不是更能唤起人们回忆和复古感的十七世纪。不过，Weesperzijde 区的街道与风景优美的阿姆斯特尔河（Amstel River）「并驾齐驱」，因此对游客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帕梅拉的儿子赖尼尔·科赫（Reinier Koch）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今年 25 岁。他坚称 Indische Buurt 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我并不相信他说的话。很久以来，Indische Buurt 地区都是土耳其移民和摩洛哥移民的聚居。那里有很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屠夫，狭小拥挤的街角杂货店则弥漫着孜然的味道。

但是，事实证明他说的是对的。不过，引起改变的动力不是旅游业的发展，而是当地居民自发的运动。阿姆斯特丹全城房价上涨，这使得年轻的夫妇、艺术家和其他人成为了「拓荒先锋」。沿着 Javastraat 区主干道骑行，我们看到了很多中产阶级化的信号：一家经营橄榄油的精品店、一家冰冻酸奶商店、一家破旧木桌上排列着各种手提包的女性服饰精品店……好像专门为了强调这座城市的变化一般，我们居然还看到了一家名叫贝德福德-史岱文森咖啡店（Bedford-Stuyvesant，布鲁克林区中央也有一个同名的贫民区，毗邻超级潮的威廉斯堡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街区，有很多原生态的赤褐色砂石建筑和不加修饰的店面。现在这里的街道上既有好几代人都在这里居住的老居民，也有很多新来的人和新潮的年轻人。新式咖啡馆和酒吧为这里的本地商业注入了新的血液——译者注）。

我们在一家名叫 Bar Basquiat 的户外咖啡厅坐了下来，点了一些馒头夹炖肉（pork belly buns）和土耳其香肠披萨。吃饭期间，人行道上走过很多打扮中性化的情侣以及穿着顽皮淘气的亚裔年轻人。偶尔会有头戴方巾的老太太缓缓走过，似乎已经对周围的变化习以为常。突然间有人在我肩头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居然是在阿姆斯特丹政府工作的老熟人。他高声喊道：「欢迎来到我住的街区。」他表示我们看到的东西的确反映了这座城市迅猛的变化。在他眼中，这个社区恰如其分地融合了新元素和旧传统，达到了完美的状态。不过与其他很多同我交流过的阿姆斯特丹人一样，他也希望旅游业的发展节奏以及新移民涌入速度能放缓一些。

在城市的西部，我们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改变。20 世纪早期，阿姆斯特丹学派（Amsterdam School）的建筑师通过多个街区的建设确定了属于自己的建筑风格，Spaarndammerbuurt 街区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建筑师将简单的砖结构民居变成了巧妙的艺术品。有的时候，你还能从这些建筑身上看出一些异想天开和古怪荒诞。在过去，这里住满了工人。但是现在，Spaarndammerbuurt 街区因为葡萄酒商店和素食主义外卖餐厅而充满了活力。Pikoteo 是一家最近刚刚开业的西班牙餐厅，一位老板来自马德里，另一位老板则是阿姆斯特丹本地人。在这家轻松惬意且别具一格的餐厅里，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运河上飘荡着一条条小船。图片版权：Ilvy Njiokiktjien/《纽约时报》

阿姆斯特丹北区横跨在阿姆斯特丹北部的港口区域。鉴于此，这座城市一直都有些「人格分裂」。多年以来，市政规划人员一直想要把阿姆斯特丹北区划入城市版图，后果就是这座城市身上出现了一种分离感。除了水域将陆地分割这个因素之外，导致这种「分裂」局面的主要原因一直都是中央火车站。规划师目前正在对火车站北面的交通进行重新规划设计，计划修建一个与机场很类似的购物广场。对于阿姆斯特丹来说，最明显的改变莫过于一条嵌着青花饰砖的隧道。在这些青花饰砖上，人们描绘了古时海上航行的场景。

2012 年之前，没有太多游客会将阿姆斯特丹北区作为旅行目的地。2012 年，EYE 电影博物馆（EYE Film Institute）在中央车站对面的海滨拔地而起。从那之后，这座外观很像《星际迷航》中星际巡洋舰的建筑逐渐成为了该地区的文化地标。今年六月，EYE 电影博物馆旁边的一栋 22 层建筑正式对外开放。这栋大楼曾经是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的总部。如今，大楼内有一家宾馆，众多表演工作室和若干艺术家居住的阁楼。我们没有在大楼内参观，而是每人花了 12.5 欧元（约合 14 美元），感受了一把急速上升到 300 英尺（约合 91.44 米——译者注）高空的观光电梯。电梯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叫做 A’Dam Lookout 的观景平台。这是我一生中体验过的最贵的电梯，但是我享受到了一览无余的景色，看清了阿姆斯特丹的每一个角落。如此算来，花这么多钱也是值得的。

EYE 电影博物馆坐落在中央车站对面的海滨区域。如今，它已经成为阿姆斯特丹北区的文化地标。图片版权：Ilvy Njiokiktjien/《纽约时报》

海边地区的街道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许多新开业的餐厅，进一步将城市原本分裂的两部分连接了起来。MOS 坐落在 IJdok 半岛突出部分上的一栋现代化建筑里。它虽然刚刚开业，但是却主打传统的具有国际化特色的新派法式烹调。坐在餐厅内，你能尽享窗外华美绚丽的海滨风情。我在这里享用了一顿非常棒的午餐。除此之外，我还在其他一些新开业的餐厅吃了几顿饭。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改变，我感觉阿姆斯特丹也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境地：均质化。餐饮业水平有了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市面上也能找到传统的荷兰菜，只是味道你懂的）。但是有些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吃的东西好像和在芝加哥吃的东西别无二致。换言之，阿姆斯特丹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露丝·奥登泽尔也有同感，只不过她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我不同。她告诉我说，市政府近期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对运河上的船屋进行限制。二战后，很多人选择住在古怪的船屋上，将那里当成了临时的家。从那以后，船屋就成了阿姆斯特丹一个鲜明的特色。她说：「我担心变革的力量会清除干净这座城市里所有不寻常的事物。」

阿姆斯特丹的变化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在我的记忆中，阿姆斯特丹北区除了海滨之外的地方都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静谧和安详。在我们这次的旅行过程中，我读到了一篇本地报纸谴责阿姆斯特丹北区的中产阶级化进程的报道。文章中表示，站在阿姆斯特丹北区放眼望去，你再也看不到悠闲的牛群。实际上，映入眼帘的全是高档的宝马轿车。

像以往一样，古老的建筑静静地排列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运河边上。二战之后，船屋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极具代表性的特色。不过阿姆斯特丹政府最近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对船屋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图片版权：Ilvy Njiokiktjien/《纽约时报》

一个下午，我带着女儿伊娃和儿子安东尼骑自行车出门，为的就是验证本地报纸的报道是否属实。下了渡船，我们就进入到阿姆斯特丹北区。骑行十分钟后，我们依旧身处一片开拓地（填海造陆而来的土地）。我们没有看到宝马轿车，目之所及都是耕地和农场。我在开拓地的小路上绕了一大圈，然后停了下来。耳边除了风声外听不到任何别的声响。水渠将田地分隔开来，苍鹭和大鹅则在水渠中「闲庭信步」。这景色实在令人陶醉，好像是雅各布·凡·罗伊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荷兰 17 世纪最著名的风景画家之一，荷兰古典主义风景画的先驱——译者注）笔下的风景画一般。

如果说阿姆斯特丹的郊区在近几年有了变化，那么市中心的变化就更大了。住在市中心的朋友经常向我们诉苦，抱怨游客的数量越来越多。从统计数字来看，情况似乎的确如此。2016 年的前四个月里，阿姆斯特丹的宾馆接待了 430 万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1%。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前四个月的游客接待总量就已经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从运河边到莱顿广场（Leidseplein）和伦勃朗广场（Rembrandtplein）这样的中央广场，每一处景点都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

不过，改变也有积极的一面。几年之前，市里的几大博物馆在同一时期开始了整修。那段时间，大型博物馆要么闭门谢客，要么只是部分对外开放。如今整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所有的博物馆又重新焕发了活力。这些文化机构熠熠生辉，好像珠宝一样璀璨闪耀。

作为市内最盛大庄严的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堪称收藏荷兰艺术与历史的国家级宝库。该馆于 2013 年重新对外开放，是一个极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景点。新的博物馆设计十分微妙精髓，既保证了 19 世纪原始建筑结构的完整性，又以开放的心态增加了新的灵感。以往，这座博物馆让人感觉好像是一座笨拙的骑士城堡。改造之后，这种感觉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宏伟庄严而又引人入胜的吸引力。像阿姆斯特丹一样，改造后的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比以往更受欢迎。2003 年，该馆因为整修而关闭了部分区域。那之前一年，它接待游客的总数约为 80 万。今年，预计将有 200 万人前来参观游览。

塔科·迪比茨（Taco Dibbits）是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新任馆长（此前他是收藏部门的主管）。他与我探讨了很多关于这座博物馆和这座城市的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两者如今都备受欢迎，他提到了一个时间点。2000 年左右，比尔·盖茨（Bill Gates）宣称自己不需要收藏艺术品——因为在数字时代里，你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任何一幅世界名画。这番言论引发了轩然大波。迪比茨说：「但是现在的情况与他说的恰恰相反。在虚拟世界里，人们反而想要体验真实的感觉。」

在 Spaarndammerbuurt 街区的 Pikoteo 餐厅，人们很喜欢一种由鸭肉和烤马铃薯制成的 Tapas（西班牙餐前小吃）。图片版权：Ilvy Njiokiktjien/《纽约时报》

迪比茨于今年七月正式走马上任，开始担任馆长一职。同一时期，两件此前曾属于阿姆斯特丹的艺术珍品也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的怀抱。今年早些时候，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和卢浮宫（Louvre）联手，以 1.6 亿欧元的价格买下了伦勃朗所绘的两幅婚礼肖像。肖像中的人物分别是马尔丹·索尔曼斯（Marten Soolmans）和奥普金·考贝特（Oopjen Coppit），两位 17 世纪阿姆斯特丹当地的富豪。两家博物馆将轮流展出伦勃朗的这两幅大作（十月二日之前，两幅画作将一直展览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这两幅画作放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紧靠着伦勃朗的传世名作《夜巡》（The Night Watch）。自问世以来，这两幅肖像画就一直属于私人藏品。因此，很少有人能有机会一览真容。如今，公开展览让我们有了这份荣幸。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幅画是伦勃朗第一次绘制真人大小尺寸肖像画的成果。

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皇室成员才配得上拥有婚礼肖像这样的待遇。当时，年仅 28 岁的伦勃朗刚刚移居阿姆斯特丹。他急切地希望扬名立万。在给这对没有头衔但却富有的夫妇绘制皇室才配得上的婚礼肖像这一过程里，伦勃朗用画笔记录下了自己、这对新人以及这座城市。那时，阿姆斯特丹正在不断崛起，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城市。在索尔曼斯和考贝特这样家族的支撑下，城市的经济繁荣发展：通过打造业务遍及全球的强大公司，普通市民也可以一步步爬上社会的顶层。在今天看来，这对画像实在有些格格不入，但却又在不经意间勾起人们的回忆。伦勃朗以画笔为工具，具体展示了阿姆斯特丹的内涵和一切。

每次重回阿姆斯特丹，我一定要去看望弗里达·门戈（Frieda Menco）。今年她已经 91 岁高龄，堪称我年纪最大的好朋友。儿童时期，她住在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安妮日记》作者——译者注）家附近。因此，她与安妮以及安妮的姐姐玛格特（Margot）成为了好友。与安妮一样，弗里达的家人也在二战期间遭到围捕，最终被德国人关进了集中营。在奥斯维辛，弗里达和妈妈见到了安妮和她的妈妈。后来，弗兰克家族被纳粹残忍杀害，而弗里达和妈妈则逃过一劫。为了撰写一本关于阿姆斯特丹历史的书籍，我对弗里达进行了采访。那期间，我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

我带着帕梅拉、伊娃和安东尼一起去弗里达家吃午餐。上一次弗里达见到安东尼时，他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如今，小伙子已经 6 岁了。我给他讲了一点关于弗里达的故事。听完之后，安东尼的全部心理活动就都展露在了脸上：战争不是仅仅发生在游戏和电视节目中的东西，这个理念让他既感到着迷又感到震惊。吃饭期间，他不断向弗里达问问题，而弗里达则一一耐心解答。实际上，这孩子对什么都感兴趣。他甚至问到了弗里达手臂上那个被纹上的集中营犯人号码。

阿姆斯特丹北区老房子前，一辆汽车缓缓驶过。图片版权：Ilvy Njiokiktjien/《纽约时报》

和弗里达吃过午餐之后，我才意识到安东尼已经长大，可以带他去参观安妮·弗兰克的故居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提前购票，而我又不愿意浪费半天时间在排队这件事上。所以我带他去了另一个我最喜爱的小型景点——荷兰抵抗运动博物馆（Dutch Resistance Museum）。该馆此前进行了整修，因此儿童区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让你化身生活在纳粹占领下阿姆斯特丹的不同儿童，带你领略一系列上世纪四十年代狭窄局促的客厅和卧室。展区门口立着一个德国士兵雕塑，广播里则洋溢着当年纳粹肆无忌惮的声音。游览结束后，安东尼意犹未尽地表示想要再参观一次。

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旅程终于有了主题：让我的儿子了解战争、纳粹和犹太人的命运。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国家大屠杀纪念馆（National Holocaust Museum）最近刚刚对外开放。于是我便和安东尼一起前往。这个纪念馆面积并不大，其所在地此前是一个庇护犹太儿童免遭纳粹毒手的学校。虽然该馆目前还在不断完善展览内容，但是他们举办的公开展览给我和儿子都带来了深深的触动。在这场名为《荷兰演员、艺术家杰罗恩·克拉比绘画作品展》（paintings by the Dutch actor and artist Jeroen Krabbé）的展览里，克拉比用一系列举行油画讲述了他祖父的故事：从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常生活到在索比堡集中营（the Sobibor concentration camp）不幸去世，可谓应有尽有。

我们研究这些画作，然后观看了克拉比解释自己作品内涵的纪录片。这之后，我们又回过头来重新理解眼前的作品。展厅中间放置了一个索比堡集中营的微缩模型。安东尼想要了解这个集中营的管理模式，也想知道这个死亡工厂的具体运作情况。他问了一些稍显稚嫩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这些人脱掉了所有的衣服？他们不会觉得冷吗？」「为什么集中营里关着的人都剃光了自己的头发？」

六月时，英国通过了脱欧公投。不过，这一投票结果的影响还未在阿姆斯特丹有所显露。我在与朋友聊天时谈到了这个问题。人们对这个现象各持己见，但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英国脱欧会让阿姆斯特丹陷入一丝恐慌。历史上，阿姆斯特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扮演了金融中心的角色。因此，一直有人认为阿姆斯特丹最终会取代伦敦，成为欧盟非官方版本的新经济中心。实际上，我遇到的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这一幕的发生。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规模一直保持着中游水平，其 83 万人口的居民总数仅仅是伦敦的十分之一。近些年来，人们一直担心「平衡性」这个问题：如何平衡城市发展、社区改变与城市传统、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涉及到了阿姆斯特丹身上那种特色的本质。伦敦有大本钟（Big Ben），巴黎有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罗马有古罗马斗兽场（Colosseum）。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区域，你找不到任何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建筑。这并不是偶然和意外。

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最算得上地标的东西就是我们所居住的房子：运河边的房屋（感谢我们的朋友琪奇和约斯特，让我们住上了这么好的房子）。对于阿姆斯特丹而言，每一户家庭所居住的房屋就是一个地标，因为这座城市就是围绕着个体的需求和权利而建立起来的。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大多是围绕宗教、皇权或者两者的结合而建立，但阿姆斯特丹背后的核心势力却是贸易、艺术和科学。在这三个领域里，你需要个体去不断打拼奋斗才能创造辉煌。

在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的贸易商负责在全世界各地采集货物，然后将其带回这里。他们的船可以穿过运河，直接开到自家门口。这些商人在阁楼上存储货物，包括肉桂、肉豆蔻和胡椒等。实际上，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就好像伸向全世界的手臂，帮助荷兰人积累财富。通过运河，货物和资金不仅来到市中心，更是走进了千家万户。17 世纪时，讲述荷兰国内生活的画作专门以此为主题，大量描绘了荷兰贸易商的日常生活。荷兰语中有个词叫「Gezelligheid」，我们很难直接将其翻译出来。它的大概意思是指「在朋友和家庭中感到安定和踏实，因此产生的温暖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的存在使得荷兰画家的画作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实际上，这种感觉现在也一直为阿姆斯特丹注入着生命力。故地重游，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温暖。对我们而言，这很重要。在改变和发展的脚步面前，这种温暖的感觉还能持续多久呢？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travel.aarp.org，www.iamsterdam.com、en.wikipedia.org

?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虽然叫做「中国国际家具展」，但是看今年这样子，它离「国际」依然差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