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一光：深圳為何留不住作家 | 品讀

【原編者按】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深圳，從一個小漁村開始，在短短三十年內發展為擁有兩千萬常住人口的體量巨大的現代化移民城市。

對於生活在深圳的人，身份認同是一個無可迴避的話題。在2003年前後，也曾經有過大規模的討論。而對於寫作者而言，寫作者和居住地之間的關係就更加微妙。

著名作家鄧一光先生久居深圳，對這樣身份認同與文學書寫的問題自然有他的看法。我們今天來聽他高見。

本文紙版原題《我現在居住地的文學》，內容有刪節。

事實上，深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本土寫作。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深圳的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流星一閃，這顆流星以現代性寫作為彰顯，其中沒有本土寫作的端倪。即便到了今天，我印象里，只有一位名叫廖虹雷的本土作家仍然在頑強地書寫著老東門和南頭古城，兩年前他出版了一部《深圳民間俗語》，是本地出版社出版的，印數少得可憐，內容完全無法構成現代意義上的書寫，其孤獨境遇令人唏噓。

說到現代性意義上的本土寫作，深圳的寫作者大多是成年後才來到這裡，在這座城市中的生活時間最長的不過三十年，大多只有數十年歷史，他們最初的寫作經驗並不來自這座城市，這使得寫作者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最初的困惑。我在前面提到深圳超拔的城市建設，它是城市史進程中的一個奇蹟，但在相當數量的居住者經驗里，它是硬質的、碎片式的數據，不要說觸摸到血肉，觸及到精神，連完整的概念都難以形成。伴隨著快速生長和變化後的精疲力竭，深圳越來越多地表現出故步自封、自成一體的官本位文化和諸多禁忌，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文化游移和閹割焦慮。上至政府，下至傳媒，默契而頑固地使用「製造」而非「創造」來闡釋文化現象。以2015年度政府報告為例，數萬字篇幅的政府公文，只有草草數百字涉及本年度城市文化建設，數百字涉及下一年度的城市文化建設，透露出城市發展對人們棲息地進化訴求的漠視和威脅。在大多數寫作人眼中，這座城市除了承載經濟需求，彰顯成功者和失敗者案例，很難找到普通人命運與城市密切關聯的鮮活例子。

這還僅僅是開始。作為大陸市場經濟的源頭城市，深圳的陌生化經歷是全面覆蓋的，大多數移民需要經歷綰草而居的打拚，他們長期無法進入主流生活，在進入主流生活後，卻又無法找到鄉音鄉愁和彼此認同，擁有更多的是他者的心理身份和雙向情感焦慮，在對居住地的烏托邦想像和熱愛以及現實主義的質疑和批判中，分裂、抗爭和逃避漸次形成。人們談論更多的是位居大陸第一的土地稀缺、山寨行為、房地產風險，以及逢年過節車船航班一票難求。說到一票難求，沒有任何內地城市像我現在的居住地，每逢年節日的時候人們紛紛返回早已「回不去的」故鄉，以至人去城空，城市出奇地寂寥。它很美，但它是別人的，這就是大多數居住者的現實認知，正如蘇珊·桑塔格在《關於他人的痛苦》中所提到的那種人，人們是作為他人生活的旁觀者存在的。2012年發生在內地眾多城市的釣魚島抗議事件，深圳的民間抗議行為顯得最為弔詭，不僅民族性和民粹性缺失，連事件的地域性特徵都是含混可疑的，以至警方在處理大量被捕的當事人時，會困惑地給出當事人「動機不明」的結論。警方的說辭當然可以質疑，但這也是深圳的居住者們在文化表達上主體缺失的一個意味深長的例證。

實際上，在深圳，完全可以找到代表性的城市文學樣本，比如《你不可改變我》，比如《深圳，我多麼想把你叫作深淵》，只是，那是三十年前的作家和詩人留下的，如今，這樣的作品很難再看到。文學的人文價值和審美價值早已不是寫作者關心的話題，更談不上人類的某種使命。一個只有三十六年歷史、居住人口基本由移民組成的新型城市，發展模式的快速更迭、累贅信息的疲勞接受、成功路徑上的篩選交換模式，使寫作者面對經驗陌生化的嚴重困境，人在商品產業和消費鏈中不得不與市場建立起的同構關係，這些內容，同樣也成為文學存在和傳播的主流方式。在這樣的居住地，很難出現哈羅德·布魯姆所說的「偉大的作品」，甚至也很難期待有任何書寫能夠代表這座城市，正如普希金之於彼得堡，喬伊斯之於都柏林，雨果之於巴黎，李白之於宣城，老舍之於北平。我這裡有一份仍然在世的曾經的深圳寫作者名單，他們如今的下落耐人尋味：劉西鴻去了法國，王小妮閉門讀書，徐敬亞改行做了農莊設計師，譚甫成去了香港再折返內地，石濤回到北京做實業，梁大平在澳洲當寓公，楊爭光在西安帶研究生，李蘭妮在廣州與抑鬱症抗爭，盛可以和央歌兒漂在北京，薛憶溈去了加拿大，郁秀去了美國，王十月和盛瓊遷居省城，張黎明回鄉下做了農婦……這份名單其實更長，這些詩人、劇作家和小說家因為種種原因離開了曾經的居住地，或者有意識地間離與它的關係，間離與寫作的關係，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留下來的詩人、作家和劇作家，看上去他們都在拚命書寫自己在居住地的生活，或者內心憋著想要書寫的慾望，但你看不到從容不迫的書寫者、有理論準備和書寫謀略的城市生活的潛伏者；在數量巨大的寫作者當中，你甚至看不到書寫的野心。我做過一個小小的統計，近些年，深圳的寫作者，頻繁在國內一線文學期刊上發表作品的不在少數，有時候，甚至能在一期刊物上同時看到兩三個深圳年輕作家和詩人的名字，但相當數量的書寫表現出認知匱乏、經驗重複的現象，在精神上，與自己的居住地形同兩層皮，若非一批年輕的寶安小說家和詩人體量巨大的群體經驗書寫，以及意識形態話語下主流社會居高臨下的關注，讓深圳有了一次以「打工文學」命名的話語狂歡，文學上恐怕連話題都沒有。這當然有寫作者自身的原因，但在深圳，絕大多數居住者失去了經驗生活、認知和書寫的連續性。作為創作個體，不但沒有傳統意義上成譜系的地域文化傳承、經過歷史洞見沉澱下來的文化背景，而且嚴重缺乏成熟的城市文化經驗和學理總結。在現代性上，連類型都是單純和扁平的，除了市場經濟功能上的意義、大量以複製著稱的現代城市硬體構成、城市化快速進程中註定的文化貧血和文化主張上失衡的努力掙扎，寫作者還能依賴什麼完成有效的思想和藝術準備，從而進行書寫？

我現在居住地的寫作者們遭遇著史無前例的對舊有經驗的難捨難分和對新鮮經驗的恐懼茫然，多數人說不清楚自己以及自己的寫作與居住地到底有什麼關係、是否能夠建立關係、在何處建立何種關係這樣一些基本問題。在這一處境下，寫作者被嚴重遮蔽，無所適從，焦慮不言而喻，必然出現對個體傳統經驗的寄生、對現實生活的質疑、游移和拒絕。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城市進程的大潮中，解構既往經驗、顛覆既有價值、拒絕經典的後現代主義不是推論，而是現實。對現實生活的妥協和依賴，讓大多數寫作者委身於生存之櫃，委身於由城市體制和商品經濟代表的時代風尚，更多的是在生存原則的驅使下，而非寫作的意義上把自己與居住地聯繫起來，這使得個人主義和個體書寫的獨特潛能在寫作實踐中弱不禁風。大多數寫作者放棄對歷史、命運、時空的觀照和抒寫，不但沒有視野景深，也沒有文學想像力所要求的對現實的顛覆與超越，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個以居住地主流價值觀為統一命名的格式化寫作，很難看到文學的建樹。如此，全新文學形象的匱乏和全新文學經驗的闕如，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了。

毋庸置疑，自我身份認同上的極度焦慮和分裂，會導致深圳大多數寫作者面對居住地寫作素材時的全面陌生、生疏和淺顯表達，或者下意識地抵抗，在這方面，沒有任何其他內地城市或鄉村的寫作者有過相同的體驗和經歷。本土即世界，這個被內地寫作者當作文化立場到處宣揚的觀念，到了深圳的大多數寫作者這裡，卻因為移民身份的特性和雜糅文化必然產生的盲區，導致體量巨大卻大多無效的寫作實踐，從而具有了極大的諷刺意義。深圳不是所有詩人、作家和劇作家的本土，它也遠沒有成為人們認知世界中的精神家園。在地寫作者私底下不得不和自己討論一個問題，真的有「本土文學」存在嗎？如果有，它是什麼？不過，這個問題只能和自己討論，因為和他們一樣，別的詩人、作家和劇作家也無法回答，至少目前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恐怕一時半會兒也回答不了。

文學反映個體生命的特殊記憶，也反映人類作為共同體的喜悅和悲傷，如果連個體都消失了，共同體又何以為續？

一直以來，詩人和小說家的主體身份就具有不確定性，這也是文學形態豐富化和多樣性的表現之一。薩義德對知識分子的身份有一個說法，叫「自由的漂浮」，即他們是不附著於任何權力體制和知識體制，同時擺脫掉集團利益和商業操控的一些人。詩人和小說家並不等同於知識分子，但自由身心和自由表達的訴求是一致的，無論是否能夠做到，他們註定了要「居無定所」，成為共有思想和經驗的「叛徒」和「流亡者」。深圳無疑是一個絕妙的文學流放地，在這片紅樹林和原住民漸次退場的山海之地，文學面對的問題比任何時候都要多——至高無上的城市發展理念、現實主義和方法論的全面勝利、以行動為目的的成功學和意志力、整個城市乃至城市居民要求的全新道德規範和精神家園建設，以及兩千萬生命個體的具體生存權益和未來命運。發展的訴求和踐行必然導致觀念的變化，觀念變化必然導致文化甚至制度的變化，你很難駁斥這樣的定義，人類的居住地只有彰顯的物質生成歷史，沒有豐饒的文化進程歷史。事實上，文化的自由和獨立思維首先是道義的，其次是有價值的，城市化進程最有可能打破一些傳統文化的邊界，至少在觀念更新的努力踐行和城市建設的形態上，那種在鄉村或者內地城市步履蹣跚的情況，在深圳不但有著改變的可能，而且其部分事實已經寫進了城市發展史。更為重要的是，三十六年來，兩千多萬人變化多端、形態鮮活的血淚故事，已經構成了深圳人文文化歷史的講述資源。現實超越了歷史，也超越了傳統的文學類型，有多少居住者就有多少個城市樣板和城市敘事，在這片眨眼間便建立起來並且在短短三十六年後就不再有土地可待開發的居住地上，擁有最現實，也最具隱喻性的寫作題材，文學比任何時候都充滿了破壁的張力。

這幾年，我一直在關注我現在居住地的文學，閱讀了大量民間和官方資料，同時基於對認知經驗的實證，做了一些與文學相關的社會工作。我問過自己，寫作者與居住地或故事資源地之間到底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對這種關係的研究到底有什麼意義？我不是作為居住地作家來研究這個問題，而是作為一個居住地居民，恰好又是作家來關注這個問題。我不會向別人索取答案，只是和自己討論，並且讓自己的思路流動起來。寫作和閱讀是個人的事情，但環境無疑是重要的，它指證生命的絕境或坦境，也藏匿著寫作的可能性。正如小行星撞擊地球導致物種毀滅和新生，森林退化產生直立猿的出現，寫作亦如此。只有在衝突的環境中，甚至斷裂的條件下，認知的基因突變才會發生，寫作會在另一處棲息地打開，從而每一時刻都會生長出全新的種子，最終構成新的植株，寫作在這種時候就有了意義。

鄧一光，作家，現居深圳。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我是太陽》《我是我的神》，小說集《遠離稼穡》等多部。

轉自「天涯雜誌」微信公眾號（tyzzz01），騰訊文化合作媒體，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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