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以智力推動科學，以科學貢獻社會

《知識分子》主編、北京大學講席教授饒毅

開欄的話：

本文為《知識分子》主編、北京大學講席教授饒毅為《知識分子》和《科技日報》聯合推出的專欄撰寫的第一篇文章——這是兩家合作開設的評論欄目，專欄將邀請海內外科學家（既歡迎資深科學家、也歡迎青年科學家）對科技及其相關問題發言，歡迎對重大題材撰寫有深度和厚度的評論文章、也歡迎相關的言之有物或有趣的文章。

文章將在移動新媒體《知識分子》與紙質媒體《科技日報》同步推出，反映科學家的真知灼見和政策諮詢建議，為中國科學的進步貢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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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饒毅（《知識分子》主編、北京大學講席教授饒毅）

科學知識分子：以智力推動科學 以科學貢獻社會

饒毅

如果，

科學家在中文是崇高的辭彙，而在英文是一般辭彙；

知識分子在中文是一般辭彙，而在英文是崇高辭彙。

那麼，

什麼是科學知識分子，有不同看法；

如何做科學知識分子，有不同方法。

科學知識分子有兩種：Intellectuals in Science，或 Scientific Intellectuals，分別側重在科學研究中以智力為重、在社會中承擔科學家的責任。

解析科學知識分子可從三方面入手：科學研究、科學知識、科學責任，它們分別對應專研、思考、擔當三種特質。

本文並不認為科學知識分子高於科學家或知識分子，而是探討科學知識分子的特色。

目前在國內，相對於以科學謀生和以科學為競技場所的科學工作者而言，科學知識分子較為缺乏。在國外，華人學術界也有類似問題。由於多種因素的存在，整個國際科學界的科學知識分子比率也在減少。

適量的科學知識分子，既是科學智力支柱的核心成分，也構成了人類社會的中流砥柱。

科學研究應有一定高度

科學研究是科學知識分子與其他知識分子的區別，研究達到一定的深度或高度，才能超出一般職業要求成為智力興趣。

早期涉及科學的偉人，多數並非為了謀生而從事科學工作。那時，科學是智力追求的一部分，他們通常被認為天然地屬於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知識分子。

近百年來，科學逐漸成為了世界上常規職業中的一種，從事科學研究本身並不能自動和知識分子划上等號。

如果一個人的研究僅限於產生結果、提供資料，而沒有影響自己研究領域的思路，更無思想性的成就，那麼他/她可以是優秀科學家、傑出科學家，而不一定是科學知識分子。實際上，有一些諾貝爾獎得主，特別是實驗科學方面的，就不是科學知識分子。比如，發明人工體外受精的諾獎得主，其得獎的原因是因為對社會的重要性。但從研究的性質來說，既不是科學、也不是技術，而是工藝改造，並不能就如何進行其他動物的體外受精提出指導，這類工作不能使研究者被稱為科學知識分子，而是科學工匠——當然工匠對社會也非常重要，值得人們尊重。

而1854年至1866年，孟德爾單獨一人通過選擇問題、設計實驗、分析結果、深刻思考，提出前人完全沒有想到的規律，從而創立遺傳學，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遺傳的理解。他的思想性研究，雖然僅僅一項，賦予了他科學知識分子的屬性。

1953年，美國遺傳學家沃森和英國物理學家克里克提出DNA雙螺旋模型，他們自己沒有做實驗，而是依據富蘭克林和威爾金斯的實驗數據，加上自己的想像力，提出了連實驗者本人都完全沒想到的鹼基配對概念，改觀了現代生物學。就其研究的高度和性質來說，都屬科學的智力貢獻，將沃森和克里克歸為科學知識分子當然無可爭議。

在華人科學家當中，楊振寧、李政道先生的研究足以奠定其科學知識分子的基礎，而其他的例子可能不多。從實驗物理、化學到生命科學等實驗科學，僅以研究貢獻可以躋身科學知識分子者，需要很仔細的分辨。

當然，在研究過程中需要智力選擇問題、思考課題、設計研究方案、理解結果、提取精華，而不是簡單地依賴苦力的研究，這屬於廣義的科學知識分子之範疇。

科學知識應有一定廣度

做好科學研究，必需專和深，而不一定需要廣。

科學知識分子，可能比科學工作者和科學家要多一些要求：需要一定的廣度。當然廣度很難定義，但至少要超出自己日常研究的範圍。

有些科學家，研究非常深入，但一生只對一個領域、甚至一個問題感興趣，對本專業甚至本領域的其他問題不感興趣。儘管他們可以獲得非常突出的成就，但不一定就是科學知識分子。例如，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下村修，他在1960至1970年代的工作中發現綠色熒光蛋白，其研究優於人工體外授精。他為生物學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研究工具，推動了生物學研究的技術進步。但下村修本人並不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所在，該貢獻的也比較缺乏思想性，不能算intellectual類型的貢獻。

猶太裔美國物理學家蓋莫夫除了在物理學有傑出貢獻，如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論，也曾於1954年提出遺傳密碼的概念，雖然他的具體細節有問題，但其核心思想，不僅創造性高而且被證明正確。他指出：所謂遺傳編碼就是DNA中鹼基排序與蛋白質中氨基酸排序的關係。這一思想直接奠定了生物學家和化學家對遺傳密碼的研究路徑。蓋莫夫的跨界研究很有洞察力，無疑是高水平的科學知識分子。

克里克從1954年至1965年研究遺傳密碼的過程中，既多次提出想法，激發其他科學家的思路，也參與研究，並提出分子生物學的中心法則。1970年代以後，他對大腦研究也有影響。克里克的思考範圍廣，在多個領域都有思想性的貢獻，被公認為二十世紀罕見的生物學領域的intellectual之一，是科學知識分子的典範。

在我熟悉的神經生物學領域，美國兩位猶太裔科學家，哈佛神經生物學創辦者科夫勒（Steve Kuffler）和哥倫比亞大學行為研究中心創辦者坎德爾（Eric Kandel），一位沒得獎、一位曾獲諾獎，讓他們起智力領袖作用的，並非他們的單個研究工作，而是通過他們的智識，分別領導了世界上第一個神經生物學系以及寫了第一本權威的神經科學方面的教科書。

科學責任應有一定擔當

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不僅是二十世紀科學巨匠，對物理學多個重大問題有獨到見解，而且為猶太民族利益發言、不畏社會壓力和輿論為世界和平吶喊。美國化學家鮑林不僅在化學和生物都有貢獻，而且不懼美國極右派的壓力，多年為世界和平奔走。

與之相對的例子，是功過是非頗有爭議的德國猶太科學家哈伯。他曾因為發明氨的合成方法而獲諾貝爾化學獎；但他所領導的實驗室在一戰中研製和生產毒氣，他參與軍事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使用殺傷性毒劑的現代化學戰，因此而備受譴責。

能力越大，有時責任越大。科學家，作為具有專門知識的社會成員，有時難以避免其獨有的社會責任。

科學家不一定能直接影響世界或是人類社會，但科學可能對社會發生各種影響，特別是與科學相關的技術應用。科學家的職業生涯和科學研究長期受到社會的支持，他們是否應承擔社會責任，如何承擔社會責任？這是科學知識分子必須考慮的問題，而科學家不一定如此。

科學知識分子與國家興盛、社會文明之間有一定的因果關係。由於中國特殊的文化、歷史背景，一直較少產生科學知識分子，這造成即使在提倡科教興國的今天，國民科學素養普遍不高的尷尬現實。當下，我們國家富有專業科學素養的人已經很多，科學技術對國家發展和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也日新月異，需要更多有擔當的科學知識分子。例如，核電、風電的問題都與物理有關。不懂物理的人，對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可能存在疑問，而懂行的專家如果不仗義執言，其他人如隔靴搔癢更無法理解真相。

與現代生物學相關的所謂「轉基因」問題，人們特別關心的是轉基因農作物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轉基因食品對個人健康的影響和轉基因產業對於國家經濟的影響。解構這些問題的基礎是分子生物學。不理解分子生物學而感到恐懼，是普通民眾知識結構的問題；理解分子生物學卻為了愛惜個人羽毛而處處躲避 「爭議」，則可能是知識分子放棄或逃避應盡的社會責任。

當然，承擔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每個人有不同的機會。有較多發言機會的科學家，可以通過回答公眾的問題而影響社會；沒有足夠時間、或缺乏合適機會在公眾場合發言的科學家，也可以通過日常生活中的個人交流發揮作用。

不可能要求每個科學家都成為科學知識分子，也不需要科學研究、科學知識、科學責任三方面特質都具備才是科學知識分子。在其中一個方面做好了，就有可能成為科學知識分子。

遠離科學的啟蒙階段、告別科學的謀生時代，在中國湧現更多的Intellectuals in Science以智力引導科學發展，更多的 Scientific Intellectuals擔負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有利於中國的國力進步與社會成長，提升中華民族素質，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需要全社會的支持和中國科學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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