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悅然對話朱諾·迪亞斯：對父輩一代創傷性經驗的書寫必要而艱難

作者：羅皓菱

日前，中國作家張悅然、小白與美國作家朱諾·迪亞斯在上海思南文學之家參加了以「短暫而奇妙的人生，我們如何書寫」的文學對談。幾位青年作家對於寫作的看法和過程都產生了很深的共鳴——他們同樣都是一群緩慢的寫作者，同樣面臨進入父輩經驗與歷史的困境，也同樣在時間的長河中艱難地探索語言的可能性。

作家張悅然

張悅然：風格本身也是一種強烈的限制

迪亞斯出生於多明尼加，六歲隨父母移民美國。大學期間，師從托尼·莫里森、桑德拉·希斯內羅斯等著名作家。僅出版過三部作品，卻被譽為堪與菲利普·羅斯比肩。

2007年，他的首部長篇小說《奧斯卡·瓦奧短暫而奇妙的一生》獲全美書評家協會獎，次年又獲美國普利策獎，並被美國主流媒體投票推選為「21世紀最偉大的小說」。2010年，迪亞斯成為第一個擔任普利策獎評委的拉美裔作家。

他是一個非常緩慢的作家，平均每部作品之間間隔10年。巧合的是，張悅然的最新長篇小說《繭》距離她上一部小說也已經過去了10年。兩個同樣緩慢的作家坦言在此過程中都遭遇了巨大的困難和挑戰。迪亞斯在活動現場以多米尼加特有的幽默感講述了自己那段失敗糟糕透頂的寫作經歷。

「我寫奧斯卡.瓦奧的11年里丟了工作。我當時的女朋友偷走了我的公寓，我當時還受了很重的傷，非常的痛苦。我當時寫的小說我自我感覺不錯，但是給了幾個朋友看了之後，他們都說這是垃圾，是他們讀過的最差的東西。所以對我來說那是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我就離開了美國去墨西哥住了一段時間。我離開了美國，想躲開之前倒霉的運氣，我去了墨西哥，我當地最好的朋友在那裡，他比我的運氣還要差，他的房子被人搶劫，我去的之前一個月他還被人用刀捅了。他也是一個非常著名的美國作家，他被人捅他很難過，但是我很高興，因為我把我的壞運氣傳到他身上了。你們可以想像一下，我最好的朋友受到這樣的傷害我非常的高興，可以想像我之前是多少的抑鬱。」

張悅然則坦言自己早期的創作非常的順利和迅速，那時候很密集的出過挺多的書，但是在那種最初的特別自由，特別隨意的表達完盡之後，就進入另外一個階段，「我知道我想寫什麼，但是我會發現好像我的準備工作完全沒有做好，然後自己的語言，各方面，好像你去打仗，或者做一個什麼樣的事情，但是你發現你的武器根本不行，所以其實這個過程是一個你需要做準備，需要建造好自己的整個的攻擊系統的這樣一個過程。」

具體到寫《繭》這部小說的困難，她說會覺得有一種語言的變化，「當我想要去寫不一樣的，和之前的內容截然不同的內容的時候，我發現我的語言好像和他是不匹配的，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很希望能夠變成另外一種語言，但是語言是非常難轉變的。或者說根本不可能完全變成另外一種語言，尤其是之前的語言被讀者認為是一種風格的時候，你才會發現風格本身就是一種很強烈的限制，風格本身就意味著一種邊界的存在，當你想要突破邊界的時候，很有可能會失敗。對我來說現在我的語言也並沒有完成特別大的轉變，但是他在寫的內容裡面是適合的。並且是讓我覺得更寬廣的一種語言，完成這個長篇以後，我感覺語言的問題差不多解決了，這可能也是一種收穫吧。」

台上就坐的嘉賓

小白：迪亞斯有一種用讀者能領會的東西講述複雜事物的能力

談到朱諾迪亞斯的作品，張悅然說，《奧斯卡·瓦奧短暫而奇妙的一生》是一部特別自由絢爛的小說，「如果每個小說都是一個建築，這本書全部都是門，全部都是窗戶。講述者忽然從一個門進來，講述了一個東西忽然從一個窗戶飛出去了，又從另外一個門進來了，從地下室走了，這是一部有無數的門和窗的小說。」

另外，她指出，朱諾.迪亞斯把很多童年的經歷寫得非常細緻入微，「他把童年的狀態，那部分是和他的祖國、故鄉連接特別緊密的時期吧，他把孩子的敏感、脆弱、被動、無辜等等都寫的特別好。他小說裡面永遠有一個小男孩的形象，那個男孩當然是一個失敗者。另外最重要的是，他把小說寫的那麼的有趣，真的是非常令人羨慕的事情，我覺得作家很多時候可以解決知識結構的問題，可以解決語言，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你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怎麼使自己變得有趣。」

小白則認讚歎迪亞斯身上有一種天才的能力，「他能把一件複雜的事，難以表達的事用簡單的方法表達出來，他用他的人物在愛情上愛無能的方式，可能也部分的引喻了多米尼加移民的生活狀態。他有一種用讀者能領會的東西講述一個複雜事物的能力。」

迪亞斯

迪亞斯：以我父輩一代人為原型寫作的時候非常困難

對於總是談論自己的作品，迪亞斯現場做出小小的抗議，向兩位中國作家提了一個問題，「在你們寫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張悅然說，在她的最新長篇小說《繭》的寫作中，採用了男女主人公雙聲部的寫法，但是作為女作家，用男性第一人性去寫作時還是有很大的挑戰，「對於女作家來說處理女性人物的時候更自由、更舒服，當你用男性的第一人稱去寫的時候還是會有一定的挑戰和不太確定的地方，同時這個人也比較複雜，有很多仇恨，但是同時我又希望給他一種積極的希望，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這個希望能降臨，我就不知道怎麼樣能夠解救他，我知道小說家手裡掌握自由的權利，但是並不是什麼東西都能變出來的魔術，如果自己都不相信這件事發生的時候，很難發生在你的人物身上，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希望有一種我能相信的奇蹟出現，使我能解救深陷困難的男主人公，好消息是最後終於得救了。」

迪亞斯則坦言對自己而言最困難的是寫以他父輩那代人為原型寫作的時候。「我父母這一輩人經歷過重重艱難險阻，在歷史上生活在恐怖的，充滿磨難的時期。對他們那代人來講，父愛、母愛就是給小孩子東西吃，吃飽肚子，並且不打他們就已經算是愛了。當然我作為他們的小孩，我自己並沒有親身經歷過。我能接觸到的就是我父母對他們那段歷史是完全的沉默。當然我後來通過其他途徑了解到，我父母那代人經歷過長期的獨裁統治下經歷的種種磨難。多米尼加的獨裁統治幾乎吞噬了所有人。所以對我來講努力的去對我父母這代人表達出同情，好好的捕捉一下他們經歷的種種創傷，以及把災難性的東西寫好，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現場觀眾

張悅然：寫作是為了緩解我和世界之間的摩擦

每一個寫作者似乎都會被人問及寫作的意義，在場的三位嘉賓對此也各有不同的看法。迪亞斯坦言自己其實並不喜歡寫作，「在多明尼加和美國我們都有一種概念，人類有一種使命感。我其實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寫作，但是我的使命召喚我去寫作。有很多人是非常有才華，但是他們可能覺得如果做一件事有困難，他們就會知難而退。但是我還是去寫作。對我來講寫作是很困難的，但是我還是努力去寫作，最後寫出來還算可以，還不錯。」

張悅然則從童年時代午睡後的故事談起，「對我來說我會想到在我很小的時候，每次在午睡中醒來的時候，每次醒來的時候我都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我會覺得我的輪廓周圍好像有一個和空氣之間有一道裂縫，會覺得和空氣之間是分割開的，那種感覺好像是我其實是從別的什麼地方被剪下來貼到現在的這個空間里來的，給我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不屬於這個地方，原來我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但是我好像並不屬於這兒，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在午睡醒來的時候都特別的強烈，不知道為什麼過一會兒醒來就感覺縫隙被填上了，自己又和這個世界連接上了，然後就在短暫的幾秒鐘的時候，和世界之間的裂痕存在的時候，我就聽到有嗡嗡的摩擦聲，好像是在努力把你壓到這個世界上，或者和這個世界拼貼連接在一起的感覺。」

在她開始寫作後，常常想到這種感覺，「我會一直記得那種摩擦的感覺，就是我想可能是和這個世界之間還是有一種不和諧的地方。不協調的地方。我想寫作對我來說主要是為了緩解這種摩擦。當然這個說法也並不新鮮，因為很多的作家可能寫作都是因為，不是因為他們很幸福，不是因為他們很舒適，而是因為他們有一種不舒適的感覺。但是在我來說的話，我總是想到小的時候的那種午睡醒來的時候，和這個世界之間的淺淺的溝壑。」小白則認為寫作的意義在於，「跟這個世界搗搗蛋，試圖發現這個體系裡面有什麼漏洞，裂縫。」

張悅然和迪亞斯都是在大學任教的創意寫作課的老師。迪亞斯說，對於學生現在最困擾他的是就是讓他們多閱讀，「因為現在學生整天玩手機上的instagram、臉書這類東西，但是讓他們讀兩個故事就很難。」張悅然則認為在中國更困難的在於，很多學生不想寫作，是因為覺得寫作難以為生，「寫作這個事情確實有很多的機緣或者說偶然性，但是我之所以去做老師，還是因為希望文學能在我的學生生命里停留更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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