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起，我一點也不想通過喬任梁的死了解抑鬱症

抑鬱症可能是當下中國社會最需要被科普和理解的精神疾病。

它是一種成因複雜的心境障礙，與遺傳基因、個人性格、成長環境和突發變故等各類因素有關，治療方法也比器質性疾病更特殊。抑鬱症患者常見的臨床表現有持續的心情低落，失眠或嗜睡，無理由的、過度的自卑和低自我評價，嚴重者還會因失去生活動力而自殺。現代醫學的共識是，它是一種功能性疾病，抑鬱症患者腦內的幾種神經遞質與正常人有著顯著差異，需要通過藥物來調節這些神經遞質的濃度。總之，它與抑鬱情緒和心情不好是兩碼事。

在我們80、90後這一代的記憶里，抑鬱症曾因為兩件事一度成為社會話題：2000到2001年前後，央視知名主持人崔永元被曝光因工作壓力患上重度抑鬱症，被迫淡出熒屏，直到2006年才恢復；2003年4月1日，香港明星張國榮跳樓身亡，遺書和親友證實，他在生前飽受抑鬱症折磨。那個年代，信息的流動還遠沒有像現在這樣快速和自由，如果不是張國榮的死以及崔永元在其自傳暢銷書《不過如此》中的主動披露，很少有人因為這兩件事對抑鬱症產生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直到今年年初被診斷為中、重度抑鬱症時，我才恍然大悟地將自己最近幾年精神和身體上的低落、自卑和嗜睡狀態與抑鬱症聯繫起來。此後，我有半年多的時間沒有工作，把自己關在家裡，每天服用2、3種藥物，那種心理和身體上的難過、家人照顧我的辛苦不為外人所知。

在這段時間裡，我從未向人主動坦白或解釋過自己的病情。一來因為病中的我失去了與外界交流和表達的慾望，二來這畢竟不是腸胃發炎這類普通人容易體驗到的器質性病變，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也就很難產生共情。

但過去的幾天里，抑鬱症這事兒以我意料之外的速度火了起來。9月16日晚上，微博上有消息稱，明星喬任梁突然去世。這時我收到了一條來自「即刻」APP的微博熱門話題推送，內容是「喬任梁因SM過度於上海一別墅中死亡」。當晚，微博的伺服器甚至因為這個話題而一度宕機，熱門程度堪比不久前王寶強離婚聲明事件。

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喬任梁，也沒有看過他的作品。而且我承認，之所以會關心這個話題，完全是被「SM過度而死」這種讓人浮想聯翩的描述所吸引的。不過，這個說法後來被網友、媒體和經紀公司闢謠，稱喬任梁的死因是「因抑鬱症而自殺」。

與張國榮和崔永元的時代不同的是，微博和微信無孔不入地滲透進人們的生活中，它可以讓突發事件在一瞬間傳遞到每個人的智能手機上，完成指數級的擴散。在一些另有所圖的事件營銷機構、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和急於搶新聞的媒體機構共同作用下，喬任梁事件的信息也迅速更替，從「SM過度致死」，到抑鬱症自殺，再到部分網民群情激憤地辱罵喬的生前好友趙麗穎沒有發微博表示哀悼，這一切的發生只用了不到兩天時間。接著，曾有過相同遭遇的崔永元在微博上連續發文向網民解釋抑鬱症，我的朋友圈裡也充斥著各類抑鬱症的科普文章。

可作為一名仍在服用藥物的抑鬱症患者，我絲毫沒有因為大家開始了解、討論和感慨這件事而獲得任何欣慰。

一場悲劇被捲入了社交網路這一台機器，被攪碎、分類，然後被不同人群消化和傳遞，每一部分各司其職，每個人都參與其中，每個人也都有意無意地消費了它，但沒人應該為消費這場悲劇負責。

這是「烏合之眾」的錯嗎？因為大家都在討論而對一件事情產生好奇，這是人性。這是微博和微信的錯嗎？它們只是供人傳遞信息的平台，也許會在謠言或是有害信息傳播的時候出手干預，但它們沒有任何理由阻擋任何人去普及關於「抑鬱症」的知識。這是媒體機構的錯嗎？熱點新聞一旦出現，媒體的職責就是第一時間傳達給大眾，況且這件事不涉及《禿鷲與小孩》之類的新聞倫理問題——看起來也沒什麼錯。

也許有錯的是那些在背後推波助瀾的營銷機構和傳播不靠譜消息的網民們。但問題是，誰知道是哪些機構在幕後操作，又是哪些網民在傳謠？這其中甚至可能就有你和我——誰還沒有點兒八卦的慾望啊？

讓我真正感到難過的是，我們又一次通過一場悲劇完成了一次全民科普，這次的悲劇主角是喬任梁，而科普的名詞是「抑鬱症」。把那些複雜的論述包裝成精鍊的觀點傳播給大眾，這是傳媒界最聰明的人都在乾的事，社交網路更是放大了它的效果。在這次事件中，微博大V、公眾號和各種媒體自媒體們傳達的觀點其實是正確的：抑鬱症不是簡單的心情不好，是一種病，需要靠藥物治療。有人及時出來讓更多人了解抑鬱症和抑鬱症患者，總歸是件好事對吧。

可你不覺得這事兒挺操蛋的么。作為一種高發的精神疾病，在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抑鬱症已經被社會廣泛了解，人們能夠及時意識到自己的心理問題，也有很多心理診所可供選擇。在中國，抑鬱症患者以驚人的速度增加，可為什麼大眾還要靠一次抑鬱症患者（還是明星）的自殺才能集中地了解到相關知識、產生對抑鬱症和抑鬱症患者的關心？

大眾對於抑鬱症這件事的認知有限，而國內醫院對於這類「看起來不那麼嚴重」的精神疾病投入的資源也太少。以我個人的就診經歷為例：每次我去北京安定醫院看病，候診大廳里總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人。其中的大部分是操著外地口音、穿著不那麼光鮮的患者，很多人都專程從全國各地趕來北京看病，他們的家鄉根本沒有治療心理疾病的條件。首都北京知名的精神類專科醫院只有安定醫院、北大六院、回龍觀醫院等有限幾所，其他省市的情況可想而知。相反，大大小小的公立、私立醫院中男科、口腔甚至整形等科室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的抑鬱症問題，卻被自上而下地忽略了。

而在知乎上，「抑鬱症」話題下有一些討論。它們集中於一些抑鬱症的病理、如何與抑鬱症病人相處、與抑鬱症患者談戀愛是什麼感受等基礎話題，而優秀認真的回答也往往只來自那些自己或是身邊有抑鬱症患者的知乎網友。知乎上尚且如此，大眾主動關心、了解這件事的又能有多少？

這件事讓我想起了今年早些時候的魏則西事件，它同樣是用一條生命，換來了大眾對百度虛假醫療廣告的討論和警惕。魏則西的死，比此前任何一次百度醫療廣告問題的新聞討論得更廣泛，發酵的時間更長，也真正迫使百度作出了改變。但這件事難道不也很荒謬嗎？一件本該被大眾知道的事，卻需要一個年輕的生命為代價來警醒大眾，這代價是不是也太大了？而且據我所知，被百度醫療廣告誤導的絕不止魏則西一人，百度對此類事件的處理方式是，寧可高價低調賠償受害者，也不斷掉醫療廣告，因為這樣做的性價比更高。

類似的事件還有著名的孫志剛案。2003年，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收容所死亡，在媒體的曝光和追責下，這次事件最終推動了中國收容制度的廢止。同樣，霧霾問題引發全民關注和討論，也「多虧了」柴靜《蒼穹之下》的演講。

正是如此，當社交網路上那些「不理性」的聲音出現的時候，我只能批評，不想他們被抹殺。群體無意識造成的結果有好有壞，那些針對事件甚至個人謾罵的人群，和那些對另一些事件刨根問底地追責的人群，很可能是同一群人。社交網路給了人們討論時事的空間，也著實地推動了一些改變的發生。

但我們本該可以用代價更小的方式來了解這些信息不是么？我們本該在大學教育和職場交往中就對抑鬱症有所了解，卻被淹沒在了就業和生存的壓力當中；我們本該用來獲得信息的搜素引擎，卻因商業利益被人為地設置了障礙；一些本該發生的社會進步，卻不得不被嚴重的事件和媒體的曝光推動著進行；一些本該早得到重視的社會問題，卻只有靠一場演講才能收穫關注，好像在此之前北京冬天的霧霾都不存在似的。

我覺得，一個健康正常的社會，承擔喚起人們意識、推動社會改變任務的，不應該是這些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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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我受不了你的任性
※對不起，我不想那麼在乎你了
※對不起，我再也不想聯繫你了
※對不起，我 再也不想聯繫你了
※對不起，請不要再對我說了，我心碎了
※對不起，再也不想聯繫你了
※對不起，我又想你了
※對不起，別說我堅持不了！
※你一定要過得很好，不然對不起我的不打擾
※對不起，你這病我看不了！
※你一定要過的很好，不然對不起我的不打擾
※對不起，不是我的就不要了
※對不起，我不想再聯繫你了
※對不起，我突然不想出軌了
※對不起，我已經不需要你了！
※對不起，我不得不這樣拒絕你！
※對不起，這些鍋我們跑者並不想背！
※「對不起，我突然不想出軌了」
※「我已經對不起你了，不能再對不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