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西方重論辯，中國重文字」？

為什麼「西方重論辯，中國重文字」？

鄭也夫

選自《文明是副產品》

在古代歷史中，希臘與中國是人類文明中特徵殊異的兩座高峰。與此同時，二者的文字也分別位於人類書寫譜系之兩端。一端是碩果僅存、傳遞和發展了三千餘年仍生機勃勃的形聲文字，另一端是兼備母音輔音、直接或間接被大半個世界效仿的古希臘字母文字。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字是否深刻地影響了兩民族，乃至中西方大異其趣的哲學、藝術、科技，是本節旨趣所在。在形聲與拼音文字對思維和文化的影響上，筆者見識過三種看法。其一是「不同文字的大腦加工方式」。一些學者認為：拼音文字主要由左腦來加工，漢字兼有形和聲，故左腦加工語音，右腦司職圖像，即拼音文字是單腦文字，因漢字開發了復腦，提升思維能力上別居優勢。臨床病例分析顯示，中西方患有閱讀障礙的病人中，右腦受傷者的比例相仿，都在4%左右。其他實驗也不支持漢語更多使用右腦。沈孟坤雅的結論是：漢字認讀與字母文字的認讀建立在同樣的閱讀機制上。(沈孟坤雅，2009)

其二是「文字抽象能力」。該說認為：

自創文字中最早使用的「象形」造字法只能模擬有形可象的指稱物，而對於無形可象的抽象概念顯得力不從心;訴之於聽覺的口語能夠創製出表達純抽象的語詞。…… 運用漢字的中國人，在西方學術文化輸入之前，幾乎不能掌握純抽象的概念。……正因為漢字與指稱對象之間的關係是主客合一的，而西方表音文字與指稱對象之間的關係是主客二分、主體指導的。所以導致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產生了非常鮮明的差異。

此說的致命弱點是，漢字固然源於象形，卻自商周、秦漢就進入了聲借和形聲的時代，其語音早就進入文字中。筆者不敢說中國古代哲人的抽象能力可以比肩古希臘哲人，但若深究抽象能力的差別，恐須另尋原因。

第三種說法是本節的主題：辯論與書寫。筆者是受曹念明著作(2006)的啟發而思考此一命題的，最終認為西方重辯論與演講、中國重文章與背誦的傾向貫穿古今。且從古代說起。

古希臘的辯論之風幾乎在其立法與哲學發軔之時就勃然興起。古希臘哲學之父泰勒斯(公元前624 年—前547 年)和完成雅典憲法改革的梭倫(公元前638 年—前559 年)都贊同自由辯論的原則。古希臘科學史研究者勞埃德說：

米利都人(此地孕育了古希臘第一個哲學派別，泰勒斯為這一學派的創立者——筆者注)的貢獻的實質是，在人對於自然世界的態度中引進了新的批判精神，這應該視為當時整個希臘世界在政治和法律環境下進行自由辯論和公開討論這一進展的對應物，或者看作是這一進展的產物。

論辯極盛於智者時代。智者是新運動的代表。智者這個詞原來指聰明而有才能的人而言，但是在這個時期它指的是職業教師。他們周遊各地，收費教授思維和辯論術，為青年人從事政治生活作好準備。

智者們同上個時代，即米利都學派、畢達哥拉斯學派、埃利亞學派的差別是，從前輩天真無畏的求索轉變為對人類認識能力和普遍知識的懷疑，從而開啟了思辨和認識論;在其教學和交流中開創了對話體;但因喪失了追求真理的信心，一部分智者轉而痴迷於演講和辯論的勝利，以求贏得更多學生和教學的收入。

古希臘最負盛名的醫生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 年—前370 年?)，基本不涉足同時代智者們的爭論，故其著作中不經意地說及當時社會上的演講與辯論，便具有了更大的真實性與客觀性，可惜過於支離、簡約：

有人聽慣了演講者討論與醫學無關的人性，對我的講話將會一點也不感興趣。……對同樣的聽眾辯論同樣的題目，每個參加辯論者從來不會連勝三次。這一次是這個人取勝，下一次換了另一個人，第三次又是一個人在聽眾面前以口才取勝。如果一個人的知識是真正的而且他能正確地表達出來，那麼正常的情況是他在爭論中應一直是勝者。不過，依我看，這些人由於一知半解在討論中自相矛盾， 結果確立了麥利蘇斯(melissus)的理論。

柏拉圖(公元前427 年—前347 年)在其對話體著作《智者》(公元前357)中以一個巴門尼德追隨者的口吻講述智者群體的生活：

論戰也應當設定為兩種。其中一個，當論戰發生在公開場合，涉及正義與不正義，而且表現為長篇大論與長篇大論的對抗，這就是「法庭訟辯」。另一個則相反，它在私下場合里以一問一答的方式分段進行。除了我們習慣上稱之為「爭論術」之外沒有別的名稱吧?

我們知道不僅智者自己精通於爭論，而且能使其他人也如他們那樣做到這點。……智者通過某種方式能使年輕人產生這樣的臆見，亦即關於一切東西他們在所有人中「是」最智慧的。很明顯，如果他們的爭論不正確，對年輕人也「表現為」不正確，或者，就算他們「表現為」正確的，但是他們的論戰對於年輕人並不「看似」更有智慧， 那麼就會如你所說，幾乎沒有人願意付錢給這些人並成為他們在這些方面的學生。……我想，因為他們「看似」在所爭論的這些東西上擁有知識。我們說，關於一切，他們都這麼爭論。所以，關於一切，他們對學生們都「表現為」 智慧的。

古希臘哲學史專家這樣看待智者運動的負面：

這裡潛伏著一種巨大的危險。那就是形式簡直要蓋過內容。雄辯術要窒息追求真理的感情。智者學說不僅以其哲學的懷疑主義使人們懷疑科學的可能性，而且以其相對主義理論及其某些成員徹底的個人主義從根本上動搖了宗教、國家和家庭現存的權威。它所提出的問題超過了它所解決的問題。

正是在古希臘哲學遭遇重大危機的關頭，蘇格拉底出場了。他在保持懷疑精神的同時，懷抱著對真理與正義的充沛信心。儘管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以其尖刻的筆調批判智者，究其實質， 二人與智者們共享很多東西：從自然哲學轉向人的研究，懷疑精神，酷愛對話與論辯，等等。柏拉圖的著作基本上是記述蘇格拉底與各色人等的對話，其小部分是寫實，大部分是柏拉圖繼承此種風格，借老師之口講述自己的心得。

柏拉圖哲學的方法的主要特色是用辯證法去探求知識。……辯證法，顧名思義，起初是指論辯的藝術，後來成為以問答方式發展科學知識的藝術。

與高度重視論辯和對話相對應的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表達出令後人驚訝的對文字的蔑視。柏拉圖從20 歲始跟隨蘇格拉底學習，《斐德若篇》寫於其27 歲，也是蘇格拉底被審判處死的前一年，因而有理由認為該文比較真實地記述了蘇格拉底的言論。《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表達出他對文字的三重看法。其一，文字不是幫助人們記憶，而是使人們善忘。其二，文字給學生們的「只是真實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實界的本身」。其三， 也是筆者以為最重要的：

文字寫作有一個壞處在這裡，斐德若，在這一點上它很像圖畫。圖畫所描寫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像是活的， 但是等到人們向他們提出問題，他們卻板著尊嚴的面孔， 一言不發。寫的文章也是如此。你可以相信文字好像有知覺在說話，但是等你想向它們請教，請它們把某句所說的話解釋明白一點，它們卻只能複述原來的那同一套話。

這確乎是文字比之對話與辯論的劣勢之處，更是蘇格拉底教育學的精髓所在。長久盡享這一甜頭的希臘公民及其文化傳人，自然珍愛而不肯丟棄這一提升與檢驗智慧的利器，它絕非閱讀和背誦所能頂替。乃至論辯的傳統穿越時間的隧道，存活在今天西方的學術與教育領地。選拔學生必經口試，因為一段默寫說明不了什麼，大而化之的筆試解答依然不能證明一個考生的分析能力。《斐德若篇》成文2200 年後的西方哲學家約翰? 密爾在其《論自由》中透徹地告訴我們，「討論」在智力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偉大功能：

就假定真確意見是深踞心中，但系作為一個成見、一個脫離論證的信條、一個反對論證的證據而深踞心中——這也不是一個理性動物主持真理時所應取的辦法。這不是有知於真理。這樣主持下的真理，毋寧說只是一個迷信，偶然貼在宣告真理的字面上罷了。……在缺乏討論的情況下，不僅意見的根據被忘掉了，就是意見的意義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鮮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是沒有了，代之而存在的只有一些陳套中保留下來的詞句;或者假如說意義還有什麼部分被保留下來，那也只是意見的外殼和表皮，其精華則已盡失去了。

《第7 封信》(公元前354)是柏拉圖70 歲時所寫，陳述的是他自己的兩重意思。其一，一個理性的人不會大膽地將其理性思考訴諸文字。其二，也是筆者更看重的：

然而，我並不認為把這些事情告訴人們是一件好事， 除非是在少數人的情況下，這些人有能力稍加指導就能獨立地去發現真理。

對象多少無疑是選擇表達方式的根據。而這選擇中，空間要比時間更切近，當下要比未來更要緊。對哲學與科學的思考， 沒必要也不可能傳遞給眾人，毫無疑問只屬於一小撮怪物。而希臘的城邦制，其政治民主與法律生活，加上周邊人才被吸引到雅典，都使對話成為希臘哲人最佳的表達方式。有需要和能力聽取某人的某個觀點，大多可以在會晤、聆聽和爭辯中實現。這樣的交流和切磋當然非「讀死書」所能比擬。

中國有句老話「聽其言觀其行」，本意是看某人是否踐行所言。但在一個劇變的時代中，一個思想複雜的個體常常是人格分裂的，故對一個誠摯的哲人，觀其行是判斷其言論後面的情感及價值觀的門徑。蘇格拉底與柏拉圖都是人格分裂的。蘇格拉底貶低文字，但自己並非不閱讀。人格分裂最甚者是柏拉圖。上述貶低書寫的文章均出自他的手筆，而他的寫作生涯長達50 年。

只有很少幾個希臘哲學家的著作完整地保存下來，並且真正偉大的哲學家只有柏拉圖一個人的著作保存下來， 而亞里士多德的許多著作，特別是他早期的著作都已佚失。

在其當下，柏拉圖明言自己更看重的是對話，但畢竟會念及外邦和後人，於是書寫這門新技術就不可能不牽著他走。而一個偉大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貢獻正在於，面對不可一世、無法抗拒的新技術，他能冷靜地意識到希臘哲人傳遞到柏拉圖時已近兩百年的論辯、對話傳統的偉大功能，從而捍衛和堅守論辯、對話，達成了口語與文字罕見的和諧，正是此種和諧成就了獨一無二的希臘文明。

下面轉論中國古代哲人。他們中的多數人輕視乃至蔑視口才和論辯。以下語錄取自軸心時代的典籍。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 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論語》12.3。意思是：司馬牛問仁德。孔子答：仁者言語遲鈍。司馬牛又問：言語遲鈍就是仁嗎?孔子說：做起來不容易， 說話能不遲鈍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13.27)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4.24)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1.3)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道德經》81 章)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莊子? 齊物論》。意思是：天地四方宇宙之外的事，聖人總是存而不論;宇宙之內的事，聖人雖然細加研究，卻不隨意評說。至於古代歷史上善於治理社會的前代君王們的記載，聖人雖然有所評說卻不爭辯。可知有分別就因為存在不能分別，有爭辯也就因為存在不能辯駁。有人會說，這是為什麼呢?聖人把事物都囊括於胸、容藏於己，而一般人則爭辯不休誇耀於外，所以說，大凡爭辯，總因為有自己所看不見的一面。)

諸子百家時代洋洋大觀的怪傑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好辯之徒。莊子與惠施的「知魚樂」便是美談。但是惠施死後庄周這樣說：楚國一個木匠在其朋友鼻子上塗一點石灰，拿起斧頭風一般砍去，剛好砍掉石灰，而鼻子一點不傷。後有人請他表演時他說：夥伴死了，不再表演了。莊周接著說：現在惠子死了， 我沒有對手了，沒有對話的人了(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莊子? 徐無鬼》)。如果想到孔子的「有教無類」，領教過柏拉圖筆下蘇格拉底的「有辯無類」，不難意識到莊子參與辯論的偶然與褊狹。晚莊子一兩代人的荀況在看待那位隔代人惠施時，竟刻薄如是：「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荀子?非十二子》)還有比惠施更好辯的公孫龍，其招牌語是「白馬非馬」和「離堅白」。而可以同惠施辯說的莊子在評價公孫龍的「離堅白」時，編造老聃的口吻說「胥易技系，勞形怵心者也」。(《莊子?天地》，意思是：這是小的技術，只能使人身心疲勞。)從此一案例看，莊子對待辯者與荀況同樣刻薄。

不是說戰國時代的縱橫家善辯嗎?其實他們的目的是說服君主，儒法兩家同樣懷此意願。而說服君主與駁倒論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倚重的是心計、賣點、洞察君主性格，等等， 絕非邏輯縝密、善察對手破綻。其原因很簡單，政治場域有別，人才買主不同。君主政治與城邦民主怎麼可能以同一方式影響觀念供應者們呢?

接下來看中國古代哲人對文字的態度。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7.25)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12.24)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論語》5.22。意思是：我們那裡的學生們志向高大，文采斐然， 我不知道怎樣去指導他們。)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1.6)

諸子留下的著作數量在同期世界上幾無匹敵，不是因為春秋戰國之際有十餘位超級作家。很可能作者並無作品這般卓越， 但門下的弟子寫手卻遠比「諸子」數量龐大。馮友蘭說：

稱為先秦某子的書都是某一個學派的著作總集，雖號稱為某子，但並不肯定其中某些篇是某子所自著的，更不肯定全書都是某子所自著的。這個見解，章學誠講得很清楚。……題為某子，意思不過是說，這是以某子為首的某一個流派的人所作的文章。(1984，107，358)

比之古希臘智者崇尚辯論，中國古代哲人更熱衷於將主張結晶為文字，為本派贏得生前身後名。作品的優異，作者群的龐大，無疑都證明著中國古人對文章的高度重視。

中國自軸心時代便有重文章輕辯論的傾向，經公元7 世紀科舉制的確立，達到固化。李弘祺對此有過精闢的論述：

科舉考試制度到隋代才開始，這時筆試被正式採納。在此之前選拔官吏的方法也許是依靠面試。儘管如此，口述從未系統被使用過。……筆試的好處是候選人與考官互不見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比見面口試或論辯還公正一些， 保持一定程度的公平。這一種維護公正、公開過程的努力是中國的一項發明。……這就和幾乎所有的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唐代以後，中國人沒有在任何的面試和辯論上面做出什麼貢獻。……公元10 世紀以後，演講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中國學者從宋代以後，已經不再重視舉辦大型的演講，更不重視雄辯的技巧。…… 中國的貴族教育始終缺乏對討論或辯論的興趣。……中國人毋寧說是一個不斷要避免正面衝突的民族，他們尤其不喜歡在口頭上產生衝突，也因此口試及辯論就不是他們做學問的長處。(2006)

西方重辯論，中國重文字的文化差距中，當然包含著後生的因素，比如中國的科舉制，西方中世紀經院哲學中的辯論，但中國與希臘的風格自源頭就是有別的。早期的因素亦是不一而足。帝國的治理依賴文牘，文字克服了口語傳遞中信息的衰減變形，更不必說方言音異的障礙。城邦中的交流當推口語最便捷，一次演講足令城邦內所有關注者盡悉詳情。而與本文密切關聯的一個因素絕不可以輕視，就是象形文字與字母文字的差異。曹念明說：

自源文字都是表意文字。表音文字都是他源文字，說明文字本質上是表意的。……事實上，凡是有自源型本民族自製文字的民族，都把文字的地位、作用放在口語之上。只是在希臘，由於是借用外族的文字來記錄本族的口語， 所以才把文字放在口語的附屬物的地位。(2006，52，164)

此為洞見。大有深入探究之必要。為何使用自源型自創文字的民族更重視文字?筆者以為，是因為源自象形的文字神秘、難掌握、門檻高，三者輻輳，造就它在人們心目中的高貴。反觀拼音文字，其特徵是易掌握、門檻低，故很難令其使用者有特權的感受。此為中國、希臘文化特徵的分野之始。

其後，古代中國，希臘，乃至各民族，在發掘文字潛力上只有先後之別，鮮有不致力於此者。倒是口語的開發上古希臘人獨闢蹊徑，演繹出辯論、演講、對話的大戲。這首先是人口規模與政治體制這雙重因素，即所謂城邦民主政治所使然。這一「遊戲」需要辯論與演講，且後者是此一時空下的最佳表達手段。而政治生活中的表達利器迅速移植到思想活動和教育領地中。口語的潛力得到前所未有的發掘。使用形聲文字的民族， 當然絕難有這一開發。而在字母文化的民族中，希臘也是唯一深度發掘辯論、對話與演講的民族。

沒有文字是不可能有希臘文明的，但是沒有口語潛力的深度開發，同樣不會有偉大的希臘文明。微觀而言，口語與文字的並重造就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這樣的人物，當然前者要藉助後者的刀筆。宏觀而言，口語與文字的並重，造就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

竊以為，在人類的智力生活中，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無論在微觀上還是宏觀上，口語與文字的並重，都是至關重要的。

(本文節選自《文明是副產品》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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