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讀與還原：魯迅這個人
編者按：今年是魯迅先生（1881.9.25-1936.10.19）誕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為紀念這位中國現代文學之父，「立人」精神的偉大源頭，熱風版——這個借用了先生雜文集名的版——今日和10月13日將刊出專版，通過採訪幾位卓有成就的魯迅研究者，來正視數十年來對先生的若干誤讀與誤解，還原他的幾許真相與真意。人們需要看到魯迅先生的真實肖像。但願本版的努力，能將公眾對「魯迅真相」的認知，推進一毫米。
魯迅53歲生日照
受訪者
張夢陽，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著有「魯迅大傳·苦魂三部曲」、《魯迅研究學術史概述》等；
趙京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著有《周氏兄弟與日本》、《尋找精神家園》等，譯著有《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近代的超克》等；
止庵，學者，作家，編有《魯迅著譯編年全集》（與王世家合編），著有《周作人傳》等；
黃喬生，北京魯迅博物館常務副館長，著有《八道灣十一號》、《魯迅：戰士與文人》、《魯迅像傳》等，編有《回望魯迅》、《回望周作人》等叢書；
高遠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現代如何「拿來」》等。
誤讀1
魯迅是打人的「棍子」
李靜：我們經常會說：「魯迅是被誤解最深的文學家。」 對他的誤解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其中最深的誤解，就是把他當作一條打人的棍子。原因是什麼？
黃喬生：一個人是難免被誤解的，偉大人物更引人矚目，更被人詳細考察，也就更容易被誤解。所謂的誤解（誤讀），應該分為有意和無意。如果是無意的，那或者因為我們與歷史人物所處時代和社會有隔膜，因而理解不了他的意圖和心情，這是可以彌補的；如果是有意的，那就是「曲解」，應該糾正。
後人對魯迅的誤解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評價過高，或者過低，可能因為懷著什麼目的，可能因為同情理解不夠；二是對一些事實沒有弄清楚，對魯迅所處的時代不熟悉，因為材料的限制，不明白真相。
我認為，研究魯迅，首先應該弄清楚基本事實，並對這個歷史人物有同情的了解。不能一味崇拜，把他的一字一句都當真理。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神」的人。魯迅是文學家，他的文字是不是完全可信？要不要做些考證，這其實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過去常有偏頗，或者思考不周的地方。
利用魯迅來打壓政治對手，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很普遍的，魯迅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這就是利用，是有意的曲解。我曾把20世紀70年代批林批孔運動中出版的魯迅言論集做了梳理，寫成《20世紀70年代魯迅批孔反儒形象的塑造——以批林批孔運動中魯迅言論集為中心》一文。我發現，將魯迅文本中的一些精彩的或有用的段落摘出來，編輯成《魯迅語錄》、《魯迅箴言》之類，頗有風險，會造成對魯迅思想文章的有意無意的曲解和誤讀。
有的誤解是因為讀者不了解魯迅當時的處境，對魯迅生平和時代背景知識有所欠缺，看到表面現象就下論斷。例如，人們很容易就能看出來，魯迅在已經有一位妻子的情況下，與一位青年女子同居，法律意義上就是重婚。但如果認真地看一些資料，理解魯迅的真實處境，對那個時代社會生活有一些了解，就不一定明確宣布這是道德敗壞和違法亂紀了。
魯迅自己也誤解過別人。一個患有精神病的學生到他家騷擾一回，他就懷疑這是有人指使，因此還寫了一篇文章《記楊樹達君的襲來》，後來知道了真相，趕緊聲明道歉。性格多疑，是很容易誤解別人的，魯迅在這方面很警惕，後人應該引以為鑒。作為研究者，作為後代人，對於前輩，務必要實事求是，平心而論，不能存利用之心，不能有偏頗之意，更不能惡意地遷怒。
誤讀2
魯迅在「幻燈片事件」上有意說謊
李靜：在魯迅的自述中，他棄醫從文的理由是著名的「幻燈片事件」。後來有日本學者考證說，並不存在那樣一張幻燈片，這個場景是虛構的。就像他後來在《野草》的《風箏》里，也虛構了一個粗暴地毀壞弟弟風箏的「我」，後被周作人和周建人證明沒有這回事。您怎麼認為？他虛構的動機是什麼？
止庵：魯迅在其通常被視為「記實」或「回憶」的文字中，虛構的內容並不止你所列舉的這兩例。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為我們對他有所誤讀——關於魯迅，其實有個「讀法」的問題，但是好像一直沒有人對此認真考慮過，包括那些畢生從事魯迅研究的學者。從本質上說，魯迅最接近於一位詩人，他之所以這麼寫，是因為他需要這樣的事實，或者說他盼望事實如此，這有點類似於寫《反回憶錄》的馬爾羅。
中國人被當做俄國偵探，被日軍砍首，圍觀的中國民眾神情麻木。此為當時日本報紙的報道。1905年攝於中國東北開原城外。
趙京華：魯迅提到留學仙台時於課間看到過日俄戰爭時期日軍處死給俄國人當偵探的中國人幻燈片，主要是在追述早年生活的《〈吶喊〉自序》和《藤野先生》兩文中。的確，在如今的日本東北大學（前身為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還保存有15張日俄戰爭的幻燈原版片，但其中並沒有處死中國人「俄探」的內容。對此，日本學者渡邊襄先生曾做過詳細的調查和整理。不過渡邊襄同時指出，在當時的報刊和雜誌上曾有關於處死中國人「俄探」的新聞報道和插圖、劇照等，魯迅對這些應該是有所見聞的。就是說，魯迅的記憶可能有虛構的成分，但並非一無所本。他「虛構」幻燈片事件，無疑是為了更好地托出自己早年棄醫從文的人生選擇，賦予其後來所從事文學事業一個生動有力的「理由」。我們從魯迅的追敘中，可以形象地了解到其文學的起源，包括以啟蒙的文學來「立人」和「改造國民性」的思想形成過程。
高遠東：「幻燈片事件」因為直接導致魯迅「棄醫從文」行為的發生，被視為是魯迅文學發生的原點之一，魯迅在《吶喊·自序》也是這樣解釋的。一些人因為否認啟蒙是魯迅文學的出發點，進而質疑「幻燈片事件」的真實性，如竹內好《魯迅》的觀點，非得把魯迅文學的發生假定在魯迅在紹興縣館抄古碑的幽暗時間，但這是玄學而非事實。一些人從實證的角度懷疑魯迅講述的真實性，因為至今沒發現情節和構圖完全符合魯迅描述的幻燈片，如李歐梵和王德威。據日本東北大學的學者研究，部分符合的有（如日軍槍殺或刀砍俄軍的中國人間諜並有中國人圍觀），基本符合的新聞圖片（不是幻燈片）也有。因此一般認為「幻燈片事件」可能是魯迅有關經驗的詩性概述，並非傳記性事實。就現有事實而言，這樣解釋有其合理性。不過實證結論必須窮盡一切事實證據才行，才是真實可信的。由於條件所限，這在今天已不可能做到了。因此僅憑極其有限的實物，就得出魯迅「幻燈片事件」是虛構同樣是不足採信的。我相信「幻燈片事件」中的屈辱感是真實發生在魯迅內心的，也相信「棄醫從文」這一鐵定事實，也願意相信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所以就我個人而言，在沒有確鑿的鐵證否定魯迅回憶的情況下，僅憑推論和不完全證據，是不能讓我採信質疑者的說法的。在兩者之間我是寧信魯迅而不信質疑者，因為就「棄醫從文」這一行為而言，魯迅的內在動機及與其環境的互動，是極其微妙和主觀的，幾十年後研究者的理解和推測，已屬隔之又隔了吧。另外，主要是魯迅沒有作偽的理由。
至於《野草·風箏》中的敘述，情況和《吶喊·自序》不一樣。《野草》屬創作，不是寫事實。周作人周建人從事實角度看那篇作品，本身就比較奇怪。可能和作品寫了回憶有關吧，不過《野草》中的回憶和《吶喊·自序》的回憶屬性不同，一為作品一為創作談，不能一視同仁。
誤讀3
兄弟失和，勢不兩立
周作人（1885-1967），學者，作家。原名櫆壽，字起孟，又字啟明，晚年用名周遐壽，魯迅的二弟。
李靜：關於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這段公案，假如排除今天已無法證實的私人原因，您覺得兄弟二人在精神上會有「分手」的一日嗎？他們二人精神層面最根本的不同在哪？
止庵：在我看來，周氏兄弟不是因為在精神方面的不同而導致失和，而是失和造成他們在精神方面的不同，雖然不是立即造成了這種不同。在二人失和幾年之後，準確地說是在與創造社、太陽社之間發生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之後，他們分別向著不同方向發展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場，這才顯示出彼此精神方面的不同。我想這也許是因為失和使兩人的交流出現障礙，抑或有意要與對方區別甚至對立。此後魯迅是左翼文學運動的領袖，而周作人比以往更明顯地成為一個個人主人者，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人道主義者和一個文化批判者。儘管如此，兩人也並不是全無一致之處。
高遠東：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事，對二人情感雖都屬精神創傷，但客觀而言，對二人的精神發展都是有益的。二人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巨子，從相近相連的兩棵大樹分別長成了兩片獨立的樹林，各有花木，各有種屬。互相映襯，多好！至於二人的不同，在思想上他們應該是同大於不同吧：魯迅是新文化之陽，周作人是新文化之陰。
誤讀4
魯迅是「漢奸」
李靜：近年不少文章「指控」魯迅有「漢奸」的嫌疑——比如「一二八」抗戰時他對日本的態度曖昧啦，書店老闆內山完造是日本特務，而魯迅與他關係特別好，還到他家裡避難啦，等等，您怎麼回應？
與內山完造、山本實彥合影（1936）
趙京華：對於這些幾乎是無稽之談而有意歪曲的言說，魯迅研究專家王錫榮曾作《魯迅與中日關係》等文予以有力回應。我也於《在東亞歷史巨變中重估魯迅傳統》一文中談過。的確，九一八事變以後，魯迅沒有像一般中國知識分子那樣激烈地抨擊日本。他一生的工作重心在於本民族傳統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方面，甚至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在以與日本相關的事件為議題的文章中，最後其筆鋒往往會轉向對中國問題的批評，這是一種堅韌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例如，寫於九一八事變後的《「日本研究」之外》等。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就認定他缺乏「抗日」精神。
實際上魯迅在不同場合，面對不同對象而著文講話是各有側重的。一個重要的例證，就是他晚年面向日本人用日語表述對「日中親善」的態度時，曾寫下如此直言不諱的文字：寫著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麼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到「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為排日即國賊——因為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台上，都閃爍著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子，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這是應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之邀而為《改造》雜誌所作《我要騙人》一文的結尾，雖然語氣上還維持著禮節客氣，但不相信侵略戰爭一觸即發下日本所叫囂的「中日親善」，更預示未來帝國主義殖民征服之下不可能有相互披瀝真心的時候，則直言不諱地表明了魯迅對當時日本國家的嚴正態度。據悉，日文版發表之際，文中暗示日本國旗的「太陽的圓圈」等被刪除了，而魯迅自己將其譯成中文在國內發表時則恢復了這些文字。這是一種態度和立場的鄭重表示。這篇文章收在《魯迅全集》中，但因為是從日文轉譯成中文，字句拗口，中國讀者很少注意到其深意。而日本人卻十分在意魯迅這段話，作家中野重治就認為，這對於戰後有可能成為美國殖民地的日本人來說，「完全是教訓式的」。總之，魯迅一生致力於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對日本帝國主義批判不多，但並非沒有他自己的立場態度。此外，他一生確實有眾多的日本朋友，但與日本各界人士的私人交往是一回事，對帝國主義日本的批判又是一回事。我們需要全面準確地理解那個複雜的時代之複雜的魯迅。
誤讀5.
性格好鬥，偏激多疑
李靜：您經常說到魯迅的「惡意」，它究竟指的是什麼？源於什麼？
止庵：我所說的「惡意」，其實是一種智慧意義上的快感，形容起來就是「操刀必割」、「寸鐵殺人」。舉兩個例子：一，葉靈鳳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現代小說》第三卷第二期發表小說《窮愁的自傳》，其中人物魏日青說：「照著老例，起身後我便將十二枚銅元從舊貨攤上買來的一冊《吶喊》撕下三頁到露台上去大便。」五年後，《吶喊》中的《阿Q正傳》被人改編為劇本，連載於《中華日報》副刊《戲》，葉靈鳳著文評論並畫了阿Q像。魯迅這才在《答〈戲〉周刊編者信》中說：「好像我那一本《吶喊》還沒有在上茅廁時候用盡，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買了一本新的了。」二，魯迅的《不周山》本是《吶喊》中的一篇，這小說集出版後，成仿吾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發表《〈吶喊〉的評論》，「他以『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待到一九三○年一月 《吶喊》第十三次印刷時，魯迅「即將這一篇刪除；向這位『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著『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編〉序言》）。這都是報復，但卻是非常高明又非常刻毒的報復。
李靜：那麼就說到他的性格。他到底是個怎樣的性格？蕭紅說他愛笑，曙天女士說他愛開玩笑，周作人、曹聚仁也都說他是愛笑的，同時也指出他「世故」的一面。馮雪峰則說：「魯迅，確實非常熱情，然而又確實有些冷得可怕的。」林語堂說他好鬥。至於他的論敵，則說他是個尖刻的刀筆吏，多疑偏激……請您描述一下他的個性？以及他的個性對他寫作的影響？
止庵：這個問題是一本書的內容，這裡只能「以管窺豹」。且引用兩位相當了解魯迅的人的回憶，一是最後給魯迅看病的醫生須藤五百三所記錄的：「他常說道：『頂討厭的是說謊的人和煤煙，頂喜歡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一是周作人所轉述的魯迅的話：「人有怒目而視者，報之以罵，罵者報之以打，打者報之以殺。」（《知堂回想錄》）由前者大略可知魯迅的心思，且可見他的性格中詩人的一面；從後者則大略可知他的做法——雖然只是寫文章而已，又可看出他的性格中紹興人的一面。附帶說一句，周作人的性格也有這後一面，只不過不那麼輕易、經常地表現出來就是了。說來誰也不是好好先生。
魯迅53歲全家合影
黃喬生：拿我對魯迅照片的研究為例。魯迅的照片大約留下來100多幅，有單身照也有合影。從照片上看，魯迅一般來說比較嚴肅。造成這種印象，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個人的觀感不同是一方面，照相是否反映真實也是一方面；後者還要分成照相機本身的質量和照相師的技術。魯迅本人生前就遇到這樣的情況：日本報紙登出他的照片後，見者來信關切地問他的身體狀況，因為照片上他顯得很瘦。他就寫信去質疑說，這照片把自己照得很枯槁，自己本來沒有那麼瘦的，可能是照相機枯槁了吧。他有一篇名文，值得一讀，篇名《從孩子的照相說起》，大意說，外國照相館給孩子照相，善於捕捉到孩子活潑的瞬間，而中國照相館就拍得拘謹。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魯迅。魯迅在照相館裡照相，因為是成人，已經有些拘謹了，假如照相師不善於抓拍，結果當然是一副嚴肅的面貌。所以魯迅的照相留下來的嚴肅為多。後來有的畫師就用這些照片作為底本，刻畫魯迅肖像，再加上鬥爭年代的政治要求，就多「橫眉冷對」的姿態了。周作人五十年代批評中國畫家筆下的魯迅太多金剛怒目，就與這風氣有關，當然也與流傳很廣的一些魯迅文字風格有關。這方面，跟魯迅親近的人，當然最有發言權，例如蕭紅、曙天女士說他愛開玩笑，周作人也說魯迅平時是溫和的，有說有笑的。我們現在常說要恢復歷史原貌，尋找真實的魯迅，我覺得關鍵是顧及全面。我做了一個工作，就是把魯迅的全部照片收集起來，編輯成《魯迅像傳》（貴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一書，對這些幅照片進行解說。其實，有些問題，不用解說，只把照片放在一起，讀者就明白了：魯迅是各種姿態各種表情都有的，他有好多張表情溫和乃至微笑的照片。我寫那本書期間，正逢一個聯歡會徵稿，就拼湊了一首短詩，在會上朗誦了，題目就叫《魯迅的笑》，而屏幕上播放著魯迅這些照片。
張夢陽：魯迅其實具有詩人的性格。這是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中提出來的。胡風說：「這可讓他搶先說出來了。……」似乎有些嫉妒。
魯迅很平靜地說：「倒還沒有人稱我為詩人……」
什麼是詩人？就是由衷地抒寫出他的喜怒愛憎，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喜怒愛憎。魯迅呢？他被正人君子和新式才子稱為「紹興師爺」，即善於構人罪狀的刀筆吏，最輕的也要稱他為「世故老人」，即遇事都以個人的利害出發，決不體惜別人的老奸巨猾，最好的也稱他「冷靜，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更不用說像杜荃那樣稱他是主張屠殺青年的棒喝團了。這幾種人和詩人，是完全相反的。詩人，須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計世故地以詩的筆觸抒寫自己發自內心的喜怒愛憎。魯迅就是這樣的人。
的確，魯迅的遺傳基因中有詩的因子。他的祖父周福清，是前清翰林，文學素養很高，對自己孫子輩的學習非常關心。因科場案被判「斬監候」，身陷囹圄，在監獄裡，仍然關心著孫子的詩歌學習，讓僕人阮標把精印的《唐宋詩醇》送給當時正在紹興家中的魯迅，認為「這是學詩的必讀書。」還在書中夾的便箋上予以指導。
魯迅不僅繼承了祖傳的詩的因子，性格也像祖父。周福清在杭州獄府牢房裡，經常不住把自己右手大拇指的長指甲放在嘴裡，咬得嘎嘎作響，嘴裡喃喃地罵道：「昏太后」、「呆皇帝」、「速死豸」、「王八蛋」……過堂時，兩旁衙役持杖往地上一戳，齊聲高呼：「威-武-」。知府掃了周福清一眼，便高舉驚堂木猛地往下一砸，啪的一聲格外清亮，震得大堂幾乎哧哧地響，大聲說道：「帶人犯！」如果膽小，只這陣勢，就會當場嚇癱。周福清卻毫無懼色，不用人推，自己大踏步往前一邁，直挺挺昂首站立於堂前。口裡似乎還喃喃罵道：「王八蛋」。這下子，知府倒軟下來了，命左右：「看座。」差役搬過一把高座木椅放在周福清身後，周福清毫不客氣地坐下了。腰板挺直，兩手扶著兩膝，朝堂上怒目而視，彷彿他是主審，知府和臬司、藩司倒成了被審。開審時，周福清一人承擔事情的全部責任，並侃侃而談，說近年浙闈如某科某人，都是以賄賂主考得以中試，這種事情歷歷可數。知府耽心他數落的人太多，得罪一大片，後果難收。連忙伸出右手食指，責怪道：「偌這個人莫不是有神經病？如此胡言！」周福清更犟了，脖子一梗道：「我哪裡有什麼神經病！不過是效法此輩做法罷了，非獨異也。」又曆數近年浙闈如某科某人，都是以賄賂主考得以中試，等等。一時間，鬧得知府頓然目瞪口呆，生怕他數落的人太多，只得退堂了事。第二年「秋決」時，禁卒鄒玉把另一個同音不同字的武職官錯當成周福清，告知他。周福清聽了，形色自若地換上公服，靴帽袍套照舊，只帽上無頂飾，改天青褂為元色褂不綴補服，靜坐待提。待禁卒又跑進來告訴他錯了時，又從容鎮定地脫去了公服，換上便裝，坐下來，依舊看他的書——讀過不知多少遍的《唐宋詩醇》……
這是何等鎮定自若、嬉笑怒罵的硬骨頭性格，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多麼像他的祖父！是浙東人特有的「頗有點迂」的「硬氣」。
人們其實都是從自己的視角看到魯迅的一面，並不全面。我寫《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採取的是：以魯迅周圍的人物——瞿秋白、馮雪峰、胡風、周揚、徐懋庸、夏衍和許廣平、內山完造、周作人、周建人、母親、朱安等多個人物為群柱，從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投影聚焦處於核心位置的魯迅的各個方面，從而塑造出一個多側面、多稜角的悖論性人格的魯迅形象。互相呼應、襯托，形成球型的烘雲托月式立體結構。從而對魯迅的性格有一定的立體的把握，初步描述出了魯迅的個性。
誤讀6
待人刻薄，討厭「紳士」
李靜：人們在文章里常看到他愛與人爭、眼裡不揉沙子的一面，生活中他如何對待自己的愛人、母親、兄弟、朋友、學生，乃至普通人？他一生的摯友是什麼樣的人？
張夢陽：由於魯迅的詩人的性格，所以使他在生活中表現出一種真性情：人們在文章里常看到他與人爭、眼裡不揉沙子的一面，其實魯迅在生活中對待自己的愛人、母親、兄弟、朋友、學生，乃至普通人都是火一般赤誠、熱情的。例如他對瞿秋白，秋白生前多次到他家避難，受到他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犧牲後，魯迅親自籌資為秋白編印《海上述林》。上海酷熱的天氣里，魯迅在逝世前不久的重病中，生了半身痱子，還躺在床上看《海上述林》校樣。校讀完畢後，為了印製得高檔精美，自己出巨資到日本去印裝。拿到裝幀高精的上卷後，喜不勝收，在病床上說：「人給殺掉了，作品是不能給殺掉的……」最後請黃源在《譯文》刊登《海上述林》上卷出版的廣告。1936年10月18日，魯迅逝世前一天，報上登出了廣告，他一定要親眼看看《海上述林》的介紹有沒有登出。這是魯迅最後一次和文字接觸。魯迅對秋白的這般深情，恐怕是自有人類以來，極少見的！僅從這一點就充分看出魯迅待人的誠摯。
《海上述林》。瞿秋白被國民黨當局殺害後，魯迅極為悲憤。他設法從書店贖出瞿秋白的譯稿，抱病編輯、校對，託人在日本印刷出版，作為紀念。
因而，他的學生和愛人許廣平敬佩他，最反對「世故老人」的說法，舉他對待所謂「義子」的行跡為例說明他的「愚不可及」：這位對外自稱「魯迅義子」的青年，魯迅在上海給他吃喝住全包，還代找工作，代發工資，反不領情，當魯迅遭創造社、太陽社「圍剿」時翻臉不認人，說出令魯迅最心寒的話：「他們因為我住在你這裡，就把我都看不起了。」
是的。在有些真正世故之人看來，魯迅的確「愚不可及」。明明憑自己的才能完全可以過上富裕、舒適的生活，偏要把余錢全用於印書、印畫，幫助困苦的文學青年；在反遭某些受恩於他的青年惡報後，他仍然認為青年不都是這樣的，照樣報青年以赤子之心；面對統治者的槍口，他毅然冷對，不帶鑰匙出門參加楊杏佛的葬禮，以示視死如歸的凜然。
黃喬生：魯迅經常跟人論戰，爭鬥，似乎是刀筆吏，是好鬥分子，是「文革做派」——也確實有人說魯迅是「文革」的先驅。但魯迅很有溫情的一面。魯迅去世後，很多人寫紀念文章描述他們眼中的魯迅。他對待孩子有些「溺愛」，別人諷刺他，他寫了一首詩《答客誚》：「知否興風狂嘯者，回首時看小於菟。」當然，讀者最耳熟能詳的魯迅詩句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他對待母親是孝順的，不因為深受包辦婚姻之苦而遷怒於母親，對自己的兄弟是關心愛護的，不因為弟弟與自己決裂而暴怒。對於學生，既嚴格又寬厚，因此他身邊有很多追隨者。這些就是他的生活的全貌，不能只強調一面。
李靜：他和許多公認的謙謙君子合不來，有些曾是朋友後來分道揚鑣——像胡適、錢玄同，有的打過激烈的筆仗——比如陳西瀅、梁實秋，以至於我們小時候都以為這是些惡人呢。他為什麼會與這些「紳士」合不來？怎麼評價這段公案？
止庵：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從前我談到竹林七賢，說他們放浪形骸，傲視天下，大都是針對官僚和趨炎附勢的文人的，並非在普通人面前自視高人一等。魯迅也有這種『魏晉風度』。魯迅的確是一個充滿恨，而且從不掩飾自己的恨的人，但他只恨兩類人，一是庸眾，一是偽先知，前者渾渾噩噩，後者裝神弄鬼；除此之外，他待人很好，熱情，誠懇，認真，周到。」你提到的那些他合不來、分道揚鑣和打過筆仗的人，在魯迅的眼裡大約都近乎「偽先知」，雖然事實上未必真的如此。魯迅的朋友很不少，老朋友也並不都分道揚鑣，譬如他與許壽裳的友誼就保持終生；晚半輩到一輩的瞿秋白、馮雪峰，甚至給他很大影響。
與留日同學合影。後排右為魯迅，左為許壽裳（1883-1948，學者，教育家）二人為終生好友。
高遠東：魯迅也和很多謙謙君子很合得來的。作為社會類型，魯迅對「正人君子」表達過憎惡，特別是和陳源等「現代評論派」論爭時。但那是兩個文人陣營之間的論爭，而且魯迅這邊，也有很多謙謙君子加入的，如周作人、許壽裳、林語堂等。我覺得這個問題屬於刻板印象了。魯迅與留學英美的自由派尤其是胡適等漸去漸遠，主要是基於思想和政治立場的不同吧，和個人氣質風度關係不大。雖然感覺魯迅作風比較率真，「紳士」們比較能裝。不過，他們相去漸遠是相互的，胡適那些「紳士」們同樣也疏遠了魯迅。而他們當年基於思想分歧的論爭，今天我們當然應該超脫一點看較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行。
黃喬生：他有沒有記仇的時候呢？有沒有遷怒呢？當然是有的，這就是魯迅的另一面，也不容諱言。對胡適、錢玄同，並非像有人說的，從原來很親密變得勢不兩立，還不到勢不兩立的地步。陳西瀅、梁實秋對他的批評，為什麼他不能接受，耿耿於懷，乃至不依不饒呢？一個說他的學術著作剽竊了日本學者的論著，一個否定了他的翻譯（和思想的轉變），都不是小事，所以他很在意。在錢玄同等老朋友的關係上，他有記仇和遷怒的成分。魯迅不是聖人，便是聖人，也有失誤的時候，孔夫子不是也曾以貌取人嗎。
（采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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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誤讀：最初竟指男人細腰
※《底特律：我欲為人》製作人：取消多個場景 以免被誤讀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句老話已被誤讀兩千年
※七步成詩：一個被人為誤讀千年的悲情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