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楓：關於中國故事的「概念」誤區 | 品讀

【編者按】人們總是試圖用一個或者幾個觀念和結論去解釋現實，比如「體制問題」，比如「文化特質」，比如「人性」等等。如果對這些辭彙的理解僅僅停留在概念層面，那麼錯失的將是更加錯綜複雜、更加一言難盡的真實。對於文學寫作而言，也許任何概念都值得懷疑。本文作者石一楓認為，要講好「中國故事」，首先應該警惕所有對「中國」的慣常概念。

原文刊於《長江文藝》雜誌，原標題為《石一楓：關於中國故事的「概念」與「真實」》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會在某些公共課上遇到一撮兒留學生。黑的黑，白的白，有個白裡透紅帶麻子的，是個奧地利人。大家都處在渴望文明的年紀，因其來自奧地利，所以對那哥們兒不免高看一眼。有人問奧地利是不是一個音樂之國，奧地利人說是。有人進而探討起巴赫、貝多芬和馬勒，奧地利人當然聊得頭頭是道，眾人自然嘆服得很。

但是有一次，一個英語很好的女同學聊起奧地利人，卻表示「太令她失望了」。我們問怎麼了，女同學說：「我去留學生宿舍管他借兩張黑膠唱片，看見他正在吃著薯片看美國電影，而且看的還是好萊塢的動作片。他可是奧地利人啊，奧地利人怎麼能這樣。」

大家哈哈一笑。基本上，沒有人認為奧地利人出了問題，而是我們的女同學出了問題。她有點兒太「軸」了，也太「勁兒」了。吃薯片，看美國好萊塢的動作電影，這是全世界男青年的愛好。美國人可以這樣，中國人可以這樣，黑兄弟可以這樣，為什麼奧地利人不可以這樣？這也就是白天，晚上人家沒準還看日本動作片呢。當然，該女同學的問題，別人也不是沒有犯過，比如在宿舍吃飯的時候，同學們就會互相詢問：「你是一個山東人，為什麼也吃米飯？」「你是一個浙江人，為什麼也吃饅頭？」

再說得抽象一點兒，我們都用「概念」中的奧地利人、山東人和浙江人代替了「真實」中的奧地利人、山東人和浙江人。當概念與真實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寧可相信概念，並且拿概念去質疑真實。甚而認為自己抓住了奧地利人、山東人和浙江人里的叛徒。也幸虧我們的偏見是不具有強制作用的，否則奧地利人在課餘就只剩下聽黑膠唱片這一種消遣了，山東人也吃不得米飯，浙江人也吃不得饅頭。這對於他們的休閑生活以及胃口，又是多麼大的損失。

想要講這麼一件閑事，是因為它和我們討論的「中國故事」有著一點共通之處。當然，文學寫作的問題要更加複雜一些，無論是這項工作所處理的「概念」還是「真實」，其內涵都要遠遠超過看電影和吃饅頭米飯。但是也不免存在著一個誤區，就是用「概念」代替了「真實」。或者說，只有某種寫作符合預期的概念時，人們才認為它是真實的，而一個真實和預期的概念相反，我們反而會把它視為一個荒唐的概念。

中國的「真實」就在那裡，堅固、深厚而靜默不語。關於中國的種種「概念」又是從哪裡來的呢？這可能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它來自於前人的總結、外人的強加，甚至是其他概念的自我衍生。概念的一個衍生產品則是套路，套路的背後又包含著我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投其所好」的衝動。將中國婦女的小腳和大辮子販賣給外國電影節，這是幾十年前的時尚，也是這個問題的極端表現。而在文學寫作中，甚至是近些年來的「當下寫作」當中，類似的概念和套路也像數理定律一樣主導著我們的思維。比如：工人是粗野的，農民是麻木的，市民是自私的；軍人像土匪，土匪像英雄；基層幹部性慾過剩，村花廠花難逃其手；底層青年的終極理想是買房；戀愛和婚姻等於產權交易。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又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其中的一些概念有著它的現實基礎，比如確實有麻木的農民和自私的市民，也有睡遍轄區青年婦女的鄉鎮幹部，這些都可以從網路新聞里得到印證，但問題是，如果大部分作品處理類似的人物都是類似的形象，也會讓人反過來再去懷疑這些「真實」的寫作內容的真實性。也得承認，有許多套路式的寫作觀念在它剛出現時，也是新穎和具有突破性的，不光對原先一些更老的套路作出了反駁，也對中國的歷史或者當下現實作出了更全面的反映。但寫作這種事情就怕大撥兒轟，就怕人多力量大，如果形成了複製的程序，那麼也就很有可能陷入了用一種「概念」遮蔽大部分「真實」的桎梏。更加值得警惕的是，這些「概念」往往又關聯著一套相對圖省事兒的寫作與閱讀習慣，按照它們去寫是容易的，按照它們去讀也是容易的——不僅容易，而且很可能是順心的。順著這個路子的慣性放任下去，我們還會產生另一種衝動，就是試圖用一個或者幾個觀念和結論去解釋現實，比如「體制問題」，比如「文化特質」，比如「人性」等等。如果對這些辭彙的理解僅僅停留在概念層面，那麼錯失的將是更加錯綜複雜、更加一言難盡的真實。

上面這些，是我在閱讀形形色色的「中國故事」時比較突出感受到的問題，令人慚愧，這樣的問題想必也存在於我個人的寫作之中。那麼怎樣才是一個出色的「中國故事」呢？如果承認「中國真實」的複雜，那麼這個問題一定也是複雜的。我想，從一個寫作的人的角度，恐怕很難給出一個清楚的答案。但我覺得，有兩點應該是起碼的。

第一，這樣的故事講述的是中國，而它的講述對象也應該是中國讀者，尤其是今天的中國讀者。中國的作家往往羨慕馬爾克斯那樣的作家的世界影響力，也羨慕托爾斯泰的作品能夠流傳後世，但在「對世界發聲」和「對後代發聲」的努力中，卻總會忘記任何一個偉大作家的寫作，首先面對的是他本國同時代的讀者。如果一個哥倫比亞作家寫作的時候，首要任務是謀求法國人的喜愛，那麼實在難以讓人相信他是一個有誠意的作家。

第二，這樣的故事應該是「國家故事」和「個人故事」的自然結合。在我們的文學史上，曾經存在過專屬於某些時代的誤區，有些情況下只剩下了國家故事，有些情況下則矯枉過正，只剩下了個人故事，但通常意義上的優秀作品，卻仍然能夠為今天的作家做出表率。比如在「十七年」時期，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把個人故事講成了國家故事。重讀1980年代的小說，又能發現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和陸文夫的《美食家》把國家的故事講成了個人的故事。雖然今天看來，這些作品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尤其是寫作的技巧和意蘊的豐富上並不一定那麼講究，但在他們的作品中，小情緒和大時代並不是割裂的，個人與國家也不是脫節的。所謂的「大敘述」和「小敘述」一定是相互抵觸、此消彼長的嗎？我想不應該。一滴水一定來自於弱水三千，而弱水三千蒸騰為雲，最先落下的仍舊是一滴水。

最後的落腳點，可能還要回到那句老話上：作家需要觀察生活和研究現實。對於文學寫作而言，也許任何概念都值得懷疑，再也許，所謂「寫什麼」和「怎麼寫」都不是最關鍵的問題，然而對於自己所處時代的把握能力，對於時代中個體情緒的感悟能力，才是決定作品是否成功的要害所在。（文/石一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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