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沙皇」與魯迅的遺產
上世紀80年代末，周揚去世的時候，在年輕一代人那裡，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衝擊波。
像所有的老人一樣，他的隱去，不過帶走一片記憶，和天真的孩子們，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記得自己那時在編《魯迅研究動態》，主編是潘德延先生，他問大家，周揚的消息，可否在刊物上發一下？在場的幾乎沒有什麼反應。這是大家知道的，魯迅討厭周揚，「四條漢子」者，他是領頭的，有什麼好提的呢？
「四條漢子」：周揚、夏衍、陽瀚笙、田漢
談論周揚的文章，近來漸漸地多了。從上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化，到8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他都有一定的分量。我曾不喜歡他的文章，覺得是黨八股的那一類，教條主義多，讀之無味。50年代後，他以文藝界領導身份整了許多人，世人至今仍有印象。後來偶與友人議論文學史，這個人物的形象總要出來，無論喜歡與否，那些風風雨雨的日子,總與他有些瓜葛。
確切地說，他是個撇不開的歷史人物。
周揚認識魯迅，是在上世紀30年代參加「左聯」之後，他介紹說與魯迅通過信，見過面，但來往不多。據我的推測，那時他對魯迅的書讀的不多，彼此多隔膜的地方。相反的是，他周圍的幾位批評家如馮雪峰、胡風是熟知魯夫子的，馮雪峰與胡風對魯迅在精神上有呼應的地方，精神深處乃詩人的東西。
馮雪峰與胡風
較之於二人，周揚也許過於理性，印象中的他是板著面孔的時候多，殊乏情趣。那時候的周揚對俄蘇理論近乎迷信的態度，對魯迅並未放在眼裡，自然也不免多有失敬之處。同一個時空里，人的心境不同。
魯迅的入「左聯」乃文化的使命感在起作用。周揚卻在職業革命的層面上，出發點與歸宿均有差異。
算起來，周揚的文學批評活動，始自於上世紀20年代末。他早期的文字差不多都是評論一類的，文字較為清麗，藝術感覺尚佳。到了30年代初，周氏已有些名氣了。他那時熱衷於文學理論，對蘇聯的那些東西格外關心。
讀他30年代的文章，大多是對高爾基文學理念的某些回應，蘇維埃藝術批評的痕迹很重。他談論辛克來、夏里賓、布洛克、葉塞寧、馬雅克夫斯基的文章，先入為主的東西較多。文章雖然漂亮，但你覺不出是刻骨的體味，不像魯迅是從生命的深處感知對象世界。
1936年10月之前，周揚與魯迅都寫過關於「大眾化」、「論第三種人」、「果戈理的《死靈魂》」等題目相近的短文。給人的印象是：前者乃一種思潮的引進，是信仰的產物；後者是現實的盤詰與思考的結晶，內中升騰著生命的熱流。
周揚的文本始終有種高傲的氣息，似乎是真理的化身，在替人佈道。那篇《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以及《現階段的文學》等，自信之餘還有沖盪的氣韻，那些文章是創造社的才子們也自嘆弗如的。但是魯迅那時就看到了這位青年狂妄的地方，不禁覺得好笑。
在1932年底致周揚的信里，批評他主編的《文學月報》上發表的詩作流於辱罵和恐嚇，那其實也是對左翼青年普遍具有的高傲氣的不滿。在魯迅眼裡，誣陷、造謠、恐嚇、辱罵，乃舊文人的遺存，殊成問題。那自然掉進奴隸主式的模子里，終於是老譜新唱，於文化無補，對民眾也是無益的。
深諳歷史與傳統的魯迅，在同一營壘中看到了舊的遺風，失望之情是不可免的。後來圍繞「兩個口號」之爭產生的衝突，魯迅覺出了周揚身上「奴隸總管」的習氣，與之幾乎是決裂了。周揚晚年曾自悔當年的孟浪，以為是大錯特錯，那自然是後來的事情了。
我翻閱周揚的文集、文稿，便嘆息他的才華都浪費到對外在理論模仿之中了。茅盾、丁玲、馮雪峰的文字，是有自我的生命體驗的，乃當下生活的折射。周揚缺少這些。他寫過一些有力量的論文，如《現實主義試論》、《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學》、《〈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序言》等等，可後來漸漸變成文藝政策之類的宣言，先前敏銳的觸覺被鈍化掉了。
寫作對他而言是一種文化權力的象徵，而不是藝術的體驗和學理的探究。
上世紀50年代到「文革」前夕，他已沒有什麼像樣的文章，那些不同場合留下的文字，現在只能喚起諸多不快的回憶。他的悲劇其實也正是魯迅當年預料到的。
周揚對於魯迅的闡釋，從來都缺少胡風那種心靈的碰撞，對於由舊時代走進來的人的複雜性也缺乏體味。相當一段時間，他對魯迅的左聯時期的不配合頗為反感，魯迅弟子們的鬥士氣和極為個性化的生存方式，他都不喜歡。
在他那裡，把左翼文化變為概念性的表達，與那些不同生命的自我體驗的差異性，是十分隔膜的。作為左翼的領導者，他對於魯迅式的傳統極為警惕，當魯迅已經成為一個符號的時候，他點贊的只是符號而非其思想的複雜性以及生命力的所在。
他批判胡風、打擊馮雪峰，討伐丁玲，背後也有對於魯迅的某些抱怨。這些在「文革」中已經得到過度的揭露，乃至自己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在他眼裡，魯迅的問題是對於組織的不甚尊敬，其個性化的表達與行為，都使左翼文化蒙受損失。這些想法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一個個顯現出來，看出對於左翼文化的另一種態度。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其實有複雜的路徑。魯迅取普列漢諾夫、盧那察尓斯基而走向唯物主義，周揚則更多在列寧主義的層面。前者對於舊式的遺產還有客觀的認識，後者則棄舊的遺產，把政黨文化覆蓋到所有的空間之中，個體的園地漸漸喪失。魯迅的草根性左翼，是沒有強的組織的概念，或者是遠離組織的概念的，他處於知識分子的自我揚棄的衝動，接近馬克主義的形態，並自願改造自己的思想。而非周揚所用的強制性的手段。這是一個根本的區別，我們只有了解這個區別，才能夠意識到後來悲劇產生的深層原因。
周揚的幾篇紀念魯迅的文章，都設定在一定的限度里，很少打通開來進行問題的思考，因為這裡存在著一種危險。比如討論前期的魯迅思想，雖然涉及尼采、克爾凱廓爾等話題，但都不能展開。魯迅思維中的尼採的影子一直伴隨到晚年，後來的學者已經論及於此。
但周揚不願意深入沉思，可能考慮到與毛澤東的看法衝突。而在批判王實味的時候，他一再指責其思想的托洛茨基的背景，以及對於「同路人」的態度，這些批判，其實也恰可以移用到魯迅那裡。在文藝思想上，王實味與魯迅相似的地方很多。周揚的理念如果覆蓋到魯迅那裡，其實也是要清算的一員。只是先生已死，語境有了很大的變化而已。
魯迅晚年身邊的幾個文學批評家，與周揚一直處於緊張的關係中。胡風在抗日期間所辦的刊物，思想走向與審美走向都不同於周揚，馮雪峰的文章則保持著詩人的氣質，教條的因素遠不及周揚等人。
在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那裡，文學的選擇呈現了差異性。魯迅化呢，還是周揚化？爭執一直持續到五十年代初。
在周揚那裡，其實有著兩重性的存在。一方面有一種學理的精神，另一方面是政黨的精神。前者在延安魯藝時期表現得較為充分。早期的延安魯藝，還有藝術化教育理念，後來因為受到批判而漸漸改變了方向。
在經歷了批判與自我批判之後，他的文藝思想中的功能越來越窄化，意識形態的因素驅趕著十八世紀以來的文學經驗，也剔除了諸多五四文學的經驗。他對於解放區文藝的實踐性的渴望，寄託了其文藝的夢想，比如對於趙樹理的肯定，都是建立新文學的一種精神展示。
新中國成立後，他的這種理念得到不斷強化，但那時候歷史的習慣深深，要建立新的藝術殊難。於是批判知識分子寫作的衝動，代替了五四以來寬容的文化傳統。從批《武訓傳》開始，就漸漸放棄對於人性美的一面的挖掘，而要克服傳統溫文爾雅的詩文，創造階級鬥爭的文字。
《武訓傳》的問題是宣揚了「社會改良主義和個人苦行主義」，而到了胡風那裡，問題更為嚴重。他認為胡風倡導的「主觀戰鬥精神」其實是「輕視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胡風對於周揚領導下的文藝界流行的庸俗社會學的批評，思路多來自魯迅。周揚後來在批判胡風、馮雪峰的文章里，表面在切割他們與魯迅的聯繫，但在那些激烈的抨擊性的文字里，可以看出魯迅傳統在那個時期的危險性。
抽象的談論可以，具體地議論則多是禁區。魯迅遺產就這樣進入一個單調的敘述理論中去了。
沒有料到「文革」的到來，當年扣在胡風等人的帽子也照樣扣在自己的頭上。江青指責周揚的罪行之一，就是反對魯迅。而十七年間貫徹的是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他在文革中檢討自己反對魯迅的錯誤，和馮雪峰當年檢討自己的過去，自口氣上似乎沒有什麼區別。
但到了晚年，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當他復出的時候，人們感受到了他的某種變化。變化之一是對毛澤東的看法有了新意，不似先前那樣句句是真理了。第二是對魯迅的感受有了徹骨的一面。
文革後出席一次追悼大會的周揚（右一）
我私下想，倘若了解現當代文化思潮，以周揚為標本，能看出歷史的脈息。文化中的悲喜劇，在他那兒生成，也在他那兒終結。就歷史的分野而言，周氏給人帶來的是難言的苦楚。
不必諱言，晚年周揚的講話、發言依然有掩飾的一面，在一些棘手的問題上還有些閃爍其辭。文風呢，較之於先前略為活潑，比五六十年代要略帶一點特點了。
周揚的多半生，是將左翼文化不斷地教條化，而晚年不過疏離了這些教條，略有反悔罷了。我讀他的晚年文稿，覺得主要精力，是放到了對「文革」左傾思潮撥亂反正上。注重的是常識性、原理性的東西。「領導腔」變得弱化了。
其實那些常識與原理，魯迅那代人早就說過了，周揚當年是不屑一顧的。晚年大談尊重藝術規律，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歷史人物評價的尺度等等，都非新鮮的東西。但對他而言，已經是十分不易了。但是在對魯迅的態度上，他是說過一些肺腑的話的。
「文革」後他讀到魯迅早期的幾篇文言論文，忽生感慨，二十幾歲的魯迅就能從人性和科學史的角度闡釋世界，且久歷風雨而不失光輝，那是讓人敬佩的。周揚承認自己相當長的時間未真正地了解了魯迅。我覺得在這一點上，他呈現了自己的一些真誠。在分析文藝現狀的時候，也自覺和不自覺地與魯迅的某些看法重合。
「文革」中他久陷囹圄，自知做過奴隸之苦。文藝當然不能再成為一種政治的簡單的傳聲筒，這不恰恰是魯迅當年所說過的么？久歷苦海的周揚，最終在魯迅的某些命題中停下腳步，那是他的宿命。他那一代人無論怎樣探求與摸索，終未跳出魯迅形容的那個無物之陣。在情感的層面，他對魯迅一直有些距離，可是在思想默想的那一刻，他意識到了自己能拾到的只是魯迅的牙慧。
不管他晚年是否意識到了這個自釀的苦果對社會的破壞，有一點可以確認，是這個人展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年輕時那麼反對魯迅，後來將魯迅的友人胡風、馮雪峰、丁玲一個個整下台來，最後自己又被推向深淵，走的也正是魯迅所云的奴隸的路。周揚的不幸在於與魯迅的遭遇。
他被囚禁於魯迅的預言里，一生未得安寧。貶的是魯迅，而唱的也是魯迅，哪一個更真實呢？了解歷史的人，都會對此思之再思的。
《魯迅遺風錄》
漢唐陽光出品
孫郁 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轉自「三聯生活周刊」微信公眾號（lifeweek），騰訊文化合作媒體，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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