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人生 | 略薩
在圖書節上或者在書店裡，多次發生這樣的事情：一位先生手持我寫的書來到我身邊，請我簽名，同時明白無誤地說：「這是給我妻子買的」；或者說是「為我女兒」「我妹妹」「母親」；還特別聲明：「她們喜歡文學，經常閱讀大作。」我立刻問道：「您呢？不看書嗎？不喜歡看書？」答案十有八九是這樣的：「我看書，當然喜歡看書。可我是個大忙人。您知道，沒時間啊！」是啊，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這樣的解釋我聽過成千上萬次了：這位先生，成千上萬個這樣的先生，生活里有許許多多重要的事情，有許許多多責任和任務，因此不能把他們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閱讀小說、詩歌和散文上。按照這個流行的觀念，文學閱讀是個可以放棄的活動，是一種消遣，儘管對於培養情操肯定是高尚和有益的；是一種裝飾品，讓有大量時間娛樂的人們可以享受；按照這個觀念，文學應該列入體育、電影、橋牌、國際象棋之類，而在確定為生活奮鬥的重大、必須的事務和承諾時，這類消遣完全可以不加考慮地被犧牲掉。
的確，文學在日益變成一項婦女活動：書店裡，文學講座或者朗誦會上，當然還有大學的文學系科，穿裙子的總是打敗穿褲子的。對此，人們的解釋是，在社會中等階層，婦女讀書多是因為工作時間比男人少；還有一種解釋：女人比男子投入到想像中的時間要多得多，不少女人認為此說很有道理。對於這種把男女分類、按照性別劃分優點和缺點的解釋，我十分過敏；因此完全不贊成這樣的解釋。但是，毫無疑問，總的情況是，文學讀者越來越少；而在僅存的讀者中，女性居多。幾乎全世界的情況都是如此。在西班牙，作家協會最近作了一項調查，得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西班牙有一半的公民從來不讀書。調查還表明：讀書的人群中，女性比男性多百分之六點二，而且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可以肯定，許多國家是這個比例，我的祖國秘魯，可能比例更大。當然，我為婦女高興；但是，我為男子悲哀；也為幾億可以讀書而放棄讀書的人們悲哀。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失去的快樂，而且從不大講究享樂的角度說，是因為我堅信：一個沒有文學的社會，或者文學在社會裡作為不可言說的嗜好而置於社會生活的邊緣以及變成幾乎是有強烈派別意識的信仰，那麼這樣的社會註定會從精神上變得野蠻起來，註定會危及社會本身的自由。
我可以提出幾個理由反對文學是奢侈消遣品的思想，主張文學不僅是可以豐富精神的活動之一，而且是在民主現代的社會裡培養公民、培養自由人不可替代的活動：為此，應該在家庭里從童年起堅持這項活動並且使其成為教育綱領基礎學科的組成部分。我們都知道：情況剛好相反，文學趨向於萎縮，甚至被人當做可以放棄的教育從學歷課程上消失了。
我們生活在一個知識專業化的時代，原因是科技的飛速發展，是科技分叉為無數條條和塊塊，這一文化動向在今後若干年內只會加強。毫無疑問，知識專業化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因為專業化可以深化知識的探索和科學的試驗，成為進步的原動力。但是，專業化也有負面的後果：它在淘汰文化的共同分母，而男女老少正是通過這一共同分母才能共處、交流、產生團結友愛的感覺。知識專業化導致社會老死不相往來，導致人類整體破碎成一家一戶，或者破碎成技術人員和專家的文化隔離區，語言、法規和日益專門化和片面的信息把人們禁錮在利己主義的小圈子裡；對此，那句古老的諺語曾經反覆提醒我們注意：不要一葉障目，或者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維護社會團結統一、防止社會解體為大量唯我論的利己主義者，需要人人有歸屬感，而這一感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有對森林存在的高度覺悟。民族或者個人的唯我論會產生偏執狂和神志錯亂，歪曲現實，往往生出仇恨，導致戰爭的爆發和人類的互相殘殺。在我們這個時代，科技已經不能完成文化整合的任務了，這恰恰是因為知識的無限豐富和科技的飛速發展導致了專業化的出現以及深奧語彙的使用。
文學則相反，與科技不同，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人類經驗的共同分母之一；通過這一分母，人類可以交流和對話，而不管生計與生命的打算有多麼不同，不管各自所處的地理和社會環境有多大差異，甚至決定各自活動範圍的歷史時代有多大區別。我們這些閱讀塞萬提斯、莎士比亞、但丁或者托爾斯泰作品的人們，可以互相理解，感覺自己是人類大家庭的成員，因為我們從他們創作的作品裡學到了人類共有的東西，學到了超越我們之間廣泛差異長久駐留在心頭的東西。沒有什麼能比文學更好地保護人類抵制愚蠢和偏見、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宗教或者政黨的狹隘和短見以及民族沙文主義；偉大的文學反覆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世界各地的男女應該是平等的；在男女之間確定種種歧視、束縛和剝削的形式是不公正的。沒有什麼能比文學更能讓人們看清楚：雖然有種族和文化的不同，人類的遺產是豐富的；文學教會人們珍惜這份遺產，因為它是人類各種創造力的表現。不錯，閱讀優秀文學作品可以讓人開心；但是，也可以學習，用一種直接和強烈的方式學習，即通過聯想體驗的方式學習，在我們的人類整體中，通過我們的行動、夢想和想像，掌握我們是誰和怎麼樣，掌握我們獨處和在與他人聯繫的關係框架中是誰和怎麼樣，在我們公開出場和隱秘的意識里是誰和怎麼樣——用以賽亞·柏林的話說——就是在構成人類境遇複雜之極的真正矛盾總和中，我們是誰和怎麼樣。如此全面和生動的關於人的知識，今天只能在文學中找到。就是人文學科的其他領域——比如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或者藝術——也不能維護這個整合的觀念了，也不堅持一種讓世俗可以企及的論述了；因為在知識病態的分工和再分工的難以抵抗的壓力下，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或者藝術也屈服於專業化的淫威了，孤立於日益破碎和技術化的一畝三分地上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或者藝術的思想和語言已經不在普通男女的理解範圍之內了。文學卻不是也不可能是這樣，雖然某些評論家和理論家極力要把文學變成一門科學，因為文學的虛構不是為某個特定的經驗領域的研究而存在的，虛構是為了通過想像來豐富生活，豐富大家的生活，豐富不可能被破碎、被肢解、被壓縮成公式或者口號的生活，豐富那永不消失的生活。為此，馬塞爾·普魯斯特才斷言：「真正的生活，最終澄清和發現的生活，為此被充分體驗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學。」此言不虛，因為普魯斯特熱愛文學，以巨大的才能實踐了這份愛心；他僅僅想說：感謝文學，生活被人們理解了，人們活得好些了；理解生活、過上更好的日子意味著體驗生活並且與他人分享生活。
文學在人們中建立的友好聯繫，要求人們進行對話，讓人們意識到大家有共同的本質，意識到大家都是同一精神家族的成員，這一聯繫超越了時間的障礙。文學讓我們回到過去，讓我們與過去時代的人們成為兄弟；而歷史上的人們創造了作品、享受了作品並且把作品留給了我們；今天這些作品又讓我們享受，讓我們產生美好的夢想。這一通過時間和空間的集體歸屬感，是人類文化的最高成就；而只有文學才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為更新這一歸屬感的內容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有人問博爾赫斯：「文學有什麼用處啊？」他很生氣，認為這是個愚蠢的問題，便回答說：「沒有人會問：金絲雀的叫聲或者日落的彩霞有什麼用處！」的確，既然這些美好的事物在眼前，由於有了它們，生活才不那麼醜惡、不那麼凄慘了，哪怕只是一瞬間，如果非要尋找實用性的理由，那是不是心靈太粗鄙了呢？儘管如此，與鳥兒的啼叫或者晚霞不同，一首詩歌、一部長篇小說不是簡簡單單地出現在那裡，不是偶然出現在那裡，也不是自然造化的結果。它們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因此應該調查它們是怎麼和為什麼出現的；它們給人類提供了文學延續了如此漫長時間的理由，而文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遙遠的文字出現的時期。文學如同飄忽不定的幽靈誕生在意識深處，通過與潛意識協調的力量表現感覺和激情，而詩人和小說家有時在與話語突發的鬥爭中，給幽靈賦予外形、肉體、動作、韻律、和諧以及生命。這是一種用語言和想像力製造出來的人工生活，它與另外一種生活、實在的生活共處，二者從遠古時代就和平共處；男男女女都求助於這一想像的生活——有人經常，有人偶爾——因為他們覺得實在的生活還不足以提供希望的一切。文學作為個人的作品而誕生時，還不是它存在的開始；文學真正的存在始於被他人接受、成為社會生活組成部分的時候，作品通過閱讀變成人們分享經驗的時候。
文學的首批良好效果之一發生在語言層面。一個沒有書面文學的社會說話不夠準確、不夠豐富多彩、不夠明白，不如有書面文學的社會；有書面文學的社會的主要交流工具——話語，由於有了文學作品，得到了培育和改善。沒有閱讀能力的群體，沒有被文學浸染的人們，與患口吃和失語症的人群十分相似，由於語言粗俗、貧乏，因而在交往中遇到了許多麻煩。當然，這個道理對於個人而言也是適用的。如果一個人不讀書，或者很少讀書，或者只讀「垃圾書」，他可能會說話，但是永遠只能說那點事情，因為他用來表達的辭彙量十分有限。這不僅是辭彙的限制；同時又是智力和想像力的限制，是思想和知識貧乏的表現，因為我們把握現實和處境之謎的思想、觀念，是不能脫離語言而存在的，而意識是通過語言來確認現實的。人們通過優秀的文學，也僅僅靠通過優秀的文學，才能學會正確、深入、嚴謹和細緻地講話。無論什麼學科，包括任何藝術分支，都不能代替文學在培養語言交往能力中的作用。科技專著教給我們的知識是重要的；但是，它們不教給我們如何掌握語言，也不教給我們準確地表達思想：恰恰相反，許多科技專著寫得相當糟糕，製造了語言混亂，因為專著的作者，雖然在專業方面是傑出的，但在語言文字上卻沒有修養，因而不善於使用語言表達自己寶貴的思想。善於講話、掌握大量豐富多樣的語彙，能給每個要表達的想法或者激情找到合適的方式，這意味著訓練有素，可以思考、講解、學習、對話；也可以想像、夢想感覺和激動。話語悄悄地反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看似距離語言遙遠的行動。語言通過文學進化到優美、細膩的高級水平的同時，也大大增加了人們享受生活的可能性；在愛情方面，使慾望得到了升華，使性交進入藝術創造的範疇。沒有文學，也就不存在****之說。沒有文學，愛情和快感會變得貧乏，會缺乏甘甜與優美的感覺，會缺乏濃濃密密的感覺，而如果文學情感和想像力的刺激和培養，那是能夠達到強烈的快感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對閱讀加爾西拉索①、彼特拉克、貢戈拉、波德萊爾作品的男女，比起另外一對不識字、被電視節目麻醉得半傻的男女，要愛得深刻，享受愛的質量要高得多。在一個不講文學的世界裡，愛情和快感恐怕與動物性交並無二致，僅僅滿足原始本能而已。
視聽媒體也無法代替文學這樣的功能：教會人們自信和有才智地運用語言所包含的豐富之極的可能性。相反的，視聽媒體很自然地要把話語置於次要地位，因為圖像是它的主要「語言」。視聽媒體要把話語限制在口頭表達的範圍內，起碼必要的範圍內，最遠離書面文字的範圍內；這樣的口語無論在大小屏幕上，無論出自何人之口，總是令人生厭的。說一部電影或者電視節目是「文學性」的，等於用優雅的方式說它們是乏味的。因此，電視或者電台里的文學節目很少有贏得大眾青睞的：據我所知，唯一的例外是法國貝爾納·比沃主持的《頓呼》。這個現象，雖然我承認還有疑問，但是讓我思考：不僅文學對於全面了解和掌握語言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文學的命運是與書籍的命運緊密相連的，是對棒打不散的鴛鴦，可是如今許多人聲稱將不再使用書籍了，儘管它也是一種工業產品。
在眾多聲稱不用書籍的人士中，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信息領域裡，人類應該感激他，此人就是微軟的創始人比爾·蓋茨。幾個月前，比爾·蓋茨先生到過馬德里，參觀了西班牙皇家學院，微軟公司和皇家學院奠定了可以說是富有成果的合作基礎。在諸多事情中，比爾·蓋茨向院士們保證：他親自過問西班牙語的Ｎ字母，絕對不把這個字母從電腦中除掉；這個保證自然讓我們鬆了一口氣，五大洲里有四億五千萬人使用西班牙語啊，如果從電腦中除掉這個重要的字母，那會造成一片亂碼的災難。那麼好啦，就在蓋茨對西班牙語許願之後，還沒有離開皇家學院總部，就在新聞發布會上斷言：不實現他一生最大的夙願死不瞑目。什麼是他最大的夙願呢？消滅紙張！因此也要消滅書籍！按照蓋茨的見解，書籍已經是頑固地不合時代潮流的商品了。蓋茨先生解釋說，電腦屏幕具備了可以成功代替紙張全部功能的條件。他還說，電腦除去花費少、佔地少、便於攜帶之外，網上的信息和文學代替報刊和書籍以後，還會給生態環保帶來好處：停止對森林的破壞，而毀林正是造紙工業帶來的災難性後果。蓋茨解釋說，人們當然要繼續閱讀，但是從屏幕上閱讀了；這樣一來，大氣環境中的葉綠素就增多了。
我當時不在場——我是從報紙上知道細節的——但是，假如我在場，我對比爾·蓋茨先生是要發出噓聲的，因為他公然厚顏無恥地道出讓我和我的同行們、讓大批在紙上拼字母的寫作匠們失業的企圖。電腦屏幕真的能全面代替書籍嗎？真的像蓋茨說的那樣神奇嗎？我不能十分肯定。我這樣說並非我不完全了解新技術發展在信息領域的巨大革命意義，比如互聯網，它每天都為我的工作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幫助。但是，因此就承認電腦屏幕可以代替文學閱讀的紙張，那還有一段無法穿越的距離。簡單地說，我還無法適應這樣的想法：那種非功能和實用性的閱讀，不是尋找信息，不是立即與某人聯繫的閱讀，可以在電腦上加入到話語的夢境和愜意之中去，而與閱讀書籍能有同樣的親密感、同樣的聚精會神和心心相印。或許，我這是一種偏見，是缺乏實踐的結果，是在我文學經驗中長期認同書本的結果；但是，即使我很高興在互聯網上漫遊尋找世界消息，我也想不起上網閱讀西班牙大詩人貢戈拉的詩歌、烏拉圭大作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的長篇小說或者墨西哥文豪奧克塔維奧·帕斯的散文，因為我明白無誤地知道：閱讀效果絕對不一樣。雖然我不能說明白，但是堅信：如果書籍消失，文學會受到嚴重傷害，可能是致命的傷害。當然，文學的名字是不會消失的；但是可能會用來指定一種文本、根本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文學作品，比如對富翁旅遊團中的名人，或者對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亞悲劇進行戲說和吵鬧的電視節目。
在國家生活中給文學一個重要位置的另外一個理由是：沒有文學，批判精神就必不可免地減弱，而這一精神是歷史變化的動力和民族自由的最佳守護神。因為凡是優秀文學都對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提出徹底的質問。在每個偉大的文學作品中，儘管作者往往並非有意為之，都有頑強的反叛和煽動傾向。
對於志得意滿的人們，文學不會告訴他們任何東西，因為生活已經讓他們感到滿足了。文學為不馴服的精神提供營養，文學傳播不妥協精神，文學庇護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無法實現的人。伴隨著瘦馬「駑馬辛難得」和瘋瘋癲癲的騎士走在拉·曼卻的曠野里，跟隨船長亞哈追捕白鯨而踏破驚濤駭浪，同愛瑪·包法利一道吞下砒霜，或者與格里高爾·薩姆沙一起變成甲蟲，這是我們發明的一種狡猾的方式，目的是自己讓自己滿足，因為那強迫我們永遠是一個老樣子的不公道的生活侮辱和傷害了我們，因為我們想變得多樣，要多到足以安撫我們心中火熱的慾望。
文學只是暫時平息了這種對生活的不滿，但是就在這奇蹟般的間隙里，就在文學幻想把我們的生活置於短暫的停滯狀態時——彷彿把我們從時間和歷史的河流中拉出來、變成一個沒有時間概念、不朽的國度里的公民時——我們成了另外的人。比起我們現實生活受限制的常規來，這另外的我們顯得更加緊張、更加富有、更加複雜、更加幸福、更加清醒。而當我們合上文學作品時，幻想離我們而去，我們又回到了常規的生活里，把現實與剛剛離去的光輝天地進行一番比較，結果是多麼的令人沮喪啊！也就是說，不容置疑地證明了這樣一個令人震撼的道理：小說夢想的生活比起我們醒來時的生活要好得多——要美得多，豐富多樣，更易理解，更加完美——證明了我們的現實生活被自身的處境奴役、限制和扭曲。在這個意義上，優秀文學永遠是煽動性的，是不屈不撓的，是製造混亂的：對存在的一切進行挑戰，儘管文學本身並非有意為之，甚至沒有這樣的意識。文學允許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它的法律違背我們現實生活經歷的無情法律，讓我們擺脫了時間和空間的牢籠，為所欲為之後可以逍遙法外，擁有無限的自主權利。閱讀過《戰爭與和平》或者《追憶逝水年華》之後，再回到這個處處卑劣、處處設置限制和禁區、處處腐蝕我們理想的條條框框的世界，我們怎麼能不感到失望呢？可能超過在文化延續上的貢獻和豐富語言的貢獻，文學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或許是這樣一個貢獻：它提醒我們（大多數情況下是無意的）：這個世界渾身是病，有權有勢的人在撒謊——比如政府首腦——這個世界是可以改善的，可以接近我們的想像力和話語設計的世界。
一個民主和自由的社會需要有責任感和具有批評精神的公民，他們意識到有必要經常審視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向我們嚮往的世界靠攏——永遠是不切實際的打算——但是，由於這樣執拗的精神——執拗地追夢，追尋那不可企及的夢境：讓現實與慾望聯姻——才誕生了文明並且得以前進，帶領人類打敗了許多——當然不是全部——妖魔鬼怪，因為它們要奴役人類。面對生存的一切，文學是製造不滿情緒的最佳發酵素。為了培養有批評精神、善於獨立思考、不被他人操縱、永遠鬥志昂揚、想像力豐富的公民，沒有什麼能與優秀文學相比。
然而，說文學具有煽動性，是因為優美的虛構作品會使讀者產生一種警覺，警惕現實世界的缺點和問題，但是這當然不像教會和政府認為的那樣，意味著什麼文學作品會立刻煽動社會動亂或者加速革命的到來，所以教會和政府要建立書刊檢查制度，以便削弱或者廢除文學顛覆性的衝擊。這裡我們進入了一個容易出麻煩的領域，容易有個人主觀色彩，動作起來要小心謹慎。一首詩、一齣戲或者一部長篇小說的社會、政治效果是不可驗證的，因為這個效果幾乎從來不以集體方式產生，而是見仁見智，因人而異，而且往往差異很大。為此，確定明白的尺度是很困難的。另外一方面，這個效果如果在集體範圍內是明顯的，往往與作品的藝術質量關係不大。比如，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似乎在美國社會良知對可怕的奴隸制的認識上發揮了重要之極的作用。但是，這樣的效果很難確認並不意味著它不存在；而是意味著效果產生的方式是間接的和多樣的，是通過公民的舉止和行動產生的，而在塑造公民人格品性方面，書籍的貢獻功不可沒。
優秀的文學在暫時安撫人們不滿情緒的同時，也會增加不滿，並且在針對生活發揚不妥協的批判精神的同時，讓人們更加適應不幸。對生活不滿，與生存搏鬥，就是固執地尋找三條腿的貓，儘管明明知道貓有四條腿；就是自尋煩惱也以某種方式展開《百年孤獨》中奧雷良諾·布恩迪亞上校展開的戰鬥，儘管他知道每場戰鬥都會輸掉，這可能是確實的；但同樣確實的是：如果沒有對生活的不滿，如果沒有對生活的平庸與骯髒的反叛，咱們人類可能還處於原始階段呢，歷史可能停滯不前，個性還沒有誕生，科學和技術還沒有起步，人權還沒有得到認可，自由也不存在，因為上述的一切都是面對匱乏和無法忍受的生活不屈服行為的產物。對於這種不甘於生活現狀的精神、懷著阿隆索·吉哈諾②那不理智態度去尋尋覓覓的精神——請別忘記：堂吉訶德的瘋癲正是源於閱讀騎士小說、實現夢想、去做不能做的事情——文學充當了極好的燃料。
現在做個假設，我們來重建歷史，想像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想像一個不讀詩歌和小說的群體。在那不會寫字的文明裡，在那小人國式的辭彙文明裡，可能壓倒話語的是嘟嘟囔囔的聲音和猴子般比比畫畫的手勢，不存在著什麼來源於文學創作的形容詞：什麼堂吉訶德式的、卡夫卡式的、豪華豐盛的、撲克牌式的、喬治·奧威爾式的、性虐待式的、****受虐狂式的，等等。在那樣的文明裡，會有瘋子，會有偏執狂患者，會有因為受迫害而神經錯亂的人，也還會有慾望超常、行為放肆的人，無疑地也會有以受苦或者製造痛苦為樂的二足直立的動物。但是，可能我們仍然沒有學會透過那些過火行為的背後，懷疑所謂的常規去看人性的本質方面，也就是說，看看我們自己，即：只有塞萬提斯、卡夫卡、拉伯雷、薩德等文學大師的創造才能為我們揭示出來的東西。堂吉訶德剛一出現的時候，最早的讀者嘲笑這位古怪的幻想家，態度跟小說里的其他人物一樣。如今，我們知道了，這位愁容騎士孜孜不倦地要在磨房裡發現巨人和做種種蠻幹的舉動，是寬宏、豪爽的最高級形式，是針對這個世界苦難的一種抗議方式，是試圖改變這個世界的一種嘗試。如果沒有天才的塞萬提斯用他的說服力塑造出這個小說人物，理想和理想主義本身的概念，充滿了如此之多的積極道德價值，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光明磊落和令人尊敬的意義。同樣的意思也可以用在愛瑪·包法利身上，她是個講實際、穿裙子的小堂吉訶德——當然，沒有福樓拜，也就沒有包法利思想了——愛瑪也是狂熱地為體驗那燦爛、充滿激情和奢靡的生活而鬥爭的角色，她通過閱讀小說知道有那樣的生活，又像蝴蝶那樣由於過分接近火焰而自焚的。
如同塞萬提斯和福樓拜的大作一樣，所有文學大師的創作成果，在把我們從現實主義的牢籠里拉出來、帶我們去周遊幻想的世界的同時，讓我們睜開眼睛看看人性中的陌生方面和秘密，武裝我們的頭腦去探索和理解人性中心靈深處的奧秘。一說「博爾赫斯式」那就立刻疏遠了平庸和理性的現實，立刻進入了一個幻想、嚴謹和優美的精神狀態中，幾乎是迷宮般的精神狀態中，那裡充滿了對書籍的旁徵博引，但是這一狀態的特點我們並不覺得陌生，因為我們從中認出了自己人格中的隱秘慾望和內心的真相，多虧了有這麼一位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的文學創作，這些慾望和真相才有了具體形狀。每當我們作為手無寸鐵的個人感到被那些壓迫和破壞的機器威脅時，卡夫卡的形容詞很自然地就來到我們心中，如同老式照相機的拉杆閃光一樣；而給當今世界造成如此多痛苦、不公和濫施淫威的機器就是獨裁****政權、無情的教會、垂直領導的政黨、令人窒息的官僚衙門。如果沒有這位用德語寫作、總是處於窺伺狀態、生活在布拉格、備受折磨的猶太人的長、短篇小說，我們就不可能清醒地理解只有今天才能意識到的什麼是孤立個人或者被歧視、被迫害的少數民族面對獨裁****政權時的軟弱和無自衛能力，因為獨裁****政權可以把他們碾成齏粉，可以把他們輕輕一筆勾銷，而劊子手們幾乎用不著露面。
喬治·奧威爾的形容詞是卡夫卡形容詞的堂兄弟，也在影射二十世紀獨裁****政權產生的壓迫焦慮感和極端的荒謬感；這是歷史上最極端、殘酷和全面的專政，它控制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思想活動甚至夢囈。喬治·奧威爾在他最著名的兩部長篇小說《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中，用冷冰冰和夢魘般的筆墨，描寫了一個屈服於ＢＩＧＢＲＯＴＨＥＲ的控制之下的群體，ＢＩＧＢＲＯＴＨＥＲ是個****型的老爺，通過恐怖與現代科技的有效結合，他消滅了自由、自願和平等——在他治下的世界裡，有些人總比別人「平等」；他把社會變成了人類自動化的蜂房，人們都按照機器人那樣被設定了程序。不僅行為要服從政權的設計，而且語言ＮＥＷＳＰＥＡＫ④也得到了凈化，清除了各種個人主義色彩，清除了各種發明和主觀色彩，語言被改造成了一串串無人稱的八股套話，這就更加重了個人對制度的勞役。既然個人與這個沒有自主權、也沒有自己的生活的群體相連，既然個人是這個從搖籃到墳墓都被奧威爾式的噩夢政權所操縱的群體成員，那麼現在談個人還有什麼意義嗎？《一九八四》中的可怕預言沒有化作歷史現實；的確，如同法西斯納粹的****主義覆滅一樣。但是，「奧威爾現象」這個詞依然存在，依然鮮活有效，彷彿在提示人們：文明經受過一次最具破壞性的社會政治體驗，而正是喬治·奧威爾的小說和散文幫助我們理解了這一體驗的深層結構。
因此，結果便是：文學的非現實性和謊言也就成為認識人類現實深刻道理的寶貴載體。這些道理並非總是甜言蜜語；有時，詩歌和小說在鏡子里照出的我們那副面孔，是一張魔鬼的臉。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我們閱讀絕妙的薩德侯爵想像出來的可怕性虐待場面時，或者是閱讀薩赫爾—瑪索奇或者是巴塔耶的可惡作品時，書中充斥著凄慘的傷害和祭獻的場面。有時，那場景具有強烈的侮辱性，以至於令人難以忍受。但是，儘管如此，那字裡行間最糟糕的不是血腥氣，不是讓文字發燒的屈辱、卑鄙下流的拷打和折磨；而是發現了那樣的暴力和過火行為並非與我們無關，而是壓住了人性，那群渴望違法亂紀、胡作非為的魔鬼就潛伏在我們內心深處，那群魔鬼躲藏在陰暗處，等待時機，以求一逞，以求建立為所欲為的法則，而這一法則會消滅理智、和睦共處、可能還有人類的生存。是文學，而不是科學，首先在探究人類現象的深淵；是文學首先發現了人類身上具有毀滅和自我毀滅的可怕力量。有鑒於此，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就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看不到那可怕的深淵，那裡常常會棲息著異常行為舉止的動因；有鑒於此，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有可能非常不公正地對待別樣的世界，如同不久前曾經有個世界認為左撇子、畸形手腳、說話結巴的人是魔鬼附身的結果，或許還要繼續推行完美主義的政策：把有生理缺陷的嬰兒窒息在河中，例如亞馬遜某些部落前不久的做法一樣。
沒有文學的世界是沒有教養的世界，野蠻的世界，缺乏感情、笨嘴笨舌的世界，無知、愚昧的世界，沒有激情和愛情的世界，可以描寫成噩夢般的世界。其主要特徵是：向既定的一切妥協，人們普遍屈從於先行制度。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沒有文學的世界是個動物世界。在那裡，本能決定了一種生活的常規，而這種生活為生存鬥爭所累，為害怕陌生的事物所累，為滿足身體的需要所累，於是便沒有了精神的棲身之地；於是悲觀主義便像惡魔的影子一樣伴隨著單調和令人壓抑的生活；於是人生本該如此，將來永遠如此，無論任何人和事都無法改變的如此，這樣的感覺便與壓抑的生活一道如影相隨了。
如果世界被想像成這個樣子，那就應該立刻把它看成原始狀態和只穿遮羞布的水平，看成是生活在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遠離現代化的小小土著村社。的確，當代視聽手段的驚人發展，一方面給通訊領域帶來革命性的變化，使得地球上的男女老少得以分享時事新聞；另外一方面，視聽手段也越來越多地壟斷著人們的消閑時光，搶走了閱讀書籍的時間；這樣的發展，作為一個未來可能的歷史舞台，會產生一個非常現代化的社會：到處布滿了電子計算機，到處是屏幕和手機，沒有書籍，確切地說，書籍——文學——已經成為物理時代的鍊金術之類的玩意兒：一種過時的奇特東西，由少數神經病患者在古老文明的墓穴中操練的東西。那個信息控制的世界，儘管繁榮富強，儘管生活水平很高，儘管科技成就輝煌，我卻非常擔心，會是嚴重缺乏文明的世界，是昏睡的世界，是沒有精神的世界，是一個放棄了自由原則、忍辱屈從的機器人群體。
當然，這樣可怕的前景不大可能會實現。歷史並非事先寫好的，世界上並沒有一個事先設定的目標代替我們來決定自己的未來。那個可怕的烏托邦實現還是消失，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的看法和意志。如果我們打算避免隨著文學的消失，那個產生想像力和不滿情緒的源泉也一道消失，或者不讓這一源泉被壓縮到廢物儲藏間的角落裡去，因為這一源泉可以使得我們感情高尚，可以教會我們說話嚴謹、有力，可以讓我們更加自由和把生活變得豐富多彩，那麼就應該行動。應該閱讀好書，應該鼓勵後來人讀書，教會他們讀書——無論家庭還是教室，無論是藉助新聞傳媒還是大庭廣眾的每時每刻——把讀書當做一項不可或缺的事情，因為讀書可以讓所有的人感到充實和受益。
二零零一年四月三日於利馬
（趙德明 譯）
（原載《世界文學》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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