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聰：當我們論爭中西對立時，我們滿足么？

社科報 文化

原題：文化的價值在於能否滿足生活的需要

作者：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 張 聰

仔細審視歷史上關於中西「二元對立」的各種論爭，我們會發現，最終都指向了一個不容迴避的矛盾焦點：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爭。

因此，從學理上的「特殊與普遍之辨」出發，重新思考全球化時代條件下的中西文化關係，就成為當前現代化語境下「夷夏之辨」的題中新義，也是引導中西走向對話交流、發展符合時代要求的中國現實文化的重要問題。

爭

辯的缺陷

當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賦予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論爭以全新的時代內容。除了空間上由此及彼的統約規範以外，就同一價值主體而言，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地進入現代化洪流之中，在其身上，必定也存在著當下與過去、現代與傳統的爭辯。

例如，面對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當代新儒家就堅信歷史上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具有永恆的價值。雖然儒家思想可能會因為時代環境變化而有所改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其本身所具有的普遍適用價值會因為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本性而依然普遍有效。而與之相反的觀點則認為，現代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在其內部萌發出後現代的質素，即現代主義的建構不可避免地會伴隨有後現代的拆解。

當所有原本恆定的一切終極意義都遭遇到後現代毫不留情的解構之後，即便是同一種文化內部，也已經呈現出支離破碎的特殊樣態，根本不會再有前現代意義上的所謂終極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價值。

如果我們嘗試跳出雙方論爭的具體問題域，就會發現這場爭論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理論缺陷，即爭辯雙方各執一辭，互不相讓。

說其各執一辭，是指雙方在一味強調自己合理性的同時，都對對方觀點中的合理性因素採取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態度，或者說，論爭的雙方都誤置了對方的理論闡發言說對象，互相虛化、迴避了對方的關鍵理論。

從政治哲學與法哲學的角度看，普遍主義始終強調最高法則（Law）的普遍有效性，特殊主義則著重強調全球化時代里的某種規範準則（norms）在一定邊界範圍內的適用性。

但是，本體論意義上最高法則的普遍有效性與世俗生活中的規範準則的特殊適用性，二者之間並不具有根本意義上的衝突。例如，在當今時代，世界上多數國家在諸如環境保護、人權保護、打擊恐怖主義等問題上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場，都同意接受並且遵守相關的國際公約。

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特別是就如何對這些公約的意義進行解釋時，各個國家都不可避免且理所當然地從本民族本國家的特殊文化觀念出發，制定具體可行的行為規範。

上述被普遍接受和遵守的國際公約可以被看作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最高法則，而各國制定的在本國範圍內切實有效的行為規則可以被認作是具有特定適用性的規範準則，二者之間並不具有不可調和的根本衝突。

於是，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傳統的有關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論爭，是一場各自的論辯批判目標發生了偏移的「關公戰秦瓊」的理論誤導。

所謂目標偏移，是指參與論爭的雙方所分別著重強調的各自的特質之間並不存在衝突關係，或根本就不具有被放置進同一個問題進行討論、比較的可行性。

有關中西文化關係這一問題的論辯雙方的主張，無論是強調用西方文化話語來對中國本土理論資源進行框范，還是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在歷史的、時空的維度上的普遍有效性，從本質上來說，都可以被視作為一種「一元論」主張或者是「二元對立」的學說。

雖然論辯雙方都注意到了中西兩個維度的文化資源的有效合理性，但在進行具體的文化理論建構時，仍舊本能地排斥其中的一方，依然在自覺不自覺地伸張凸顯中西文化的不可整合性。

繞

道中國

法國漢學家朱利安在研究自己所置身的歐洲文化時，別出心裁地選擇了一種「繞道中國」的方法。在朱利安看來，「繞道」另一種在傳統上「互不相干、彼此默然」的文化，目的在於走出歐洲文化自身「理念的偶然性，或者說，通過一種外在的思想，在自身理念里退後幾步而與『理所當然』保持距離」。

這種「繞道」，同時也是「返回」，是「從側面切入，從背後捕捉歐洲思想，以觸及我們的『未思』」。（朱利安《間距與之間》）

無獨有偶，中國的古代先賢在談到君子如何自立於複雜多變的客觀世界的時候，曾智慧地說過：「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孟子·盡心章句上》）光有本，水有源，志存高遠、胸襟開闊的君子在觀看大海的時候，一定會觀看它壯闊的波瀾。

如果我們把當前涌動在中西學界的這些眾多的理論流派、價值主張、原則方法看作是大海里的層層波濤，那麼按照中華先賢的智慧，這些波濤相互碰撞而產生的波瀾才是我們應當聚焦關注並且認真分析研究的重中之重。

中

西文化中加入新質

因此，面對複雜多變的中國現實，無論是堅持普遍意義觀點的「言必稱西方」的西學倡導者，還是堅持特殊主義觀點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的傳統論者，都應該適時地摒棄固有的執見，走出抽象意義上的中西比較和話語論爭。

對中國文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特殊性與西方文化理論中相對普遍性給予同等的關照和區別，以審慎的、開放的態度來思考各方理論的合理性元素，適當放棄一些絕對觀念主張的晾曬，保持對現實世界的敏感性，以一種相對冷靜客觀的態度來關注現代生活的具體內容。

在普遍主義的基礎上，使特殊主義得到充分發展，在普遍主義立場共識條件下，尋求特殊主義的保全方案，突破中西二元對立，使不同文化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得到有機結合。

剛剛過去的2016年，正逢魯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紀念。作為中國文學近現代轉型的文化坐標，魯迅於積弱不振的時代所提出的「拿來主義」之論，是人們在處理多種文化資源時普遍認同的理念。

魯迅說，面對各種文化遺產，要拿來，「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魯迅《拿來主義》）。

究其根本，是要在中西文化遺產中加入「新質」，在現有材料中加入新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法，加入我們看待世界的不同眼光。

魯迅的這種文化立場，對我們今天力求突破文化領域的中西之爭、走向合理建構，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畢竟，文化的價值合理性並不在於它來自何方，而在於其能否滿足當前生活的需要。最重要的不是價值，而是人們該怎樣選擇自己的生活。（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原載於社科報總15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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