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回望梁啟超、胡適關於「國學入門書目」的論爭

歷史上，梁啟超先生和胡適先生曾就關於國學入門的書目有過爭論。大概1923年年初的時候，清華學生給他們二人寫信說：我們要出國，需要掌握一些國學，能不能請先生給我們開一個最低限度的書目？後來，胡適就有一篇文章，題目叫《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但是他開了很多，大概有一兩百種，分兩個系列，一個是思想史，一個是文學史。然後，學生又給他寫信說：我們是要一個最低限度書目，您給我們開這麼多，我們在清華這幾年也念不完，就是帶到美國也沒法念完。後來，胡適先生就回答他們說：那我就在上面畫上圈。他一共畫了三十五個圈。

胡適

梁啟超先生當時沒在北京，他接到信後，憑記憶也寫了一個書目。這個書目也不少，而且每本書他都說有什麼版本，大概意思是什麼，總共也有一兩百種。同時，他還指出了最低限度的書目，共二十五種。這二十五種分得很有條理，是按照四部來分類的：第一部是經部的四書五經；第二部是史部，《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第三部是子部，《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第四部是集部，楚辭、文選，李白的集子、杜甫的集子、白居易的集子。梁先生就是按經史子集分類找出最重要的二十五部書，這個書目非常清楚。所以，他就說胡適這個國學書目里，連《史記》《資治通鑒》都沒有，卻有《九命奇冤》，這是最低書目嗎？他還說：我梁某人就沒看過《九命奇冤》，你能說我連最低的國學知識都沒有嗎？

梁啟超

回顧梁啟超先生在清華的日子，能夠給今天做學問的人以什麼樣的啟發呢？

這些年，因為國學熱，講了很多的國學，國學也確實包含了很多的方面，但是對國學內在包含的這個「德性」的學問，應該說強調得卻不太夠。特別是因為胡適在近代學術的影響比較大，他提出整理國故，造成國學成為一個整理國故的學問。因為在胡適的定義里，國學就是整理國故的學問，而整理國故的學問對於胡適來講，不涉及哲學的人生觀的發揚繼承，而是對文獻和歷史的了解整理。所以，我覺得梁先生在這方面，不愧是一個思想家、一個哲學家。他對整個國學的把握，對我們應該有指導意義。今天，我們重印的梁先生的《德育鑒》，20世紀很多文化名人都受過這本書的影響。我們重新編輯出版，並做了一些簡單的註解，就是想至少能在清華的校園文化里把梁先生原來的工作拿給大家，讓今天的學生不僅能用現代的口號講一些素質教育，也能看看我們的先賢用什麼辦法來修養自己。

胡適書法

有人問：梁啟超是不是國學大師？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回答這個問題。

1912年，復旦大學的創始人馬相伯先生當時就建議創立「函夏考文苑」，仿照法蘭西學術院，那當然就要有院士，提名一共有二十多位，首席是四位，其中就有梁啟超，其餘是嚴復、章太炎和馬相伯。這是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在整理國故的時代，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認為章太炎先生是南方學術的「泰山」，梁任公先生是北方學術的「北斗」，這「一南一北」也是承認他們兩個是當時國學最高的代表。

另外，在清華國學院成立前，清華的曹雲祥校長跟胡適請教辦國學院的辦法，他本來想請胡適來主持籌建國學院，因為胡適是清華史前期的校友，是頭兩批庚子賠款的留學生。胡適說我不配，要請一流的學者，要請三位大師，他的排名就是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

梁啟超書法

從這幾個角度來講，梁先生作為國學大師的地位，應該說在上個世紀20年代就是公認的了。他的學術成就也應該說是多方面的，具有博通的成就，而且開風氣，有很強的示範作用，像在先秦諸子方面（《墨子學案》、《老子哲學》、《先秦政治思想史》），在清代學術方面（《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佛教史方面（《中國佛教史》），在新史學的研究方法方面（《中國歷史研究法》），貢獻都非常大。鄭振鐸說：梁啟超是大思想家，動手便有極大的格局，有通盤的打算，上下古今大規模的研究，有力吞全牛的氣魄。我認為確實是這樣。

梁啟超曾給學生題聯「萬事禍為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前一句表示樂觀主義，禍事不可怕，禍的後面是福，這就是樂觀；後一句表示奮鬥精神，這是發揚墨子尚力的思想，敢於和命運鬥爭。他一生最推崇曾國藩的「莫問收穫，但問耕耘」這句話，充分體現了他的儒家人生觀。所以徐世昌評價說他是「以德性言之，當推海內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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