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滿洲國「俄奸」群體揭秘

作者： 徐元宮

提起「漢奸」，人們立刻會聯想起抗日戰爭年代緊隨日本鬼子屁股後面，頭頂禮帽，身著綢緞長衫，斜挎駁殼槍，對日本主子點頭哈腰、對中國百姓則任意欺凌的一副走狗嘴臉。其實，世界各國在不同歷史時期，每當遭遇外族入侵時，都會有一些為了私利而出賣民族、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變節投敵者。

1932年偽滿洲國建立後，替偽滿政權效力的不僅有中國人，還有俄國、蒙古和朝鮮人。本文主要以俄羅斯解密檔案為根據，披露一些至今鮮為人知的替日滿政權效力的「俄奸」的真實歷史。

偽滿洲國的「俄奸」從何而來

如果說偽滿洲國有不少「漢奸」這一點還讓人比較容易理解的話，那麼，偽滿洲國里出現不少「俄奸」就讓人有些困惑了：俄羅斯人怎麼會跑到中國的領土上定居，並效力於日本侵略者？

據史料記載，早在元朝時期，就已有俄羅斯人來華定居了，當時的俄羅斯被國人稱做「斡羅思」。到清朝時期，更多的俄國俘虜來華定居，17世紀80年代爆發的雅克薩戰爭中，清軍俘獲了大批俄國哥薩克士兵，其中一部分被遣送到北京，當時稱這些俄國戰俘為「阿爾巴津人」。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界約》後，俄國政府定期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這些留學生便居住在北京的俄羅斯館。

1897年，隨著中東鐵路開工，大批俄國人紛至沓來。截至1903年中東鐵路全線通車時，在黑龍江地區居住的俄國居民總數已達3萬多人。根據中俄兩國政府簽訂的相關協議，俄國商人在中東鐵路附屬地開辦企業可享受減稅1/3的優惠，因而俄國商人在中東鐵路沿線興辦企業的積極性較高。截至1912年，在哈爾濱一地居住的俄國居民已達43091人，占當時哈爾濱人口總數的63.7%，大幅超過了中國居民的人口數。1917年十月革命後，俄羅斯大批舊俄貴族、地主、企業家、白軍將領，及醫生、工程師、作家、演員、音樂家等流亡到世界各地，其中不少人來到中國東北、上海、天津、新疆等地。據資料顯示，1918年至1920年，大約有5萬俄國人湧入哈爾濱，1922年黑龍江省的俄國居民達到了20萬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國主義一手策劃、扶植的傀儡政權——偽滿洲國政府宣布成立，溥儀「執政」偽滿洲國。客居中國東北地區的俄國居民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俄奸也由此開始產生。

淪為俄奸的主要是以下幾類俄僑居民：其一為原俄國將軍及其他軍人。其二是出於對新生蘇維埃政權不滿和恐懼而逃離蘇聯的居民，比如俄國法西斯黨領袖康·弗·羅扎耶夫斯基，1925年離開蘇聯定居中國東北。其三是遭受新生蘇維埃政權鎮壓的宗教界人士。其四是原在中東鐵路及其附屬企業和護路隊效力的俄國居民及其子女。

這些俄僑跟日本人勾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第一，希望改變自身艱難窘迫的生活處境。據資料統計，僅在1931年客居中國東北北部地區的俄國居民就有8000人失業，其中純粹以乞討為生的達到了600人。1932年10月公布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指出：「此等居民其生活之苦無以復加，吾人自無怪其欲歡迎日人，以期在新政之下得以改進彼等之生活也。」第二，指望日本人能幫助他們推翻蘇維埃政權，恢復俄國君主政體。第三，日本人對他們進行欺騙，鼓吹在偽滿境內各民族「共存共榮」，一律平等。第四，張作霖政權覆亡之後，在哈爾濱及附近地區出現的混亂局面和盜匪活動，也成為困擾俄僑的重要因素。

「以俄制俄」的俄奸組織

與對待中國人「以華制華」、對待蒙古人「以蒙制蒙」的策略一樣，日本侵略者對待俄僑的策略是「以俄制俄」。

在哈爾濱，日本人一手策劃成立了「滿洲國俄國僑民事務局」。由於該局主要領導多為意圖顛覆蘇維埃政權的白俄軍官，其成立引起了蘇聯政府的不滿和抗議。

「滿洲國俄國僑民事務局」由1個辦公室和5個處構成，其中，「二處」專門負責跟蹤研究本地及國際媒體關於在「滿洲國」境內俄國僑民狀況的報道，偽滿境內報刊刊登「滿洲國」俄僑的消息或文章，必須經「二處」的批准，該處的一切事務都聽命於日本人和偽滿當局。「三處」又被稱為「間諜和反間諜處」，與駐哈爾濱的日本軍事使團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根據規定，在偽滿境內的所有俄國僑民及其組織和團體都必須到「滿洲國俄國僑民事務局」註冊登記。1935年3月蘇聯將其在中東鐵路的一切權益出賣給偽滿後，該局又專門成立了一個鐵路處，負責清點統計所有俄方鐵路員工，並逐一檢查其政治可靠性和業務素質。「文化教育處」則側重對俄僑中小學生進行忠誠於偽滿和日本的教育。

該局的活動經費主要來自日本駐哈爾濱軍事使團的撥款，出版經營活動也有一些進項。此外，逼迫每位俄國僑民按照其每月收入的1%繳納收入稅。

另一個效力於日滿當局的俄僑組織是俄羅斯法西斯黨。1931年5月下旬，在哈爾濱秘密舉行了俄羅斯法西斯黨成立大會，會議選舉沙俄將軍科西敏為主席，羅扎耶夫斯基為總書記，並選出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會議確定黨的任務是在俄羅斯實現民族革命，推翻蘇維埃政權，建立法西斯專政。1932年初，羅扎耶夫斯基就開始同日本人接觸並獲取經費援助。

此外還有協和會俄僑分會。關於協和會，曾擔任偽滿洲國皇帝的溥儀在寫於1954年7月15日的供詞中給我們提供了直觀而形象的描述：「偽滿協和會，這是次於偽滿（政權）的和偽滿（政權）表裡一體的，為日寇奴役統治人民的第二架主要工具。因此日寇關東軍司令官當該會名譽總裁，我在偽執政時代也當名譽總裁」，「偽滿官吏都得充當會員。它推行偽滿政策為日寇服務，來督促、榨取、強迫人民為日寇糧谷出荷、國防獻金、強迫勞役、為日寇偵查愛國抗日人民，真是無惡不作。」

一個特殊群體——俄國神職人員也在為日本人效力。1931年「九一八」事變及偽滿洲國成立後，俄羅斯東正教會為獲得庇護，轉而投靠日本人，每當教會做彌撒時，都要為「日本天皇陛下的健康幸福和大日本帝國的繁榮」祈禱。哈爾濱教區主辦的雜誌《天賜食糧》也經常刊文頌揚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1934年，哈爾濱東正教會創辦了聖弗拉基米爾學院，擔任學院顧問的是日本關東軍憲兵隊特高課特務中村幸一，關東軍特務、白俄分子卡爾申擔任學院秘書。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偽當局將流亡到中國境內的白俄組織起來，在各地成立「俄僑防共委員會」。日本情報機關通過「俄僑防共委員會」監視中國籍東正教神職人員和中國教徒，一旦發現有反日情緒或活動的神職人員及教徒，便立刻交給日本憲兵或特務機關懲處。俄籍神職人員中倘有人拒絕參加委員會活動，會被勒令在24小時內離境。「俄僑防共委員會」還組織護路隊和外事警察隊，直接為日本人收集情報。

俄奸如何為侵華日軍效命

俄奸替日本人效力、效命的第一項活動，是積極從事反蘇反共親日宣傳。例如，俄羅斯法西斯黨印製並廣為散發的傳單公開號召推翻蘇聯政權。1937年該黨的一份傳單這樣寫道：「俄羅斯法西斯主義者總司令部號召被壓迫的蘇聯人民在它的旗幟下聯合起來，與共產主義政權進行鬥爭。紅軍戰士們！共產主義政權強迫你們射殺自己的人民、你們的父兄。工人同志們！共產主義政權意味著掠奪你們工人的力量，極其殘酷地剝削你們的體力和精力。共產主義正把你們變成其機器上的螺絲釘，吮吸你們的鮮血，迫使你們的妻子在合作社前排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農民們！第三國際奪去了你們的土地、最後一頭牛、一匹馬，強迫你們在集體農莊像奴隸似地幹活。它在壓榨你們，它在侮辱你們！」「反對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恐怖！」「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謊言！」而協和會俄僑分會則定期舉行反共口號和標語競賽，舉辦各種旨在反對共產國際的抗議集會、「揭露共產主義罪惡」周等活動。

俄奸們還大肆鼓噪親日。例如1937年哈爾濱出版的俄文版《遠東白色運動簡史》就說：「我們面向東方，我們與偉大的東方帝國——日本的團結是永遠不變的，不管我們的敵人說些什麼，也不管他們在這一點上對我們怎樣橫加指責。」即便是俄羅斯法西斯黨領袖羅扎耶夫斯基本人，後來在1945年8月22日寫給斯大林的懺悔信中也承認：「年復一年，儘管我們是熱愛自己的人民和我們祖國的民族主義者，但終究因為脫離祖國而實際上成了我們所憎恨的那種資本的國際打手」，「我們不得不違心地說和做。我們不得不讚美德國人和日本人。」

俄奸們不僅在偽滿境內從事反蘇反共宣傳，還滲透到蘇聯境內開展宣傳活動。從俄羅斯解密檔案文件看，日本情報機關策劃的反蘇宣傳異常詭秘、狡詐。比如，蘇聯反間諜機關截獲的《1940年2月16日哈爾濱日本軍事使團關於加強對蘇情報及破壞活動的措施計劃》中就規定：「在進行秘密宣傳時（特別要利用口頭宣傳和出版小冊子），應當儘力表明：日本不是蘇聯各族人民的敵人，其不可更改的唯一目的是推翻共產主義制度」。該計劃還特彆強調了宣傳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事項：「口頭宣傳應當通過滿洲人和朝鮮人進行，使之自然而然地影響俄國人」，「必要時，日本人自己可以駁斥這些報道，或者我們可以對這些報道表示嘲笑」；「小冊子應當作為秘密材料在蘇聯人中間傳播。小冊子的內容應當含有記述蘇聯領事館工作人員私人行為的材料，或者關於領事館工作人員和商務代表之間存在分歧的消息，以便引起人們的好奇」；「要合理地利用各種商品，巧妙地通過那些發往蘇聯的商品向蘇聯寄送宣傳鼓動材料，例如，用專門製作的假報紙來包裹和包裝商品。」上述計劃還特彆強調了開展對蘇宣傳工作的目的所在：「可以通過傳播表面上看來無害的宣傳品來詆毀蘇聯報道的客觀性，以破壞人們對它的信任。還應當不知不覺地讓人們對政府的政策不信任的感受日益加深。應當利用人們的好奇心詆毀和破壞蘇維埃和黨的領導人的威望，也可以傳播預先編造好的這方面的笑料。」

俄奸的第二項活動，是幫助日本人控制、盤剝偽滿境內的俄僑。藉助於「滿洲國俄國僑民事務局」，日滿統治者對於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俄僑的詳細情況，如姓名、性別、年齡，有何專業技能和特長，何時抵達偽滿等掌握得清清楚楚，正因為如此，對俄僑們的統治和控制變得非常容易。

為加強對俄僑青少年和婦女的親日思想灌輸，1932年在羅扎耶夫斯基的倡議下組建了「俄羅斯婦女法西斯運動」組織，1934年又組建了「青年法西斯聯盟」（由10～16歲男孩組成）、「青年法西斯先鋒隊聯盟」（由10～16歲女孩組成），「法西斯童子軍聯盟」（由5～10歲兒童組成）以及「俄羅斯青年民族聯盟」（由16～25歲青年組成）。

俄奸們還協助日滿當局推行各項政策。比如，協和會俄僑分會倡導俄僑與「政府」共度時艱，提出讓俄僑放棄「復活節互訪和節日聚餐」，還呼籲把購置聖誕節禮物的錢省下來捐獻給軍隊；而俄僑婦女則被要求「在家中始終保持對滿洲國的國民敬畏感」，節約國家資源，一年兩次往前線郵寄禮物，給醫院病人縫補內衣等。

俄奸們還勾結日本人謀害俄僑同胞。1933年年輕的鋼琴家、猶太人西門·卡斯帕遇害就是一個典型事例。西門·卡斯帕的父親約瑟·卡斯帕是哈爾濱一家著名飯店的老闆，於1904～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從俄國輾轉來到中國，最初開設了一家鐘錶店，後來又陸續開設了商店、戲院、電影院，披星戴月地奮鬥，財富日積月累，終於在1918年前後成為名聞遐邇的大富翁。他的兒子西門·卡斯帕在法國巴黎音樂學院學習鋼琴，並已取得法國國籍。1933年年僅24歲的西門·卡斯帕抵達哈爾濱，準備舉辦鋼琴獨奏音樂會。白俄Н.馬丁諾夫、В.伊萬諾夫等與日本人中村密謀，糾集了15名白俄綁架了西門·卡斯帕，給約瑟·卡斯帕寄去匿名信要求支付30萬日元的贖金，約瑟·卡斯帕斷然拒絕。1933年12月30日，偽滿警方宣布找到了西門·卡斯帕的屍體，迫於境內外壓力偽滿警方逮捕了白俄綁匪並移交法庭審判，法庭判處他們死刑或無期徒刑。但兩天後日本人就宣布判決無效，綁匪被釋放。

俄奸的第三項活動，是參加偽滿軍隊，充任偽滿警察。1932年11月，偽滿政府制訂了警察機構改革方案，增加俄國人和日本人警察。日本人認為「中國警察總是跟中國游擊隊或土匪勾結在一起，因而是比較危險的。俄僑充任的警察能夠比較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1936年1月，偽滿哈爾濱警察廳根據日本特務機關的命令成立了徵兵處，強行徵召俄僑加入以偽滿洲國治安部名義成立的白俄部隊。這支部隊的隊部設在哈爾濱市南崗區郵政街，部隊長為日本人淺野，所以又被稱為「淺野部隊」，後移至吉林德惠第二松花江，又被稱為「第二松花江部隊」。這些部隊還受日本情報機關的調遣，針對蘇聯從事各種顛覆破壞活動，有時直接被調用參加邊境地區的戰鬥。總部設在哈爾濱的俄羅斯法西斯黨也組建了自己的武裝力量，日本人將其投放到蘇聯境內，很快就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所屬部隊消滅，其中很多人死去而不為人知。

俄奸的第四項活動，是滲透到蘇聯境內從事反動宣傳、暗殺、顛覆破壞、收集情報等活動。1937年在哈爾濱成立了一所秘密學校，培訓「在蘇聯境內從事顛覆破壞活動的骨幹」，該校校長是俄羅斯法西斯黨領袖羅扎耶夫斯基。儘管在哈爾濱很多俄僑對待俄羅斯法西斯黨的態度很冷漠，但該黨還是有不少追隨者和支持者，主要是那些涉世未深的俄僑青年。他們出於對羅扎耶夫斯基「能夠復興偉大的、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羅斯」的承諾的信任，加上貧困的煎熬，而走上了公開與自己的祖國為敵、替日本情報機關效力的道路。不少被矇騙的俄僑青年，很快就在邊境地帶被蘇方抓獲並槍決了。

1939年10月10日，蘇聯赤塔邊防軍區內務人民委員部邊防部隊第五處第18725號特別報告，表明蘇聯反間諜機關掌握了日本情報機關的一些會議情況和會議決定：「為了積極開展反蘇情報活動，關東軍司令部二處在1939年多次召開了日本軍事使團及其情報和接頭機關負責人專門會議，這些會議的實際決定可歸納如下：（1）偷竊蘇聯領土上的邊境通行證和招募蘇聯邊防軍人。（2）組建破壞小分隊並將其派遣到我們這邊來進行破壞活動，並且首先是破壞鐵路設施。（3）查清邊境附近居民點和守備部隊駐地內的水源和水井，以便必要時投毒。（4）從原先曾在蘇聯境內居住過的越境人員——俄國人和中國人——中間招募並訓練道路指引諜報人員，以便把他們派遣過來偵察道路和散發反革命傳單。（5）在我方領土上阿穆爾河航標燈工作人員中招募間諜。（6）通過自己的雙面間諜提供假情報迷惑我們。與此同時，向各軍事使團劃撥經費，發放物資器材，以便開展情報活動。」

滲透到蘇聯境內的俄奸，還從事炸毀鐵路和軍列、破壞重要廠礦設施等活動，甚至對蘇聯各級黨政軍領導人進行暗殺。比如，1939年8月22日蘇聯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內務局局長尼基紹夫，呈交給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報告中說：「今年7月，一批日本間諜在第63邊防總隊地域偷越國境時被我擒獲……三人供認：今年4月他們被哈爾濱日本軍事使團招募為破壞小組成員，被派往我領土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反對施泰恩司令員的恐怖活動，組織顛覆軍列等……」這裡所說的「施泰恩司令員」，是指當時擔任蘇聯紅軍第一獨立紅旗集團軍司令員的施泰恩。

此外，就是廣為偵察、刺探、收集蘇方的各種情報。據1939年10月蘇聯反間諜機關掌握的情況：「……具體表現為搜集以下各類情報：（1）部署在外貝加爾方向的工農紅軍部隊，它們的配置、人數和番號；（2）工農紅軍的空軍兵力，它們的人數、機型、武器裝備、機場、降落場分布地點及其狀況；（3）築壘地域和新的防禦工事的構築，特別是達烏爾—赤塔方向的有關情況；（4）外貝加爾方向工農紅軍各部隊戰鬥準備情況；（5）鐵路狀況，其運載能力、物質基礎，以及公路和電報電話線路的狀況；（6）邊防部隊，其配置、人數、武器裝備和番號；（7）我國邊境地帶的政治經濟狀況。」

日本侵略者對俄奸的猜疑、戒備和監視

儘管日本侵略者竭力利用俄奸替自己效力，但他們對俄奸的戒備和監視卻始終存在。1940年哈爾濱日本軍事使團關於加強對蘇情報及破壞活動的措施計劃中，就明確指出要加強「對白衛軍分子的領導」，並「為了制止白衛軍分子的任何動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為防止俄僑受蘇聯官方宣傳的影響，日本人想盡一切辦法隔絕俄僑對真實蘇聯的了解，曾擔任偽滿政府交通部大臣的谷次亨寫於1954年12月4日的筆供揭示了這一點：「偽滿為使日寇完成太平洋戰爭，唯恐東北人民和在東北居住的外國人泄露偽滿的情況，和與有偽滿不利（原文如此——作者注）的通信和電話的傳遞，偽交通部特指令各郵政和電話機關添設了通達歐文語言和中文語言的日本人，檢查中外人民的往來信件和竊聽向各地的通話。這種檢查信件的事項，偽滿成立不久即暗中施行。對外國人的信件檢查和竊聽通話，是由我到偽交通部以後，即一九四三年春實行的。」上述筆供還披露：「日寇鑒於太平洋戰爭逐漸敗北，深恐它的附庸國家人民聽到了真相，特由偽交通部由一九四三年秋指令『郵便總局（原文如此——筆者注）』，對於有收音機的一律暫時代為保管（實際就是沒收）。據當時的偽交通部次長日寇田倉八郎的報告，沒收全東北中外國人民的收音機已有兩千六百餘台。」

在日本主子看來，俄奸就是供其任意驅使的走狗，每當日本人的侵略計劃受挫，或其利益受到損害，或國際環境對其不利時，他們都會首先顧及自身利益，這時俄奸們的命運在他們眼中就一錢不值了。俄羅斯法西斯黨領袖羅扎耶夫斯基1945年8月22日寫給斯大林的懺悔信中便說道：「外國情報機關使勁地利用我們。逮捕、毒打、殺害我們的，是我們被迫同其一道工作的那些人。這是命運對我們這些沒有覺悟離開祖國逐漸變為脫離、背叛祖國的人的報復。」「1938年，日滿當局封閉了我們的報紙《我們的道路》。1940年又封閉了我們在滿洲國的中心和組織，只允許我們在狹小的範圍里開展不合法的活動，而且受到嚴格的監督。1943年，迫使我們停止所有的活動，從1943年起『俄羅斯法西斯聯盟（俄羅斯法西斯黨後來的名稱）』更名為『俄羅斯民族勞動聯盟』，實際上也就不存在了。」1943年7月1日，日滿當局沒有解釋任何原因就關閉了俄羅斯法西斯聯盟，禁止它在偽滿境內的活動。而羅扎耶夫斯基本人則被日本人安排進偽滿洲國俄國僑民事務局負責宣傳、意識形態和教育工作。

俄奸的下場

自古以來，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與人民為敵的變節投敵者是沒有好下場的。1945年初，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敗象盡顯，俄奸也感覺到了末日的來臨，一批重要俄奸，比如謝苗諾夫、羅扎耶夫斯基、巴克舍耶夫、弗拉西耶夫斯基等人曾試圖逃命，不過，最終都被逮捕。

俄奸的結局，可歸納為如下幾種：第一種是在滲透蘇聯境內過程中，被蘇聯邊防軍當場擊斃。第二種是在執行日本情報機關授予他們的任務過程中，被蘇聯邊防軍逮捕而長期監禁。僅在1939至1941年間，在蘇聯的邊境城市和遠東地區就查獲了2500名日本諜報人員，並且抓獲了大約1萬名在邊界地區從事顛覆破壞活動的人員。

副官В.Н.米古諾夫在拆開電話時觸電身亡，其實是死於日本人之手。再如，1940年1月5日蘇聯、蒙古、日本三方代表在哈爾濱就政治調解邊界地區衝突進行談判，在談判開始之前日本人將所有白俄組織的領導人，包括俄羅斯法西斯黨領袖羅扎耶夫斯基在內統統趕出了哈爾濱，並且對俄羅斯法西斯黨採取了一些鎮壓措施，逮捕了俄僑中24名所謂的「蘇聯間諜」，審訊後立刻槍決。

第四種命運，是被蘇聯紅軍押解到蘇聯境內經審判後槍決。羅扎耶夫斯基就是如此下場。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羅扎耶夫斯基丟下了妻子和兩個孩子，帶著一些骨幹成員逃往天津。8月22日，他在天津給斯大林寫了上述那封懺悔信，並在信中懇求「偉大的斯大林和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赦免令，赦免所有的俄國僑民，給每一個落入外國人魔窟的俄國僑民提供以誠實的勞動來贖罪的機會」，同時，「我準備為俄羅斯法西斯聯盟的全部活動承擔責任，準備上任何法庭，準備赴死，如果需要的話。如果蘇聯政府需要這樣做，可以槍斃我——經過法庭或者不經過法庭」。不過，他希望「開始新的生活」，「動員僑民歸順今日的社會主義俄國，組織大批俄僑轉到蘇聯一邊，在全世界宣傳關於俄國及其領袖、政府、領導政黨的真實情況，組織同外國情報機關的嚴峻鬥爭，幫助祖國情報機關開展工作，在各國建立親近蘇聯的小組和協會」。10月初，羅扎耶夫斯基一行抵達北平，向蘇聯駐華使館自首，後被轉送到莫斯科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監獄。1946年8月底，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處羅扎耶夫斯基等鐵杆俄奸死刑。

第五種命運，則是被押解到蘇聯境內長期監禁。比如馬特科夫斯基，在蘇聯國內戰爭結束後攜家眷逃離蘇聯，遷居哈爾濱，積极參加俄羅斯法西斯黨的活動，曾經一度擔任俄羅斯法西斯黨遠東部部長，1935年充任偽滿洲國俄國僑民事務局三處，即「間諜和反間諜處」處長，與哈爾濱日本軍事使團密切合作。1945年11月，他被蘇聯紅軍逮捕，後被押解至蘇聯境內長期監禁，於上個世紀70年代初死於蘇聯。有文章中描述了曾被迫跟日本人有過合作的俄羅斯古老信徒派教徒們被押解到蘇聯境內的有關情況：「1945年，俄羅斯古老信徒派教徒們在中國的生活畫上了一個句號。蘇聯紅軍在哈爾濱掌握了偽滿洲國俄國僑民事務局的檔案文件，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跟日本人有過聯繫的人被逐一揪出。除了幾個老頭之外，幾乎所有的男性古老信徒派教徒都被逮捕並被押解到蘇聯境內。」這揭示了當時蘇聯方面對俄奸們所採取措施的嚴酷和嚴厲。

最初，被押解到蘇聯境內的俄奸的家屬曾一度滯留在中國東北境內，她們苦苦等待自己的丈夫歸來，可希望總是一次次、一年年落空。後來，不少人經蘇聯方面宣傳和動員返回了蘇聯境內，也有一些人輾轉到了上海，經上海輾轉到了菲律賓，又從菲律賓到了其他國家。

（作者系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