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為何絕少宦官近習干政？概因忠臣捨命抵制

乾道六年（1170），三十八歲的張栻被宋孝宗提拔重用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在京任職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時間，但他前後被宋孝宗召見多達七次。而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在這短短一年間，多次不避斧鉞，犯顏直諫，與朝廷冒進思潮和投降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抗金名將虞允文時任宰相，他戎馬一生，多次與金軍對壘鏖戰，贏得過著名的「採石大捷」。他任宰相後，以恢復自任，當時金國內亂，又饑饉連年，盜賊四起，以為正是可圖之時，便建議宋孝宗，整軍北伐。

然而，虞允文看清了敵國的形勢，卻沒有看清本國的形勢。在國情上來說，經過多年的戰爭，宋朝早已今非昔比，饑饉連年、盜賊四起之勢與金國無異。從士氣上來說，民族英雄岳飛沒有犧牲在抗敵前線，卻死在了自家的刑場，對抗金士氣澆下了一盆冰涼的冷水，重振士氣，需要時間；從朝中意見來說，主張抗金的有，但主張「訖和」的則更多，人心不齊是北伐最大的障礙。因此，貿然出兵，恐怕會重蹈「隆興北伐」失敗的覆轍。

聽到虞允文的「冒進說」後，位低權輕的張栻冒著得罪宰相和皇帝的風險，向宋孝宗極言不可。宋孝宗問：「你可知敵國情形？金國如今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正是可圖之時啊。」張栻說：「金國之事，臣雖不知，但境中之事，則非常清楚。」然後，他直截了當地向宋孝宗列舉了一系列時弊，如天災、民貧、兵弱、財匱、官慵、心散等等，並說目前金國確實是可圖之時，但恐怕本國實力不夠。他又提出當務之急是：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宋孝宗被張栻一番話折服，否定了虞允文的北伐建議。

宋孝宗重用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義上是「均輸」，但在實際操作中，史正志卻瘋狂掠奪州縣財賦，弄得遠近騷動，民不聊生。朝中一些有正義感的士大夫，爭相論說其害處，張栻也加入論戰的隊伍，而且聲音最大最亮。宋孝宗說：「史正志說這些財賦皆取之於州郡，並非取之於民。」張栻辯駁道：「現在州郡財賦，自給都捉襟見肘，若取之不止，手就自然伸向了百姓，所以，那不過是巧立名目掠奪百姓罷了。」

宋孝宗聽了一驚，連忙說：「倘如你所說，這就是我借發運使之手來盤剝百姓了。」他隨即安排人核查實情，果如張栻所言。於是，宋孝宗立即罷免了史正志。畢沅的《續資治通鑒?宋紀一百四十二》記載有宋孝宗為此事特下的詔書，詔曰：「史正志職志發運，奏課誕謾，廣立虛名，徒擾州郡；責授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其發運司罷之。」可佐證於此。

張栻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洞察以及敢言的性格，給宋孝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即讓張栻兼侍講一職，掌讀經史、釋疑義、備皇帝顧問。恰在此時，宋孝宗和宰相虞允文擬提拔知閣門事張說為簽書樞密院事，掌全國兵權。張說是太上皇的連襟，也是他曾經的寵臣，在朝中品行不好、口碑很差。因此，擬用張說的方案一提出，朝野為之喧嘩，但鑒於他是外戚，都不敢當面表達反對，唯有張栻連夜起草奏章，極言不可。

第二天，張栻在朝堂之上當面指責虞允文說：「宦官執政，自蔡京、王黼任相時開始，近習執政，自你虞允文任相時開始！」蔡京、王黼時曾用太監童貫為樞密使，為朝臣所不恥。他又上奏宋孝宗道：「皇上任用這樣一位品行和口碑的人，這非但不能使文臣心服，說不定還會激起武臣的反對和憤怒啊。」虞允文被說得面露慚愧之色，宋孝宗也稍有感悟，命令隨即中止。宋朝為何絕少宦官近習干政？因為有一批像張栻一樣的忠臣堅決抵制。

然而，雖說這一次抵制了，但老與皇權作對，老在虎口拔牙，總會受到責罰的。所以，一貫敢於與宰相作對、向皇帝說不的張栻，終因口無遮攔、目無尊長而被宋孝宗逐出了京城，安排他出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不久，宋孝宗乾脆讓他解職，賦閑於家。張栻隨後便受聘於長沙城南書院和嶽麓書院，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教書先生。不過，張栻從未因此後悔，只要有機會，他便直言諫諍，從不顧及自己的前途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