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為何尊「春宮圖」為衣食父母？

宋代以前，老百姓似乎並不以談性為恥。譬如李白有詩云：「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底奈君何」，已極渲男女之歡；至於「秋草秋蝶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之類，又可謂急不可耐了。宋代更多，柳永的《玉女瑤仙佩》，歐陽修的《南歌子》等等，都是刻畫男女性生活的，筆法細緻入微，傳神而浮艷。

國人性觀念發生空前「封閉」的直接原因，可能源於元代異族的暴虐統治。

北宋末年的「靖康慘劇」，是一個活生生的教訓。如何在異族入侵時有效保護女眷？把她們與外界儘可能隔絕開來，是個不得已的辦法，同時竭力掩飾性生活細節，使外界無法窺知。有不少南宋遺老寫的筆記顯示，蒙古人進入江南時，文人士大夫幾乎都是這麼做的，實在無法躲避時，就勸家眷自殺。

在《十戒功過格》與《警世功過格》中，嚴格的行為限制大多與性有關。《功格過》還警告人們不可欣賞輕浮的文藝演出（眼熟吧，文革時期也這樣，歷史真能玩巧合），這從另一個角度恰恰反映了元朝下半身文學的繁榮。其誘因是，科舉制被蒙古統治者所廢，大批文人無官可做，便把自己的文藝細胞，全用在了麗詞艷曲的創作上。如《西廂記》、《琵琶記》等，都是代表性作品。

荒唐的是，元朝皇帝卻說一套做一套，他們對前朝流傳的「長生不老」很著迷，千方百計尋仙訪古，乃至遁入邪門。如蒙古人習慣崇拜密教金剛乘，特別是其中的性力派。世祖忽必烈身邊就有許多密教術士，他們以神秘的「雙修法」勸諭忽必烈，請他通過各種性活動來超渡自己，連宮殿牆壁上所奉的神，也是男女交媾的形象，還尊為「父母」。

密教性力派的邪，跟傳統道教的性養生論，有得一拼。這一邪說，又被明中葉大紅大紫的道教領袖邵元節所鼓吹，他在教授嘉靖帝房中術時說，「老陰耗精，和童貞相交，可采陰補陽」。

元代的民族壓迫，致使民族矛盾格外尖銳，漢人不得已采儒家禮教施行自我禁錮。這種習俗到了明代，仍參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作為對外族統治的逆反心理，甚至有人上書皇帝要求禁毀一切非儒家的書。

兩性的「隔雜」和禁止婦女在外拋頭露面，在明代開始被認真地實行起來。涉性的下半身文藝作品，如房中書、戲劇演出等大多被禁，只能以地下方式在民間流傳。如《某氏家訓》、《某某妙論》、《純陽演正孚佑帝君既濟真經》和《紫金光耀大仙演義》等等。由此可見，「性」的精神生殖力真是夠強大，無論怎麼禁，也「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明代的房中書，有著創新的特點，並不完全照搬前人的書。有些內容，也只有在明代的書里才能找到。

如強調對女子身體和心理特點的理解，介紹防止妻妾間誤解和妒忌的方法；同樣通過黃帝與素養女的對話講出女子的性感受，生活特點與性生活的關係；「回精術」的具體方法和「三峰大樂」的意義等。這類內容原屬道教煉內丹的書，《道藏》中本來也有，但明正統年間重印《道藏》時，被儒生們以淫穢不堪、傷及教化、不宜傳承為由，統統刪除了。

物極必反，政府不讓公開傳播，反而促使下半身文學在地下迅猛發展起來。特別是《金瓶梅》和續篇《隔簾花影》，都是反映明代風俗與一般民眾性生活的，而且藝術成就也較大。另外還有一部書叫《影梅庵憶語》，作者冒襄（冒辟疆），寫的是自己的真實生活，講述他與秦淮八艷之一的董小宛，如何生死相依、纏綿悱惻的情愛生活細節，流傳也廣。比《金瓶梅》更為大膽和露骨的小說，是江南才子李漁寫的《肉蒲團》，書中極盡鋪成江南酒樓妓院之繁華，性病的流行也大量見之於此書。

明王朝由盛而衰，北方滿族在虎視眈眈，隨時可能吞噬這個腐朽衰老的帝國。眼看國家毫無生氣和希望，政權氣數將盡，那些整日消磨於風月妓館茶樓酒肆里的文人墨客們，開始意識到世俗享樂不會永久，終將流水落花春去也。於是，部分人有感於宋世的慘痛教訓，而隱遁山林潛心佛道；另一部分人，則更加變本加厲地沉溺於紙醉金迷和荒淫放蕩的生活。

正是後者，這些頹廢至極的文人，創作出了大批以粗俗俚語雜以艷語麗句，不厭其煩描寫性細節的淫穢小說，如《綉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陽趣史》等。

與之相映成趣的是，春宮畫也漸趨成熟和張揚。春宮畫的肇始者出現於唐代。由於明代房中書被禁，春宮圖不再有文字的解說，迫使畫師們在繪製技法上更加嫻熟和熱辣。這些畫不僅用於性指導，也用于欣賞和娛樂，性挑逗的意味更濃。另外，明代還有不少以春宮畫為題材的瓷器，男女裸身辦事。春宮版畫中的裸身，到晚明始大量出現，形象逼真，畫面精緻。如《勝蓬萊》、《風流絕暢》、《鴛鴦秘譜》、《繁花麗錦》和《江南銷夏》等。畫面上撲面而來的頹廢氣息，正是當時民眾生活的文藝寫真。

元明時期的下半身文學，它的負面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時至今日，文藝圈裡依然不乏一些好脫、好裸的人，文學圈裡依然不乏一些好寫男女那點事的人，是期望快速成名獲利，還是閑的蛋疼肉癢，咱不能妄加臆測。但大眾羞於談性、渴望涉性的心理，卻普遍存在著。或許，這算是一種文化誘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