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是物種之間的中介——關於《舌尖上的中國》的對話

《舌尖上的中國》紀錄片海報

作者 田松（本號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劉華傑（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責編 許小編 劉小編

導讀

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的熱播，引發了人們對於飲食文化空前熱烈的關注與討論。田松和劉華傑兩位學者，從生態與文化的多樣性視角，以對話的方式，對於食物的屬性、人與食物與環境的關係等等「常識問題」進行了不一樣的解讀與探析，為我們理解食物、理解自然、理解生態與文化等命題，提供了有啟發意義的、有趣味的思考。

食物問題中的博物文化

田松（2014.05.09，波士頓）：華傑，應你推薦，我在優酷上追了《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熱得有理由。其實，《舌尖》（一）放映的時候，我不記得在忙於什麼，並沒有即時追看，事後也只是零零星星地看了幾集。片子濃郁的中國味道，揮之不去。把飲食拍成了文化，其實並不讓我意外。因為飲食從來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何況中國人歷來講究「民以食為天」「食色性也」，飲食更是中國文化中的重要部分。相反，那種剝離了文化，把飲食變成營養素的搭配，才是讓我厭惡的。

我的研究領域一直很雜，跟著感覺走。我的很多學術工作，其實是出自我自己的生存困惑。我自2005年成為素食者之後，迅速關注起飲食問題。從牛奶研究到營養學批判，很快與我的工業文明批判關聯起來。我非常吃驚地意識到，食物問題竟然是文明的核心問題之一。

食物像一個結，關聯著方方方面，食物既是nature，又是culture；關係著農業，也關係著工業；關聯著傳統，也關聯著現代。飲食方式的轉變，既是生活方式轉變的結果，也是生活方式整體轉變的一部分，同時，關於飲食的解釋，也在發生著變化。傳統話語被替換成現代話語。食物其實是很好的案例研究的對象。關於食物問題，我這幾年也頗有心得。很想和你交流一下。毫無疑問，食物問題與你關注的博物學也密切相關。

劉華傑（2014.05.10，北京）：我這個人對吃不講究，所以長期並沒有想食物與自己的學術領域有什麼關係。受到你的牛奶批判以及營養學批判影響，我才注意這些事，再後來有GMO（轉基因生物）之爭，我便將吃的與科學史、科學哲學、文明批判之類聯繫起來。

民以食為天，同樣可說「所有物種以食為天」。人以外，許多動物一天大部分時間在吃。生產力水平提高了，人用於填飽肚子的時間少了，用於做其他事情的時間多了。通常這算好事，並認為是進步。不過事情沒這麼簡單，窮人吃得不好，容易生病；但富人吃得「太好」，也容易生病。前幾天我看過一則報導：美國各族群兒童和青少年的一型和二型糖尿病患病率顯著上升。

你說的沒錯，我關注「舌尖」電視系列片，角度與博物學有關。我個人以為片子講述了大量地方性知識，從吃這個方面充分展示了中華博物文化的豐富性和價值。片子受到各階層百姓的普遍好評，這也間接證明，博物學是有生命力的，提倡恢復博物學正當時。

地域性傳統飲食文化與現代營養學

田松（2014.05.10，波士頓）：今天上午吃飯的時候，又看了一集「家常」。我常常感慨，在娛樂節目中看到民生。在這期節目中，我也看到了民生。編導努力把飲食與家常生活關聯起來，呈現不同地域的飲食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關聯。但是，同時，在片中還可以看到另一種現象，解說詞中經常使用現代營養學的術語，去對傳統的行為進行解釋。於是我經常可以看到一種擰巴的現象。在充滿地域性的飲食傳統的描述中，時不時地出現了蛋白質如何，酸性物質如何之類的「超越性」話語。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這個問題。有何解釋？

劉華傑（2014.05.11，北京）：不大可能一步到位。編導、解說詞作者已經努力了，他們不可能像你一樣那麼敏感、那麼徹底。

有趣的是，我今天早晨頂著小雨開車到郊外，路上想起N年前自己犯的一個錯誤：那裡經常見商家在廣告中宣傳「本產品不含任何化學物質」。我當時很氣憤，還給報社、雜誌寫過信，反映這種違反科學常識的廣告詞。我當時深受科學主義毒害，依據自己學到的一點點化學知識，在觀念上想當然地認為任何物質都是化學物質，不含任何化學物質的東西當然就是非物質。現在看，覺得那時幼稚。不是說同情那類廣告，而是要反省自己。準確講，「化學物質」是人工物質，通常是依據近現代科學而生產出的化工產品。化學物質要與天然物質區分開來，這樣一來，物質就不等同化學物質了！即使化學式相同的物質（比如人造水和天然水），也要區分，不能用「實質等同」來矇混。對於食物，要特彆強調不能用「實質等同」原則以次充好（從化學檢測上看二鍋頭與五糧液或許實質等同，但壓根不是一種東西，前者我喝了頭痛。釀造酒與酒精加水調製的東西更不可能是一回事）。

概念是思想之網上的紐結。網變了，紐結可能還沒有全變過來。「舌尖」已經表現出觀念的變化，但不徹底，比如在「家常」這集中提到廣東人煲湯時用溫火長時間處理食物，根本不理會西方科學所謂的任何食品加工中都會有營養損失的結論。整個系列片，也沒有突出營養，而是儘力展示食材獲得的艱辛和加工的精緻、食物烹制的特殊性，等等。與營養相比，更強調氣味、美感等。

你在美國一年，對那裡的食物有何看法？通常自己做還是外出吃？電視中是否也有類似的片子？

田松（2014.05.11，波士頓）：其實，我在美國這兩個學期，幾乎不看電視。跟美國人討論營養學問題，我忽然覺得他們很可憐。因為他們貌似除了機械自然觀的營養學話語，沒有別的了。雖然我們的頭腦也被這種話語方式灌滿了，但是畢竟我們還曾經有傳統，並且這些傳統在一定程度上還有遺存。我其實也是憑藉著對這一點點遺存的了解和理解，挑戰現代營養學的。

現代營養學首先把食物還原成營養素的集合，同時把人還原成具有各種生物功能的生物機器，並且相信能夠在營養素與生物功能之間找到一一對應關係，比如維生素B少了會怎麼樣，反式脂肪酸多了會怎麼樣。進而，相信能夠根據實驗室里的數據，找到一個完美配方，於是可以構建一個完美食品。於是有了工業化食品。這種營養學是超越地域、民族、文化的，與西方所有數理科學一樣。根據這種營養學，食物之間的質的差異消失了，無論黃瓜蘿蔔土豆辣椒，都是由蛋白質維生素等六大營養素構成的，它們的差異只是各營養素的百分比的不同。進而，天然食品與工業化食品的差異、天然食品與轉基因食品的差異，都只是量的差異。至於地域差異，更加沒有意義。在這種營養學看來，川紅花和藏紅花必然是實質等同的。

至於「舌尖中國」這部片子，我的看法可能跟你不一樣。我是覺得，主創人員雖然也致力於把食物放到具體的語境之中，放到生態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之中去討論，尋找食物的源頭，但是，可能更多地出於編導隊伍的人文素養，以及對「紀錄片」這種節目本身的敘事風格的追求。長期從事「紀錄片」的攝製，會訓練出拍攝者特殊的視角，對語境的關注，對歷史的關注。這種視角與你強調的博物情懷，其實是有共通之處的。所以，編導群體未必有意識地考慮了我們說的問題。但是相反，我認為，主創人員是有意識地、主動地、甚至是刻意地引入了現代營養學的話語方式。下一集你關注一下解說詞，看是否與我有同樣的感受。

劉華傑（2014.05.11，北京）：西方主流營養學與近代西方科學的方法論是一致的。自然科學的四大傳統（博物、數理、控制實驗、數值模擬）中依目前強勢的後三者，「機械自然觀的營養學話語」幾乎是顯然的。好在，西方社會現在也強調多元文化，非主流思想遍地都是，非西方的傳統、觀念也開始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欣賞。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它們不是主流。我不妨做一預測，幾十年後，西方的營養觀念為更加非西方化，因為目前的西方飲食習慣會導致更多麻煩。

「舌尖」在大量講飲食、廚藝的節目中是少見的，或者說絕無僅有的。僅從編導隊伍的人文關懷、敘事風格的追求來講，是很不充分的。其他團隊也不是吃乾飯的，他們也很講究，但就是沒有烹制出「舌尖」這樣的作品來。我猜想，編導們對西方科學方法論、營養學觀念有所懷疑，但可能沒有上升到自覺的程度。這個還需要確證。

田松（2014.05.18，波士頓）：又看了一集《相逢》，講述了不同地域的食材在餐桌上相逢，也講述了不同地域的人在遙遠的他鄉相逢。食物的故事與人的故事結合起來，節目就更好看了。

「舌尖中國」值得讚歎的是，充分地呈現了食物的地方性，一支支攝影隊深入中國的各個角落，去尋找一種種食材的出處，沿著食物的路線，從餐桌追溯到食物生長的草原、叢林、海底，同時，呈現了人的活動、人的勞動如何使這些食材脫離了原來的地域，走向全中國的餐桌。在全球化的今天，走向的是全世界的餐桌。《相逢》中有一道菜，「燴南北」，名字就頗有意味。來自內蒙草原的口蘑，與來自江南的筍乾，它們在自然狀態下完全不可能生長在一起，卻在廚房裡相會了。

不過，在傳統社會中，這樣的菜肴必定是罕見的，因而也是昂貴的。我相信傳統社會中絕大多數食物都是地域性的，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唯一有可能超越地域的，大概是某些調料。在我童年的記憶中，類似於八角、胡椒這樣的調料，都是很珍貴的，只有在特殊的時候，過年過節，有貴客登門，才可能用上一點。而且，我記憶中，八角是要反覆使用的。因為這些調料並不是東北的土產。

除了地域性之外，還是當季。現代生態農業倡導者所強調的「吃在本地，吃在當季」，其實是傳統生活的常態。《植物的慾望》的作者邁克爾·波倫寫了很多關於食物的文章，他有一句話對我特別有啟發。他說「食物是人與環境之間的中介」。他說，人是以吃的方式，使自己的身體與環境建立起直接的關聯。人的身體，就是由周圍的環境構成的。我去年還看了James Bunn的一篇文章，「The Physical Reality of Water Shapes」（Impasses of the Post-Global: Theory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 V.2, edited by Henry Sussman）, 其中說到，我們身體中有百分之七十是水，構成我們的身體的水，就是我們喝進去的水。你喝的是松花江的水，構成你身體的水就是松花江。

從這個意義上說，古語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僅是文化性的，而且是物質性的，身體性的。說「一方水土造一方人」，也不為過。

不過，似乎到目前為止，《舌尖上的中國》還沒有對這方面的關聯有所討論。相反，我還是注意到，編導對地域性的堅持並不徹底，我前面所說的現代性的脫域性卻時時出現，如同米飯中的沙子。比如關於內蒙口蘑那段，說從草的顏色能看出哪兒有蘑菇圈，因為口蘑分泌出某種特殊的物質，使得草的葉綠素增多。這個解釋其實沒有什麼信息量，只是使節目顯得很科學，很玄虛。相反，關於蘑菇圈與草色的地方性知識，被忽略了。

劉華傑（2014.05.19，北京）：我對《相逢》這一集中的「燴南北」也有興趣。草原上的口蘑在內蒙古、東北、青海都有，味道確實不錯。最重要的是它們是本地普通產品，是大自然每年的如約「配送」。它們的確普通，沒有影片中渲染的那麼玄乎。可能最近一些年，由於多種原因白色的口蘑等產出較少，遠處需求的拉動又太大，造成了一種緊缺的現象。但願這不是長久的。

《相逢》中也點出了癥結：商人高價收購。這表明遠處的旺盛需求是福音也是禍害。蘑菇如此，人蔘如此，蟲草也如此。

現代性提供的交通便利，使得古老的運輸業、貿易、人際交往、物種交往發生質變。飲食在這樣一種巨大變化中有傳承也有創新，但首先是傳承，沒有紮實的傳承，創新的基礎就虛弱，就生長不出像樣的花草——菜品。「燴南北」一道菜的歷史不會太久，它的成功與功名，首先得力於早先南北兩地對蘑菇和竹筍均有相當的「鑽研」，相逢碰撞出明亮的火花是小概率事件，可以設想許多組合是不成功而被淘汰了。從自然選擇的角度看，被淘汰的自然後來沒剩下，故事記載下來的更少了。這集影片中有相當篇幅講台灣的飲食，台灣的確保留了許多大陸帶過去的各種菜系風格，同時在半個多世紀的自然與人為隔離的演化中又有所創新。這與生物的島嶼演化是一個道理。台灣的創新，是有所本的，沒有中斷與中原的血脈。

飲食的地方性與非地方性是一對矛盾，既令人振奮又令人糾結。一方面食客想品嘗地方性，另一方面食客又想超越地方性。作為一種文化的傳承主體，飲食業先要重視傳承，摸清家底，創新一定要慎重。快速創新，就是對傳統的背叛，就等於消滅了地方性「資產」。我不願意用「資產」兩字，但這可能是讀者最容易懂的概念。

我非常同意你說的「關於蘑菇圈與草色的地方性知識被忽略了」的判斷。什麼樣的具體環境出產什麼東西，這涉及豐富的博物學知識，不是祭出「科學」兩字就能唬住人的。基於多年或世代相傳經驗的地方性知識，有些能夠轉化為科學說明，有些目前根本做不到，還有一部分可能在檢驗後而被否定。一些受過科學教育的人以為，能夠構造出科學說明的，便是好的、真正的知識，否則就要遺棄。單純這樣講，也不必反駁。問題是，如何先驗地劃界，如何在沒有調查研究的情況下對待豐富的地方性知識。每一地方的百姓，都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辨別、加工地方性食材的方法，通常不會認錯，不會誤食有毒的東西。恰好是城鄉結合的過程中，有些人半懂不懂，地方性知識不過硬，而誤采誤食，中毒身亡。

從生態學立場看飲食問題

田松（2014.05.21，波士頓）：從長時段的歷史看，一個傳統能夠傳下來，必定是掌握了足夠的生存智慧。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動物本能。動物不會輕易地吃陌生的東西，人也不會。西紅柿在中國有漫長的時間是作為觀賞植物的，直到很晚才成為食物。一種植物是否成為食物，不僅取決於這種植物是否從物質的意義上能夠被人體吸收，更取決於它是否在文化的意義上被接受為食物。如你所說，傳統社會具有行之有效的傳統知識，已經把作為植物的食物納入其文化之中了。你所說的城鄉結合的過程，在我看來，是傳統知識被現代知識所取代的過程。人們失去了傳統，也失去了禁忌，甚至失去了恐懼——反正所有的植物都可能還原為各種營養素的集合，所以會半懂不懂地食物中毒。

前面說，邁克爾·波倫的命題「食物是人與環境之間的中介」對我啟發很大，今年春天，我把這個命題又向前推進一步，「食物是人與其他物種的中介」。

人類的大部分食物，都是植物或者動物，是生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類必需的食品，如食鹽，是非生命的礦物。所以人與食物的關係，其實是人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

最近我常常說生態學。我覺得生態學是可以作為一種方法論的，作為一種世界觀的。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事兒，從生態學的視角看過去，就會呈現新的面貌。從生態學的立場去看飲食問題，也是這樣。生態學強調物種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關係，並強調生態意義上的平衡。所以，一種植物或者動物成為人的食物，就與人建立了物種意義上的關聯。原來不是食物的植物成為人的食物，就意味著在原來的生態系統中，出現了一個新的變數。這個變可能是質變，比如中國本來沒有玉米，在引進玉米，並且大量種植之後，這片土地與周邊荒野之間的生態關係會發生改變。玉米不僅僅是玉米，還是以玉米為核心的微生物、菌落等各種物種構成的小生態。也可能只是量的變化，比如原來不是食物的某種植物被接受為食物，但是量變也會逐漸轉化為質變。比如髮菜在被大量挖掘之後，整個地區的環境遭到徹底的破壞。而延續下來的傳統文化，必然會有能力解決這個些問題，使得人的飲食活動及飲食變化，不至於對周圍生態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人作為一種物種，在飲食結構發生變化之後，人的身體也會產生生態學意義上的變化。

以前我們在討論中說過，博物學和人類學之間，存在著觀念上方法上的共性。能否把生態學也引入進來，加以比較呢？

劉華傑（2014.05.22，雲南香格里拉）：你提到「人們失去了傳統，也失去了禁忌，甚至失去了恐懼」，令我想起最近在讀的一本相當不錯的書《看不見的森林》，其中提到動物存在恐懼感是一種生存智慧。因為對未知、不確定性持慎重態度，有利於保命。當今世界，對於吃，人們似乎不大講禁忌，對於亂吃的後果除了因為發胖而惹來一身麻煩外，沒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

20日上課時討論如何對待轉基因食品。我特意提到關於蕨菜，科學家不止一次得出結論說有毒，但許多人跟我一樣照吃不誤。吸煙有害健康，也是科學結論，但世界上仍然有許多煙民照吸不誤。那麼為什麼對於轉基因食品卻要格外慎重？理由有許多，其中一條是，它未經受時間的考驗。蕨菜和煙草是經歷過檢驗的，結果是有點問題但問題不大。公眾知情，願意吃願意吸是個人的事。而轉基因食品其風險恰恰不清楚，更沒有經過足夠長時間的檢驗。對轉基因食品保持警惕、持恐懼態度，也是一種生存智慧。可以讓倡導轉基因食品的人物先吃上幾十年上百年，其他人看看結果再說。

這樣的一種考慮，與你說的生態學是一致的。生態學的觀點與演化論的觀點是一致的，都要考慮適應問題。快速變化，就會引起不適應，生態危機就是一種不適應的表現。在引進新食物、改變環境等問題上，本人堅持適應性論據是最低要求。玉米、番茄、辣椒、番薯對於中國的漢族人，都是外來東西，都不是一下子就被接受的，但相當長時間後確實成功地融合進本土食物當中。對我來說，牛奶的問題是推廣得太快，轉基因食品簡直是強行推廣了！

許多事情都在變，變化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但並非變化就好。變得太劇烈，就是找死，因為不適應。

食物與人之間的選擇與被選擇

田松（2014.05.22，波士頓）：從生態學的角度看，人選擇了食品，食品也選擇了人。我相信，在玉米、辣椒等外來植物引入中國之後，與中國人之間是有過一段磨合期的。比如在玉米大量種植，成為主糧之後，那些吸收玉米比較順暢的人，會有更多可能留下自己的後代；反過來，那些吸收玉米不夠好的人群，甚至有不良反應的人群，在找不到其他主糧替代的情況下，生存的機會就會相對弱小，留下後代的可能性就小。這樣，幾代人下來，剩下的人群，就是那些與玉米能夠和諧相處的人了。玉米以這種方式，選擇了吃它的人。

其他作物也會有類似的生態過程。

劉華傑（2014.05.23，雲南香格里拉）：波倫的《植物的慾望》表達了這樣的想法。不過，按這個外推，喝牛奶在中國最近十幾年被大力提倡，若干年後新的中國人將逐漸適應了牛奶。將來有一天，吸收牛奶好的群體剩下了，其他的走人了。你反對喝牛奶，還有必要嗎？中國人和工業化牛這樣的物種將來會是怎樣的關係呢？這樣的進程是否可改變，是否允許多樣性？

田松（2014.05.23，波士頓）：這個問題提得好。考慮到這一步，還是需要引入人類學，人類學加上生態學，生態人類學。理論上，你說的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們姑且假設結果就是這樣的，適應牛奶的剩下了，其他的被淘汰了。但是，第一，我們看過程。在這個生態適應的過程中，剩下的個體是暫時的受益者，可以接受這個結果，但是，同時，被淘汰的個體則是受害者，他們不會高興看到這個結果。而之所以發生這個過程，並不是有不可抗的外力，而是資本的驅使，所以這個過程的啟動，就是不道德的。其次，看結果，這個結果會是一個生態平衡的狀態嗎？顯然不是，因為相對的暫時的穩定的奶源，並不是地域性以及全局性生態系統自身穩定循環中多出來的，而是工業化養殖場里生產出來的。所以這個結果，對於牛奶產地的生態系統，是破壞性的。玉米取代原來的農作物，可以建立起一個新的和諧的生態系統。而牛奶註定是不可能的。進而，那些已經適應牛奶的人群，也未必是受益者。

另外，我還有一個疑問是，這個生態適應的過程究竟需要多長，你也強調不能突變。多少年算是突變，多少年算是漸變呢？

劉華傑（2014.05.24，香格里拉）：演化、適應的討論必須與尺度關聯起來。進化不同於進步。在「演化整體上無方向性」的演化論背景下，許多具體事情的討論仍然非常麻煩。關鍵是物種無法提前預測什麼是壞的、什麼是好的。當下適應的，當外部條件變化時，可能變得不適應，而原來不太適應的反而有可能變得適應。那麼憑什麼判斷適應性呢？

「生態平衡」也涉及尺度，多大尺度的平衡呢？考慮「平衡」，就必然借用某種價值判斷，涉及應當不應當的問題。穆勒（John Stuart Mill）討論「自然」概念時的悖論依然存在。具體生活中的具體人如何做事或者判斷才是自然的、符合生態平衡原則的呢？

事情似乎又繞了回來，變成：我們喜歡過什麼樣的生活！由此提供價值判斷，由此決定我們考慮問題的尺度，即適應或平衡的範圍。而當下的致命問題是：（1）現代性導致單一性；（2）考慮的尺度過小。

現代化衝擊下，地域性傳統的明天會怎樣？

田松（2014.05.24，波士頓）：中甸我去過兩次，我還是習慣於把這個地方叫中甸，而不是什麼香格里拉。第一次去的時候是2000年，還沒有大規模旅遊，小城很安靜。第二次是2008年，我們一起去的，已經非常熱鬧了。所謂的生態旅遊，其實只是個好聽的招牌。正如你最後繞回來的問題，什麼樣的生活是好的生活？處於現代化衝擊下的傳統地區已經喪失了基於自己的文化、基於自己的傳統回答這個問題的底氣。人們實際上活得很茫然，不知道該怎麼活，於是就只是為了賺錢而活了。

劉華傑（2014.05.26，雲南白水台）：我非常欣賞你的發問「什麼樣的生活是好的」，每個人都應當思考。

今天在白水台吃到了碎米薺，當地的一種普通野菜，感覺很好。飯館的老闆推薦了「普世」的幾種蔬菜，我瞧了瞧店裡準備的本地品種，點了這種。

田松（2014.05.26，波士頓）：白水台我是在2000年去的，這是納西族東巴文化的重鎮，傳統文化非常豐厚的地方，但是在1980年代之後的現代化大潮面前，同樣是脆弱的。我們說過兩個多樣性的問題，當文化多樣性喪失之後，生態多樣性也會隨之喪失。你現在還能吃到的野菜，也許再過幾年，就吃不到了。也許再吃到的，已經不是野菜了。

對於人類的身體與食物的關係，對於食物與環境的關係，對於人與環境的關係，我寧願相信具有悠久歷史的、原始的、傳統的、地方性的、神話意味的解釋，而不相信數理科學的機械論、決定論、還原論的解釋。所以我對當下的時尚的營養學，各種營養素之類的解釋，是持一種總體否定的態度。轉基因、工業化食品，都是這種機械自然觀的產物，也都在我的否定之列。

但是我覺得，生態學可能作為兩者之間的過渡。如果不能一下子轉過彎來，從數理科學直接轉向傳統，至少可以先轉向生態學。

劉華傑（2014.05.27，香格里拉）：今日受邀乘越野車到五境鄉澤通村藏家做客，第一次吃到迪慶家常美味的琵琶肉，口感相當不錯；在那裡還看到德欽蕘花、革葉蕘花、西藏越橘、松柏鈍果寄生等。有吃的，有看的，還求什麼呢？主人介紹，他們一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採集並出售松茸，一年兩萬元左右，另外出售一點芸豆，算不上富有。澤通村山高坡陡，交通極為不便，到溝門就要走20公里的土路，而出了溝門仍然是深深的金沙江河谷。但是，這裡風景秀麗、清泉甘美，百姓住房寬敞、生活幸福。如果說《舌尖上的中國》頗有意義，恐怕就在於它沒把「吃」孤立起來，如通常的電視明星做菜一般，而是把它放回日常生活當中，多角度展現各地百姓多樣性生活孕育的飲食文化。這種飲食文化是具體的，既刺激人的味蕾也調動人的思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