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的有翼神獸（上）

論中國的有翼神獸（上）

一、引 言

有翼神獸在中國古代文物中是一種使用材料很廣、流行時間很長的藝術主題。這一主題包括若干不同種類（如帶翼的獅、虎、鹿、羊等），其中尤以天祿、辟邪最引人注目。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它主要流行於東漢以來，並以南朝陵墓的神道石刻最引人注目（形體巨大，雕刻精美），因此其討論多圍繞於南朝的神道石刻。如三十年代出版的《六朝陵墓調查報告》（中央古物委員會，1935年）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在這部報告中，學者曾對天祿、辟邪做專門探討，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基礎。關於天祿、辟邪的起源，他們有兩種觀點：一種比較大膽，見於滕固＜六朝陵墓石跡述略＞（第71－90頁）；一種比較謹慎，見於朱希祖＜天祿辟邪考＞（第183－199頁）。滕固的看法是，這類主題於六朝時期雖已「十足的中國化」，但出現當更早（不但可以追溯到漢代，而且可以提早到戰國），淵源是古代亞述地區的藝術，類似主題也見於塞種和大夏，以及希臘和印度的藝術，西人或稱winged chimera。這是受西方學者影響。而朱希祖的看法則頗有保留。他引中國古書中的「如虎添翼」說，引《山海經》中講帶翼神怪的話，以為這類形象在中國非常古老，它們究竟「是吾國固有之遺風，抑外國傳來之新范」，很難肯定。儘管「外來說」在當時的學術界還是一種「海外奇談」，長期以來並沒有被國人接受，但筆者認為，這卻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想法。特別是七十年代，在白狄國家中山王墓的出土物中，人們再次見到這種神獸，它們是與不少帶草原風格的器物共出，這一想法被再度激活。有些學者認為，我們應放開眼界，對習慣的想法做重新思考。

現在因為整個討論還不夠深入和系統，國內學者對境外的材料很不熟悉，國外學者對境內的材料也了解不夠，無論哪一種想法，片言孤證，都難以定論，故本文彙集有關材料，試就這一想法進行探討，希望對問題的研究能有所推進。

二、出土發現的有翼神獸

有翼神獸在出土發現中材料很多，筆者眼界有限，難以搜羅齊全，下面僅就目前所知，以時（春秋到東漢）為經，以地（出土地和國別）為緯，把其中年代較早也比較典型的例子列舉如下（漢以後的材料暫不討論）：

（一）春秋時期

主要有兩個例子，都是屬於青銅飾件：

1．河南新鄭李家樓鄭國大墓出土的立鶴方壺。原出為一對，一藏故宮博物院，一藏河南省博物館。它們除有兩獸耳，器腹四隅的下方還各飾爬獸。後者與一般方壺上的爬獸相似，但不同點是背樹雙翼，翼尖朝後。其造型比較簡率，缺乏細部描寫，它們究竟是偶然的藝術變形，還是外來的藝術主題，尚須進一步證明，但對問題的討論還是不容忽視。從墓葬年代考慮，其製作時間約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紀前後）。

立鶴方壺

2．日本泉屋博古館藏青銅器飾。相傳是1930年河南新鄉附近的古墓出土，包括裝配在一圈狀物上的獸形飾四件，及散置的鳥形飾和獸形飾各兩件。前者類似東周流行的獸紐器蓋，後者類似東周流行的鋪首銜環，因此梅原末治推測它們是一件碩大圓壺（從復原圖推測，高度約70－80厘米）的器飾，並畫了復原圖。其所謂器蓋上的獸形飾是作側首蹲伏狀。它們既有獅虎類的獸首，張口露齒，獸口兩側有翼，又在頭上立一小鳥，口銜獸首的肉冠（瘤狀突起），雙翼平舉；既有獅虎類的獸身，又背樹雙翼，略呈S形，翼尖朝後，作垂鱗狀疊羽（兩排）；四足也作鳥爪：前足是鉤爪，後足是尖爪，腿後有距（類似鳥爪後面的突出物）。其紋飾，獸身為雲紋，獸口為S紋，口側的翼為簡化羽紋（作篦齒狀），銅圈為繩索紋。而所謂器腹上的神物，二獸有獅虎類的頭和鳥類的雙翼，二鳥（頭上有隆起的肉冠）有相同的雲紋在身，相同的羽紋（作篦齒狀）在翼，銜環則飾重環紋，顯然是前一種飾件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即同樣是翼獸和神鳥的組合。其紋飾與侯馬陶范中的紋飾相似。從紋飾判斷，年代似可定為春秋晚期。戰國時期的獅首翼獸或即由此發展而來，鳥首（由鷹首變形）翼獸也與此或有關聯，因此它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件。

（二）戰國時期

（甲）銅器

1．甘肅涇川出土的「翼獸形提梁盉」。現藏甘肅省博物館。其特點是以獸首為器流，獸身為器身，獸足為器足，並飾雙翼於器腹。獸首，從發表照片看，不太清楚（未見原物）。雙翼，是以突起的陽線（上面的細紋是陰線）表現翅脊，細密的陰線表示羽毛（從下故宮藏器看，陽線的前端是一鉤喙的鳥頭），翼尖朝後，四足作鳥爪，腿後有距。此器年代，估計在戰國早期；國別不詳，但從下述器物看，應是三晉製造。

甘肅翼獸形提梁盉

2．故宮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藏「翼獸形提梁盉」。它們和上器的不同點是器流作鳥首，蓋紐和提梁也不太一樣，但明顯屬於同一類造型。故宮所藏（見於陳列），是1946年入藏，出土不詳，其頭部與上博所藏不盡相同，鳥嘴較尖，雙目填金（疑是後做）。廣博所藏，出土亦不詳。上博所藏，原在倫敦戴迪野行（Deydier），據云是從山西太原金盛村盜出。由這一線索判斷，我們懷疑，上述各器都是三晉製造。

3．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鳥首獸尊」。這件器物與2相似，也是屬於鳥首類。其雙翼在身側，用陰線表示，作平面裝飾，翼尖朝後，呈S形；足作鳥爪，爪側有距。年代，估計為戰國早期；國別，應屬三晉系統。其鳥首的裝飾與渾源李峪村出土的銅器相近，身上的S形紋則見於下述侯馬鑄銅遺址出土的「鳥形模」和「虎形模」（注意：此獸的雙肩和雙髖作渦紋裝飾，與下文圖四九巴澤雷克出土鞍韉的圖案有相似處，類似裝飾也見於上2，下4等器，但多為浮雕）。

4．湖北隨縣（今湖北隨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編磬承托磬簴的有翼神獸。兩件，皆作獸首長頸（長頸是為了承托磬簴）。其身口各有雙翼，可與泉屋博古館所藏相比，是類似特點；四足作鳥爪，後足腿後有距。年代為戰國早期。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淅川徐家嶺楚墓出土過一件鑲嵌綠松石的神獸器座，該器沒有明顯的翼，但從造型看，與曾侯乙墓所出頗為相似（特別是頭、耳、口、舌）。曾、楚二國，互為姻婭，器物、文字本來就相近，二者都是戰國早期的器物，共同點多，自在情理之中。它使我們聯想，從今山西到河南、湖北，可能存在一條南北的傳播渠道。又，曾侯乙墓還出土過一件「鹿角立鶴」鼓座，也是鳥獸複合的器物。

河北錯金銀四龍四鳳銅方案

5．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有翼神獸。分三種：（1）錯銀雙翼神獸。共四件，可能是鎮物，其造型與泉屋博古館的藏品相似，也有獅虎類張口露齒的獸首，背樹雙翼，翼尖朝後，羽毛作垂鱗狀，足作鳥爪，前後足的掌外側皆有距；（2）中山王方壺。其四隅爬獸背樹雙翼，與上立鶴方壺相似，但頭向相反；（3）錯金銀四龍四鳳銅方案。所謂「四龍」也是背樹雙翼（頭生雙角，長頸有鱗，四足為鳥爪，腿後有踞）。中山是與三晉（特別是魏國和趙國）有關的白狄國家（類似十六國時期漢化的外族國家），出土物既有三晉特點，又有草原風格。如該墓出土的虎食鹿器座就有斯基泰風格，而該國遺址出土的虎形金飾也是草原地區所習見。

（乙）銅器陶范

春秋戰國時期，三晉境內多戎狄，北部（代地）並與草原地區鄰近，所出器物或雜草原風格，侯馬鑄銅遺址出土的陶范是其集中體現。如：

（Ⅰ）1959－1964年的發掘品。典型標本是：

Ⅱ號遺址出土的鐘鈕范。編號：ⅡT13：6，鍾鈕是由一對龍首翼獸組成。翼的表現極富寫實感，三晉花紋多有之。

（Ⅱ）1992年的發掘品。典型標本是：

1．「鳥形模」。編號：T9H79：17，頭部殘缺，報告稱「鳥形模」，大概是從其足作鳥爪來判斷，其頸部花紋同下「虎形模」，翼的裝飾也與下「虎形模」有翼者相似。未必就是鳥形模。

2．「獸擒蛇模」。編號：T9H79：18，頭部亦殘缺，但有翼，從身上的花紋看，似是豹類。

3．「虎形模」。編號：T9H79：19，兩件，皆為半模：一件有翼，作垂鱗狀疊羽；一件無羽。足為鳥爪，腿後有距。其虎紋作陰線S紋，是三晉銅器的特點。

（丙）銅器紋飾

1．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銅壺上的麒麟紋。麒麟在漢代圖像中極為常見，形象多作帶翼鹿，頭戴一角，角端有肉（前端起節，如肉瘤狀）。孫機先生指出，李峪村出土銅壺上的花紋與之相似，應是較早的實例。此器也是出自三晉系統。

2．山西侯馬鑄銅遺址出土陶范上的獸面紋。是由變形的鳥首翼獸組成。這類花紋在三晉銅器中極為常見，往往正視可見其耳，側視可見其冠，而且有如同鷹翼的鳥羽和類似泉屋博古館藏器的簡化羽紋。

3．河南輝縣琉璃閣戰國魏墓M57出土銅鑒上的動物紋。分上下兩層，上層是鳥首翼獸和蛇，下層是馬、鹿。其鳥首翼獸，皆長頸帶冠，翼或上舉，或下垂。

4．巴蜀兵器上的紋飾。巴蜀流行虎紋，虎紋多作帶翼虎，用以裝飾兵器。這種紋飾雖有當地特點，但與其南的滇文化和其北的草原地區可能有淵源關係。如：（1）四川廣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銅戈（60年代在昭化寶輪院收集），器形屬巴蜀式，但紋飾是鄂爾多斯式，上面不但有虎噬羊（或鹿）的場面，還有一獸很像是獅虎類的有翼神獸；（2）四川南部的石棺墓和雲南滇文化的墓葬經常出土所謂「三叉格式銅劍」，這種銅劍也流行於內蒙、寧夏一帶；（3）翼虎也見於雲南晉寧石寨山7號墓出土的銀帶扣（詳下）。這三點都暗示出，從內蒙西部到雲貴高原一直有一條南北的傳播渠道。

（三）秦代

陝西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的翼獸器座。現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其特點是，獸首與貓科不類，而更像是駱駝或馬，有尖耳和長尾，背樹雙翼是分鑄而配裝。

（四）西漢

（甲）銅器

1．江蘇徐州西漢宛朐侯劉埶墓出土的「獸形飾」。其造型與上述秦代的翼獸相似，也是作駝、馬類形象，但頭上有向後彎曲的雙角（作羊角式），並且雙翼朝後。同出有類似動物形象的金帶扣一組。其年代不晚於公元前155年，屬西漢早期。戰國翼獸有不少是背樹雙翼，這種特點在漢器中比較少見。漢代翼獸的特點是，它們的翼多作長條形或葉片形，翼尖朝後，貼於身側，羽毛則有兩排和一排之分。

2．江蘇蘇州虎丘農機廠出土的「辟邪形銅座」。原物未見，器形不詳，器底有銘文「尚方作河平元年五月甲子造」。此器是公元前28年的作品，屬西漢晚期。翼獸形器座在兩漢時期非常流行。

3．日本泉屋博古館藏鎏金鑲嵌翼獸鎮。兩件：（1）「蝦蟆式」翼獸。獅首，獨角，狀如蝦蟆，器底有男根，渾身鑲嵌紅寶石、綠松石、青金石和水晶，即採用所謂「青碧玫瑰式」裝飾。（2）雌雄雙獸。作上下二獸，上獸為獨角，下獸無角，身上亦鑲嵌綠松石。這兩件器物，日本學者均斷為西漢之物，但它們也有可能是東漢的器物。

（乙）陶器

1．陝西西安龍首原西北醫療設備廠福利區92號西漢墓出土和美國芝加哥藝術研究所博物館收藏的翼獸器座。兩件基本相同，皆彩繪，大嘴尖耳，雙翼朝後，足三分，頸後有方形插孔。其頭部造型也與駝、馬有類似之處，並且雙翼在側。此器是西漢早期的器物。

2．陝西西安十里鋪西漢墓出土的翼獸器座。亦彩繪，頸後也有方形插孔，但不同點是作昂首挺胸的帶翼獅。昂首挺胸也是後來天祿、辟邪的特點。此器年代也在西漢早期。

（丙）玉器

1．陝西咸陽漢渭陵（漢元帝陵）出土的帶翼獅。兩件，現藏咸陽市博物館，一件作昂首挺胸式，頭上有雙角，貼頭頂向後彎；一件作低首匍匐狀，頭上也有雙角，雙角併合，角端向左右分開。其年代在西漢晚期（公元前33年之前）。前者與東漢神道石刻中的天祿、辟邪相似，已具備其特點；後者作「蝦蟆」式。同出有騎馬羽人（注意：馬是有翼的天馬）、鷹、熊等玉器，可以讓人感受到一種草原藝術的氣息。

咸陽博物館帶翼獅

2．故宮博物院藏帶翼獅。清宮舊藏，與渭陵所出作「蝦蟆式」者大同小異，當是時間相近的作品。

3．美國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藏帶翼獅。獅首似龍，亦昂首挺胸，頭上有雙角，背上有羽人為御，與上騎馬羽人意匠同，可能也是時間相近的作品。

4．漢長安城武庫遺址出土浮雕飾件上的帶翼山羊。作獨角山羊。漢代藝術形象中的麒麟，多數是作帶翼鹿，一角，角端有肉，這是中國風格的麒麟，但也有作這種形象，即與西亞風格更為接近。例如東漢以來的「五靈紋」，其中的「麒麟」，很多就是山羊式。此器與廣西西林普馱銅鼓墓出土銅牌飾上的動物酷為相似，不同點只是後者沒有翼。前者是西漢遺址所出，後者是西漢墓葬所出，時代相近，但它們一出北方，一出南方，可以反映南北文化傳播的廣泛。

（丁）金銀器

雲南晉寧石寨山7號墓出土的銀帶扣。主題是翼虎。其形式與朝鮮樂浪遺址出土的虎紋帶扣相似，但後者沒有明顯的翼。我國早期帶扣有些是草原地區的製品，也有些是模仿這類風格的漢地製品。二者的關係值得探討。在出土發現中，類似出土物很多，主題往往是龍，但石寨山所出和平壤所出卻是虎紋。這樣的虎紋，按當時理解，似可歸入四靈系統的中國紋飾，但加翼卻是受外來影響。現已出土的金銀帶扣，此種類型多見於漢地和與漢地鄰近的地區（東見於朝鮮、日本，西見於新疆，南見於雲南和廣東），當然不能認為都是外來物，但它們的審美趣味還是受到外來影響。

雲南虎紋銀帶扣

（五）東漢

東漢時期，上述翼獸中的帶翼獅開始定型，形成固定形象的天祿、辟邪（下文按慣例，稱成對者為「天祿」、「辟邪」，單出者為「辟邪」）。因為發現太多，這裡只能擇要做簡短介紹。

（甲）銅器

1．美國賽克勒美術館藏辟邪式器物。共三件：（1）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的藏品（F1961．3），背部開口，長36．6、寬13．7、高19．3厘米，雙角存；（2）賽克勒基金會借存（MLS1779），器形與上器相似，但尺寸略小：長24．2、寬11．6、高13．3厘米，雙角失；（3）賽克勒基金會借存（MLS1778），器形與上面兩器相似，但頭部不同，背部有方、圓插孔（筒狀）各一，尺寸界於上述二器：長25．6、寬15．3、高16．5厘米，雙角存。此類辟邪的一個特點是往往足掌上翻。

2．江蘇徐州漢彭城王劉恭墓出土鎏金鑲嵌辟邪式硯盒。這是典型的「蝦蟆式」翼獸，頭上有雙角。此器裝飾豪華，器表鎏金，鑲嵌紅珊瑚、綠松石和青金石，亦屬「青碧玫瑰式」裝飾。其年代約在東漢明帝時（公元58－75年）。

3．日本泉屋博古館藏鎏金辟邪鎮。造型與東漢常見的辟邪相似，身上有類似豹文的花紋。

4．銅鏡。孫機先生提到，浙江出土的一面漢鏡上有獨角翼龍式花紋，旁註銘文「辟邪」。

（乙）陶器

1．陝西咸陽市出土的翼獸器座。陝西省博物館藏。獸首似駝、馬類動物，與上西安北郊所出秦器座、龍首原所出西漢器座似為一系，而與東漢常見的辟邪器座不同。東漢的辟邪器座，多與下器相似。

咸陽翼獸器座

2．美國洛杉磯藝術博物館藏東漢彩繪辟邪。頭上有雙角，前後足的上方皆有四條前端彎曲如鉤狀的羽翼。這件辟邪是東漢辟邪的典型式樣，當時的陶器座很多都是採取這種形式。

（丙）玉器

陝西寶雞市北郊東漢墓出土的辟邪式器座。頭頂有一方形插孔，背部有一圓形插孔。

（丁）金銀器

河北定縣漢中山穆王劉暢墓出土的天祿、辟邪。是用金絲掐制，一件作雙角，一件作獨角，皆有翼。同出還有掐絲金龍、掐絲金羊和各種金飾片多種。墓葬年代約在公元174年。

（戊）神道石刻

頭上或無角，或一角，或兩角。東漢時期的標本，現在有十幾對（但有些只剩一件）除四川地區的發現，似以河南，特別是帝都洛陽和豪族雲集的南陽最集中。本世紀以來流散於各國博物館的藏品，很多也是出自河南。南陽所出，一角者銘刻「天祿」，兩角者銘刻「辟邪」（皆刻於翼上）；四川所出，則沒有銘文。以天祿、辟邪守護闕門和神道是東漢以來的風氣，它們一般是以一角者居左，兩角者居右（六朝則是以一角者者居右，兩角者居左），形體不算太大（一般在1－1．6米左右）。它們是魏晉南北朝這類石刻的前身（形體不如後來巨大，但基本特徵相同）。魏晉時期，這類石刻未見，南北朝時期才重新流行（但南北朝以後衰落）。北朝所刻不精，製作精美者多是南朝的作品（集中於南京、丹徒一帶）。它們的共同源頭還是河南，雕刻工藝也是沿襲漢代，彼此非常相似。其實物有：

（Ⅰ）河南的標本。

1．南陽宗資墓前的天祿、辟邪。據宋以來的金石著錄，河南出土的天祿辟邪石刻是以南陽、寶豐二地最集中。南陽所出主要有漢宗資墓前的一對，漢宋均墓前的一對，以及麒麟崗漢墓前的一對。寶豐所出則有州輔墓前的一對。這些石刻，現在只有宗資墓前的一對（或說只有一件屬宗資墓，另一件不是）還在，現藏南陽漢畫館。

河南出土的天祿、辟邪

2．河南洛陽澗西孫旗屯出土的天祿、辟邪。一藏洛陽關林石刻藝術館，一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其造型與上相似，下有方座，頸部有銘，曰「緱氏蒿聚成奴作」。

（Ⅱ）四川的標本。

1．雅安高頤墓的天祿、辟邪。一對，造型粗獷，不如河南所出者精細。

2．蘆山樊敏墓的天祿、辟邪。一對。造型也比較粗獷。

（Ⅲ）散藏於西方博物館中的藏品。

1．美國費城：賓州大學博物館的藏品。一對，傳出河南內丘縣。

2．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的藏品。一對，傳出河南內丘縣。

3．美國布法羅：阿爾布萊特—諾克斯美術館的藏品。一件。

4．瑞士蘇黎士：萊特堡博物館的藏品。一件。

5．美國堪薩斯：奈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的藏品。一對。此器下有方座，與澗西所出同。

6．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藏品。一件。

7．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的藏品。一件。

此外，應當指出的是，東漢時期的天祿、辟邪，有些無翼，學者或稱「獅子」，如：（1）四川蘆山楊君墓前的一對，（2）山東嘉祥武氏祠前的一對，（3）1959年陝西咸陽西郊出土的一對，它們在墓地的位置和功能（看守闕門），它們的造型和姿態均與有翼者無別，其實仍應視為天祿、辟邪。

（己）畫像石

在東漢時期的畫像石中，有翼神獸是常見主題。其中既有格里芬式的鳥首神獸和天祿、辟邪，也有翼獅、翼虎、翼豹、翼馬、翼鹿和人首（九頭、三頭和兩頭）獸身的帶翼神物，例子極多，不勝枚舉。這裡可舉兩個例子：

1．山東沂南畫像石中的例子。

2．山東嘉祥畫像石中的例子。

（庚）其他石刻

1．四川雅安點將台漢墓出土的「辟邪插座」。現藏四川省博物館，頸後有圓形插孔。

2．河南淮陽縣北關紗廠漢墓（M1）出土的「石天祿承盤」。也是比較小的石刻（長22、高46厘米），同出有石俑、虎形座、獅形座、雙獸座等其他石刻。

（辛）絲織品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

在新疆出土的漢地織錦中，我們經常可以見到一種鳥獸紋夾漢字的圖案。其中的獸類，除獅、虎外，辟邪也是常見之物。如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討南羌」錦、「延年益壽長葆子孫」錦、「宜子孫」錦、「文大」錦、「安樂綉」錦，上面就有這類圖像。

（六）其他

1．漢墓出土的「系臂辟邪」。是一種用琥珀、炭精、黃金、琉璃、骨頭製作的無翼小獅，一般大小只有1厘米多長，主要流行於兩漢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墓葬，孫機先生推測，當是系臂用來辟邪的用品。

2．廣西合浦西漢墓出土的「辟邪鎮」。辟邪鎮。作三獸環立，也沒有明顯的翼。

三、傳世文獻中的有翼神獸

中國古代藝術中的動物形象可分兩大類，一類是寫實的動物，一類是用不同種類的動物（特別是飛禽和走獸）誇張變形、混合而成，即純屬想像的動物。後者又可分為隨意想像不太著名的動物，和經過長期篩選被人視為「祥禽瑞獸」的動物。這裡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對「有翼神獸」的討論僅限於最後一種，而並不包括前兩種。如朱希祖提到的「如虎添翼」說，或《山海經》中的毛神雜怪，這裡都不再討論。

從文獻記載看，中國最重要的「有翼神獸」是：

（一） 麒麟

麒麟

是以鹿類動物為依託的有翼神獸。中國早期的祥禽瑞獸是以「龍」、「鳳」或「麒麟」、「鳳凰」最出名。但值得注意的是，「龍」、「鳳」雖是商周銘刻中早就出現的名稱，但「麒麟」和「鳳凰」卻並不見於早期銘刻。《春秋》經傳記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詩經?周南》有《麟之趾》，它們提到的都是「麟」而不是「麒麟」。「麒麟」作為瑞獸而與「鳳凰」對舉，似乎只是從戰國文獻才出現。「麒麟」稱「麟」，一般認為是省稱，就像「鳳凰」稱「鳳」也被認為是省稱。但我們從辭彙發展的順序看，情況卻毋寧相反。它們也許反而是「麟」、「鳳」二字的擴展。據《爾雅》、《說文》等書，「麒」、「麟」和「鳳」、「凰」都是同一種動物的雌雄二體。但我們懷疑，「麟」（亦作「麐」）在未被神化之前大概只是一種鹿類的動物。這種動物被神化，是因為歷史上的兩個著名事件：（1）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獲麟」（注意：其獲是在西方），它的被擒曾引起孔子的哀憫，傳說孔子竟因此而絕筆《春秋》；（2）漢武帝於公元前122年西祠五畤，據說也曾獵獲「白麟」（注意：其獲也是在西方，所獲之獸色白，正是西方的象徵），因之改元元狩，為作麒麟閣。孔子見到的「麟」是什麼樣？《春秋》、《左傳》沒有講，《公羊傳》說是「非中國之獸」或「仁獸」，「麕而有角」（麕即獐，Chinese water deer，Hydropotes inermis，只分布於中國和朝鮮）。孔子見了這樣的動物為什麼會大哭？原因是他自己就是一位仁者，在他看來，這種仁獸的被擒正是其道不行的象徵。武帝所獲「白麟」，據說是「一角而五蹄」，在當時是作為漢征四夷、武功全盛的象徵，特別是與他對匈奴的征服有關（《漢書?終軍傳》）。漢以來，學者多謂麒麟是一種麕身、牛尾、狼額、馬蹄的神物，雄曰麒而無角，雌曰麟而一角，並且角端有肉。但因為麒麟單稱只叫「麟」，所以更多是以「一角」而為人所知。其出土形象，上文已說，是以一角而角端有肉者為多，但也有作山羊形象，頭戴尖長角或兩角併合者。西漢以後，「麟」還常常加入由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代表四方的「四靈紋」，進一步構成四方加中央的「五靈紋」。可見「麟」是一種形象明確的主題。但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對「麒麟」和下面要講的「桃拔」、「符拔」、「扶拔」或「天祿」、「辟邪」有時會混淆。如朱希祖就曾指出，古人往往把漢魏六朝陵墓前的天祿、辟邪稱為「麒麟」，並把此類陵墓呼為「麒麟冢」和以「麒麟」命名石刻所在的地點。可見它們是形象相似，性質接近的神獸。

「麒麟」的上古音，「麒」是群母之部字，「麟」是來母真部字。我們懷疑，它也許是一種藉助中國概念和中國辭彙（麟）的外來譯詞，引入中國的年代要相對早一點。

（二）桃拔、符拔、扶拔

桃拔

一般認為是與「天祿」、「辟邪」有關的一種外來動物的名稱。它的出名要比麒麟晚，主要是漢通西域以來，並且明顯是與古稱西域的今中亞和西亞各國有關。其有關記載是：

（1）《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在今阿富汗一帶），王〔案：下脫表示其首都的「治某某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耏，尾端茸毛大如斗。」

（2）《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公元87年），……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月氏國（在今新疆和新疆以西）遣使獻扶拔、獅子。」註：「扶拔，似麟無角。拔音步末反。」

（3）《後漢書?和帝紀》：「章和二年（公元88年），……安息國（在今伊朗和伊拉克一帶）遣使獻獅子、扶拔。」註：「解在《章紀》。」

（4）《後漢書?班超傳》：「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符拔、獅子」。註：「《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在上述材料中，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桃拔」、「符拔」和「扶拔」應是同一外來辭彙的不同寫法。它們的第一字，似是表示該詞的輔音部分或靠前的音節，略如中國的反切上字。在中國的上古音中，「桃」是定母宵部字，「符」是並母侯部字，「扶」是並母魚部字，第一字與後兩字聲母不同，但「桃」雖為定母字，古代從兆得聲的「佻」字和「頫」字卻是幫母字，和並母非常接近，我們懷疑，它們都是以b或p為聲母。而「拔」是並母月部字，則以at為韻尾。

對上述材料，過去有兩種理解，一種是以「桃拔」（或「符拔」、「扶拔」，下不再注）和「獅子」為兩種動物，比如認為它是麒麟的別名或無角的麒麟（即麒），或者猜測它是西亞或中亞的某種其他動物。因為孟康對「桃拔」和「獅子」的解釋是分開的，李賢也是但釋「符拔」。這種解釋似乎比較合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各句中，「桃拔」類的辭彙和「獅子」雖偶爾倒置，但所有句例都是連在一起，它們也有可能是連讀。例如朱希祖就是採用連讀。

這裡我們希望指出的是，儘管古書記載比較模糊，學者理解頗多分歧，但有兩點可以肯定。第一，「桃拔」是與天祿、辟邪相同，或至少是有關（即天祿、辟邪的統稱，或無角的天祿、辟邪）；第二，天祿、辟邪，見於出土發現，一律都是以成對的帶翼獅或獅子的形象而出現，而與出土麒麟的形象有別。如果我們以「桃拔」指麒麟或其他動物，則與出土形象不合；如果我們以它們指獅子，又嫌語義重複。因此，上面的後一種讀法也值得考慮。這裡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桃拔獅子」是指具有某種神力的獅子或以獅子為化身的某種神物。也就是說，「桃拔獅子」或「獅子桃拔」都是獅子的神秘說法。孟康說「符拔」似鹿，一角者或稱「天鹿」，與麒麟相似，則此物可能是依託「麒麟」的形象來理解。它是以比較熟悉的東西來解釋不太熟悉的東西（就像古人以腫背馬解釋駱駝，以短毛虎解釋獅子，都是屬於語言學家稱為「catachresis」的現象）。如果這種理解是正確的話，那麼它就可以解釋朱希祖提出的問題，即古人為什麼會用「麒麟」代指神道石刻的天祿、辟邪。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桃拔獅子」或「獅子桃拔」也就是一種麒麟式的獅子或獅子式的麒麟。

第二種可能，「桃拔獅子」是說「桃拔」出產的「獅子」。也就是說，「桃拔」只是表示獅子的產地（但如果是這樣，那麼「獅子扶拔」就肯定是倒誤）。比如說，我們可以考慮的是，它是不是與《漢書?西域傳》所說出產獅子的烏弋山離國或鄰近國家屬於同一地區。據《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是漢通西域，在絲路南道的終點首先碰到的大國。《後漢書?西域傳》說，東漢時烏弋山離改名叫「排特」。其領土，東面是罽賓（在今克什米爾地區），北面是撲挑（即巴克特利亞〈Bactria〉，在今興都庫什山和阿姆河上游之間），西通犁靬（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和條支（在今敘利亞），範圍在今阿富汗境內。烏弋山離（古書多簡稱「烏弋」），古音與亞歷山大（Alexandria）接近。其首都（《漢書?西域傳》脫去其名）當是今阿富汗境內以亞歷山大為名的很多城市中的一個。

當然，這兩種考慮都僅僅是猜測。我們的用意只是在於說明，大家對文獻的解釋必須符合出土實物的形象。

（三）天祿、辟邪

天祿、辟邪

什麼是「天祿」？什麼是「辟邪」？學者爭論很大。但無論怎麼看，有兩點不能懷疑：（1）它們是從西域傳入，是外來之物（從漢代文獻看）；（2）它們應與「獅子」有關（從出土實物看）。從上述理解出發，我們的看法是，「桃拔獅子」乃「天祿」、「辟邪」的外來名稱，「天祿」、「辟邪」乃「桃拔獅子」的中國名稱，兩者是一回事。「桃拔獅子」易名「天祿」、「辟邪」，其實是一種「中國化」的改造：一是形象的改造，二是辭彙的改造。下面不妨做一點解釋。

第一，上面我們已經說過，這類神物的引入是參照「麒麟」的概念，它被說成成對的神物，這是模仿麒麟。「麟」而分稱「麒」、「麟」，據說是以有角無角而定：麒無角而麟一角。同樣，「天祿」、「辟邪」也是按這樣的方法來劃分。它們的形象，驗之出土發現，情況比較複雜：有時是單出，有時是雙見；有時帶角，有時不帶角；有時一角，有時兩角，最初並無嚴格區分。我們懷疑，「桃拔獅子」的一分為二和以「天祿」、「辟邪」成對出現，這很可能是後起的說法。孟康說「一角者或為天祿，兩角者或為辟邪」，李賢說「扶拔，似麟無角」，都可說明這並不是截然的劃分。截然劃分只是在成對出現類似麒麟的情況下。如果單出，大家就很難叫，根本無法按一角兩角而定，更何況它們還往往無角。學者把單出者叫「辟邪」（比如上節提到的很多「辟邪」），其實只是一種習慣，真實根據並沒有，我們把它稱為「天祿」也無妨（比如下面考證的「天祿蝦蟆」就是兩角）。

第二，「天祿」、「辟邪」是中國辭彙。它們是中國人為了表示祥瑞的套話。「天祿」，見《孟子?萬章下》，本來是指上天所賜的福祿，但因為「麒麟」也叫「天鹿」，正好諧音「天祿」，所以也指類似麒麟的神獸，其實是一種吉語。同樣，「辟邪」見《急就篇》卷三，是與「除群凶」連言，本來是祛除邪魅的意思，古人認為獅虎兇猛，可除凶祟（詳第五節），所以用這種神獸來看守闕門和神道。在四川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上，我們曾見過一對老虎，作用類似天祿、辟邪（虎在當地很流行，上已提到），一件標「辟卯（邪）」（「卯」是筆誤），一件標「除凶」，同樣的詞，既可用於成對的獅子，也可用於成對的老虎，可見是類似的吉語，使用並不嚴格。

與文獻比較，我們認為，上述考古發現主要都是屬於這一類。但種類卻不限於此，除獸首類，還有鳥首類，獸首類中也有不同類別。特別是它們的年代，其中有不少是屬於西漢以前，當時的獅子是叫狻猊。所以我們還不能以「桃拔獅子」或「天祿」、「辟邪」來為所有發現命名，東漢以前，還是稱為「有翼神獸」或「翼獸」。

漢代以瑞獸名殿，有天祿閣和麒麟殿，據說乃蕭何所建（見《三輔黃圖?未央宮》引《漢宮殿疏》），其中或即陳有這類神物的銅像或石像，可惜它們都已湮沒無聞。

（四）天祿蝦蟆

也是與天祿、辟邪有關的一種神物。關於這種神物，文獻記載是：

（1）《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及天祿蝦蟆。」註：「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列於倉龍玄武闕外，鍾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事具《宦者傳》。」

（2）《後漢書?張讓傳》：「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倉龍、玄武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

這兩條文獻是講同一事情。其所謂「銅人」、「鍾」、「天祿蝦蟆」、「翻車渴烏」都是殿宇陳設的豪華物品。類似之物也見於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很多記載。如所謂「銅人」，實即翁仲，史凡六見，都是取自匈奴或仿自匈奴的殿宇裝飾；「鍾」往往就是以銅人承簴。「天祿」、「辟邪」、「麒麟」、「飛廉」之屬也是這類東西。它們多是富有異國情調的作品。文中的「天祿蝦蟆」，過去一般都是分讀。如果照此讀法，則文中吐水者就不是同一物品，而是兩種形象不同的東西。我們以為還是以連讀為好。因為從考古發現看，上文所述兩漢時期的翼獸，它們中的一種往往作青蛙匍匐狀，或為鎮物，或為硯盒，或為器座，我們懷疑就是「天祿蝦蟆」。如上節提到的漢彭城王劉恭墓所出就非常像是「蝦蟆」。

（五）飛廉

飛廉

見《楚辭?離騷》、《淮南子?俶真》等書，是一種能致風氣的神物。《三輔黃圖?觀》說：「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銅鑄觀上，因以為名。」值得注意的是，古書說秦人的祖先有一位是叫「飛廉」，大約在商代，他曾住在今山西一帶的北方，為商王養馬。這似乎暗示，「飛廉」也可能是與北方民族有關的藝術主題。上文說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件「鹿角立鶴」，有學者認為就是古書中的飛廉。情況是否如此，還要研究。

（未完待續）

原文圖片、注釋等參見紙質媒介

文章來源：《中國學術》2001年第1期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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