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如果蔣介石投降日本二戰戰局肯定改觀

根據解禁的政府機密檔案撰寫、為確證史實或為歷史翻案的著作，年有數本，與我國抗日戰爭有關的，近年亦有不少；筆者曾提及崛田教授的《一九四一年》（要了解日本人何以在處處受掣肘下仍偷襲珍珠港的人，應讀此書）便為一例；拉納·米特（Rana Mitter）教授的《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二次大戰中的中國》（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II-1937-1945），英國版稱《中日戰爭——為生存而戰》（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對我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定位」，寫來客觀全面。上引兩個書名都不錯，但筆者以為英國版的較具現實意義。這本書是老朋友沈鑒治兄越洋推薦的——筆者對此類題材甚為陌生，無甚興趣，然而，識貨者介紹，便不想錯過。

由於對抗戰史實未作過系統閱讀（遑論研究），米特所寫，對筆者來說便有新鮮感。米特認為二次世界大戰不是始於納粹德國1939年9月入侵波蘭，而是肇於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Lugouqiao Incident）；他引經據典，旁及民間紀聞，令他的「敘事」既有可讀性且具說服力，相信不久後定1939（甚且1941年）至1945年為二戰年期的文獻，包括歷史辭典和普通詞典，都要據此作出修正！

必須岔開一提的是，「西人」譯盧溝橋為Marco Polo Bridge，據說十三世紀馬可·波羅曾「到此一游」（傳他在我國的時間為1275-1292年），因而得名。其實這是外國人無中生有臆測之作（此名之得，皆因馬可·波羅繪聲繪影形容此橋而來）。數年前筆者據大英博物館一位遠東部學者的著作寫了長文，證實馬可·波羅憑耳食之言寫「遊記」，他本人未履中土，只是聽了做「中國貿易」的中東阿拉伯商旅加鹽加醋的「見聞」而於獄中無所事事時想入非非「吹水」之作……以馬可·波羅這名擅長「大話西遊」者之名命名在我國近代史上有重大象徵意義的盧溝橋，肯定並不妥當。

現在在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執教的米特，是「繼費正清、史景遷之後的西方新生代中國通」，看其著作書目，此說應近事實。他這本新著，充分顯露出他對我國尤其是蔣介石的同情！迄今為止，西方世界對我國在八年抗戰（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付出的慘重沉痛代價，並無深刻認識，史家縱有提及，大都輕輕帶過。事實上，其間我國死於戰火或因此而罹難同胞最少一千四百餘萬（英美死於二戰人數各約四十萬），毀家逃難者則在八千萬左右。西方人民從沒想及而國人亦少見提及的，還有我國大部分鐵道、公路（sealed highway，瀝青水泥路）以至工廠，均毀於戰火，這些當時是「現代化象徵」的硬體，為民國肇始後即二十世紀初期當局發憤圖強、西學為用，投入舉國財力人力的成果；更具體的情況是環珠江三角洲約三成、上海地區百分之五十二左右及首都南京八成強的基本建設，俱成灰燼！這場在中國本土進行的戰爭，最後雖然把英國和日本兩個帝國在內地的勢力掃走，卻引來美國和蘇聯的盤踞。非常明顯，1949年中共建國後，朝鮮戰爭令中美反目成仇，與蘇聯則因政治路線互異而於1961年成陌路……

世人印象模糊或故意失憶的是，在1937年至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學人迄今還認為此事件是二戰之始）這漫漫四年間，最令人震驚的是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淪陷，不少人包括「黨國大員」對我國的前途極度悲觀，如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將來不再有歷史了。」周氏時任蔣介石總統侍從室副主任兼國民黨中宣部部長（1940年任汪精衛「偽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在大多數人以為「中國完蛋了」的絕望氣氛下，蔣介石無比堅毅地決定遷都重慶……在此陪都，蔣介石不僅要與羽翼漸豐的中共「周旋」，還要應付擁有當年現代化大殺傷力武器和暴戾無人性的日本侵略者。蔣氏領導的政府終於把日本打敗。他贏了這場戰爭，卻把家園（Country）拱手讓給中共；他領導的國民政府，文官貪腐顢頇、軍閥各自為「保存實力」，不肯聽他的指揮全力投入內戰，結果他不得不敗走台灣！

中國孤立無援地與當時經濟現代化軍事機械化的強國日本（時有武備精良的軍隊八十餘萬）在本土作戰；當年美國及歐洲國家並沒給予幫助（尤其是美國，惟說「口惠而實少至」較正確），但國民政府並不氣餒……艱苦抗日令國人奮發圖強，意識到建立現代化國家更具迫切性！不容忽視的是，抗戰令全球華僑同仇敵愾，以不同形式共同參與抗日，顯示了面對國家存亡華人團結一致的愛國本性。

當1937年12月底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大將（戰後被裁定為乙級戰犯，處絞刑，靈位在靖國神社供奉）「允許」下屬屠殺、強姦、搜刮南京人民時，「列強」何曾「仗義執言」？！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詳細客觀記載，見華裔美國人張純如（Iris Chang）的暢銷書《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然而此事至今竟仍有人意圖否認，據5月12日《主場新聞》報道，《紐約時報》前東京分社社長、英國新聞工作者史篤斯（H.S. Stokes）在《英國記者看同盟國戰勝史觀的虛妄》（似未見英文本，日文本在日本暢銷）一書中，稱「南京大屠殺」並不如國、共政府所說的嚴重，日軍有濫殺之實，卻未足以以「大屠殺」去形容！他認為此說是國民政府的宣傳策略。

蔣介石在重重內憂（國、共曾「合作抗日」但結果中共「休養生息」使計讓蔣介石獨力抗日）及國民黨裙帶傾軋、政治派系鬥爭日劇的環境下，孤軍艱苦抗日四年，勇氣毅力以至愛國情懷，令人敬佩，可惜世無公論。軍備遠勝中國的法國，「抗德」四十二天（！）便扯白旗投降。說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英勇抗敵」（heroic resistance），絕非過譽其詞。米特為中國軍人力抗強敵戰績彪炳而默默無聞抱不平，他指出二戰時太平洋硫磺島慘烈爭奪戰，西方學者記者大書特書甚且拍成激蕩人心彰顯美軍驍勇善戰頑強不屈的電影；但1938年3、4月間國軍大敗日軍於台兒庄的事迹，國際間無人聞問……

為此，米特辟專章詳細剖析這場大挫日軍霸氣的戰役。本書第八章「台兒庄戰役」（The Battle of Taierzhuang）對這場抗戰以來第一場大勝仗國軍的英勇抗敵，說之甚詳，值得引述：

1938年3月，日軍在徐州前線已經勝利在望。由板垣征四郎、西尾壽造和磯谷廉介等人率領的華北方面軍，打算和由畑俊六率領的華中派遣軍會合，在中原地區展開聯合行動。李宗仁、白崇禧和湯恩伯等高級將領，決定在歷史悠久的「石頭城」台兒庄對抗日軍。

台兒庄是小地方，卻是戰略要地，不僅位於京杭運河沿岸，而且是津浦線和隴海線的交會處，正好繞過徐州。3月24日蔣介石親臨徐州前線視察……4月1日，蔣介石在電報中下指示：「必須在台兒庄殲滅日軍！」

台兒庄戰役非常慘烈，士兵近身肉搏、奮不顧身……戰鬥持續了一個星期。4月1日，池峰城將軍為攻下一座樓房，組織了一支敢死隊。這是一項類似自殺式的任務，被選中的五十七名敢死隊員中，只有十八人生還！一名士兵聲稱成功擊落一架日本轟炸機……

4月2日和4月3日，池峰城召集城北的守軍去偵察戰況。由於日軍使用了催淚瓦斯，他們都被熏得涕淚橫流。日軍擁有絕對優勢的軍備，包括加農炮和重型大炮；但在台兒庄這個狹小的戰場上，這些重武器派不上用場，可說是無用武之地……日軍兵力日漸衰弱，4月7日，日軍終於崩潰，開始四處逃竄，幾千人陣亡；之後中方聲稱殲滅日軍人數兩萬……這一役，姑勿論死了多少日軍，可以肯定的是中國贏得了決定性勝利！

蔣介石為抗日而付出的犧牲，當以黃河花園口決堤為典型，此一造成近百萬人死亡（國民政府說八十萬，美國名記者白修德〔T. White〕說約五十萬，惟不少史家指這些數據「大大低估」）的「人禍」，淹沒一千二百九十五平方公里土地及兩千多個村莊，為此逃難者約千萬……本書處處流露出作者對蔣介石的同情，但談及「花園口決堤」，他對蔣此一導致大量傷亡的決定，不假辭色，說此舉是他對中國人犯下最粗暴的罪行，「任何有人性的領袖都不會這樣做！」（a leader more humane than Chiang might never have considered!）可見決堤造成的後果多麼嚴重。

米特書中唯一「國史」也許沒有記載的事實是，實際上負責此任務的熊先煜將軍為「鼓勵士氣」，利誘徒手（沒有炸藥）「決堤」的軍士及民工（臨時拉伕），若他們能於6月8日（1938年）達標，每人可獲兩千圓（法幣），如9日上午才「完工」，亦可獲一千圓賞金——真是金錢萬能，花園口於8日凌晨決堤（160-162頁）。曾指揮炸毀黃河大鐵橋的熊先煜的日記說：「我很痛心，洪水傾瀉而出，猶如萬馬奔騰……」目睹此種「人禍」，熊先煜的日記有這段記事：「我們以此來阻止敵軍，所以我們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犧牲，因為此舉是為了偉大的勝利……」當洪水淹至時，熊和他的上司魏汝霖將軍等乘木船逃難災區，但「正面遭遇洪峰的成千上萬農民們便沒這麼幸運了！」

可惜，決堤「泄洪」不僅無法阻遏日軍前進，日軍還於此期間狂炸廣州。決堤造成重大傷亡並使數萬頃良田成為澤國，我國損失慘重而又無法阻止日軍南進，為免受世人責難，國民黨宣傳機器因此將之歸咎為日本濫炸所致，此說當時的普羅百姓深信不疑……無獨有偶，亦令米特感到不可思議的是，1931年9月18日日軍引爆炸藥炸南滿鐵路，雖只造成輕微破壞，卻引發「九一八事變」——日方諉過這是中國所為，此事遂成為日本侵佔東三省的借口！

獨力抗日四年令國民黨元氣大傷。其後四年，「同盟國」美歐在歐亞開闢戰場，不暇自顧，中國戰區的正面戰場主要仍由國民政府負責，雖然無法擊退日軍，但中國戰區已起拖住日本的作用，令日軍疲於奔命，意味著蔣介石領導的政府在打贏這場大戰上，對世界和平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

去年底米特接受印度新德里的《商業旗幟報》（Business Standard）訪問，談及這個問題。他說，如果蔣介石投降日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局肯定改觀。他分析到，沒有中國戰場「拖後腿」，令日軍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淖，日軍必會全力攻擊蘇聯，這是何以斯大林對蔣介石抗日讚賞有加的原因；而英國人亦應感謝蔣介石的百折不撓死纏爛打、與日軍周旋到底，若非如此，緬甸和印度可能一早淪入日本人之手。米特沒有說出的是，日軍若能成功從中國戰場抽身，美軍在太平洋的戰事必倍加艱苦！

米特治史的功力，還可見於他對三位與抗日和國家命運有重大關係人物簡明客觀的描述，這三個人是蔣介石、毛澤東和汪精衛。米特指出，他們對中國的前途各有一套看法，大家都愛國只是想法做法各有不同。戰爭期間，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無疑是各界關注、推崇的人物，1937年戰爭爆發之際，幾乎所有人，包括共產黨人，都認為他是唯一能代表中國與日本對著乾的領袖；蔣介石曾夢想戰爭能像一把烈火令中國鳳凰涅槃——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繁榮富強的國家，並在戰後亞洲以至整個世界秩序中充當領導角色。

蔣介石的主要對手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他於抗日戰爭中成為一代領袖。戰爭爆發之際，共產黨尚未壯大，作為共產黨領導人之一，毛澤東被迫轉移到偏遠的中國西北農村，休養生息，待機而動；到了抗戰結束，他已經成為中國大部分地區及全中國人民（近一億）的實際領袖，且手下有「百萬雄師」！

這場戰爭毀掉了汪精衛，這個人常常游離在中國歷史學家的研究之外。汪精衛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一大悲劇人物。較之蔣介石和毛澤東，青年時期汪精衛的革命經歷似乎更為突出，其地位僅次孫中山；但在抗日戰爭期間，汪精衛投靠了敵國日本，直到今日仍被視為漢奸遭國人唾罵。

蔣介石、毛澤東和汪精衛這三個人，分別在這一場戰爭中實踐了各自對自由和國家現代化的設想。戰爭迫使他們各走各路，其所暴露的根本分歧最終奠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被遺忘的盟友》的作者，的確從近十年來解禁的檔案爬梳出不少似乎前所未見的信息，比如「西安事變」前，蔣介石和毛澤東已簽署共同抗日協議，但協議未及公開，不知有此事的張學良便發動「捉蔣」的「西安事變」，令國情急轉直下且一發不可收拾。又如對1942年河南大饑荒有前所未見的描述、對已加入「偽政府」的周佛海和重慶之間的往來，都有令人（起碼筆者是如此）耳目一新的敘事。

為長期被貶得半文不值的「蔣光頭」平反的書，何以內地要翻譯出版（深圳中資出版社《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料今年下半年出版）？米特對出中文版有點意想不到，十分興奮，對內地的動機亦瞭然於胸。他對《商業旗幟報》說，當年「蔣匪」在台灣「伺機反攻大陸」，內地對他的批判（他沒提及也許根本不知道的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報刊發表了大量虛構醜化蔣介石及其「小朝廷」的小說，對蔣介石人格傷害極大），十分正常。如今他和他的死敵毛澤東分別去見孫中山和馬克思，如今中國大陸的「心愿」是爭取台灣回歸，因此對蔣介石不再那麼「無情」。換句話說，翻譯正面敘述蔣介石抗日功業的書，可視為統戰台灣的一著棋子……筆者認為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也許沒有想到的是，國民黨的馬英九清廉有道治「國」無方，民望已跌低至個位數，下屆政府「換黨」，幾率甚高。若果未來的發展近此，重新評價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名譽的政治效應便要在多年後才可能收效！

有一點必指出的是，米特雖然熟知且讀通中國近代史（他在牛津讀歷史學中文），本書仍有一些錯漏，比如他把衛立煌譯為Huang Weili（英書317頁、美書320頁；應為Wei Lihuang或Lihuang Wei），是為一例。當然，這類小瑕疵對本書的深度與客觀，絕無影響。這本為蔣介石「平反」的書的中譯快在內地出版（台灣宜速出繁體字版），要認識八年抗戰（包括四年二戰）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如何不怕犧牲抗日且為此付出重大代價的讀者，不容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