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史前沿問題研究

■本期主持：梅雪芹（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環境史作為史學新領域，已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環境史到底為學界和社會作出了怎樣的貢獻？這是國際學術界同仁正著力探討的一個問題。本期策劃的介紹國外環境史研究的三篇稿件亦是思考和探討這一問題的嘗試。第一篇從大處著眼，明確指出，環境史學者在歷史研究中運用生態學的分析方法，重塑了歷史學的世界並樹立了「生態世界觀」。第二篇則基於對大洋洲環境史研究成果的解讀，總結了這一區域研究的創新意義，指出從人與環境歷史關係的角度考察，大洋洲或許遠比它在民族國家歷史敘事中的地位更重要。第三篇著眼于軍事環境史的視野，從更廣闊的空間、更多元的要素和更複雜的聯繫中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世界性」，體現了歷史學者從生態世界觀出發理解日趨複雜的軍事活動的努力。

「一沙一世界」——環境史與生態世界觀芻議

作者：梅雪芹（清華大學歷史系）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無限掌中置，剎那成永恆。」這四句詩詞，出自英國詩人、畫家威廉·布萊克（1757—1827）的長詩《天真預言》。該詩膾炙人口，每一句都意味深長、耐人尋味。不僅如此，這首132行長詩里的其他詩句同樣值得品味。細數起來不禁發現，布萊克在這裡提及人類之外的29種動物，包括知更鳥、斑鳩、鴿子、雲雀、鷦鷯、貓頭鷹、老鷹、蝙蝠等飛鳥，野兔、野鹿、豺狼、獅子等野獸，蒼蠅、蜘蛛、金龜子、毛蟲、飛蛾、蝴蝶、蚊子、蜜蜂、螞蟻等昆蟲，蛇虺、水螈等爬行動物，以及雞馬牛羊貓狗等家禽家畜。詩人慾借這些動物的自然習性來諷喻人類的種種劣跡，特別是彼時英國社會所存在的政治和社會不平等問題，表達了對被驅作戰的士兵的嘆息以及對販賣女子為娼者的詛咒。

在布萊克生活的時代，英國社會存在的問題不只是政治和社會的不平等，那些物種本身乃至自然世界，在工業化浪潮的波及下也出現了命運的轉折。隨著工業革命和工業化浪潮在世界範圍的推進，與之相關的自然變遷及其命運問題從一國和局部性的地方問題，發展為多國和全局性的世界問題，並呈現出日益加劇和嚴峻的態勢。對於這一問題的性質，美國中世紀史和科技史專家小林恩·懷特（1907—1987）在20世紀60年代將其概括為「人類對自然的惡行及由此帶來的悲慘結局」。懷特還凝練出「我們的生態危機」或「生態反彈」等短語，對之作了足以振聾發聵的表達。

《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封面。

由於「生態反彈」的驅使，以地球日運動的發生（1970年）和人類環境會議的召開（1972年）為標誌，美國和國際社會進入「環保關頭」（The Environmental Moment）。那時候，作為環保先驅的許多科學家的生態思想成為世人談論和應對這一問題的法寶。其中，美國生物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1887—1948）提出的「土地倫理」主張和「歷史的生態學解釋」方法得到了很多歷史學者的認同。他們當中不僅有人專門論述和研究利奧波德的思想內涵及其價值，而且有人在探討其他的歷史論題時自覺地貫徹和運用利奧波德的思想與方法，甚至仿照利奧波德的「像山那樣思考」的表述，提出「像河那樣思考」的主張和「水倫理」觀念。其根本宗旨在於，認識自然在人類歷史和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探討歷史上人類社會與非人類自然界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和影響，藉此反思和檢討人類文化尤其是資本主義制度文化的利弊得失，重新解釋「人類事務」，從而使得對歷史上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探索在歷史學領域日益自覺起來，並成為一項前沿的學術活動。

眾所周知，這項學術活動被稱為環境史研究。它不僅在美國史學界得到了良好的發展，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學術研究中呈現出興盛的局面，以至在國際學術界，以環境史為主題的學術討論會遍地開花，以環境史為名稱的學術組織層出不窮，可以說環境史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棟，環境史研究的專門人才也在茁壯成長。而隨著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和發展，這一歷史學新領域到底為學界和社會作出了怎樣的貢獻，也成為國際學術界著力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

美國環境史學家唐納德·休斯在《什麼是環境史》中說過，「環境史的一個有價值的貢獻是，它使史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時下關注的引起全球變化的環境問題上來」，這一點可能是較為普遍的認識。如果更進一步思考，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環境史研究帶來了深層次的思想觀念的變革。這突出地表現在從事這一研究的學者自覺地運用生態學的分析方法，在歷史研究中引進生態系統理念和範疇，將全球、區域、國家、城市、村莊等歷史研究單位視為類型不同、規模不等的人類生態系統，即社會—經濟—自然同構的複合生態系統，將人類歷史視為這一複合生態系統協同演化的過程，從而突破了歷史學的固有領域，使歷史思維空間大大開闊，同時重塑了歷史學的世界並樹立了「生態世界觀」。

有學者認為，「生態世界觀」是美國物理學家弗里喬夫·卡普拉最早在《轉折點——科學、社會和正在興起的文化》一書中，對西方思想的最新成果所揭示的整體世界觀的概括。的確，卡普拉的這一著作及其思想對於理解「生態世界觀」的內涵和特點頗有啟發。不過，卡普拉本人用於概括整體世界觀的術語是「新實在觀」，它包括「系統生態觀」等。而這裡所謂的「生態世界觀」，指的是環境史學者在從事歷史研究時，以生態學的方法觀察和分析整個世界以及人與自然之關係的總的看法和觀點，它是利奧波德的「土地倫理」主張和生態意識在歷史研究領域的運用，其特徵表現為整體性、多樣性和有機聯繫性。在這種「生態世界觀」的視域下，「世界」不只是一個地理空間，還是一個土地共同體或生態共同體；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中的，不僅有人類，而且有動物、植物以及微生物，即豐富多樣的生物群落。進而言之，這個「世界」不只是「我們的」和「你們的」，也是「它們的」；沒有「我們」和「你們」，它們照樣生息繁衍；而沒有了它們，「我們」和「你們」只能坐以待斃。這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不爭的歷史事實，這種事實已經為許多的環境史研究成果所揭示。從這一史實中，可以深刻地體悟自然的巨大力量以及人類和自然須臾不可分離的關係。

不僅如此，環境史研究還嚴正地揭示，懷特所說的「生態反彈」其實包括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系統性問題，譬如森林濫伐、土壤侵蝕、荒漠化、鹽鹼化、物種滅絕、環境污染等，它們可能無法預見抑或始料未及，但無論如何，其影響巨大並貫穿人類歷史，自20世紀後半期以來更加嚴峻。對於這樣的問題，如果繼續沿用傳統的機械的世界觀來認識和應對，人類文明將走入危險的絕境。對此，美國生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的環境史著作《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做了較為清晰的對比和解答。他指出，過去有些社會因為環境問題消亡了，有些卻沒有。於是，他通過分析歷史上一些社會崩潰的事例，得出了左右社會崩潰的五個因素：生態破壞、氣候變更、強鄰在側、友邦失勢以及社會如何回應生態環境問題，認為其中第五點最為關鍵。而一個社會的應對之道，則如戴蒙德所總結的，取決於其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文化價值觀；那些成功避免了崩潰的社會，更懂得環境資源的有限性，也學會了更好地與自然相處之道。

因此，環境史研究中以「生態世界觀」所重塑和呈現的「歷史世界」，是人與自然相互作用、有機聯繫並協同進化的世界，是一個複雜、多元和混合的世界。這個世界的歷史運動，是因應人與自然相互關係的複雜變化而出現的多向度的、複雜的曲折運動。這就迫使人們必須積極地探索歷史世界的多元維度和世界歷史的豐富內涵，充分考慮人類史之外存在於自然史之中的種種時間和空間，並在新的時空維度下將它們有機地勾連起來，以把握更複雜、更多樣化的歷史聯繫。只有拋棄人與自然分離的二元論，將世界當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加以認識和探討，人們才能夠真正懂得世界在如何運行，人類如何與之適應，它的最根本的價值是什麼，人類為什麼要敬畏和親近自然，從而在小生境中把握大世界的運行，並理解「無限」和「永恆」的真諦。

大洋洲環境史研究的三重意義

作者：費晟（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地理意義上的大洋洲究竟有多大？不同視角下的答案可能有天壤之差。僅就陸地面積來說，它是各大洲中最小的一個：澳大利亞、紐西蘭連帶附近星羅棋布的群島僅佔地球陸地面積的6%，供養的人口則只佔人類總數的0.4%。然而如果算上承載著這些陸地的海洋，尤其是群島間的海域，大洋洲顯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洲。汪洋相隔使得大洋洲文明一度成為最孤立的人類文明，也是迄今為止學界了解最少的人類文明。澳大利亞著名歷史學家傑弗里·布萊尼曾用「距離的暴虐」來形容英國管理大洋洲殖民地的困難以及移民創建新社會的機遇。他認為地理距離本身就會改變人類的主觀能動。儘管大洋洲在傳統的世界歷史敘事中缺乏彰顯度，但最近20年卻成為滋養世界環境史研究的沃土。比如學界新近最重大的一個認識就是南太平洋的「厄爾尼諾—南方濤動」現象對全球歷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人與環境歷史關係的角度考察，大洋洲或許遠比它在民族國家歷史敘事中的地位更重要。

1873年澳大利亞荒原中密集探礦打井的活動一方面造成了土壤的大面積破壞，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新興工業城鎮的崛起。

之所以重視大洋洲環境史，首先是因為大洋洲的自然條件最獨特，對人類活動的影響也最深刻。這裡主導性的要素不在陸地，而在於廣袤深邃的海洋。加拿大學者唐納德·弗里曼在《太平洋史》中指出，除了因太平洋本身造成的浩瀚、遙遠與陌生感，大洋洲受到氣候—海洋聯動變化的塑造也異常明顯，厄爾尼諾—南方濤動本身是氣候變化的重要成分，又會對洋流和大氣環流造成進一步干擾，其破壞性影響至少包括海嘯、熱帶風暴、洪澇交替、海水溫度波動導致魚群枯榮等，這些挑戰在大多數時候都讓習慣於陸地環境的人類望洋興嘆。大洋洲也有陸地，但它四分五裂且性狀不均。在《澳大利亞、紐西蘭與太平洋島嶼環境史》的作者唐·加登看來，大洋洲的陸地環境與其地質特性緊密相關。其中，澳大利亞大陸是地球上最古老且地質活動最惰怠的大陸。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包括巴布亞紐幾內亞和紐西蘭在內的許多大洋洲島嶼又坐落在所謂的太平洋「火之環」上，這是一條環太平洋分布的地球上最龐大且活躍的火山地震帶。可以想像，在驚濤駭浪中九死一生的古人嘗試在這些島嶼定居時又會遭受何等考驗。

地理的隔絕、海洋的叵測、氣候的變化以及地質的分化最終造成了大洋洲生態圈的極端性。一方面，大洋洲擁有全世界最豐富多樣的海洋生態體系特別是魚類物種，從大堡礁到塔希提都分布著絕佳的漁場與海鳥棲息地；另一方面，陸地生態體系又以無與倫比的單調和脆弱聞名。澳大利亞大陸缺乏季風帶來的規律降水，70%以上的地表成為乾燥的荒漠，而且由於風蝕作用遠強於造山運動，大陸的土壤營養貧瘠，無力涵養起肥美多汁的植物群落，這裡的高大喬木僅存桉樹。澳大利亞的原生動物群落也因此簡單而低級，比如在其餘地方早已滅絕的有袋類動物在此卻欣欣向榮。在人類主動進入大洋洲之前，歐亞大陸與大洋洲的鳥獸在自然狀態下遷徙通常不超越爪哇島以東的華萊士線。關於這一現象的原因仍存爭議，但這無疑加劇了大洋洲生態體系的孤絕。

在這樣極端的條件下，大洋洲土著們依然打造出能確保自己生生不息的有機生態體。大洋洲環境史的第二重意義就在於從土著歷史中探尋人類適應並改造環境、實現多樣化動態平衡的機制。何芳川在《崛起的太平洋》中敏銳地指出太平洋地區人類文明的擴散是一個漫長的、多向度的且反覆的過程。具體到大洋洲，人類最晚從5.5萬年前就開始從歐亞大陸東南部島嶼出發穿越大陸橋與淺灘抵達澳大利亞與附近群島，至1500年前大致形成了澳大利亞大陸土著文明以及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與波利尼西亞三大群島文化圈。不同時期抵達的土著從來不是被動地嵌入環境，而是通過積累經驗利用自然規律維持生計。英裔澳大利亞考古學家賴斯·瓊斯發現千百年來澳大利亞土著一直進行著所謂的「燒荒農作」，由此馴化了這片古老的大陸。「燒荒農作」是一種規律性的燒荒活動，土著通過焚毀枯草與朽木促進新植被的生長，吸引小動物來覓食，再進行捕獵。《火之簡史》的作者斯蒂芬·派因指出，「燒荒農作」大大促成了澳大利亞遼闊的稀樹草原景觀，而對枯萎植被的定期焚燒預防了旱季發生更大範圍的山林火災。所謂現代化的歐洲移民將土著燒荒判定為野蠻的環境破壞行為而加以禁止，反而一再導致了嚴重的火患。

對於群島上的土著而言，與大部分現代人的想像不同，海洋並不總是天塹而常常是通途。三大群島文明都形成了偉大的航海傳統，在自由航行中，群島文明的生態、經濟與文化是交流聚合而非孤立分化的，比如斐濟、薩摩亞、湯加地理上相隔數千公里，但物資交換順暢，首領之間至今保持著姻親關係。儘管大洋洲文明看似分散孱弱，但土著的活動其實編織起一個龐大的生態共同體。

大洋洲環境史研究的第三重意義在於，我們可以藉此探討「人類世」時代人與環境的關係發生的複雜嬗變。這個由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保羅·克魯岑提出的概念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環境史家的贊同。工業革命以降， 大洋洲遭遇西方殖民，殖民者打破了大洋洲的生態孤立，在短短200年里就全面確立起資本主義生態體系，其影響遠非「進步」或「破壞」可簡單概括。《生態擴張主義》的作者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發現，歐洲移民更容易在溫帶殖民地如澳大利亞、紐西蘭等複製出歐洲的生態體系，這極大地強化了其器物上的既有優勢。美國環境史學家約翰·麥克尼爾等將歐洲與大洋洲生態體系的交流稱之為「庫克大交換」。庫克大交換的最終結果在於，無論是歐洲裔人口主導的新移民社會，還是頑強存續的土著社會，都開始根據世界市場的需要將這裡改造為各種資源邊疆。勞務輸出、商業捕撈、伐木、畜牧、採礦以及種植園經濟使得大洋洲地區更緊密地融入世界，人們的物質生活與醫療水平大大提升，但海陸生態多樣性也大幅減少。更重要的是，為支撐這些產業而引進的勞工移民及其帶來的本土物種，又讓大洋洲社會與環境都呈現出更多層次的內在衝突或整合。令人遺憾的是，誕生於帝國主義遺產上的大洋洲島國幾乎失去了曾經的有機聯繫。根據民族國家的標準，它們是被輕視的「微型國家」，缺乏政治話語權和現代化建設所需的物質與制度資源，很大程度上仰人鼻息。它們既無力擺脫淪為核試驗場或核廢料填埋場的命運，也無法阻止發達經濟體在這裡持續進行的資源濫采。對日趨明顯的氣候變化，島國幾乎不用承擔責任，但偏偏又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而這裡的災難最終可能威脅到全人類。

毫無疑問，大洋洲環境史告訴我們，人類文明始終是在它與所處生態體系的互動中演進，哪怕是最孤絕的生態圈也日益從屬於一個具有全球性聯繫的生態共同體中。在以民族國家為單位數百年來競逐富強之後，人類社會需要有一種更審慎也更貫通的態度去正視哪怕尚未直接逼近的環境問題。

軍事環境史視野下的「世界」與「戰爭」：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

作者：賈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1887年，德國民主派政論家波克罕所著的《紀念1806—1807年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即將出版，恩格斯為這本書撰寫引言並富有預見性地提出，普魯士在普法戰爭後參加的歐洲戰爭必將是一場世界戰爭：「八百萬到一千萬士兵彼此殘殺」「三十年戰爭所造成的大破壞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來並遍及整個大陸」「普遍的破產」「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為一戰）的規模大大超出了恩格斯的預期——捲入戰爭的共有來自五大洲的33個國家、超過15億人口，各方動員軍隊7000餘萬，傷亡3000餘萬。

一戰時期通過掘地、伐木修建的遠程火炮陣地。

一戰之後，軍政精英紛紛著書立說。曾任英國海軍大臣和軍需大臣的丘吉爾寫下《世界危機》，德軍軍需總監魯登道夫寫下《我對1914—1918年戰爭的回憶》和《總體戰》，美國遠征軍司令潘興寫下《我在世界大戰中的經歷》……他們關注帝王將相如何運籌帷幄，遵循數千年來形成的軍事史書寫傳統，其筆下的「世界」是政區意義上的世界，「戰爭」是人與人之間的戰爭。

在新史學的大潮中，帝王將相之外普通人的歷史及其歷史記憶受到關注。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的新軍事史，發現了更多的新史料，思考了更多的新問題，推動了軍事史研究的發展，豐富了關於戰爭的歷史記憶。譬如法國年鑒學派奠基人之一馬克·布洛赫將其在西線戰場的經歷寫成《戰爭記憶》，德國士兵雷馬克以參戰經歷寫下的小說《西線無戰事》則被譽為「『無名士兵』第一座真實的紀念碑」。

這些文字儘管並非政府檔案，但史料價值並不因其出身「卑微」而有所減損，因為它們可以使軍事史書寫更加鮮活，使民眾的戰爭記憶更加全面。這裡的「世界」不再是作戰室中抽象的地圖和沙盤，而是政區意義以及地理意義上的世界；這裡的「戰爭」仍是人與人之間的戰爭，但關注的是中下層官兵與普通民眾在戰爭中的境遇。

儘管新軍事史的視野已從帝王將相轉向普通軍民，但在面對大戰中多元化的戰爭要素時仍顯狹隘，未能考慮和探究更多方面的更為繁複的歷史聯繫。近年來，軍事環境史成為環境史大樹的一枝新芽，其早期研究集中探討了美國內戰、一戰和越南戰爭，對古代戰爭、二戰和冷戰等也略有涉及。環境史並非自然史，亦非污染史或環保史，而是要探討歷史進程中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係，審視人與自然相互作用、共同演進的結果和影響。因此，作為環境史的一部分，軍事環境史的研究主題大體可歸為兩類：一是自然因素與人類軍事活動間的相互影響，二是這種相互影響體現出的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和自然觀變化。

軍事環境史是對以往軍事史研究的繼承與發展。德國環境史家多蘿西·布蘭茨在《死亡的環境》一文中指出，「士兵的日記、書信和回憶錄總是談到他們所處的環境，但幾乎所有關於一戰的研究都未考慮環境在塹壕戰中的作用……軍事史學者，特別是新軍事史學者雖然從戰略、經濟、技術、文化、社會和性別等維度剖析了一系列與戰爭相關的話題，但卻極少從環境方面研究戰爭。」

在軍事環境史的視野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世界」有了更豐富的內涵。這裡的「世界」是超越了以往政區和地理概念的具有生態意義的「世界」，其涵蓋的不僅有人，而且有物，這個「世界」中不僅有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和搏殺，也有人與物之間的聯繫和衝突。由此觀之，一戰的世界性不僅體現為空間的廣闊性，還體現為要素的多元性和聯繫的複雜性。後兩個特點使「戰爭和戰場」不再僅僅是人類社會內部糾葛紛爭的舞台，也成了人類社會與外部自然之間激烈互動的場所。

要素的多元性，體現在戰爭不再只被視作「人類事務」，自然環境作為人類戰爭依託和破壞的對象，成為不可忽視的要素之一。在戰爭中，自然並不是完全被動和沉默的受害者，而是扮演著具有能動性的角色：有時它是人類的共同敵人（對雙方造成障礙），有時又是共同的盟友（為雙方提供資源），有時又是一方之敵、一方之友（既取決於自然自身的特徵，也取決於各方軍隊所處的位置、解決問題的決心和能力），而這種敵友角色往往會瞬間轉換。

我們看到，自然環境在戰爭中既制約著人們的兵力部署和部隊行進路線，也受到人們的主觀利用、改造和破壞，還承受著人們作戰行動的客觀結果。例如，比利時的森林在一戰中遭到大量砍伐，相當一部分被用於修建長達數百公里的塹壕體系。而塹壕體系在被掩埋數十年後，人們若從天空俯瞰，仍能依據土壤的不同顏色辨別出當初的脈絡與走向。

聯繫的複雜性，既包括空間的聯繫，也包括要素的聯繫。從空間上看，戰場與後方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後方提供的彈藥改變著戰場的景觀，機槍和火炮的巨大威力促使塹壕體系日臻完善，戰爭在爆發後不久就進入了膠著狀態，遍布彈坑的無人地帶兩側，是駐守在各自塹壕中的官兵，他們掘地、伐木、生活和戰鬥，改造了周邊景觀；戰場態勢同樣塑造著後方的景觀，甚至超越了國界——以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為例，一戰期間不少美國家庭將花圃改成了菜地，應對蔬菜出口歐洲之後的短缺；影響更大且更深遠的變化則發生在農業領域。正如美國環境史學家唐納德·沃斯特在《塵暴：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中揭示的，在一戰期間，為響應政府「種更多的小麥！小麥會贏得戰爭！」的呼籲，美南部大平原小麥種植面積大幅增加，一方面向歐洲出口大量糧食，另一方面也因摧毀大量草地及原生植被，使南部大平原在30年代經歷了恐怖的塵暴。

從要素上看，與軍人如影隨形、互動更為頻繁的動物是不應忽視的，比如貓兒鳥兒一類的寵物，老鼠跳蚤一類的害蟲，騾子馬匹一類的勞力和軍犬信鴿一類的「戰士」。它們自身的命運因人類的戰爭而改變，同時也施加著自己的影響——軍營里和軍艦上共有50多萬隻貓被用來捕捉老鼠，跳蚤傳播的疾病威脅著前線士兵的生命，500萬頭騾馬所需的草料是各方必須解決的後勤難題，各國信鴿在硝煙瀰漫的天空傳遞重要的情報。

前線官兵不僅暴露在敵軍眼前，也暴露在自然環境中，其與自然環境的複雜聯繫也產生了複雜的情感。這些情感來自官兵的親身經歷，塑造了他們的戰爭記憶和戰爭觀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著他們對「世界」的理解。有士兵還在塹壕期刊上發表詩歌，以表達自己對森林的感激和依賴之情。

綜上所述，從軍事環境史的視野審視「世界」與「戰爭」，是從更廣闊的空間、更多元的要素和更複雜的聯繫研究戰爭的嘗試。這種嘗試，力求更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日趨複雜的軍事活動，不僅契合戰爭形態不斷演進的歷史進程，也是歷史學者立足史學進行跨學科研究做出的回應。

《光明日報》（ 2017年01月09日 14版）

[責任編輯:白麗克孜·帕哈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