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末至光緒初藏哲邊界相關問題研究

研究清代西藏與哲孟雄邊界相關問題，對深化中國西藏與周邊地區關係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以往的研究多集中於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簽訂後由藏哲界務糾紛引起的中英交涉。如英國錫金政治官惠德在其著作《錫金與不丹》曾提及錫金與西藏的之間關係；蘭姆《英印與西藏（1766—1910）》簡略敘及英方勘界一事；呂一燃主編《近代中國邊界史》對中錫傳統邊界的部分地名進行了深入考證。筆者的《1895年中英「藏哲勘界」研究》對《中英會議藏印續約》簽訂後雙方勘界做了探討。但是，學界對清代乾隆年間至光緒初年哲孟雄與「白木戎」的關係、藏哲界址以及清朝邊務管理上的退縮等問題較少涉及，或者部分觀點還有待商榷。近年來，傳統史料的深入挖掘和外文文獻的不斷公布，為繼續深入研究中國西藏地區與周邊關係史提供了有力支撐。

一、「哲孟雄」與史料中的「白木戎」

「哲孟雄」是清代乾隆以後漢文史籍對錫金的稱呼，源於藏語 「vbras-ljo-ngs」或「vbras-o-ljongs」，意思是「產大米的地區」。錫金（Sikkim，清末也有譯為「西金」），則來自錫金部族之一的林波語SuKhyim，意為「新房子」。但在Su Khyim一詞出現前，Nye-Moe-el為其最初的稱呼，意為「天堂」。「哲孟雄」一詞也多見於錫金王室文書。也有學者認為，錫金國王藏文文書曾提到「由於洛門部落內亂以及來自廓爾喀、不丹兩面的欺凌騷擾」，所以錫金王室屬於門隅和珞瑜地區。筆者認為，此說存疑，此文書體現了錫金位於廓爾喀和不丹之間，雖然可能會受到門洛地區的影響，但未能體現其屬於門洛地區之意。最早出現哲孟雄一詞的藏文文獻為13世紀古魯耶謝瓊扎的伏藏文本：「藏地現狀逐年趨惡化，此地短暫安樂結束前，當逃往哲孟雄等秘境，吾言無欺應當生定解。」可見哲孟雄對於西藏而言，為邊地之「秘境」。1882年哲孟雄第九代法王在迎娶西藏貴族之女時，也談到印度以北之地為觀音度化之所，其周邊南方谷底能成熟穀物的秘境白洲屬於衛藏教法區，此白洲即為哲孟雄。

有關藏哲邊界的史料中，多出現「白木戎」一詞，所以有人認為，清代乾隆初年的《西藏志》所載「白木戎」即哲孟雄，「白木戎」為漢文「哲孟雄」的較早異譯記載，並認為嘉慶間成書的《衛藏通志》將白木戎與哲孟雄分成兩地，為筆誤等等。筆者認為，白木戎即哲孟雄的觀點還是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清康熙至乾隆年間成書的《西藏志》附錄里記載「白木戎」稱：「西藏拉撤（應為撒——引者注。下同）召到後藏塞爾地方緊走十日，系白木戎交界。由塞爾向西南緊走十八日到宗里口子，有一崖，高約十五丈，以木搭梯，人往來行走，馬不能通。此外再無別徑，由宗里緊走八天，到白木戎住地，其白木戎有一王子住的房子，名曰勞丁宰，俱在山上……惟白木戎本地人民穿布服……由白木戎東至朱巴，南至西天盆烏子，西至白布，北至後藏日蓋子，由西去十日尚屬白木戎管轄」。《西藏志》關於「白木戎」的記載，被後來的各種有關西藏的志書承抄。《衛藏通志》承抄了《西藏志》，但在「白木戎」外又增加「哲孟雄」條。馬揭、盛純祖合編《衛藏圖識》原封不動承抄了《西藏志》。清周靄聯撰《西藏紀游》提到白木戎，繼續承抄《西藏志》。魏源《海國圖志》也轉抄如下內容：「後藏塞爾地方西南十八程至宗里，又八日至白木戎部落，其地北接後藏，西接白布，南至小西天北界。」從上述史料看，從距離藏哲邊界不遠的塞爾緊走二十四日，才能到哲孟雄之中心，似乎有些過於路途遙遠。雖勞丁宰確為哲孟雄舊都，但此段記述有將白木戎與哲孟雄混淆之嫌。

清代部分輿地學家根據這一記載對白木戎進行了考證。道光二十五年(1845)，姚瑩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著《康輶紀行》。《康輶紀行》雖原封不動承抄《衛藏圖識》（《衛藏圖識》流傳至今的是乾隆五十七年刊本），但是姚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白木戎應該在廓爾喀之西北：「按此言，白木戎四至之界，殊不可曉，如雲北至日蓋子，即扎什倫布仍仲寧翁結巴寺之後山，既以仍仲寧翁結巴寺之後山為其北界，則白木戎當在山之南矣，山南即後藏，東西甚廣，何處著白木戎耶？此山長短未知，若何以意度之白木戎當在後藏之西南？然後藏之西為拉里噶爾渡，南為廓爾喀，白木戎更在此二國之西南，去扔仲寧翁結巴寺遠矣，何得以寺之後余日至其界，不言西行南行，安塞爾為後藏極西南邊界。有寶達爾山在濟嚨西八百餘里，南即廓爾喀也，然則白木戎者，其在廓爾喀之西北乎？大約作衛藏圖識者，未及見今輿圖，第就所聞言之故，有未確也。」顯然，姚瑩認為從白木戎和日蓋子（即日喀則）的關係推測，「白木戎」地望可能在廓爾喀西北，而並非其南的哲孟雄。

《瀛環志略會校》也提出「白木戎」並非哲孟雄，而為尼泊爾：「余按，大小西天，本番僧夸誕之稱，大約以印度之東北一帶為小西天，而餘則稱大西天。與前後藏接壤者，東有布魯克巴，西有廓爾喀；中間止有哲孟雄小部，別無大國。此所云『白木戎東至朱巴』，朱巴不知為何地。西至白布，白布實即廓爾喀。『南至大西天盆烏子』，似即廓爾喀南鄰之烏德。然則所云白木戎者，仍即白布，仍即廓爾喀耳。」推測「白木戎」應為「廓爾喀」（尼泊爾）。「西藏與印度，以雪山為界。雪山嶔崎谽谺，中藏川穀，原非一帶齊截，橫亘如垣。中間夾雜之番戎小部，容或有之，然斷無極大部落，而人皆茫昧之理。又所云『白木戎行二十日，至不爾牙上船入海，至大西天』云云。今考印度東界入海之處，惟孟加拉最近。此所云不爾牙，應即是孟加拉。由廓爾喀至孟加拉，約千餘里，似白木戎之為廓爾喀，無可疑也。」

筆者認為白木戎應為廓爾喀入侵哲孟雄之前位於哲孟雄西北部或與哲孟雄相接的部族或地帶，由之可以通往哲孟雄所屬地區。可能《西藏志》作者以白木戎一名代指了實際的哲孟雄，因此出現所記述人名、地名實際是哲孟雄的情況，由此產生了混淆。因「哲孟雄」與「白木戎」在發音上無法堪同，作為同一個地名的兩種翻譯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是首次提及「白木戎」的《西藏志》，在「疆圉」部分又記載了「者木雄」（即哲孟雄）的名字。此後乾隆末成書的《衛藏通志》將白木戎與哲孟雄分成兩地是合情理的。《西藏賦》也有「拜木戎賽爾之一線才通、哲孟雄藏曲之千家尚駭」的描述，也將白木戎與哲孟雄並舉。可見，白木戎很可能另有其地。後人對白木戎地望做了很多推測，有的是昧於《西藏志》混淆哲孟雄的記載文字，有的則是從另外的地望做了推測。如清人王之春認為：「在清代巴爾布來附。巴爾布即巴勒布，亦作庫爾卡,又稱白布，或稱白木戎……地分布顏罕、葉楞罕、庫庫木罕三部，所屬仍有小部。」其中說明了白木戎、巴爾布、巴勒布是為一部落，為廓爾喀部族。但哲孟雄無疑與「白木戎」有著密切近鄰關係。除此之外，清代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又把「白木戎」等同與「朱巴爾」：「哲孟雄部一名西金，介於廓爾喀布魯克巴之間，幅員百里，民戶五六千，南界獨吉嶺（即大吉嶺），西藏之人來此通商，其北境有白木戎，即朱巴爾，柞木郎諸小部落，毗連後藏定結定日二汛之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儘管未將白木戎等同於哲孟雄，但遺憾的是，將其又誤認為「朱巴爾」（即清代對不丹的稱呼）。

二、西藏與哲孟雄的早期界址

西藏與哲孟雄在種族、宗教、政治方面有著密切的關係。較早的記載見於14世紀鄔金林巴著《蓮花遺教》，該書在談到蓮花生指示徒眾在藏地修行處時，提及「西南交界秘境哲孟」，「哲孟」即哲孟雄。14世紀桑傑林巴《秘境哲孟雄聖地誌》也記載：「於藏、門二處之中間，是故名為中處。又因為隱密之地，是故名為秘境。所需稻米糧食皆可生，是故名為稻糧廣大之地。此地稱為秘境哲孟雄。」可見居於藏（後藏）與門隅（包括不丹部分）之間的正是哲孟雄，也證明哲孟雄並不包含於「門」之中。至於藏傳佛教何時傳入錫金，學界未有統一認識，但普遍認為從16—17世紀起，由於格魯派在西藏的興起，一些寧瑪派和噶舉派僧人進入錫金，並建立宗教和政治勢力。17世紀西藏內亂時，寧瑪派僧人進入錫金，利普查人（Lepcha）皈依佛教，建立王國，並建立重要的幾座寺院：桑納吹林寺、珠布第寺、巴特瑪羊則寺（即白馬楊青）和扎什頂寺。

在六世達賴喇嘛時期，哲孟雄與西藏地方有過勘界，但無具體的記載。有學者認為時間大約在1700—1706年之間。七世達賴喇嘛時期，西藏地方與哲孟雄並無勘界交涉，但不丹侵入錫金後，藏曲大河以東成為不丹勢力範圍。八世達賴喇嘛時期，達賴喇嘛將日納宗賞賜給哲孟雄。1788年，廓爾喀入侵錫金後，藏曲大河以西又被廓爾喀佔領。哲孟雄因此以失地為借口，向清朝提出部分土地要求，但駐藏大臣和琳對哲孟雄「請斷還六輩達賴喇嘛所定舊界」的要求進行了駁回。1792年，在清兵的反擊下廓爾喀入侵西藏失敗，清朝與廓爾喀勘定邊界，設立鄂博。《衛藏通志》記載：「又自拉孜通絨轄至波底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為西藏境，此外為哲孟雄境。又自定結至薩熱喀山頂、卧龍支達山頂、羊瑪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為西藏境，此外為哲孟雄境。又自干壩至洛納山頂、丈結山頂、雅納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為西藏境，此外為哲孟雄境。又自帕克哩至支木山頂、臧猛谷山頂、日納宗官寨，設立鄂博，此內為西藏境，此外為哲孟雄、布嚕克巴二部落境。又臧曲大河南本系哲孟雄地界，被廓爾喀侵佔已久，臧曲大河以外俱系廓爾喀境。」清末陳觀潯《西藏志》在藏哲邊界表中也有著相同的記述。對於清代乾隆末年的藏哲邊界的地名考釋，學界已經做過研究，本文不再贅述，但對於其中未涉及的內容，可以做一補充研究。

(一）《西藏賦》有關西藏與哲孟雄邊界的早期記載

有關西藏與哲孟雄邊界的早期記載，除了學界引用的《衛藏通志》外，還見於同時期的《西藏賦》。《西藏賦》載：「定日之南名甘壩（甘壩即今崗巴），通洛納山，地氣稍暖，亦哲孟雄境」；「甘巴之東名帕克里，天和地暖，產稻穀花果，通支木山、藏猛谷，此外亦哲孟雄境」。這說明和寧作為清朝駐藏官員，熟知西藏亞東（舊稱卓木）以南的支木山、藏猛谷為藏哲交界處，指出若通往藏猛谷，必須經過帕里一地。另外，《西藏賦》載「拜木戎賽爾之一線才通」，並自註：「由前藏至後藏賽爾地方，緊走十日，系白木戎交界。由賽爾向西南緊走十八日，到宗里口子，有一崖，高約十五丈，以木搭梯往來行走，馬不能通。」可見，這裡引述了《西藏志》的記載。賽（塞）爾為今定結縣薩爾鄉，往西南的道路為今通往陳塘方向的古道，這與「拜木戎賽爾之一線才通」正相符合。《西藏賦》還載「丈結雅納之巔，波底羊馬之隩」，和寧自註：「自甘壩至丈結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為唐古特境，此外為哲孟雄境。自拉孜至絨轄，通坡底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為唐古特境，此外為哲孟雄境。自定結至薩熱喀山一帶，羊瑪山頂設立鄂博，此內為唐古特境，此外為哲孟雄境也。」又載「藏猛谷帕里獨經；日納宗竹巴同好」，自註：「帕克里俗名帕里，自帕克里至支木山一帶，臧猛谷、日納宗官寨，此內為唐古特境，此外為哲孟雄境。其東為布嚕克巴境。」這些文字不僅說明了藏哲邊界走向，而且指出了藏哲邊界附近地區的西藏日納宗與竹巴（不丹，即上提布魯克巴）的關係甚好。此外，和寧所說「波底羊馬之隩」，「波底」即波底山，陳觀潯《西藏志》釋：「波底山，由絨轄通此山，此外為哲孟雄境」，「羊馬」即「羊瑪山，由定結通此山，此外為哲孟雄境」。查今羊馬、波底山在尼泊爾境內，此與乾隆年間廓爾喀入侵哲孟雄，至清朝丟失羊馬、波底山有關。

（二）關於藏哲邊界所涉「帕克里地方卡隘三處」之山的考釋

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十二日，駐藏大臣和琳、成德奏：「為恭報成回藏日期，及查閱帕克里、喀達、定結各卡隘情形，恭摺奏聞事。竊成前在定日將查閱番兵及邊界情形，恭折具奏後，即巡閱帕克裡邊界一帶。查喀達地方卡隘二處，一名撒甲嶺，一名春堆，此二處均與廓爾喀相通。又定結地方卡隘一處，地名擢拉山，此處與廓爾喀、折孟雄兩路相通。又帕克里地方卡隘三處，一名折孟山，與布魯克巴相通；一名哈爾山，與布魯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與宗木相通。以上卡隘六處，均歸江孜前後藏大道，為總匯要隘。」此段記述分別後來被輯入《衛藏通志》、陳觀潯《西藏志》。

1.帕里一地有卡隘三處，分別位於折孟山、哈爾山、宗木山，都與布魯克巴或哲孟雄相通。折孟山、哈爾山、宗木山地望在哪裡？前人均無考釋。

第一，關於折孟山，帕里附近的山分別為特瑟姆崗（Tseim Gang)、吉楚錐柯（Jichu drake)、卓木拉日（Chomolhari），而以卓木拉日最為聞名，「折孟山」與「卓木山」音相近，所以，該折孟山應為卓木拉日，其意為「干城章嘉的新娘」。

第二，關於哈爾山，筆者查閱中外文資料未見其他相關記載。東印度公司駐大吉嶺官員坎貝爾曾有於1848年從帕里到拉薩路程的記載，其中並沒有哈爾山關隘。查閱英國皇家地理學會1910年版的錫金地圖，從帕里宗前往不丹的道路確實有一大一小兩條。大路在卓木拉日山以南，小路在卓木拉日以北。大路的邊界關隘未有命名，小路的邊界關隘被命名為Phew la（也標註為Lingshi，即今地圖中的中不邊界山隘林西拉）。但是，在印度三角測量局的地圖中卓木拉日山以南還有一邊界關隘Pempa la，也有小路通往不丹。Phew la與Pempa la是否與哈爾山有關，還存疑。需要說明的是，從帕里通往亞東的上亞東西側邊界，有不丹境內的哈阿（Haa，藏文為??）地名,哈阿山谷分布有四座與西藏有密切關係的藏傳佛教寺院。哈阿山谷是亞東進入不丹的捷徑之地，1905年3月29日，錫金政治官惠德從錫金進入春丕，然後通過「Haa」進入不丹，並提到「Haa」與帕里也非常接近。筆者認為清代所稱哈爾山也可能指「Haa」。

第三，至於史料所提「宗木山」通往的「宗木」，今人說法多種。駐藏大臣升泰後來在處理藏哲邊界談判時提到：「惟藏哲界西有宗木部落，不能即與廓境相連，況沿邊舊界不書名，恐涉含混。……再界圖必勘界時始能照繪，宗木向不在版圖，合并聲明。」其中說明了宗木向來不在清朝版圖內。清代史料著述中，大多將「宗木」列為與哲孟雄一樣的「外番部落」，如「廓爾喀、布魯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稟商地方事件，俱由駐藏大臣主持」。筆者認為「宗木」應該與「作木朗」有一定關係。「宗木山」可能是通往「宗木」的關隘所在。

2.前段史料中和琳、成德提及「擢拉山」卡隘，據房建昌考證，「擢拉山」為藏文Phred-la的譯音，即車不達拉山口，意為橫山，並指出英國學者蘭墩（Perceval Landon)在1928年倫敦版《尼泊爾》中將其譯為Tipta la。但此處需要補充的是，Tipta la確實為乾隆時廓爾喀、西藏和哲孟雄重要的邊界分界點，早在1874年出版的皇家地理學會資料集中即被譯為Tipta la,並指出當地人也稱其為卧龍支達（WallangchooPass或Walanchun）；1848年英國植物學家胡克（Hooker）和1871年英印軍隊蒙哥馬利上校（Montgomerie）對該分界點進行過探訪，並指出該地還有其他兩個中尼邊界地方：Kirong（今吉隆）、 Nilam-la（今聶拉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擢拉山」與藏哲邊界東段的鷓鴣拉（Chola）山口並非同一地望，二者相距數百公里。

（三）哲孟雄與周邊其他地方的部分交界

第一，關於哲孟雄與廓爾喀的交界：藏文版《哲孟雄王統史》稱「當時清軍與廓爾喀劃分邊界時哲孟雄代表並未在場……那時，大中堂（指福康安）不了解哲孟雄邊界，廓爾喀以欺騙手法，稱：哲孟雄範圍乃藏曲河以下、桑拉山以上。白瑪央孜及哲孟雄南部地方數年以來已向廓爾喀繳稅。彼時，大中堂給哲孟雄分定疆界令文稱，廓哲邊界仍照往日，但並未明確此地歸誰、彼地歸誰之具體指示」。《西藏志》載：「一由業爾奇木樣納山業郎地方至結隆與者孟雄宗里口交界，一由業爾斯卡祿納山業即塞爾地方交白布界俱屬險道，互通好，安兵守隘……」。

第二，關於哲孟雄與布魯克巴的交界。《西藏賦》載「其西南帕爾、結隆、業朗」，並自註：「西南至布嚕克巴、廓爾喀二部落為界。一由納格爾行八日至帕爾，與布嚕克巴交界，山川險阻，難以出入；一由業爾奇木?納山業朗地方至結隆，與哲孟雄宗里口交界；一由業爾斯卡祿納山業朗塞爾交廓爾喀界，亦甚險阻」。關於業爾奇木?納山業朗，大多誤認為是一地，實際上，根據《康輶紀行》所記「一由業爾奇境,為布魯克巴境（俗名竹巴)。其西南,帕爾、結隆、業朗」,應該斷句為「業爾奇木、?納山、業朗」，「業爾斯卡祿納山業朗塞爾」應該斷句為「業爾斯卡、祿納山、業朗、塞爾」，大致位於今羊卓雍錯到定結縣以南的喜馬拉雅山系，但結隆從地望上看並非今日西藏吉隆。

（四）清代部分輿圖中有關藏哲邊界的錯誤

《西藏圖考》為黃沛翹編、韓銑等繪圖，首載《西藏全圖》等四幅，後附《源流考》等八篇，對松筠《西招圖略》補充尤多，其中對於藏哲邊界「哲孟雄」界標識為朋楚河，此並不符合歷史實情。以至於後人編撰《清史稿》時發生錯誤，將藏哲邊界的藏曲大河、朋楚河混為一談：「又西南流，折向東南，合東北來一水，又西南，會西北來之噶拉嶺水，又西逕帕里城西，又西南受二水，土人名藏曲大河，西流入朋楚河。」實際上，藏曲大河並非西流入朋楚河。首先，關於「藏曲大河」，《衛藏通志》卷15「部落·哲孟雄」條記載：「前藏邊外西南一小部落。其地為廓爾喀所並。今尚有藏曲大河北岸以東寨落三處。」房建昌先生指出，藏曲大河即底薩雜爾乃，即是Tista的譯音。筆者查資料，Tsita河（即提斯塔河）發源於喜馬拉雅山干城章嘉峰的澤母冰川，流經錫金、印度，進入孟加拉國後於奇爾馬里附近匯入賈木納河。其次，《西藏志》所記「朋楚河」實為朋曲，其發源於由西向東流，經定日、措果，在白壩附近開始穿切喜馬拉雅山轉向南流，在陳塘附近的龍堆村南8公里處流入尼泊爾境內，稱為阿潤河，最後匯入恆河。所以，「藏曲大河」和「朋楚河」並不屬於同一水系，《清史稿》關於「西流入朋楚河」有誤。另外，藏曲大河也並非如果前人所指流經亞東，在亞東的河流為「康曲」和「瑪曲」匯合之後的亞東河，與該河在水繫上並無關係。不過，在中國傳統計里開方的測繪技術下，對於西藏的複雜水系記錄錯誤是可以理解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朝曾派遣派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等繪製西藏輿圖，雖號稱天下之脊、眾山之脈，皆由此起，但依然較為粗略。即使當今，跨界河流名稱傳承混亂的現象依然存在。例如魏源編的《皇朝經世文編》曾記錄：「朋楚河，出後藏城西南,數水合東南流,北納綽羅克河,經絨轄城南而東,北納結楚河、隆岡河、長楚河,南流,東納帕里河。」其所引「帕里河」(今亞東河右側支流麻曲）實為來自《西藏圖考》的「又東南受帕里藏布河，河在帕里宗城」。而當代聞名的帕里河則遠在阿里地區的扎達縣，進入印度稱為薩特累季河，根本與清代的「帕里藏布河」、「帕里河」毫無關係。

三、對藏哲界務的管理

藏哲邊界地帶雖然隘口較多，但易於通行者寥寥無幾。西藏與哲孟雄的最主要通道是從帕里進入春丕谷，翻越則里拉（Jeylep），進入大吉嶺或者甘托克。其中，則里拉是重要的分水嶺，清代文獻又作冀熱勒巴拉嶺。1788年廓爾喀和哲孟雄發生戰爭，廓爾喀軍隊佔領哲孟雄首都勞丁宰，哲孟雄部長通過上述通道逃至春丕。1792年，清朝帕克哩營官曾率兵通過則里拉進入哲孟雄進行調解，但廓爾喀最終還侵佔了部分哲孟雄領土，並且越過梅奇河直至哲孟雄境內的提斯塔河。

在廓爾喀的壓力下，哲孟雄部長意圖跨界來藏瞻禮,與清朝政府不斷親近。由此，清朝對其越邊通關來藏及藏哲邊務等進行了嚴格的管理。在1793年頒布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之第十四條就規定哲孟雄等藩屬，派人來西藏時，須詳查外方來藏人員，並登記人數，呈報駐藏大臣，「邊地各宗之宗本既是邊民的頭目，又是來往行人的檢查者，所關甚要」。嘉慶十七年（1812），哲孟雄部長請求清朝派遣漢藏官員前往藏哲勘察界址，並希望得到藏哲邊界西藏一側的部分莊園，駐藏大臣陽春奏請朝廷後，考慮到西藏周邊部族較多，若均仿照哲孟雄，「俱紛紛效尤，乞賞地方，則藏內疆域豈能徧為容納」，對於哲孟雄提出清朝應派員對其與廓爾喀進行分界的請求，也嚴行駁斥，並「飭帕克哩營官等豫為防範，不令偷越」。

但是，清朝國力由盛入衰，其對哲孟雄、廓爾喀等周邊地區的影響力也在下降。1815年，廓爾喀遭到英國的入侵，向清朝求援，但被嘉慶帝所拒：「廓爾喀與披楞互相爭鬥……天朝豈能過問……如披楞與廓爾喀只在邊外構釁，總當置之不問。」從這段檔案來看，清廷在處理邊疆事務時所持的外藩政策上已與乾隆朝有明顯不同，不願輕易介入外藩之間的糾葛。如此，廓爾喀、哲孟雄對清朝的姿態也有所改變，正如哲孟雄部長給百姓的文書所言：「漢官中堂大人到達西藏尼泊爾交界地之時,哲孟雄人之苦樂情形未獲向其享明,對我王臣之看視獎賞亦甚低,森拉以外之地亦落入他人之手」。而此後不久，莫伊拉（Moira）勛爵與哈斯廷斯侯爵（Hastings)任印度總督期間，承諾給錫金恢復一部分被廓爾喀所侵領土，以便拓展東印度公司勢力範圍，哲孟雄遂與東印度公司的交往日漸增多。

道光三年（1821）哲孟雄部長再次來西藏敖茶，竟向西藏第巴噶勒丹錫胡圖薩瑪提出，要求清朝將負責藏哲邊界兵務的帕克里營官一職，交由哲孟雄負責，並提出所屬卓木族卓百姓（即亞東地方百姓）與雅納綽松百姓賞給管理。清朝認為哲孟雄「部長貪鄙無知，竟敢妄求」，最終駐藏大臣文干答應哲孟雄部長每八年來藏一次，要求「江孜守備、帕克里營官等小心防範，以安邊圉」。

道光二十八年（1848）夏發生的「哲孟雄妄請事件」更是體現了清朝政府在邊疆政策方面的消極和保守。在當年8月3日諭令中，清廷稱因為哲孟雄部長和布魯克巴頭人在西藏境內互相爭鬥，認為「……戴琫朗結頓柱於委辦外番事宜，輒敢主使營官，出具圖結，致哲孟雄部長得以藉詞妄請，實屬冒昧自專」。清朝嚴厲處罰了涉及此事的大批官員：噶布倫銜戴琫朗結頓珠被褫革，帕克哩營官策旺班覺爾、策忍汪札，均著降二級調用，江孜守備太平營千總馬元鎮、瀘寧營外委陳三珠，「前給侭先升補、拔補之處，均著註銷，再行交部議處」；小商卓特巴宜瑪頓柱被革去三品銜，要求「其各隘口應遵派妥實營官前往，不得稍涉顢頇，有誤邊務。」對於這次清朝懲處邊務官員的原因——「藉詞妄請」，學界未曾言及。

那麼，何為「藉詞妄請」？此事即為哲孟雄所請「將所管四處隘口均交帕克里營官管轄」一事，誘因在於哲孟雄受到英國步步緊逼下的無奈之舉。哲孟雄在此前不久被迫與英國達成最終協議，大吉嶺被英印強租，雖年租金從3000盧比提高到6000盧比，但作為藏哲邊界的門戶大吉嶺徹底落入英印之手。此時恰好西藏裔哲孟雄貴族多康（TokhangDonyerNamguay）成為哲孟雄首相，利用錫金王女婿的身份，迅速建立起了有力的政治地位，但由於其布提亞人（Bhutia）身份，受到利普查人（Lepcha)的反對，尤其是遭到錫金宗教界重要人士查布喇嘛（Aden Chebu）的反對，二人在錫金王儲色科朗加（SidkeongNamgyal）繼位問題上矛盾重重。所以，哲孟雄試圖通過將藏哲邊界的四個隘口交給清朝直接管轄，希望取得清朝的支持。此即所謂「藉詞妄請」之事。然而，清朝認為這是英人在其中搗亂，「洋人詭譎多端」，「亦難全信」，「該部落（指哲孟雄）與披楞（英國）毗連，自應暗加防範」，要求與西藏無干係的事物，一律不聞不問。

對於清朝的這種姿態，有的學者認為「由於有清廷的這種不明智的隔絕政策」，西藏地方遂與不丹及錫金的從屬關係逐浙鬆弛。實質上，英國人對錫金的入侵、錫金由西藏的藩屬逐步淪落為受英國保護的政治格局變化才是錫金與西藏關係衰落的主要原因。尤其是1861年錫金與英國簽訂的《英印錫金條約》之後，錫金與西藏的關係進一步被割裂，藏哲邊界逐漸被英國人所插手，清朝更是無力在藏哲邊界保持有力的姿態。後來的駐藏大臣升泰也深知這種狀態，他在簽訂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時，無奈的提到：「查藏番自作不靖，肇起兵戈，所以隆吐山南北，本皆哲孟雄地方，在英人雖視為保護境，其實哲孟雄、布魯克巴皆西藏屬番，每屆年底，兩部長必與駐藏大臣呈遞賀稟，駐藏大臣厚加賞齎以撫綏之。在唐古特則達賴喇嘛均有額定禮物，商上亦回賞緞匹銀茶與兩部回信底稿，均呈駐藏大臣查核，批准照繕，始行回覆。哲、布兩部遇有爭訴，亦稟由藏酌派漢番辦理，此哲、布系是藏地屬番之實在情形也。查布魯克巴、哲孟雄兩部長，於光緒丙子年曾經各進夷情」。

但是，儘管升泰知曉清朝在藏哲邊界上的強勢不復存在，其為了逃避丟失則里拉以外土地的罪咎，則將責任歸咎於數十年前西藏糧員四關通判周溱（並非升泰所寫「臻」，應為「溱」）與戴本扎喜達吉，認為兩人前往辦哲孟雄事宜，結果「該員等略給賞需，只取哲孟雄空結一紙，敷衍了事，不問事之是非可靠，亦不妥籌善後，惟圖粉飾目前，貽誤邊疆，其禍實白此始」。升泰推諉責任和庸碌心態可見一斑。

尋究周臻在藏哲邊界建鄂博一事，升泰實為理解有誤。光緒元年（1875）十二月，新任駐藏大臣的松溎來到拉薩，與時任幫辦大臣的桂豐一同處理藏務。次年，披楞（即英國）派人進入布魯克巴（不丹）修路，不丹因此向駐藏大臣松溎緊急呈報，尋求清朝指示，「二月間因布魯克巴部長歐柱汪曲稟稱，披楞屢次租地修路……」。作為西藏的藩屬，布魯克巴部長向松溎稱，英方頭目納爾薩海寄來書信，說將要帶領一些人在噶勒噶達（即加爾各答）大吉嶺約會，約其商談修路事宜，並約其前往巴桑卡爾進行會晤。布魯克巴部長向英方回復稱，不丹地方狹窄，人民稀少，不便修路，英國稱辯稱己方可承擔全部修路費用，布魯克巴無奈下，只好來向清朝駐藏大臣申訴稱，「小部長等系天朝百姓，又與唐古特同教，自應進行幫助。無奈地方偏小，不能抵敵披楞」，希望清朝速派人前來指示辦理。松溎就此認為，布魯克巴彈丸之地，力弱勢孤，但如果縱使披楞修路，日後必致釁，於是派遣時任西藏糧務員藍翎知州用前先補用通判周溱，督同戴琫扎西達結等，率領藏兵若干，前往布魯克巴，進行辦理。周溱於次年年5月29日來到不丹，與不丹頭人商談二十餘天，而後又到哲孟雄與布魯克巴邊界，令將邊界鄂博石堆逐一填補，以清界限，並諭該部長等固守好，候禮遵行，「遂轉程至哲孟雄，接見該部長吐多朗結」。周溱認為哲孟雄地比布魯克巴更為貧瘠，所以哲孟雄不得不將大吉嶺地租給披楞，似有理解之意，在雙方交談時，吐多朗結也請清朝給予做主，才能固守清朝藩邊。周溱當即命其「固守邊界，彼此相安，不準私行出入，往來勾結」。事後，清朝賜哲孟雄部長和布魯克巴部長總堪布的賞賜和封號。這段史料說明，周溱在咱利拉（則里拉）所建立的哲孟雄與西藏的鄂博石堆，並非中國與外國的界樁，也無兩國的正式協議和換文。該鄂博是清朝版圖內的藩屬體系之間進行界線釐清的內部行為，與國家邊界並無任何關係。

綜觀乾隆至光緒初年史料中的「哲孟雄」與「白木戎」及藏哲邊界的相關記載。「哲孟雄」並非史料中所記的「白木戎」，而中國西藏與哲孟雄的邊界經歷了一個漸變的過程。清代中前期，藏哲邊界已經被清政府較為清楚地釐訂，由於哲孟雄與西藏的特殊關係，分水嶺、山口、谷地成為其明顯的地理標識，藏哲邊界並無爭議。在清代中期至光緒初年，清朝對西藏地方和哲孟雄的邊務通關等進行了嚴格的管理。清朝巡邊官員周溱在光緒初年所建鄂博，是清朝版圖內的藩屬體系之間進行界線釐清的內部行為，與國家邊界根本無任何關係。但由於清朝後期國家治理體系的減弱，英國在南亞地區從商業到地緣政治利益的戰略轉變，藏哲邊界問題成為晚清中國與外來侵略勢力發生衝突的重要根源之一，以至於光緒年間逐漸升級為1888年中英隆吐山戰爭的主要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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