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次元宵節看賈府遵循的「規矩」

作者 我在高原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也是一個特定時代整個社會狀況的一個縮影。正如樹葉必須在樹上才能生存、生長一樣，家庭也必須在社會規範中存在和發展。一個家庭所遵循的「規矩」，往往就是一個特定時代整個社會所遵循的「規矩」。賈府就是一個特定時代特定社會中的大家庭的典型樣本，透過兩次元宵節的故事情節，來近距離的考量賈府所遵循的「規矩」，「窺一斑而見全豹」，將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更清晰地了解到小說中所寫人物生存的社會大環境，進而深刻而清晰地認識到，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社會，個人命運悲劇的必然性。

一、是「規矩」，造成了無情的「主尊奴卑」

小說中第一次集中筆墨寫賈府過元宵節，是在十七、十八回，但在十六回，作者就開始不動神色地開始布局了：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嚇的賈赦賈政一干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曾負詔捧敕，直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朝。

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探信。

這一回寫賈政過生日，「寧榮二處人丁齊集慶賀」，自然「熱鬧非常」，這是一處「極熱」的場景描寫，可以想像，賈府上下，無不心情愉悅，精神愉快，洋溢著一種逍遙自在的富貴氣象。然而，就在這樣歡樂祥和的時刻，一個人的出現，準確地說是一個太監的出現，打破了這「極熱」之境。作者借門吏之口點明了他的身份：「六宮都太監夏老爺」。「嚇的賈赦賈政一干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讓他們怕的不僅僅是夏太監這個人，而是夏太監這個身份。這個身份意味著夏太監是宮裡的人，是皇帝身邊的人，他的使命就是代皇帝向賈府（也可能是府中某人）下詔書，傳達皇帝的聖諭，「如朕親臨」，賈家人焉能不怕？

除了皇宮和皇帝的背景令賈家人怕，還有一點也令賈家人怕，那就是皇帝派太監來下詔書，但賈家人卻「不知何事」。皇帝下詔書給臣子，會有何事？不外乎「吉凶」二字。從這樣一個小細節就可以看出，在小說所寫的的時代和社會環境里，皇帝對每個臣子都有生殺予奪的無上全力；而臣子的命運則完全被掌控在君主的手裡。正因為如此，才有綿綿不絕之「伴君如伴虎」之感慨，此起彼伏之「聖意難測」之喟嘆！

待夏太監宣布旨意後，「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探信。」從這些描寫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皇權至上」的帝制時代，即便是賈家這樣的「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說到底，也是皇帝這個主子的奴才家族，在主子的權勢的陰影里，這個家族所有人都表現的唯唯諾諾、小心翼翼、戰戰兢兢，真是「路不敢多走一步，話不敢多說一句」。怕，是奴才對主子要遵守的「規矩」之一。

除了怕，還有敬。「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跪接。」撤去為臣子慶生的酒宴，表明在臣子的個人利益和君主權勢形成衝突之時，臣子會採取無條件退讓的原則。「擺香案，啟中門跪接」，這是賈府接聖旨的「規矩」。從這個「規矩」可以看出，無論臣子身份、年齡、性別，面對皇權只有無條件退讓，無條件妥協，無條件尊崇。在那樣的世界裡，「成人兒童化」成為一種現實存在，而這種現實存在又促使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奴性的病態化蔓延的趨勢。劉再復和林剛對此有一針見血的論述，在禮治秩序下，「人倫關係強化為尊卑名分的人身依附，尊貴者因卑賤者的片面無限服務去的人身控制權……權力者治下之民，恰如一群身心都未能充分發展與成長的『兒童』，權力者之上又有更高的權力者，大家都是一級一級的自然（年齡）上得成人，精神上的幼兒。」

在這種禮治型的社會裡，每個人都是等級鏈條中的一環，懂「規矩」者，往往既深諳卑賤者媚上之道，更深諳尊貴者治下之術。

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說道：「他媽前日沒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要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這也竟成了例了。」

這一段是五十四回賈府過元宵節，賈母和王夫人的對話。從賈母所說的話可以看出，她對襲人的不出現很是惱火。即便她所說的襲人「拿大」的話語另有深意，但在王夫人起身解釋後，賈母所說的話：「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要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這也竟成了例了。」卻充分表現出在賈家這樣的大家庭里，主子對奴婢們的基本態度，以及奴婢們的基本地位：只有主子才有資格談孝道，守禮道，奴婢們是沒有這個資格的；奴婢們完全就是一種「會說話的工具」，是主子們隨時可以差遣的「機器人」；主子們享有的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奴婢們是不配也不應該享有的。

在賈府，奴婢們的處境是悲慘的，作為等級社會中的卑賤者，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片面地無限地向主子們服務，而不配也不敢跟主子談條件。正如賈家人對皇帝主子惟命是從，奴婢們面對賈家人這樣的主子也只有惟命是從。小說里，作者不露聲色地以一個個不為人所矚目的細節，描寫了眾多賈府管教奴婢們的規矩：打板子、跪磁瓦、烙鐵燙、抽鞭子、捆綁人……甚至還往焦大嘴裡塞馬糞，這些今天看來觸目驚心的懲罰手段，在賈府卻習以為常。至於鮑二家的媳婦、司琪、金釧、尤二姐，甚至於晴雯，這些人的死，賈府中的許多主子們都是負有責任的，但在小說所寫的時代，主子們卻毫無牽連，最多付出點錢財上的補償。

可見，是「規矩」，造成了人的地位的不平等，也造成了不平等的人所組成的社會的愚昧和野蠻。難怪，賈家「合府上下都長著一雙勢利眼」，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社會，人不勢利，才是怪事；人不具有奴性，才是怪事。

二、是「規矩」，造成了慘痛的「骨肉分離」

上文提到賈母問襲人事，也表現出了這樣一種社會現實：大量的奴婢們即便是在親人團聚的傳統節日，照樣被自動剝奪了個人的自由和權益，不得不忍受與親人骨肉分離的痛苦，來為主子們效勞。在《紅樓夢》的世界裡，那些推動整個社會運行的「規矩」，不僅造成了奴婢階層的骨肉分離，事實上，即便是賈府這樣的名門望族，也無法倖免。作者對元妃省親的事兒寫出了太多蹊蹺，這些蹊蹺，正是「規矩」所造成的賈府骨肉分離的巨大痛苦的生動寫照。

蹊蹺一：元春的六次流淚

在整個元春歸省的過程中，元春共流了六次淚，與賈府的喜慶氣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麼，作者為何反覆描寫元春流淚？他這樣寫的意圖究竟是什麼呢？

當既定程序告一段落，元春終於可以和親人真正意義上團聚了。見到賈母和王夫人，作者寫到了元春的兩次流淚：

元春垂淚，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但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

尚未近距離接觸，元春已經垂淚，親人見面本該喜悅，但作者卻用一個有點反常的細節生動地表現了此時此刻元春的複雜心境，是悲傷？是喜悅？還是悲欣交集……還有更多無法明說的內容，萬千滋味，湧上心頭，再加上嗚咽對泣的賈母和王夫人的映襯，更加深了讀者的迷惘，為什麼哭呢？下面借元春的一句話輕巧地做了點明。

「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這時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見！」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

在說這句話時，又寫到元春第三次流淚。元春本意是想安慰賈母和王夫人的，不想張嘴卻說出了心中隱藏最深的話語，也是她自入宮之後一直隱藏著的話語，這無疑無形中又撥動了元春內心悲傷的琴弦，故而流淚。作者正是借這句話，來點明元春在這樣一個普天歡慶、親人團聚的日子裡何以多次流淚的根本原因。

「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一句，第二回已有伏筆，作者借冷字興之口做了交代：「政老爺的長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兩相對照，似乎可以歸納元春及賈府女眷們哭的原因了，她們所以哭，是因為骨肉分離，分離的那麼久，分離的結果那麼殘酷——若非「聖諭」，連最親的人也不能相見。同時我們也會認識到，若非賈府里的親人送元春到了「那見不得人的去處」，這樣的人間慘劇就不會發生。在元春眼裡，宮裡是一個「不得見人的去處」，這個「人」字可以理解成親人，也可以理解為正常的人，但無論怎樣理解，都可以看出，親歷了這一切的元春在宮中處境之凄涼無助。「好容易」三字，更將這種凄涼無助的心境渲染的無以復加。由此看來「二十年來辨是非」這一句的含義或許真的很簡單，那就是在宮中的元春一直在糾結，當年父母送自己入宮中，是是呢，還是非？

那麼，如何看待賈府送元春入宮的行為呢？其實，元春入宮在《紅樓夢》中並非一個個案。譬如薛寶釵，就有類似的經歷：

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征采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

兩相對比，可以發現，「選秀女」是小說所寫時代，所寫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世宦名家之女，皆得親名達部」的規定，可謂將仕宦名家女子一網打盡，儘管不是每一個女子都必然會被選入宮中，譬如薛寶釵；但至少是每個這樣家庭的女孩子，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就面臨著「骨肉分離」的巨大風險。入選的自然入宮，或「為與王阿哥等揀選福晉」，未入選的「本家才能自行選聘」。這種社會現象的背後，恰恰是社會制度在作祟。在清代「這種由朝廷控制八旗子女婚聘制度，一直實施到清朝晚期，並且從未間斷過。」所以在賈府人的眼裡，送元春入宮，是一種社會普遍行為，是遵守當時社會「規矩」的合理行為，元春去的是「宮」中，那是閤府的一大榮耀；而且在賈府的人看來，元春能入宮，是因為她的「賢孝才德」，這正是賈府「教子有方」的體現，是賈府「以國家和君主的主導思想為本」的以「禮」教子的巨大成果，也是令世人羨慕不已的幸運之事。

由此可見，造成賈府骨肉分離的社會原因，恰恰是小說所寫朝代的「選秀女」制度以及「婚聘」制度造成的。生活在這一制度下的個人或者家庭，在恪守這一制度的所規定的「規矩」時，骨肉分離幾乎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至少像賈府這樣有女兒被選入宮的家庭都必須要面對這種骨肉相離的現實。

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後面元春的幾次流淚了，這眼淚既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流，也為不能與親人長相廝守而流，更為短暫的親情重溫而流。

蹊蹺二：還能不能跟元春再見面？

在文中，有多處提到了能否與元春再見面的信息，前後矛盾，引人深思。

第一處是十六回借賈璉之口提出：

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體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外，不妨啟請內廷鸞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

這一處有兩處明顯的信息：「二六日」家人可入宮探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輿入其私第」，盡骨肉天倫之情。

第二處是十七十八回中元春所說：「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見」，元春所言顯然和賈璉所言前後矛盾。試想，元春住在宮裡，無時無刻不想著跟家人見面，宮內如果真有賈璉所言的「方便之恩」，元春肯定知道。既然知道，她就不可能說出「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見」的話！喜歡研究版本的讀者可能會認為，這大概是抄錄過程的篡改，或者作者還未來得及細細修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能不能再見到元春的信息下文又一次提及，透露這信息的仍舊是元春：

卻又勉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釋放，再四叮嚀：「不須挂念，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是盡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

顯然，元春這次表達的意思跟賈璉所說兩層「方便之恩」有一致之處，亦有不同之處。一處是每月可進內省視，這是相同的，但次數卻不同，賈璉的說法是每月兩次，而元春卻變成每月一次；一處是關於歸省，賈璉的說法是「凡有重宇別院之家」，皆可歸省，顯得比較樂觀，意味著「省親」是一件簡單的事，簡單到「凡有重宇別院」即可。反觀元春，「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一句中，著一「倘」字則表明，歸省一事只有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為什麼在短短的省親過程中，元春對能否跟家人再見面的說法會前後矛盾呢？可以肯定地說，她的說法必然有一種是真的，有一種是假的。比較一下元春兩次說話的場合就可以看出。第一次說「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見」時，身邊只有賈母和王夫人，也就是她的母親和祖母，這顯然是這個世界上她最親近最信任的人，她又恢復了她在這個家庭中的身份，一種血濃於水的情感令她忘掉了那個妃子的身份，展示出的是她的本來面目，故她說的是真話，是私密語言，亦是內部消息，或者實際情形。

第二次說話時，她身邊有執事太監，還有服侍她上輿回鸞的侍從們，更有送別她的「諸人」，此時人多事雜，她又恢復了妃子的社會身份，她的言行自然德符合朝廷的「路線方針」，與朝廷的說法保持一致。故而此刻，她說的是官方語言，她也必須說官方語言，自然與賈璉所聽到的官方語言具有一些一致性。即便如此，元春的官方說法里還是流露出了一些私密情感，這也是元春與賈璉的官方語言不一致的根本原因。作者正是藉助這些不同說法的細微的不同之處，毫不客氣地撕開了所謂「金口玉言」的偽裝。點明了皇帝制定的所謂的宮裡的「規矩」不可靠性。雖有所謂省親或進宮探視「旨意」，但能不能實現，還得靠「旨意」成全。換言之，那些所謂「旨意」往往是靠不住的，譬如五十五回，有這樣一段：

且說元宵已過，只因當今以孝治天下，目下宮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嬪妃皆為之減膳謝妝，不獨不能省親，亦且將宴樂俱免。

「一位太妃欠安」，各嬪妃皆要「減膳謝妝」「宴樂俱免」，自然「省親」之事，也成畫餅了。淡淡一句話，卻體現了在皇權至上的宮廷里，「嬪妃」們的真實處境，其實跟賈府里的那些奴婢差不多。在皇帝這個大主子的世界裡，他可以「以孝治天下」，向整個世界展示他的「孝道」，卻無視甚至隨意剝奪世人的孝道，即便是元春這樣的貴為「嬪妃」的人們。他可以為了宣揚他的孝道，頒布許多「恩詔」；也可以為了宣揚他的孝道，隨意終止這類「恩詔」。深知這一切的元春才會發出那樣震撼人心的感慨：「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見」！人在深宮，身不由己；舉目無親，無依無靠；骨肉分離，失去自由；思念親人，難以見面。熟知「那不得見人的去處」一切的元春，怎能不在歸省的過程中流下那麼多的淚水？

而製造這一幕幕骨肉分離的人間慘劇的是什麼人呢？是擁有皇權的皇帝。胡文彬先生對此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作者在此直接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罪惡的『皇權』，是他離散了天下女子！」

三、是「規矩」，製造出荒唐的「倫理錯位」

馮其庸先生曾指出：「從明到清官方的統治思想，一貫以程朱理學為其統治思想，任何人不得違反。」無論是賈府「規矩」中彰顯出的等級主義、還是「皇權至上」的專制主義，無不是這種統治思想的具體體現。在小說所描寫的社會環境里，三綱五常是維護人世倫常的基本準則,「 無論是三綱還是五常，其核心只有一個，那就是確立和維護法定的封建社會尊卑貴賤的等級序列，由此強調等級的不可逾越。」而賈府顯然也遵循了這一基本準則，連只去過兩回賈府的劉姥姥也不由地感嘆「禮出大家」。然而，透過賈府兩次元宵節的描寫，卻能發現許多由人世倫常的錯位所引發的鬧劇，讀來令人感到「荒唐無稽」。

當元春和親人見面時，作者這樣寫道：

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元春滿眼垂淚，方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攙賈母，一手攙王夫人，三個人滿心裡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對泣。

作者只是客觀地敘述，似乎根本沒有流露出對這一場景有何看法，但是這一個看來再正常不過的細節卻蘊含了一對尖銳的矛盾，元春「欲行家禮」與家人的「跪止不迭」的行為衝突。

元春「欲行家禮」，這是她在這個家庭成長過程中形成的習慣或者下意識，「欲行」並不等同於「行」，可見這種成長過程中形成的習慣或者下意識只是一種內在的心理活動，還沒有形成「行」的行為。表明元春此刻有一個短暫而複雜的心理過程，支配她「行家禮」的意識思維突然中斷了。

而引起這一中斷行為的，恰恰是賈母等人「跪止不迭」的行為。這一行為使得元春對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確認。即由「歸省的女兒」變為「歸省的皇妃」。反觀賈母和王夫人，要見這個晚輩，毫無心理障礙地甚至是不假思索地就行大禮，表明在她們所處的社會環境里，人們對於權貴的無條件臣服是一種普遍行為。在曹公平靜從容的敘述里，這種倫理錯位有序地從容地展開來，在無限莊重的氛圍里，卻展示了無限的荒謬與悲涼。在這一刻，「人是時代的人質」這句話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哲學論斷，相反，它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故而，元春接下來的行為方式也是以皇妃的行為方式展開的。「方彼此上前廝見」表明，她心裡清楚，她與家人的尊卑關係已經顛倒，她唯有面對現實。

當然，作者在刻畫元春這個人物之時，依然重視了人物情感的複雜性，在元春在整個會面中，時而理智的接受她已貴為皇妃的現實，時而衝破理性的約束，恢復了一個賈府出閣女兒的本來面目。與其父賈政的見面，正是這種理智與情感相交織的心境下會面的：

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元春垂簾行參等事。又隔簾含淚謂其父曰：

元春與父親家政見面，文中一句話用到了三個「簾」字：「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元春垂簾行參等事。又隔簾含淚謂其父曰」，可以說，這一道帘子從此就顛倒了曾經的「父慈子孝」的倫理關係，父子關係從此退位，甚至自此消失，而代之以君臣關係，尊卑關係。也就是說，看似平淡的一句描寫，實際上展示出了「君為臣綱」與「父為子綱」這兩條基本道德觀念和基本準則之間的尖銳矛盾。

還原一下，如果元春不是皇妃，回到這個大家庭，「跪止不迭」的應該是她，如果不這樣做，顯然「違禮」又「違理」；她與父親相見之時，也不會隔簾相望了。可是由於身份和地位的改變，元春由「卑」而「尊」，賈政由「尊」而「卑」。這種倫理關係的錯位，這種長幼有序的戲劇性錯位，充滿了荒誕色彩。

「田舍之家，雖齏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莽寒門，鳩群鴉屬之中，豈意得征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啟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外，願我君萬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懣憤金懷，更祈自加珍愛。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庶不負上體貼眷愛如此之隆恩也。」元春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切勿記念」等語。

元春與賈政初見面，即便是心裡話，說的時候還是顯得比較客觀冷靜的，拿「終能享天倫之樂」的「田舍之家」，與靠送女入宮的「富貴之家」作對比，使樂者更樂，悲者更悲。更重要的一點是，她在此處並沒有如前面見賈母和王夫人時那樣，直接點出造成這一不幸結果的正是賈政等家人，這表明恢復理智的元春對自己入宮這一事實一直有清醒的認識，這一切並不只是由父母單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元春說話時顯得比較克制。可是，這種克制，是有限度的剋制，在見到賈政之時，情感的潮水同樣衝破了理智的閘門，她說的第一句話，不是以皇妃對臣子的口吻說的，而以女兒的身份向自己的父親訴說「富貴至極不如天倫之樂」的悲哀。這應該是她內心最強烈的一種情感，如同與賈母、王夫人所說的話一樣，是所謂掏心窩子的話。

反觀賈政，他所說的一長串話，正是所謂標準的「官樣文章」從大段慷慨激昂的表白里，我們可以看到，賈政對皇帝的無限感激，無限忠誠；我們也可以看到賈政為元春能夠給賈家這個大家族帶來的無限榮耀的現在和未來，內心涌動的欣喜和激動之情；我們也可以看到賈政對皇帝無限美好的祝願。但我們看不到，她對自己的女兒流露出一點父親應該有的真實情感。

即便是涉及到了血緣關係，也只是一句客套話「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懣憤金懷，更祈自加珍愛。」「自家珍愛」，這句話彷彿流露了這樣一點父親情感，可實際上又是一句不痛不癢的勸勉語。這句話客套色彩明顯地強於情感色彩。「自家珍愛」意味著，無論宮廷生活如何凄涼無助，都需元春獨自面對。自己雖為父親，不僅不能去保護這個女兒；相反，自己的仕途，賈府的前程還要寄托在元春身上，也就是說，賈政這四個字對元春的期望重於慈愛。

除了「自加珍愛」的希望，賈政還有一個最大的希望：「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在賈政心目中，唯有如此或者能夠如此，元春才能完成這個家族賦予她的真正使命；在他看來，宮裡不僅不是「人不得去的地方」，相反，那兒正是關係自己前程家業的理想天堂。換句話說，在他的這段陳詞里，我們所看到的只是見證對女兒這個「工具」的期望，而不是對元春這個「女兒」的期望。

透過段對話，我們就能清晰地看到，元春和父親之間明顯的情感錯位。賈政一番陳詞，令兩人之間的親情關係迅速讓位於權勢關係，難怪元春對此次談話很快就意興闌珊了，「元春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切勿記念』等語」，這些話顯然也是客套話，是官方語言，表明元春被自己的父親又硬是逼回到了「賈妃」的身份去了。

人對權力的追逐將人倫關係撕成了碎片，元春見到的不再是慈愛的父親，而是忠誠的臣子。

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社會環境里，誰都知道「三綱五常」乃社會道德體系的基本核心，可是曹雪芹卻借這樣一段對話展示出了這一倫理體系的內在的矛盾，即所有的道德規範都必須服從於「君為臣綱」這一條核心原則。在今天看來，「父子」關係變「臣君」關係，以及因此引起的倫常關係的顛倒是荒唐的，但在小說所表現的時代，卻是再自然不過的。這種倫常關係的顛倒和矛盾，助長了那個時代里那些一邊恪守社會規範一邊違背社會規範的行為的發生，尊「禮」和違「禮」都成了一種行為藝術，宛如在戲台上表演一樣。比如第二次寫賈府過元宵，就有下面奇葩行為發生。

賈珍答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邀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

在等級分明的大家庭里，兄弟關係也有尊卑，《論語》裡面有「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說法，弟，李澤厚先生解釋為：尊敬，愛戴兄長；而兄長則指的是同家族、宗族、氏族的同輩而年長者。《禮記.禮運》對兄弟之倫解釋的更清楚：「何謂人義?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從這兩處儒家經典論斷可以看出，兄弟之間，正常的倫理關係應當是「兄良弟悌」。了解了這些文化背景，再來考察賈珍兄弟「買歡追笑」的行為，顯然是典型的亂了人倫的行為。兄不良，弟不悌，沆瀣一氣，臭味相投，難怪這兩人與賈蓉會在賈敬的喪禮舉行之際，會做出「聚麀」之醜事來。

讀到此處，怎不讓人心生「說到心酸處，荒唐愈可悲」之感慨，儒家的倫理道德在與皇權專制相結合的過程中，原本隱藏和不斷產生的矛盾，不斷解構著倫理道德本來的價值體系，也不斷製造出一些現實中隨處可見的倫常錯位的鬧劇。這鬧劇充滿了荒誕意味，同樣也充滿了悲劇意味。

透過賈府的兩次元宵節，我們了解了三條賈府這樣的仕宦之家所遵循的眾多規矩中的三項「規矩」，這三項「規矩」的背後，無不有綱常禮教和皇帝專制的影子，這或許正是《紅樓夢》裡面的人物人生悲劇產生的根本原因。錢穆說：「中國文化，全部都是從家庭觀念上築起」。反言之，我們也可以從賈府這三大「規矩」作為一個出發點，來反思中國的傳統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來更好地經營好自己的人生，經營好自己的家庭，從而避免賈府里上演的那些荒誕劇、悲劇的重演。如果能夠做到這些，就是對書里書外找不到人生出路的曹公做好的紀念。

【注釋】

本文所引《紅樓夢》原文，均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北京第三版、2008年7月北京第三版、2016年9月第58次印刷的版本。

王國鳳：《現代文化觀照下的紅樓之「禮」》 [J]，《玉林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第116頁。

夏桂霞：《紅樓夢鏡像下的清朝禮制文化》[M]，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第67頁、191頁。

于洋：《人性的復歸——〈紅樓夢〉的教育世界》[M]，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第51頁。

胡文彬：《世紀回眸 當代紅學的回憶》[M]，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3月第一版第123頁。

馮其庸：《論紅樓夢思想》[M]，商務印書館，2014年1月第一版第44頁。

李惠君：《「三綱五常」的形成和影響》[J]，《文史雜誌》，2010年第三期第22頁。

李澤厚：《論語今讀》[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6月第1版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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