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江口沉銀」：大量白銀源於何處？

2015年底以來，多家報刊以四川江口考古新發現為題，對張獻忠江口鎮沉銀作了大規模報道，進一步坐實了張獻忠江口沉銀事件，掀起了探索沉銀之謎的又一波熱潮。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是重要學術取向，問題是張獻忠為什麼會有大量白銀沉於江口？江口沉銀是一個表象，值得追尋的是那背後關乎張獻忠成敗的歷史真相。

張獻忠資料圖

白銀貨幣是一把雙刃劍，加速了明朝政治腐敗、土地集中和賦稅加派的進程，激化了社會矛盾

2005年江口古鎮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銀錠，其形制與塹刻銘文都表明是崇禎時期征解的稅銀。江口所沉的這些稅銀，有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學界論及明末農民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有明朝政治腐敗、土地集中、賦稅加派、災荒頻發等等，但是迄今鮮少關注到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問題。追尋歷史，白銀從貴重商品最終走向了完全的貨幣形態，即貨幣化，是在明代。大規模使用白銀，是明代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發展到晚明，白銀作為主要貨幣，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白銀貨幣不僅是財富的象徵，而且成為政權賴以存在的基礎。

明初推行寶鈔，禁用金銀交易，白銀不是合法貨幣。自14世紀末開始，隨著民間用銀、官方賦役折銀，白銀貨幣極大地擴展，15世紀末白銀貨幣化在社會內部的膨脹，促使出現了海外貿易熱潮，使得貨幣和財產進一步活躍了起來，喚起了人們新的更大的白銀貨幣需求。嘉靖年間，白銀在社會流通領域中已經佔據主幣的地位。此時，一方面出現了國家財政上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會上從皇族到小民都有對於白銀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全社會的商業性行為，正說明了無論從國計還是從民生都存在著對白銀的大量需求。16世紀全球化開端，這種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巨大需求形成與全球的互動，導致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但我們切不能忘記，此前伴隨白銀貨幣化過程的，是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賦役改革——從折銀到征銀，這是明朝賦役改革有別於歷朝歷代的根本特徵。發展到張居正改革，核心是財政改革，改革存留於世的兩部重要文獻《萬曆會計錄》和《清丈條例》，證明了白銀貨幣成為國家財政體系主體的趨向，表明中國古代兩千年以實物和力役為主的國家財政體系向以白銀貨幣為主的財政體系轉型，標誌著中國從傳統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的轉型。

張獻忠建立政權，軍餉等費用取之於沒收官府、宗室和官紳所得，打擊明朝藩王宗室是一條重要線索

江口沉銀的大量白銀源於何處？從已發現銀錠銘文可知，江口銀錠實物是大西軍轉戰湖廣、四川等地獲取的。晚明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政治腐敗，皇族勛戚、貪官污吏利用政治上的特權，大肆搜刮和積聚巨額的白銀財富。皇室、勛戚和官僚豪紳的私有土地——皇莊和莊田急劇膨脹，「莊田侵奪民業，與國相終」。明宗室的人數大約以30年翻一番的幾何級數增加，明後期數以萬計的龍子龍孫的祿米，成為國家財政和地方開支的嚴重問題。藩王宗室的祿米和賜予的莊田，大多通過加派賦稅來實現，莊田遍布地區成為社會矛盾突出的地區。追蹤張獻忠白銀的來源，他建立政權，軍餉等費用取之於沒收官府、宗室和官紳所得，打擊明朝藩王宗室是一條重要線索。

崇禎十四年二月，張獻忠攻下襄陽，襄陽是明朝的軍事重鎮，是襄王的王府所在地，軍需餉銀，聚集在城內。張獻忠處死了襄王朱翊銘和貴陽王朱常法，下令沒收襄王宮中的全部財產，並「發銀五十萬以賑饑民」。

崇禎十六年五月，張獻忠攻下武昌。武昌是楚王朱華奎的王府所在地，楚王在武昌累世搜刮，聚集了大量財富，每年莊田租銀就多達21300兩。大西軍到來之前，省城的文武百官曾齊集楚王府，向他借銀作為軍餉來守城，楚王卻只是令人搬出一把洪武年間分封諸王時的裹金交椅，說：「此可佐軍，他無有！」張獻忠入武昌後活捉了楚王，「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見到王宮中眾多金銀財寶，他不禁嘆息道：「有如此金錢不能設守，朱鬍子真庸兒！」下令把楚王扔入河中。

崇禎十七年六月，張獻忠攻克重慶，處死了瑞王朱常浩。瑞王的20000頃莊田，一直是靠陝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攤田畝數加派賦稅取得租銀的。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蜀王憑藉政治勢力，霸佔大量跨府連縣沃土，積聚了驚人的財富。史載第一代蜀王朱椿霸佔大量土地，共建了300多個王莊，每天由一個王莊提供「王膳」，一年才輪換一遍，「富無與比」。萬曆年間，蜀王府莊田已經佔有都江堰灌溉的11個州縣土地的7/10。當大西軍進川時，這位富有的末代蜀王朱至澍還捨不得出銀子，居然說自己沒有積蓄，僅有承遠殿一座可以賣了充餉。張獻忠於八月初九日攻下成都，改成都為西京，建立大西政權。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張獻忠將蜀王府改稱皇宮。

大西政權未能建立財政稅收制度，也未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這正是張獻忠徒有大量白銀，只落得江口沉銀悲劇的根本原因之一

清軍入關後，大順三年九月，迫於形勢，張獻忠率眾50萬退出成都，準備移師陝西。十一月七日，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坡與清軍交戰，中箭身亡。此後江口沉銀傳說廣為流傳，直至21世紀為考古發現所證實。而留給我們的是國家轉型與農民歷史命運的沉重話題。

崇禎十六年在湖南長沙，大西政權曾發布檄文，宣布「錢糧三年免徵」。所謂「錢糧」，在萬曆年間全國清丈田畝統一征銀、明朝財政體系發生從實物與力役為主向以白銀貨幣為主的重大轉型以後，基本上是白銀的代名詞。張獻忠一路轉戰，獲取了大量白銀財富，為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權提供了經濟保障。但是定都成都以後，一方面要解決龐大的軍費和政府開支，另一方面「三年免徵」，大西政權也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財政稅收制度。財政是政權存亡的命脈，在文獻記載中，我們看不到大西政權實行按土地或人口徵收賦稅的政策，看到的是幾十萬大軍和各級政權的消費，基本上依靠沒收官庫和打糧來獲得。這樣一來，儘管張獻忠嚴控財富，部下若私藏金銀一兩，斬全家，私藏十兩，本人剝皮，斬全家，並鑄造了「大順通寶」，但是大西政權不能建立財政稅收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堅實的財政基礎；打糧激化社會矛盾，不利於恢復社會經濟發展，更不可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這正是張獻忠徒有大量白銀，只落得江口沉銀悲劇的根本原因之一。（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