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適的《最後一課》到錢基博的「最前一課」

都德

胡適在1912年將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譯成中文，隨後在《論短篇小說》（載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中略述翻譯經過及作品內容：「Daudet所做普法戰爭的小說，有許多種。我曾譯出一種叫做《最後一課》（La derniere classe ，初譯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報》，後改用今名，登《留美學生季報》第三年）。全篇用法國割給普國兩省中一省的一個小學生語氣，寫割地之後，普國政府下令，不許再教法文法語。所寫的乃是一個小學教師教法文的『最後一課』。一切割地的慘狀，都從這個小學生眼中看出，口中寫出。」他非常欣賞這篇作品，推崇為「用最經濟的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短篇小說」。不過從他最初棄用原名而改以「割地」作為篇名，很明顯透露出其中另有寄託，對近代以來中國不斷對外割地賠款的隱憂溢於言表。

從1920年代起，胡適所譯《最後一課》就被先後選入《白話文范》（商務印書館1920年）、《國語教科書》（商務印書館1923年）、《國文百八課》（商務印書館1936年）等教材，影響日趨擴大。隨著時局動蕩，國事日蹙，小說也越來越激起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強烈共鳴，幾乎構成了那一代人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何兆武曾憶及讀中學時，某日清晨日本飛機在空中盤旋，「一般上課前大家又說又笑，班裡總是亂鬨哄的，可是那天一進教室，全班同學都坐在座位上，老師也坐在那裡，一點兒聲音都沒有，就好像都德《最後一課》里描寫的那種要亡國的感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上學記》第一章）。年少時經歷過的驚恐場景，待垂暮之年回想起來，依然還歷歷在目。早年就讀於南開中學的何炳棣，對該校的愛國傳統一直引以為傲，但在回憶中也提到：「近代愛國學校故事傳播到世界各國之廣，打動億萬學童心弦之深的，莫過於源自法國的《最後一課》。……從小學讀此故事的六十多年裡，我的內心一直不敢絕對地以南開中學作為世界上第一愛國的學校，原因就是《最後一課》故事的簡單而動人，敘事手法的高妙，實在令人感動佩服。」（中華書局2012年版《讀史閱世六十年》專憶3《愛國紀錄的創造者》）藝術的虛構竟然勝過了生活的真實，這無疑要歸功於作家的精心創作，譯者在其間自然也功不可沒。

錢基博的《最前一課》

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輕學子可以通過課本去領受小說的熏染，而那些看似與外來文化絕緣、固執堅守傳統的老輩學者，對作品所傳遞出的焦慮和沉痛，其實也同樣多有感觸。錢基博在1938年撰寫時評《最前一課》（載1938年《新陣地》第六期），一開始便撮述小說的主要內容，並總結道：「阿爾塞斯的人對法文最後一課的眷戀，就可證明阿爾塞斯還是法國的阿爾塞斯；到了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結果，果然還我河山，於是這最後一課，就成了法國一篇很著名小說的題材，刺激法國的人心，策動法國的復興！」由於早年有過在中學任教的經歷，錢氏素來關注中學國文教學，對頻頻出現在不少教材中的《最後一課》大概不會茫無所知。更何況此前由他編纂的《國學必讀》（中華書局1926年）中曾選有胡適的那篇《論短篇小說》，應該也會注意到其中盛讚過《最後一課》。而此時他又正和顧谷宜合作編譯《德國兵家克勞山維茲兵法精義》（江南合作出版社1941年），對普法戰爭的來龍去脈多有涉獵，聯繫史實來說明小說在此後所產生的影響，對他而言也絕非難事。

不過緊隨其後，錢基博便引入正題：「現在我們中國，被日本人的大炮飛機威嚇著；土地幾千百里整塊的放棄；甚至我們江浙兩省，號稱全國文化的中心，也接連著山河變色，有成阿爾塞斯之可能！」就在此前一年，因為戰事加劇，他不得不放棄在上海光華大學的教職，改至位於杭州的浙江大學任教；而為了躲避接踵而至的戰火，這一年他又被迫拋下家人，隨校內遷至江西泰和。流離失所的切身經歷顯然加深了他對小說的體會，並在此基礎上由彼及此，翻陳出新，做了進一步引申發揮：「然而我們中國的教學，到了今日果真成了最後一課嗎？我覺得我們中國的教學，到了今日，才開始了最前一課。」將小說里的「最後一課」改為現實中的「最前一課」，毫無疑問別具深意。究其原因，在他看來，「現在才是困苦艱難的開始」，「這個困苦艱難的教學最前一課，便是試驗我們中國一般的青年，能否負得起中國復興的責任？」稍後不久，他因感於時勢而撰著《孫子章句訓義》（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自謂「少喜談兵」，因而「推本《孫子》之意，以明著閃電戰之不足奇，速戰速決之不可能」（《卷頭語》）。這一方面固然是針對戰事初起時日本妄言三月之內消滅中國的嚴正駁斥，另一方面也不妨視作他對長期抗戰早就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所謂「最前一課」，也正是寄望於青年學生能夠經受考驗和磨礪，以隱忍剛毅、堅苦卓絕的態度，來正視這場攸關家國存亡的殘酷戰爭。

不寧唯是，錢基博又繼續論及「最前一課」所包含的另一層深意。他認為小說雖然沉鬱哀婉，卻不免令人失落迷惘：「說到最後一課，山窮水盡，似乎有些絕望，我們要把現在的最前一課，結束從前的最後一課；要把當前的困苦艱難，洗滌以往的偷閑逸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此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所以我們要努力現在的最前一課，另闢生路；勿再留戀從前的最後一課，自陷絕望！」反覆闡明要以希望來替代絕望，尤其強調若能用當下的自強不息去滌盪過往的忍辱偷安，那麼「現在我們困苦開始的一課，安知不就是將來複興中國的開始一課？」在《德國兵家克勞山維茲兵法精義》中，錢氏曾對當時中日戰局做過一番剖析：「我之抗日，苦戰一年，破軍殺將，主客交困。日之師老，我亦力竭，勝負之分，其孰能久？而治心治氣則能久，奪氣奪心則不能久。」（《發凡第一》）認為在雙方陷入僵持之際，唯有鼓舞士氣民心，方能佔得勝機。用「最前一課」來激勵因瀕臨困境而意志消沉的學生，想來也正是「治心治氣」的重要手段。

錢基博與錢鍾書

對自己倡導的「最前一課」，錢基博並不只是口陳標榜，同時也身體力行。就在1938年末，他應老友廖世承的邀請，從上海出發，經浙江、江西而至湖南藍田，出任剛建成不久的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為了增強學校的師資力量，隨後又令剛從法國學成歸來不久的長子錢鍾書出任該校外文系主任——《圍城》中描寫方鴻漸一行由上海出發至三閭大學的經歷，有不少靈感應該就源於錢鍾書赴任途中的見聞。錢基博到任之後事必躬親，為了曉諭學生立身處世之道，他在1939年發表演講《「切己體察」》（載《國立師範學院旬刊》第三期），文中再次提到都德的《最後一課》，並與自己的「最前一課」作比較：「我覺得法國人的最後一課，就是預備今天結束了法文課，明天去受德文課。法國已承認了失敗，亞爾薩斯州的人民已承認了降服。我們中華民國的人，如何甘願去受日語課？那末怎樣可以把今天的國文一課，當作最後一課呢！所以與其說最後一課，不如說最前一課。最後一課是法國人民戰敗的紀念；最前一課是中國民族復興的基礎。」他勖勉全體師生在危亡之際更應該提振精神，砥礪意志：「現在抗爭已支持了二個多年頭了，日本軍閥佔了中國的土地，占不了中國的心：這也是當前抗戰所給予我們的一個好教訓。所以抗戰，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前的一課。本學院在抗戰期間開辦，就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前一課，要我們師生來擔負；任重道遠，諸君如何可以忽略了這個最前一課之學生的大任！」對莘莘學子，他不僅寄予厚望，同時也嚴加儆戒：「諸君今日先要卧薪嘗膽，自己振作，然後他日可以教人振作；如其不然，諸君就是忽略了最前一課之學生的大任，辜負了本學院創辦的意義，對不起自己，對不起中華民族。」儘管全文主旨基本不出此前《最前一課》所闡述的範圍，但言辭之中更可見慷慨激昂、誠摯痛切之情。雖然生活條件困苦，他依然嚴格自律，身先表率。正如當年隨侍其旁的弟子吳忠匡所說的那樣：「在藍田的那些日子裡，我們除了教學任務外，只是讀書，鑽書堆，每天的生活極其單調刻板，然其格調卻又極豐富多彩。老先生每天自清晨到深夜，總是端坐在他的大書案前無間息地、不倦怠地著書立說，編撰《中國文學史》，寫讀書日記。」（《記錢鍾書先生》，載《中國文化》1989年第一期）

經過八年的漫長等待，錢基博終於迎來期盼已久的勝利。他在1945年末又發表了一篇《最前一課之國立師範學院》（載《國立師範學院旬刊》第一二二期），撫今追昔，感慨萬千，而時移世變，情隨事遷，對「最前一課」又有了新的感悟。首先，從世界範圍而言，他認為歐洲爭霸雖已暫告結束，但世界爭霸則方興未艾，中國應防患於未然，「來日大難，何可倖倖抗戰之已畢最後一課也！」其次，就整個中國而言，他指出如果不加緊建國，躋身強盛，勢必會再次招致別國侵凌，「凡吾國人，保大定功，毋幸當前之最後一課，而忽此後之最前一課！」這兩方面固然可見他對時局不乏遠見洞察，但終究並非題旨所在，其目光所注乃在最後一點，即就自己所在的國立師範學院而言，「明恥教戰之最後一課雖終，而持危定傾之最前一課方亟」。他認為「抗戰雖勝，而建國未成，人心迷於趨響，國是遂以紛紜，尤當樹立師範，整齊學風，以定國是而端士習」，師道學風關係到國家興亡和士氣盛衰，絕不能因為抗戰勝利而稍有疏忽懈怠。他為此大聲疾呼：「苟不圖最前一課之豫，必無以善最後一課之終！凡我同仁，慎終如始，最前一課，尚宜努力！」他在湖南八年期間撰有《近百年湖南學風》（求知書店1945年版），在表彰湘學先賢「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之餘，還號召道：「凡我共學，倘能恢張學風，繩此徽美，樹規模，開風氣，以無忝於前人，豈徒一校之私以為幸，國家景命，有利賴焉。」（《導言》）同樣以尚友前哲、整飭學風為己任，足見念茲在茲，無時或忘。

圖片來自《錢基博年譜》

儘管錢基博屢次闡發「最前一課」的深意用以引導鞭策後學，卻恐怕未曾料到數年之後，年逾六旬的自己居然也要接受「最前一課」式的再教育——也就是兒媳楊絳後來所寫的「解放後知識分子第一次經受的思想改造運動——當時泛稱『三反』，又稱『脫褲子，割尾巴』。這些知識分子耳朵嬌嫩，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因此改稱『洗澡』，相當於西洋人所謂『洗腦筋』」（三聯書店1988年版《洗澡》），實際情形當然要遠比小說來得嚴酷。錢基博在1952年左右寫過一份長達兩萬餘言的《自我之檢討》（載《天涯》2003年第一期），其中當然免不了要撇清和胡適的關係，「我的思想，和胡適思想不相容」；更免不了要自污一番，「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觀念，並未根除凈盡」；然而到了最後，他依然堅稱：「我願為社會服務，我不願社會姑息我！倘社會認我不合時代需要，應得予以清除！苟我自信所學，社會必有需要之一日，我歸而杜門，也當悉心研究，蒐集材料；一旦社會需要，我就出而貢獻！倘我自念老至耄及，就當傳諸其人！」依然擲地有聲，充滿鬱勃兀傲之氣。在他內心深處始終秉持著「定國是而端士習」的堅定信念，以至到了1957年6月，還抱著重病之軀，不合時宜地上書讜論，甚至直言「政策之宣上德者多，民艱之抒下情者少」（華中師範大學檔案館藏《上王任重書》）。結果當然不言而喻，立即遭受到粗暴無情的嚴厲批判。五個月後，他終於在抑鬱失望之中溘然長逝。他多年以來心無旁騖，潛心苦讀，可記錄讀書心得的五百多冊《潛廬日記》在隨後的劫難中終被付之一炬；否則倒是可以和錢鍾書的《容安館札記》《中文筆記》《外文筆記》等相互比觀，讓後人略窺這對現代學術史上最知名的父子孜孜矻矻的治學風範。而他耗費多年心血精心撰著的《中國文學史》，最後一部分《清代文學史》也不知所終。他一直在用「最前一課」來勉人勵己，最後居然連自己著作中的「最後一課」都沒能保住，著實令人棖觸萬端，感慨莫名。那些一心想要給錢基博上上課的人，難道不應該再好好補補課嗎？(文/楊焄)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